约翰·洛克与《理解能力指导散论》
在西欧的历史上17世纪是一个重要的世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君主兴起、城市繁荣等都呈现出人们从中世纪的黑暗中挣扎出来的轨迹，为进入现代世界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以实验科学、基督教会和民众主权为其时代特征。约翰·洛克的身世和他的思想都打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也充分表现了当时的英国社会动态和英国上层社会人物的风范。洛克的兴趣广泛，他从事的工作先后也各不相同，他结交的朋友颇多，其中不乏哲学、科学、政治和宗教方面的知名人士，而且他的足迹不限于英伦三岛，几乎遍及欧洲的主要国家。他虽然不是一个政治家、科学家、宗教家，但是他探索知识的根源、确实性和范围，对于解放人类的思想、提高人类的认识能力，确实是一大贡献。他的大作《人类理解论》放射出唯物主义的光芒，拨开了宗教和愚昧给自然和人类所笼罩的迷雾，大有助于普通人和专门家对于自然和人类的理解，更可以增加人类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他的《理解能力指导散论》可以当做上述大作的外篇，为大作里的原理原则提供许多实施方法。如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散论》是指导人们怎样运用理智能力去学会学习，以便促进学习效果的一本手册，因此它还是他的另外一本名著《教育漫话》的姐妹篇。如果《教育漫话》中多半是老生常谈，那么，《理解能力指导散论》就有洛克的许多真知灼见，补充《教育漫话》里多少忽视了的有关阅读等方面的一些内容。
约翰·洛克（John Locke）于1632年8月29日出生于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Somerset Shire）林格通（Wrington）村庄。他的父亲是具有浓厚的清教徒倾向的英国国教教徒，薄有田产，做过律师，当过英格兰国会军的小军官，与保王党作战，反对信仰天主教的英王查理一世（Charles Ⅰ）。洛克于1646年进威斯特敏斯特学校学习经典著作、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接受经院主义的中等教育。学校纪律严格，强调语法，死记硬背，几乎不开设自然科学和其他科目。1652年中选进入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1656年获文学学士学位，1658年获文学硕士学位，留校讲授希腊文、修辞和哲学，共计四年。他对于中学和大学沿用中世纪的经院课程深感不满，认为经院哲学烦琐无用，演绎逻辑不切实际。后来学医，虽获学士学位，但并未正式行医，然而因接触新科学而对科学颇感兴趣。他曾利用化学家波义耳（Robert Boyle，1627—1691）的实验室从事化学和气象学的研究，又从临床医学创始人西德纳姆（Thomas Sydenham，1624—1689）研究医学。在研究中他都坚持以经验和观察为依据的科学方法。洛克还与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结为好友。17世纪90年代，牛顿领导了抗议剑桥大学天主教化的运动，赢得了许多具有新科学精神的知名人士的爱戴，洛克就是其中之一。在哲学方面，洛克接受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的唯物主义感觉论，深受笛卡儿（René Descartes，1596—1650）理性主义的启发，从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赞赏他在《方法谈》中提出的思想：按照单一的机械学原理的体系对一切自然现象进行逻辑性描述。洛克1675年访问法国，深受伽桑狄（Pierre Gassendi，1592—1655）的影响，接受物质的原子论，而且认为感觉是知识的首要源泉，从而对于笛卡儿的研究和批判更加深刻。此外，洛克探究了17世纪广泛讨论的自然法则在社会、政治和宗教生活中的作用。一般认为人类使用理性能够认识道德的基本原则，否则可从基督的启示来认识。洛克认为自然法则是用理性发现的，最终则依靠神的意志。自然法则这个概念以假定人类的兄弟情谊和仁慈为先决条件。他对于这些基本概念的进一步发挥和他于1662年在牛津大学结识库珀（Anthony Ashley Cooper，1621—1683）有密切的关系。
库珀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640～1660），初则出师勤王，后因对保王党不满，投向国会，拥戴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克伦威尔是以城市平民为主的清教革命的军事领袖，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推翻君主专制，捍卫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克伦威尔逝世后，库珀于1660年到荷兰迎查理二世（Charles Ⅱ）返回伦敦就位，受封为阿什利勋爵（Lord Ashley），1672年晋升为沙夫茨伯里伯爵第一（1st Earl of Shaftesbury），1681年入狱，继而宣告无罪，次年逃往荷兰。他极为欣赏洛克多方面的才能，从1667年起请他担任秘书和家庭医生，并负责教导他的儿孙，后来成为他的政治顾问，并数度推荐洛克担任公职，1682年携同逃亡荷兰。1688年光荣革命成功，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建立联盟，洛克返回英国，又在伦敦担任公职，1691年因哮喘病重，移居埃塞克斯（Essex）郡奥茨斯（Oates）城，寄居在安妮（Anne）女王（1702～1714在位）的宠臣马沙姆夫人（Lady Masham，？—1734）家；1704年10月28日病逝，终年72岁，终生未娶。
洛克于1668年被选为新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广泛结识了哲学和科学界的人士，接触科学的新成就，讨论哲学问题。他主持过这些学人的集会，讨论心智的能力，仔细考察这些能力以便了解人类理解能力适合于或不适合于处理的对象。他在伦敦度过的岁月中，还和剑桥大学的柏拉图学派的人物相抗衡。柏拉图学派虽然同情实验科学，但是反对唯物主义，可是在政治上和宗教上却采取宽容的态度。洛克反对他们的先天观念的论点，但赞赏他们对宗教的宽容，强调实际行为是宗教生活的一个部分。他坚持主张君主立宪制，基督教新教徒继承王位，公民自由，宗教宽容，国会裁决以及英国的经济扩张政策。他以实现这些主张作为他献身的目标，因此，他成为国会党的思想领袖。正如恩格斯所述，洛克成为1688年阶级调和的产儿。
洛克晚年的工作是出版经过他长期思考和反复论证的著作。1689年出版了《论宽容的信札》。他认为没有人具有完全的智慧和知识来支配他人的宗教形式；每个人都是一个道德的存在，对上帝负责，因而这就以自由为先决条件；违背个人意志的强制只能取得表面的顺从。这些比较保守的观点他在牛津读书时就已形成。他对于无神论、天主教和绝对主义仍旧深恶痛绝。
他在1690年出版了《政府论》上下篇，这是他根据从政多年的经验得出的政治原则。他认为政府是一种信托，其目的是保证公民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因而统治者不能尽其职责时，公民有权放弃对他的信任。政府和政权是必要的，而公民的自由也是必要的。在君主立宪制的民主国家里，人民仍旧享有自由。
洛克在自然法则的探索中，从宗教、政治和社会问题里看到最重要的因素是人的本性。要理解人，只观察其行动是不够的，更应探究他接受知识的诸多能力。洛克从1671年到1690年花了将近二十个春秋，撰写了《人类理解论》，三度修订，终于在1690年出版。他主张人类心智的性质和能力是哲学研究的出发点。他是哲学史上坚持这种观点的第一个人，因而奠定了现代科学之认识论的基础。这部卷帙浩繁、影响深远的名著探究人类知识的本原、确实性和限度以及信念、意见和同意的根据和程度。它的主题是我们的一切知识主要是从经验而来。人的心智用洛克自己的话来说，最初好像一张白纸，并没有与生俱来的观念，然而心智有先天的潜在能力，这是不可否认的。知识的原始材料是观念。观念来自经验之中的感觉和反省。前者是外部世界的经验，后者是内部世界的经验。知识的观念是确实性。观念又有简单观念和复杂观念两种。简单观念是现成的，只要我们能够感觉和思考，我们既不能拒而不受，也不能加以改变。心智在接受简单观念的时候是被动的，但是心智有能力把简单观念组合成复杂观念，这就是反省的作用。我们对于诸多观念之间有相符或不相符的知觉，我们的知识就存在于这种知觉之中。知识又分为直觉的、论证的和感觉的三种。直觉的知识不经过推理就能获得，例如，人能知觉到白色不是黑色。论证的知识是通过中间观念，从前提经过推论而得到的结论，例如，数学里的演绎推理。这两种知识都具有确实性。感觉的知识是靠感官获得的外部世界里对象的知识，不具有确实性，但又超过或然性。洛克在区别这三种知识中指明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的区别。如果推论确当，演绎推理所得结论为真；而归纳推理所得结论仅仅是或然的。洛克还指明或然性作为知识标准的重要性以及或然性在科学程序里的地位。
洛克继承古代希腊原子唯物主义，并以17世纪机械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的自然观为基础，形成了他的感觉主义的认识论而成为西方哲学史上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但是他的认识论主要有四个缺点。第一，他的主要概念“观念”的含义不清。他认为感官知觉给予我们以“观念”，反省也给予我们以“观念”，但是这两种观念，例如，“黄”、“白”等等和“知觉”、“思维”等等，大不相同，把它们相提并论未免会产生混淆，而且“观念”的范围太广，几乎无所不包，例如，“空间”、“运动”、“痛苦”、“存在”等等，也显然不当。如果感觉作用的“观念”是原来感觉印象的表象，如果心智只能认知它自己的“观念”，而不能认知观念所代表的原来印象，那么我们怎样能够确定有一个外在的世界，我们又怎样能够确定“观念”忠实地代表这个原来的印象呢？第二，洛克虽然极力把他的认识论建立在感觉经验上，他的思想深处时时流露出传统的理性主义痕迹。他一再强调知识必须确实，可是他常常使用“实体”（substance）、“本质”（essence）等术语。这类经院哲学的概念在他的经验知识里只是瑕疵，对于他的经验主义的建立并无裨益。第三，洛克混淆了哲学和心理学。他企图用理性来解答心智活动的问题，而这类问题只有通过充分而耐心的调查研究才能解决。心理学在历史上是哲学的奴婢，三百年前的心理学还没有脱离哲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他对心智活动的探究也多少背弃了他注重观察和实验的主张。第四，洛克的心理学是机械主义的。他要在心智内容的相互关系中建立像人体各部分或国家成员之间那样的关系。可是他承认，由于判断失误等原因，或然性在人类理性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他又承认每个人的观念的形成又各有其特点。由此可见，洛克的思想中既有怀疑主义的成分，也有观念主义的成分。这些缺点，一部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不可求全责备，一部分由于探究上有所突破而打开了新局面，同时也留下了缺口，成为以后不同学派的思想家从不同角度继续探究的起点，例如，伯克利（George Berkeley，1685—1754）的主观唯心论和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1）的唯物论就是在洛克的认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同哲学流派。
洛克的《教育漫话》是汇集他逃亡荷兰时和克拉克（Edward Clarke）讨论儿童教养的书信而成，并于1693年出版。这本书里的主张固然来自他个人关于社会和儿童的见解，也反映了16世纪末英国封建制度腐败，文艺复兴时期创办的文法学校的教学内容狭隘烦琐，教学方法刻板陈旧，不符合新兴资本主义社会的要求，因而产生了重视直接经验、崇尚实际的愿望。例如，培根批评当时的学生只学习文字，不直接研究自然界的事物，不能从事农牧和商业的工作。诗人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收集他讨论教育问题的书信，于1644年出版了《论教育》，建议改革陈旧无用的古老课程，注重数、理、化和外语以及其他实用科目，例如，测量、建筑和航海。又如切斯特菲尔德伯爵第四（Chesterfield，Philip Dormer Stanhope，4th earl of，1694—1773）的《训儿手札》，虽然是教导公子王孙讲究礼貌、取悦于人的家信，却崇尚实际，注重取得社会成就。
洛克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国家的安宁和富强（《教育漫话》），这又以公民的个人幸福和个人在社会上能够成为有用的人才为主。公民分为有财产的和无财产的两类。前者指绅士，但不包括公子王孙；后者则指普通劳动人民（《教育漫话》第217节）。这两类公民的子弟应受不同的教育。
贫苦儿童应进劳动学校，接受宗教教育，学习手艺和农业技能。儿童劳动所得的收入可以抵充学校的经费以减轻父母的负担，而儿童将来也可以自立。失业的成人也可进劳动学校。毕业的学生应是安分守己、勤劳度日、在经济上对整个国家有用的人。
绅士对于国家富强所起的作用和个人的幸福休戚相关，而个人幸福首先来自健康的体魄、优良的品德、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的一般知识，拥有财产以及在经济和政府管理上尽到责任。如果绅士受到确当的教育，进行有效的管理，贫苦的人也就得到国家富强的福利。
绅士教育不能依靠学校进行。学校里的同学有助于培养绅士独立而进取的精神，但是会妨碍培养他们在德行、智慧和教养方面的习惯。这种缺点教师在团体教学中难以防范。绅士应当在家里由教师负主要教学责任，家长从旁协助。教师不需要详尽的知识，因为儿童还不能接受过多的知识，他只需要具备实用的智慧，优秀的德行，高尚的教养，因为培养儿童的优良品德是教师的首要责任。洛克还认为绅士的儿子和女儿应受相同的教育。（《教育漫话》第9节）
洛克认为学习要按儿童个人的能力倾向、能力和癖性，不能按照硬性的课程规定，死记硬背，强制进行。儿童热爱游戏是自然倾向；青少年风华正茂，意气方遒，这种心理状态是学习成功的必要条件。温和、坚定以及合理的赞许和反对，是纠正不良行为的有效办法。父母应当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儿童的习性，设法引导儿童酷爱自由和游戏的自然欲望，使得学习成为娱乐。强迫的学习则令人厌倦。命令、规则和处罚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儿童的好奇心和积极性不可挫伤，应当适当鼓励，善言解答他们的疑问，引导他们进行创造性的活动。儿童长大成人，父母知之有素，应当成为父母的朋友。情感和友谊是优良教育的手段，也是目的。
洛克最后出版的著作是《理解能力指导散论》。他本拟用来作为《人类理解论》中的序论，但是未及定稿，在他逝世两年以后于1706年单独出版。这两本著作在概念上有密切的联系。《散论》可以当做《人类理解论》的序论来阅读，而《散论》的内容则与《教育漫话》相连接，是一本讨论思想方法的书，指导“绅士”怎样运用理智能力，提高学习能力和学习效果，以完成“绅士”在品德和理智上的教育要求。这后两种著作的写作目的尽管不同，但写作的入手途径颇多相似之处，具体细节相辅相成。最主要的是经验主义和功利标准都贯串在这两本著作之中。
《理解能力指导散论》的主题思想是锻炼心智，使得心智更容易寻求真理。洛克既从消极方面告诫我们寻求真理路途上常见的种种失误，更从积极方面建议获得真理的方法。他建议培养清晰思考能力的方法首先是重视实验，仔细审察论证的前提，判断公正，无所偏倚，以及力求证据，并且根据证据推理。至于他列举的失误则有：概念模糊，滥用类推，成见偏爱，判断轻率，论证片面，以及轻信古老而空洞的见解，等等。他反复讨论成见偏爱的危害，洞察人类的弱点，洞烛幽微，鞭辟入里，极有现实意义，值得我们熟读，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时刻自省，值得我们不断纠谬。我国古代哲人所说“苟日新，日日新”，想来也包含“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这层意思，而《中庸》里“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修身治学纲领，比起《理解能力指导散论》来，似乎概括有余、明细不足，至于《学记》所说，可谓道一而风同，而其体大思精，周详扼要处，又远非《理解能力指导散论》所可比拟。然而，在西方学术史上，洛克这本名著上承培根的《新工具》，下启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的《思维术》，在人类运用科学方法探求真理的历程中树立了里程碑，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绚丽的一页。
我们的汉译系据葛福斯（Francis W.Garforth，1917—）所编《约翰·洛克的理解能力指导散论》迻译而成。洛克文章的风格是开门见山，文字劲遒，常用比喻，实饶风趣，但是他有时思潮澎湃，不能自已，于是笔下洋洋洒洒，累牍连篇，多有重复，尤觉杂乱，而且语句冗长，语法间有不合规范之处。如果洛克身前于内容有所剪裁，文字多加润饰，然后出版，那么，我们的汉译书名就不便使用《散论》二字了。诚如王充在《论衡·自纪篇》里所说：“夫养实者不育华，调行者不肴辞，丰草多落英，茂林多枯枝，为文欲显白其为，安能令文而无谴毁？”葛福斯所编的这个本子把洛克时代的某些词义和句子结构用现代英语作了注释，我们据以迻译，不再注明。但是为了使得读者在阅读《散论》时能充分回忆并理解洛克的论点，我们注明《人类理解论》里的有关章节，以供参考，庶可以省却读者另行检阅原著之劳。我们采用关文运译的《人类理解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注明有关章和汉译本页码。本序言已就其中主要论点有所介绍，因此不另摘录译文以省篇幅。读者如拟参阅洛克原著，可看雷蒙德·威尔伯恩（Raymond Wilburn）编选的《人类理解论》精辑本。这个本子保持原有章节次第，文句也无更动，亟尽删繁就简之能事，而全书之脉络格外分明，篇幅也缩短三分之一以上。许多注释都由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张云高同志翻译。注释中涉及《教育漫话》的部分，由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徐玉珍同志迻译。她据以翻译的原著见约翰·威廉·亚当森（John William Adamson）所辑《约翰·洛克教育论文集》。本书中的注释除标明“译者注”之外，均系原书编者所加的注。
洛克的《自然哲学要素》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的自然科学要素。他不仅简要叙述了当年的天文学、气象学、物理学、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生理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还采用实验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对于物质和宇宙作了观察和分析以奠定他探索人类理解能力的基础，他还把人类理解力作为其中的最后一章，也就是说，他突破宗教的樊篱，揭开造物主的画皮，把人类作为自然的一个部分加以理解。这足以说明洛克的理性主义的一个方面。洛克的《漫谈绅士的阅读与学习》表现了他的教育思想的另外一面。这篇文章的第一句“阅读是为了改进理解力”，就反映了洛克的教育思想里仍旧存在着文艺复兴强调研习经典著作的余韵。《理解能力指导散论》《教育漫话》《自然哲学要素》和《漫谈绅士的阅读与学习》四者的译文合在一起，大约可以反映洛克教育思想的全貌了。《自然哲学要素》和《漫谈绅士的阅读与学习》都采自J.A.圣·约翰的《约翰·洛克哲学论著集》。《自然哲学要素》前十一章由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张玲同志翻译，其中第十二章和《漫谈绅士的阅读与学习》由博士生张云高同志翻译。
我们这个汉译本的问世，自从倡议翻译以来，已经数年，而具体工作实非译者个人单干，而是多人合作的成果。首先得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支持，华东师范大学瞿葆奎教授和施良方副教授的促成，张云高同志收集资料，阅读初稿，近几年来先后承蒙硕士研究生王为杰、崔允漷、侯琪山、郭元祥、孔企平、张玉勤同志抽暇謄写初稿，特此致谢。
现列举我们这几年用到过的洛克原著及其不同版本以供参考。
1.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John Locke，ed.by J.A.St.John，Vols.1—2，London：G.Bell，1912
2.John Locke，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abridged and edited by Raymond Wilburn，London：J.M.Dent，1947
3.John Locke on Education，ed.by Peter Gay，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1971
4.Locke's Conduct of the Understanding，ed.T.Fowl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5th ed.，1901
5.John Locke，Of the Conduct of the Understanding，ed.by Francis W.Garforth，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1966
6.The Educational Writings of John Locke，ed.by John William Adams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2
7.John Dunn，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hn Locke，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Argument of the“Two Treaties of Govern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8.约翰·洛克著，关文运译，《人类理解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9.约翰·洛克著，傅任敢译，《教育漫话》，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华东师范大学
课程教材教法研究所
吴 棠
1992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