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偏倚

24.偏倚

这种偏倚虽然不准许一个权威把所有其他研究都当做毫无意义或者是可以轻视的,这种偏倚却常常得到放纵以至于它在知识的其他部分里完全得到依靠并被大家利用,而这种偏倚并不属于知识的这些其他部分,和这些部分也无任何关系。有些人的头脑习惯于数字。他们特别喜欢数学的方法,他们把线和图引进他们的神学研究或者政治学的研究,似乎不用线和图就得不出知识;而其他的人习惯于冥思苦索,把自然哲学化作形而上学的观念和逻辑之抽象的一般原则。人们经常遇到用实验室的办法来处理宗教和道德,并想用化学的方法和符号加以改进。凡是注意指导他的理解力而把理解正确引向事物的知识的人,一定要避免这些不适当的混合物,更不可由于他在一种科学里发现有用而必要的东西的喜悦就把这个东西迁移到另一种科学里去,徒然困惑并且混淆理解能力。事物不愿被恶劣地处理,这是一个确定的真实;事物不愿被错误地理解,这同样是一个确定的真实。事物应按其本身而加以考虑,然后事物就会指示我们用什么方法可以理解事物。要获得事物的正确观念,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理解力用在事物之不变的性质和不可改变的关系上,我们不应当要事物迁就我们自己事先想出的任何观念。[1]

在从事研究的人们当中还有另外一种非常普遍地看得到的偏倚。与上面所述的偏倚同样有害、同样可笑的是荒谬而狂妄地把一切知识都只归诸古人或者现代的人。这种在诗歌方面对于古代的赞扬,贺拉斯(Horace)在他的一首讽刺诗里已经有所描写,加以揭露了。[2]这种疯狂也可以在所有其他科学的有关资料里找到。有些人不承认没有被古人认可的意见,这些人都是当时知识界的巨子;不打上希腊或者罗马图记的东西是不会放进真理或者知识的宝库里面的,因为希腊和罗马时代很难承认人有能力理解、思考或者写作。其他的人用相同的放肆态度,轻视古人遗留给我们的一切。这些人接受了新发明和新发现的事物,就把古老的东西搁在一旁,似乎凡是称做古老的东西就必定因其年深日久而腐朽,因而真理也容易发霉而腐烂。我想,人们在一切时代都得到相同的天赋能力。时尚、训练和教育给予几个国家的各个时代的显著差异,因而使得一代人在文艺和科学上大大地不同于另一代人。但是真理总是相同的,时间改变不了真理。不管是古代的传统或者现代的传统,真理既不变好,也不变坏。许多的人由于发现并且传送了真理,在世界的前几个时代是杰出的人物。虽然他们留给我们的知识值得我们研究,可是他们并没有把知识的宝藏开发殆尽。他们留下很多东西给后人发挥勤劳和明智,所以我们将来也是如此。任何人现在以崇敬的心情接受的古代事物,曾经对于许多人也是新的。看起来是新鲜的东西也不是更坏一些。现在因其新颖而被人接受的东西,对于后人说来,就是旧的,但是并不因此而稍不正确,或者稍不道地。根据这个理由,我们没有必要使古人和现代的人相互对立,或者拘执于任何一方。凡是明智地指导他的心智以追求知识的人会收集能够启发人的东西,并且尽量从两方面获得有益的东西,吸取他们的最好的东西。他可能发现真的和错的混杂在一起,但既不敬慕其中错的,也不拒斥其中真的。

另外一种偏倚也可以观察得到:某些人偏爱庸俗的教条,另一些人偏爱异教的教条。某些人易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凡是普通的意见都是正确的;所以,他们以为许多人的眼睛不得不看得对;许多人的各种理解能力不会被骗;所以,他们不敢超越当时当地被人广泛接受的观念而放眼一看,也不敢怀有自以为是的思想,认为比他们的邻人更加聪明。他们满足于随大流,而且颇为自在,他们认为自由自在随大流对,或者至少也能够达到他们的目的。但是,“人民的呼声就是上帝的呼声”[3]这句话已经作为箴言而广泛流传,可是我不记得上帝在哪里借大多数人之口传达他的圣谕,或者借老百姓之口说出诸多自然的真相。在另一方面,某些人避开一切普通意见,不是认为是假的,就认为是琐碎而不值一顾的。多头怪兽的头衔[4]是他们借以得出结论的充足理由:那里并不存在重要的真理。庸俗的意见适合于庸俗的能力,因而适应于那些统治者的目的。凡是要知道事物的真相的人必定要离开普通的而且是别人走过的道路。这条道路只有有衰弱而有奴性的心智的人才会沿着它继续长途跋涉而感到满足。这样爱挑剔的口味只欣赏脱离正道的奇怪观念。凡是通常被接受的东西都带有多头怪兽的标记,[5]因而他们认为倾听这种东西或者接受这种东西,对他们说来,是一种使他们渺小的事。他们的心智只追求反论。他们寻求的是反论,他们信奉的是反论,他们吐露的是反论,因此,他们以为,他们和庸俗之徒大有区别。但是,普通或者不普通并不是区别真或者假的标记,所以,在我们的探究中普通或者不普通对于我们也不应当成为任何偏见。我们不应当根据人们的意见来判断事物,而应当根据事物来判断意见。大多数人不善推理,所以大可加以怀疑而不能信赖,也不能作为可靠的向导予以跟随;但是哲学家脱离了社会的正统观念和他们国家深得人心的教义,就会陷入通常认为是浮夸而荒谬的意见。拒绝呼吸普通的空气或者喝水解渴,因为下层人民就是这样做的,这是发了疯;如果有些尚未普遍应用的生活设施还没有成为全国日常的时尚,而且乡下人也都还不知道使用,这也不成为拒绝使用的理由。

真理,不管是合乎时尚或者不合乎时尚,是知识的尺度和理解能力的严肃事务。除此之外,不管是被同意所认可或者因其稀罕而被举荐的东西,仅是无知,或者一种更坏的东西。

还有另外一种偏倚是人们用以欺骗自己的。这种偏倚使得他们的阅读对于他们无甚用处。我的意思是,凡是他们发现作家的意见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意见,就加以利用并且强调这些意见的权威性。

给予阅读以研究的名称,而把阅读群书的人等同于有渊博知识的人,或者至少当做一种光荣的头衔,没有比这种事更有害于专心致志于学问的人了。一切能够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不过是事实或者推理的结果而已。事实有三种。

1.只是自然动因(agent)的事实,在物体之间日常的相互作用里可以观察得到,不管是在事物本身所起变化的可见过程里,或者在人们所做实验当中以一种特别的人为方式使得动因和接受某种活动的物体相互起作用。

2.有意动因的事实,更多的特别是人们在社会里的一切行动,这些行动造成公民事务的和道德的历史。

3.意见的事实。[6]

在我看来,这三类事实组成通常称做的学问。此外,某些人可以加上批判性的作品这一种有区别性的项目。这种作品,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事实而已,并且分解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一组人把这样的一个词或短语当做这样的一个意思来理解,就是说,他们把这些声音作为这样一些观念的标志。[7]

靠人类理性得来的普通真理所发现的一切,不管是靠直觉、解证或者许多可能的演绎推理所发现的东西,我都把它们包括在推论之内。这如果不仅仅是知识的话,因为具体命题的真理或概然性可能也是已经知道了的。我们可以假定,这就是那些自己以为依靠阅读来改进理解能力并且靠阅读而获取知识的人的事务。

书籍和读书被人们当做改进理解能力的极大帮助和获取知识的工具。我们必须承认确实如此。可是请允许我问一问:书籍和读书是否对于许多人是一种障碍,并且使几个书呆子不去争取坚实而真正的知识。我想,读者能够容许我这么说:理解能力没有比在书籍的使用上更需要一种更加小心谨慎的指导的了。没有这种指导,书籍会成为单纯的消遣品,我们没有有益地使用我们的时间,因而书籍也没有使我们的知识有多少增长。

即使在那些专心于知识的人们当中也常发现他们以不知疲倦的勤奋把他们的全部时间都花在书籍上,废寝忘食,攻读不辍,可是在真正的知识上并无多大的长进,他们的少有进展能够推诿于官能,可是他们的理智官能并无缺陷,这种错误是,通常假定作者的知识,经过阅读,就转移到读者的理解里。确实如此,但是,不是经过空泛无益的阅读而已,而是经过阅读并且理解作者所写的内容。我的意思是,不仅是理解每个命题里所肯定或否定的东西(虽然善于阅读的人并不总是认为他们要精确地理解),而是要懂得并且紧跟作者一连串的推理,观察这些推理的连接之力量和清晰性,并且审核推理的根据。没有这一系列活动,一个人可以阅读一个很有理性的作者用读者很能够理解的语言和命题写出的长篇大论,可是这位读者却得不到作者的一点点知识。作者的知识存在于他在推理时所使用的概念之间已经知觉到的、确定的、或者可能的联系之中,而读者的知识并没有比他所知觉的这种观念的联系有所增加,这种联系他懂得多少,那个作者意见里的真理或者概然性他就知道多少。

他依赖这一切而没有这种知觉,他只凭他信赖作者的声誉,而对于这种声誉根本没有任何知识。这就叫我看到下列事实而毫不为奇了:某些人引用他人的文章很多,而且依靠权威建立自己的议论。这就是他们建立他们自己的多数教条的惟一基础。因此,他们事实上只有二手知识或者说不清的知识,[8]就是说,如果他们所引用的一个人的意见是对的,他们也就对了,不过真正说来,这根本不是知识。我们这个时代或者前几个时代的作者可以是他们传述的事实之可靠的见证人,我们不妨信任他们的权威;但是这些作家的声誉仅限于此;他们的声誉根本不能影响意见的真和假。意见的真和假靠理智和证明来作另外一种考验。这些作家自己就是利用理智和证明而获得知识的,所以其他的人要分享他们的知识,也必定要靠理智和证明。他们千辛万苦寻找许多证明,并且把这些证明排列就绪以显示他们的结论之真实性或者概然性。这的确是一大优点。我们因此要深深地感谢他们,省得我们辛辛苦苦地寻找他们已经为我们收集的这些证明,而且可能在我们辛苦寻找以后,我们可能还找不到这些证明,或不能够把这些证明像这些作家遗留下来的那样清清楚楚地作适当安排。根据这个理由,如果我们知道怎样正确使用这些发明和议论的话,我们就强而有力地见到一切时代的审慎作家遗留给我们的这些发明和论著以供我们学习。我们不应当匆匆地把这些作品浏览一遍,或许把他们的意见或者某些精彩的片断记在心里,而是要研讨他们的推理,审核他们的证明,然后判断他们的贡献是真或者假,有概然性或者无概然性。我们的判断不是根据我们可欣赏的作者的意见,而是根据他从事物本身得到而提供的证据以及给予我们的信心。能知就是能见,因而,果真如此的话,我们以为我们能用另外一个人的眼睛而有所见,那是发了疯。请他不要用这么多的词句来告诉我们他所肯定的东西是可以看到的。只有等到我们自己亲眼看到了他所肯定的东西,并且用我们自己的理解知觉到他所肯定的东西,我们才不像以前那样懵懂无知。让我们尽量按照我们的意愿相信任何有学问的作者吧!

我们公认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是有知识的,并且解证了他们所说的真理;任何人阅读他们的著作而知觉不到他们诸多证明之间的联系,又看不到他们所指出的东西,虽然他可能理解他们所有的词句,他仍旧是没有知识的;他可以的确相信他们所说的内容,但是并不知道这些内容,因而他阅读了这两位公认数学家的著作,在数学知识上却一点长进也没有。

[1]本段落里最后几句是洛克经验论的要点。

[2]参见Horace,Epistles,Ⅱ,ⅰ。

[3]vox populi vox Dei。出自诗人、教育家、教士阿尔昆(Alcuin约732—804)写给查理(Charlemagne)大帝的一封信件。

[4]比较莎士比亚《科利奥兰纳斯》(Coriolanus),Ⅳ,ⅰ,1;又见梅辛杰,《不自然的战斗》(Messinger,The Unnatural Combat),Ⅲ,ⅱ。

[5]比较《圣经·新约·启示录》13∶17。

[6]洛克并不是说事实和意见是等同的,而是说意见可以观察得到,而且可以作为事实记录下来。

[7]洛克似乎没有考虑到语言的美感潜能。Thoughrs,§ 174。
§ 174.作诗——如果这些可以作为反对儿童在学校里用拉丁文写作的理由,那么,我还有更多的而且更有分量的话反对儿童作诗,反对他们作任何种类的诗;因为假如一个儿童没有作诗的天赋,却要折磨他,迫使他把时间浪费在决不可能成功的事情上,那就是世界上最无道理的事;假如儿童生来具有诗人的气质,而做父亲的却还期望或者听任这种气质得到悉心的培养或者改进,在我看来,那就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事。我认为,父母应该尽力使这种气质受到压制;我不知道,一个父亲不希望他的儿子蔑视其他一切职业和事务,却有什么理由可以希望他的儿子成为一个诗人。但是,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形;因为,如果令郎确实善于韵律,而其才华也曾一度获得美誉,那么,我希望你还得考虑:令郎可能会在什么地方和什么同伴交游,此外,也要考虑他成熟的程度;因为极少有人曾在希腊“诗山”中发现了金矿或者银矿。诗给人以愉悦的外表,但却是一块贫瘠的土地;世上从来就很少有人从这块土地上获得任何东西而增加他们世袭的财产。作诗和赌博往往相随,而且相似,除了给那些以此为生的人带来利益外,两者没有任何好处。有钱的人几乎总是输家;他们只要没有输掉他们的全部财产或者绝大部分的财产,就算是好的了。所以,如果你不愿意令郎变成任何快乐的伙伴可以取乐的玩具,使那些快乐少年因失去令郎而饮酒不知其味,度日也不知如何打发时光;如果你不愿意让令郎浪费时间和金钱去取悦别人而轻视祖辈留给他们的泥巴田产,那么,我认为不必过分担心令郎是否成为一个诗人,不必希望他的老师教他作诗。然而,如果某人认为作诗是他儿子应有的品质,而且坚信作诗可以激发他儿子的想象并且增进他的才能,他就必须承认,要达到这个目的,与其让他的儿子用外国语作歪诗,还不如让他阅读希腊和罗马的优秀诗作来得有用。因此,我猜测,要想作好英文诗的人,该不会以为应当先从拉丁文入手吧。

[8]见本书48页注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