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是顶天立地的人
往日穷人矮三寸哪
如今是顶天立地的人哪
天下的农友要啊翻身啊
自己当家作主人哪
一切权力归农会啊
共产党是我们引路的人啊
…………
这首铿锵激昂的《农友歌》，也是宝安农民们的心声。
宝安县支部正式成立，像过油的柴火，农民运动更旺盛地燃烧起来：1925年8月，罗湖乡、岗厦乡等乡的农民协会召开大会，到场的2000余名会员表决通电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等部门，声援广宁县遭地主豪绅、官僚土匪摧残的农会和死难的农民，要求秉公彻底处理；宝安农军与东莞农军并肩作战，击败陈炯明平日趾高气扬的军阀部队，活捉一位营长，乘胜拿下了云霖、松岗。9月1日，蔡屋围乡农会举行颇有声势的成立大会，祝贺的来宾就有300余人，中共最早的正规武装——铁甲车队队长周士第便是来宾之一。其时，他正率领铁甲车队参加省港大罢工，封锁香港。会上，宝安县支部委员郑奭南当选为主席团主席，与会者慷慨陈词，要求扫除暗杀著名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不法军队、官僚、政客，为廖仲恺先生报仇。
农军从陈炯明手上拿下云霖，接收了西路联团和警察筹饷局后，国民党宝安县长梁树熊等国民党右派馋得口水长流，眼里发着狼眼一般的绿光，日思夜想夺回来。梁树熊曾做过孙中山军政府的秘书，与曾是孙中山大元帅府副官、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补充团团长的张我东是老熟人，于是派人登门，恭谨地奉上一份厚礼，请求派兵支援。张我东出身地主之家，早年便凭着殷实的家底留学日本，正对闹翻身的农会恨得牙痒痒，马上答应了。
9月底，张我东想到了一个“奉蒋军长命令”的由头，派营长钟尧光带两个连，与梁树熊会合，杀气腾腾地开进了云霖。又溜回来重建民团的劣绅陈炳南笑逐颜开，屁颠颠地忙着带路，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因而被团团包围。激战之下，农军牺牲5人，重伤7人，农会住所遭抢劫，村里的农民也有死伤，妇女老幼纷纷逃离家园，到东莞避难。
黄学增闻报，气得额头青筋鼓起，像蜷着几条蚯蚓。他与支部委员龙乃武、郑奭南商量后，决定由县农会出面向省农会紧急汇报。省农会知悉后，当即给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发出一份口气激愤的公函，要求政府从严查办。当时，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陈公博，是黄学增另一个身份——农民部特派员——的上级，听说宝安云霖惨案后，也很愤怒，马上致函国民政府，要求从严惩办张我东、梁树熊等人。
黄学增想了想，又亲笔给农民部写了一份惨案的详细报告，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拿办团长张我东、县长梁树熊，并解散不法军队；二是通缉劣绅土豪陈炳南等并抄封其家产；三是剿办沙井、大步涌和新桥的土匪民团并解除其武装。报告写完，已是深夜，黄学增毫无睡意，眼前似乎总浮现云霖农民颠沛流离的场景，眼角不觉湿润了。
迫于各界的压力，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很快给陈公博回信，说同意查办惨案凶手。但这其实是一张空头支票，张我东几个月后竟升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务局高级参议，成为蒋介石身边的红人。梁树熊与陈炳南等人，也依旧每天鱼肉美酒，日子滋润得很。
11月中旬，黄学增设法从虎门带了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张贞派出的一个连，匆匆赶到宝安云霖，准备协助农军惩办陈炳南等人。连长似乎已受到张贞指使，到了云霖，却主张调和，不肯帮助农军。
随后，黄学增组织召开宝安县农会代表大会，发表慷慨激昂的通电，请国民政府明令将宝安全县各乡区民团、乡团和乡巡联团一律解散，并取消广东全省民团统率处。然而这时，一纸调令突然摆在了黄学增面前。因工作需要，他被调离宝安，支部书记一职由龙乃武接任。
他的新任务是回广州，准备出席国民党的二大。龙乃武亲手泡上一杯热茶，给他送行，笑道：“我们一起来的，如今你倒先走了！”
“你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黄学增笑声里有些沉重。
捧着茶杯踱到窗前，黄学增久久望着一片飘荡的白云，感慨不已：到宝安一年多，时间不算长，却走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熟悉了每一寸土地；宝安依旧暗潮涌动，农民们离彻底翻身还有很长一段艰辛的路程，好在党的支部已经成立，众多党员已经慢慢成熟起来。“宝安，我一定还会来的！”黄学增右手暗暗握成拳，在心底呐喊。
1926年1月，广州的冬天依旧温煦如春。文明路一幢房屋里，主宾四人围桌而坐，桌上是热气漫腾的茶。
这是中共广东区委驻所。新任宝安支部书记的龙乃武与支部委员郑奭南远道而来，蒙尘的脸上有些拘谨。广东区委组织部长穆青和农民部长阮啸仙笑意盈盈，连连说：“喝茶，喝茶！”
龙乃武喝了一口茶，开始汇报宝安党的活动和农运情况。穆青听得很仔细，不时点着头，还在笔记本上认真记录。听完，他说：“今后要重视巩固工作，重精不重多，同时要促进区党委建立，根据形势发展，进一步建立县党部为全县领导中心机构。”
郑奭南与阮啸仙是老熟人，去年在广州参加省港大罢工时便认识了。阮啸仙还引荐他认识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罗绮园，郑奭南随后担任农民部干事、特派员，尔后被派到宝安工作。阮啸仙端详着成长起来的郑奭南，脸上挂着微笑，说：“斗争锻炼人嘛！你看起来比以前老练多了。”随后，他望着龙乃武与郑奭南，叮嘱说：“当前，苛捐杂税是人民最讨厌的东西，争取民心，首先要提出反苛捐杂税。其次，要进行减租减息活动，还要部署打倒贪官污吏，打倒恶霸地主等斗争。”
回到宝安，龙乃武和郑奭南召开了支部会议，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各项工作随即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党支部首先向横征暴敛的国民党驻军开刀，严肃约见宝安驻军少将旅长司徒非，要求取消防务费。驻军以启征税的名义，常年向商人征收防务经费，把商店分为大小二级，大者月缴30元，小者20元，一年分两次缴清，迟缴者则封铺拉人，勒索更多。与此同时，他们还随意抽剥街头巷尾的小贩，闹得鸡犬不安，老百姓怨气冲天。
司徒非觉得自己是堂堂少将，兵强马壮，根本没把龙乃武等人放在眼里，依然我行我素。党组织随即领导县农会发动群众游行示威，同时把启征税扰民的情况写成详细的报告，呈报给了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求制止征收。其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由国民党左派掌握，清楚这是典型的苛捐杂税，马上给司徒非发了一道严令，要求其撤征，同时颁发布告，规定凡是未经中央财政部批准的，不得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司徒非不敢对抗中央党部，只得悄然停止了收取苛捐杂税。
宝安境内山地多，耕地少，多是自耕农半自耕农，一年净获一百石的大地主不多，佃农、雇农也少。宝安县支部实事求是，没有按照上级要求明确提出减租减息口号，只是将一些被土豪劣绅霸占的房族公田收归农民集体所有。
然而，黄贝岭村几个土豪劣绅操纵房族公田，公然抵制减租。县农会当即派出一队荷枪实弹的农军，拘捕了他们，劣绅们受到惩罚后才老实了。一个叫张大进的恶霸平素作恶太多，引起的民愤极大，在农民强烈要求下，县农会将其枪毙。碧岭村少数地主打算抗拒减租减息，农会马上派出100多名会员包围了他们的家，地主吓得肝胆俱裂，只得低头。
农民们看到了农会的威力，也尝到了减免苛捐杂税和减租减息的甜头，纷纷加入农会。全县有6个区建立了区农会，94个乡建立了乡农会，会员人数达13759人，在广东省各县中居第10位。
1926年3月，按照上级的要求，宝安县党支部撤销，成立中共宝安县党部，龙乃武为县党部负责人，龙乃武、郑奭南、潘寿延为常务执委。县党部设在县城南头关口郑氏宗祠，隶属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县党部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继续援助正在进行的省港大罢工，开展减租减息、反对苛捐杂税、打倒贪官污吏和豪绅恶霸的斗争。随后，宝安所属的几个主要的区也相继建立了区党部，陈绍芬、梁永康、庄泽民、曾发、文展朝等人担任各区区党部书记，成为基层骨干。
1927年初，宝安的党员发展到了近百人，近百粒星火散布在了南海之滨。因为党组织的力量增强和领导机构的健全，农会几乎完全掌控了全县政治。封建地主往日的特权被取消，就连国民党县长邓杰做事，也得低下往日高傲的头，报请农会许可才行。从前是牛马的宝安老百姓，有了共产党这一“引路的人”，终于翻过身来当家作主，千百年来第一次成了“顶天立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