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6月,宝安的酷暑似乎来得早,也来得猛,燠热的空气里弥漫着尸身腐臭的味道,令人窒息。这天,楼村陈氏宗祠(廷养二公祠)里,郑奭南一脸苍白,眼里布满血丝,焦急地走来走去。古旧的青砖瓦房檐前,几只鸣蝉在树叶间聒噪。他更觉烦闷,走过去朝树身狠狠踢了几脚,聒噪消停一会,刚走开,声音又响起来。

像这个季节骤然而至的暴风雨,风云变化太快了。正当宝安工农运动如火如荼时,两个月前,蒋介石突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向昔日的战友举起了屠刀,杀害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广州国民党当局紧随其后,发动“清党”,宝安随即重坠暗夜中,国民党宝安县县长邓杰率警察围剿农民自卫军,外逃的土豪劣绅和民团也卷土重来,四处屠杀农会骨干和共产党员。县党部负责人龙乃武出走香港,农会也自行解散。“黑云压城城欲摧”,形势危急,郑奭南当机立断,将党的所有证件迅速销毁,撤退到楼村的陈氏宗祠。他通知几个区的农会负责人今天来开会,但时间过了许久,还有两人未到,他异常担心他们的安危。

好在他的担心是多余的,两个人甩掉尾巴到了。郑奭南主持会议,看了一眼大家,沉痛地说:“同志们,形势很严峻,外面情况一无所知,我们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各区农军要实行武装戒严。以前与上级的联系由龙乃武同志负责,现在他离开,我们失去了中心,要派人到香港找广东特委常委陈郁汇报情况。现在大家讨论一下,谁去合适?”

“我去!”工运干事兼区党部书记陈绍芬响亮地回答。他解释说,自己是南山村人,做过海员,与陈郁是同乡,又曾在一起工作过,两人关系密切。

大家纷纷赞同,觉得这个艰巨任务非陈绍芬莫属。郑奭南微笑点头,又担心地叮嘱说:“一路注意安全!”

一个星期后,陈绍芬不负所托,带回了陈郁代表特委的指示:县党部改组为县委,隶属广东特委领导;郑奭南任县委书记,郑奭南、麦福荣、陈义妹、张丽川、陈细珍为县委委员。

特委还要求,宝安县委要部署潜伏活动;鼓动农民起来进行有计划的暴动;在农会农军已受残害、工作艰难的地方,设法组织农民进行秘密工作;在深圳河附近设立交通站,以利交通联络。

这是大旱中的及时雨。郑奭南心情格外好,马上召集县委委员开会,传达了上级指令,安排落实各项工作,最重要的是重整农民自卫军,准备武装斗争。被反动派扑下的火焰,又在海风劲吹下红光闪烁,即将重新毕毕剥剥燃烧起来。

1927年11月,郑奭南接到一道命令:赶到东莞常平周屋厦村,出席东莞、宝安两县领导人联席会议。他连夜出发,见到了主持会议的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委员赵自选。两人寒暄后,赵自选说,为配合广州起义,东宝两县要共同组织一支工农革命军,有没有困难?郑奭南很兴奋:“太好了!宝安方面没问题!”

会议召开的当天,成立了东宝工农革命军总指挥部。指挥部顾问为赵自选,蔡和平与郑奭南分任总指挥、副总指挥。返回宝安后,郑奭南很快从农民自卫军整编出一支精干队伍,组建了2000余人的工农革命军。

这年12月,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广州起义即将打响,广东省委派人紧急赶到楼村的宝安县委驻地,指令宝安工农革命军在12月13日前赶到深圳墟,会合铁路工人夺取火车,然后坐车直奔广州,接应起义。县委立即从山厦村抽调200多人,由郑奭南、潘国华等人带领,火速向深圳墟进军。但他们气喘吁吁,按期到达梅林径时,被铁路工人告知,广州起义已于两天前提前举行了。

情况突变,部队何去何从?望着北方火红的天空,郑奭南陷入了沉思。其他几个负责人的情绪相当高,说:“革命军眼下士气高涨,深圳墟近在眼前,而反动军队力量薄弱,仅有区署、警局,应乘机拿下来。”郑奭南想了想,断然说:“我同意大家的意见,改变原计划,攻打深圳墟和县城南头,呼应广州起义!”

12月14日,晓雾初歇,“砰”的一声号令,工农革命军战士像出击的鹰隼,分四路突破深圳墟四座墟门。郑奭南亲自带队冲进反动警局,区长兼警察局局长陈杰彬还没回过神来,已被黑魆魆的枪口顶住了脑门,只得垂下头,沮丧地举起了双手。另外两个警察也赶紧效仿,只有隔壁房间一个警察举枪想抵抗,被眼明手快的革命军战士一枪击毙。打扫战场后,郑奭南下令撤出深圳墟,转移到乌石岩。另一路攻打县城的革命军未能按设想拿下,也退到了这里。国民党县长邓杰随即带重兵前来报复,烧毁了县委驻址陈氏宗祠,枪杀了一些革命群众。

省委得到宝安起义的报告后,给宝安县委来信,指出起义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但也存在两个错误:一是起义没有具体计划,而且没有发动群众;二是没有在群众中宣传和实行土地革命。

1928年2月23日,根据广东省委指示,宝安县委在燕川村召开全县党代表大会,19名代表躲过明岗暗哨,从白色恐怖中的各个角落赶来。郑奭南宣布开会并作党务报告,省委巡视员阮峙垣作政治报告,传达省委指示精神,总结了攻打深圳墟的经验教训。

大会一个重要任务是加强党的领导,改组了宝安县委,县委书记由省委指派,指派前由郑奭南代理。会后,各区区委也进行了改组。同时,县委设了5名巡视员,到各区督促工作和培训新党员。经过整顿,宝安局面又焕然一新,增添了不少新鲜血液,全县有了197名党员。

新的县委根据省委要求,决定再次发动起义。1928年4月,县委制订了“宝安起义计划”,任务是响应东江各县起义,造成东江割据局面;实行宝安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的宝安。广东省委批准了计划,特别指出,起义中要积极发展党员,每个乡都要建立党支部。

4月19日,离开宝安多时的黄学增回来了。他受广东省委之命,前来指挥起义。踏上这片在白色恐怖中不屈的土地,他有些激动,也颇感压力。相比三年前,宝安党的力量增强了,但敌人变了,从旧军阀变为了新军阀,不变的是工农群众头顶的暗夜与枷锁。

“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黄学增想起了在省委听说的秋收起义中毛泽东的话,他与毛泽东早就相识,似乎又听见了那熟悉的湖南口音,脸上蓦地浮出了笑容,胸中似乎也有了一团火在燃烧。

这次起义准备充分,又有黄学增亲临指挥,但战斗打响后,没能得到惠阳、东莞等地计划中的配合,力量强大的敌人又疯狂反扑,起义最终失败。不过,党在乡村的影响力扩大,被唤醒的农民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向组织靠拢,全县党员发展到了280名。

这些天,黄学增一直没有睡过囫囵觉,连脸上的硝烟味也顾不上稍稍擦洗。起义虽然失败,他没有丝毫的沮丧,眼神反而更加坚毅起来。

“我们再来一次起义!省委也有这样的指示。”黄学增找到宝安县委负责人商量。这时,郑奭南已调离宝安,县委工作由麦福荣、陈义妹与张丽川负责。他们也憋着一股火,马上兴奋起来:“请你谈谈设想。”

黄学增来到桌上摊开的地图前,分析了敌我形势,说:“我们可以在五区发动起义,然后向三区发展。”麦福荣等人点着头,马上召开会议,决定集中武装,由黄学增指挥,再给敌人狠狠一击。

然而,听到风声的国民党军先发制人,联合地主民团抢先包围了五区的新围,将周家村、楼村一带的民房点燃,熊熊大火烧了几个晚上。县委和黄学增为了保存力量,被迫撤出新围,起义无奈中止了。

这时,井冈山已有了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队伍,省委传来新的计划,决定将宝安与东莞的一部分武装联合起来,“实行宝安游击战争,于最短时间反攻第五区,做成第五区的割据”。但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将仅有300来人的工农武装包围在宝安与东莞交界的东山,队伍苦战后被打散,幸存者奉命疏散到香港新界等地候命。

随后,黄学增被广东省委调往海南岛工作,县委负责人也先后撤离。宝安的武装斗争被迫终止,党组织活动也几乎停顿,农会多半解散。

然而,宝安的地火一直在奔涌。

平湖山厦村党支部在一片荔枝林中的“干打垒”小屋里诞生。大革命失败后,只剩下了12名党员,支部书记严仲喜派人到香港找到上级联系,带回了一笔活动资金。上级还派人前来山厦,帮助建立联络点。

为了麻痹举着屠刀的敌人,利于长期隐蔽,严仲喜想到一个妙计,将山厦农民协会改为“牛会”。“牛会”平素互帮互助,若失去一头牛,其他会员便每人凑四角钱买牛给失主。会员们在无边的黑夜中互相支撑与慰藉,等待黎明的重新到来。中央交通局和省委还在这里建立了秘密交通站。交通站别出心裁,采取流动形式,不固定地点,躲过了无数明枪暗箭和狂风骤雨。

山厦党支部成为扑不灭的星火,像凄冷夜空里的一颗莹亮的启明星,温暖着南海边的千家万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