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破青天的速度
1982年，深圳几乎已将全城化为了热火朝天的工地。若与翱翔的海鸟一道飞到半空俯瞰，扑入眼帘的将是一幅幅生动的图画：开挖的地基、刚刚突起的楼层、已伸入半空中的大楼，还有地上空中无数忙碌的人影……
这天，市长梁湘在各处工地转了一圈，又将目光投向了四周散布低矮灰色房屋的一片沼泽地。这里属于罗湖区，人民南路与嘉宾路的交会处。能不能在这里修建一座摩天大厦？他想。
此前，特区的金融中心放在哪里，各方面意见不统一。有人主张放在罗湖区，有利条件是毗邻香港，商贸进出方便。反对的人说，这里条件并不好，两个孤零零的山包，周围都是洼地，每年大雨一来，都要遭遇洪水，汪洋一片。不过，吴南生就任市长时，罗湖山已被挖开，填入了四周洼地，洪水之患解决了。但基础建设还要加大投入，罗湖是外商进入国门后的第一站，关系到深圳的形象，而建设一幢耸入云霄的摩天大厦，无疑将令踏入国门的外商们眼前一亮。
梁湘与市政府其他人商量后，拍板决定，金融中心放在罗湖，在那片沼泽地建造一座摩天大楼——国际贸易中心大厦（即国贸大厦）。目标是，楼层要足够高，能成为傲视全国乃至亚洲的标志性建筑，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改革的决心。
摩天大楼又称为超高层大楼，1851年电梯的发明，以及19世纪末迅速发展的钢铁工业，使建筑向上伸展有了无限的可能。
美国曾是世界摩天大楼建成最早和最多的国家。第一座摩天大楼，是1884年在芝加哥建造的家庭保险大楼，高有10层；1913年在纽约落成的伍尔沃斯大厦，有55层，高达230米，取得了当时世界最高建筑物的殊荣；18年后，帝国大厦在纽约建成，共有102层，高381米，成为20世纪建筑科技发展的标志；1974年，芝加哥又建成西尔斯大厦，重新为该城夺回了世界第一高楼的荣誉。
深圳雄心勃勃，打算建造摩天大楼时，一河之隔的香港已有最高建筑——高65层的合和中心，1980年建成。内地则惨淡得多，仅有南京金陵饭店计划建设37层，试图成为内地第一高楼。
市政府请来专家精心设计后，决定将国贸大厦建设为内地第一高楼，高53层，以便与香港的合和中心形成完美对接。设计思路是：大厦主楼为50层（未包括地下室3层），建筑面积为7万多平方米。楼顶有直升机停机坪、旋转餐厅。副楼高4层，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这个旋转餐厅也是效仿合和中心顶部的圆形旋转餐厅而来，后者已成为香港著名的景点。国贸大厦也设计这一圆形旋转餐厅，但把大楼的身子设计成了方形，以表现中国天圆地方的古典理念。大厦预计投资约1.2亿元，由38个省、市单位和中央一些部、委集资统建。
市政府极有魄力的决策，惊动了来深圳发展的各路好汉，他们眼里放光，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中建三局一公司便是其中之一。这是一家大型国有建筑安装施工企业，始建于1952年。1982年初，中建三局的领导察觉到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巨大机会，决定派一公司从武汉南下出征。一到深圳，公司党委便把“为中国工人争光”的精神灌输到每个工人心中，提出了“创名牌、树信誉，发扬拼搏精神，攀登建筑业最高峰”的口号。公司员工来自全国十多个省、市，踏上特区的土地，他们也极其振奋，决心在深圳大干一番。
公司不愧是老字号的国有大企业，刚到便旗开得胜，接连承接了深圳人民医院门诊楼、电讯大楼等项目。他们过硬的技术和建造的出色完美工程，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又乘胜出击，拿下了一个条件优越的外资项目——金城大厦的建设。
恰在此时，中建三局局长张恩沛听说了内地第一高楼——深圳国贸大厦招标的消息。他找到其他领导商量说，金城大厦和国贸大厦两个项目都干，力量也用不完。如果只允许干一个，那就宁可放弃金城大厦，也要争取内地独一无二的高楼国贸大厦。随后，他们向上级请示，上级有些顾虑。他们态度坚决，说若不成功，第一，我们加倍赔偿损失；第二，组织上怎么处理都可以，甚至法办，我们也毫无怨言。上级想了想，终于同意了。
中建三局一公司随即着手竞标，竞争对手是6家实力雄厚的公司。他们步步为营，稳打稳扎。公司首先上下一心，集中精力，拿下了3层地下室的承包合同，限定工期为90天。结果，他们仅用87天便完成了。如此一来，建设单位甲方和其他竞争对手都对其刮目相看。随后，激烈角逐的主体工程投标竞争开始，中建三局一公司全力以赴，又一举夺标。
1983年4月，张恩沛派副局长李传芳到深圳坐镇，担任总指挥，全权负责中建三局在深圳的业务，重点负责国贸大厦的建设。
李传芳披着一缕和暖的春风来到深圳，深感肩头责任重大：这项工程若干成了，将成为三局信誉和效益的金牌；干砸了，不仅自己将身败名裂，三局的队伍也会被灰溜溜地赶出深圳。
到任的第一天，李传芳来不及歇口气，马上召开中建三局一公司员工的动员大会。会上，她面容严肃，宣布了一条纪律：“我们来了30多对夫妻，从今晚开始必须住单身宿舍。”话一说完，台下响起了笑声。大家知道，她的丈夫俞飞熊是项目总工程师，也在工地上。
李传芳似乎早就知道大家的反应，又加重语气，严肃地说：“我也不例外，全部实行军事化管理。”接着，她宣布：“除特殊情况外，都不准回家，也不准家属来队，国贸大厦建成那天，这条纪律才能作废！”刹那间，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当时，正是国庆35周年前夕。李传芳和国贸大厦工地主任、施工指挥王毓刚等人讨论什么能代表特区的建设成就，以向国庆献礼。李传芳说，什么能代表“深圳速度”？就用国贸的建设速度来代表吧！
他们知道，多年前纽约建造的帝国大厦高达102层，工期却只用了13个月，国贸大厦要争取超过这一速度。商议后，他们一致同意，以创高速、夺第一为目标，圆满完成大厦的建设任务。具体做法是三条：一是采用先进的设备和施工工艺；二是采用先进的管理方法；三是采取和经济工作紧密结合的思想政治工作。
中建三局一公司借特区改革的东风，在工地实行新的管理制度，彻底打破“大锅饭”。以前在内地承建工程，公司和所有员工都无须承担经济责任，耽误工期不算一回事。承接了国贸大厦，公司向建设单位包干，负上了经济责任，于是从上到下，都不敢再怠慢了。
公司与建设方有明确的经济责任划分。承包3层地下室时，提前一天完工，甲方将奖励5万元，延迟一天，罚5万元。公司最终提前完成任务，得了15万元奖金，外加5万元质量奖奖金。承接了主体工程后，公司与甲方每5层签一个合同，提前完成一天，将奖励8000元。
为了提高施工速度，调动工人的积极性，李传芳等负责人在公司内部也实行责任制。规定工人以班组为单位，向公司承包地所有施工人员，分楼层和工种定岗定位，签订经济合同，包干到班组。每个班组、每个工种和每个人，都在固定的岗位上干活。这些活，都制订出了严格的进度、质量、安全和文明施工等方面的具体标准。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明确规定完成一层楼，奖金多少，多干者多拿，资金上不封顶。
如此一来，工人们干好干坏、干快干慢，直接关系到自己口袋的收入，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国贸大厦工地上，一时出现了你追我赶，甚至轻伤不肯下“火线”的场面。职工起初月平均收入为180元，最高250元，最低120元；到后来，月平均收入已达250元，最高400元，最低180元；到最后滑模时，收入最高的职工，已拿到600多元了。
中建三局过去在内地施工，因无用武之地，没有任何高层施工设备。到特区后，负责人敏锐察觉出楼层向高空发展的趋势，于是利用特区对外开放的便利，引进了一批珍贵的先进设备，诸如从联邦德国进口了输送泵，从意大利引进了200tm塔吊、搅拌站，从英国进口了200米电梯，从日本引进了装载机……
这些内地闻所未闻的“先进武器”，很快便在国贸大厦工地发挥了用场。大厦在一层层向上生长，却再也不需要像过去那样搞“人海战术”，费时费力依靠人工往上送混凝土了。建一个标准层，光混凝土就需500方，如果像过去靠人工用斗车往上推，每班8小时，最多只能送上二三十方。而眼下，他们用上了从联邦德国引进的两台输送泵，只需要按一下开关，输送泵便能自动将混凝土从地面直接吸到高空浇注。输送泵的效率极高，每台一小时能输送25方混凝土；每班加起来的效率便令人咂舌，一共可以送混凝土400方。
然而，无论是高压混凝土泵，还是塔吊、双龙电梯，中建三局一公司并非直接拿来就用，而是集思广益，在安装和运用中都进行了科学改进，以更好地增加效能。国外的生产厂商获知消息，特意派人来察看，结果无不心服口服。
国贸大厦是内地第一高楼，施工任务异常艰巨。中建三局一公司没有墨守成规，而是摒弃早已熟练的翻模工艺，主动提出采用难度高、风险大的滑模工艺。
滑模工艺是一种“内、外筒一次同步滑模”的先进工艺，即用钢板组合成一个整层结构的固定模型，下配576个千斤顶。浇完一层，千斤顶就把整个模型结构向上“滑升”一层。这种滑模工艺，香港和广州一些建筑工程虽然也用，但只能内筒、外筒分开滑升，速度就慢很多。
国贸大厦是从第五层标准层开层试验采用滑模工艺的。因为是第一次使用，中建三局一公司慎之又慎，由工地主任、施工指挥王毓刚，支部书记、副指挥、总工程师俞飞熊，滑模主管罗君东等人组成一个团队负责，从设计到施工都力求突破和创新。这时，王毓刚36岁、俞飞熊40岁、罗君东才26岁，都属于“敢上九天揽月”的年纪。
第一次试滑，因为滑模起提速度太慢，尚未凝固成型的墙体被严重拉裂，里面的钢筋暴露出来，成为“废墟”，工人们只得停下来，花了三天才将“废墟”处理完毕。王毓刚等几位负责人和工人们不信邪，琢磨一阵，调整了滑模的提升时间，即在水泥初凝之前开始提升。但是结果依然如故。接着，又进行第三次试滑，仍然失败了。
滑模究竟能否成功？中建三局一公司上上下下将目光齐刷刷地投射过来，外面的冷嘲热讽也纷纷而至，各种压力像沉甸甸的乌云压盖下来。甲方断然制止他们进行第四次试验，说要打官司。王毓刚、俞飞熊和罗君东每天守在工地上做实验、测数据，眼里布满血丝。外界的风言风语，他们根本没时间理会。终于，他们灵感闪现，找到了失败的原因。
中建三局局长张恩沛也承担了很大的压力。他匆匆赶到工地，找来几个年轻人开会。在简陋的会议室里，王毓刚等人一脸憔悴，但仍然露出不肯服输的神情。他们给张恩沛做了详细汇报，倔强地要求再试一次。
张恩沛听完，心如潮涌，问道：“你们确定要再试一次？”
年轻人身子一挺，齐声说：“要！”
俞飞熊还像古代阵前立军令状的将领，豪气地补充了一句：“我是技术负责人，如果再次失败，我愿去坐牢。”
张恩沛满意地点点头，决定支持他们。
9月18日，秋阳朗照，蓝色天幕飘浮着几缕白云。在国贸大厦工地上，聚集了闻讯赶来的800多人。在800多双眼睛的注视下，第四次滑模开始，每一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滑模似乎挑上了千斤重担，一点一点提升，终于完美滑出了第七层标准层。“成功了！我们成功了！”人群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王毓刚等几个年轻人互相拥抱，眼眶湿润了。
此后，几个年轻人一鼓作气，滑模工艺施工也连连告捷：速度从最初7天一层，到6天一层、5天一层、4天一层；从第31层开始，施工速度稳定在3天一层；内筒、外筒一次同步滑升，12小时可滑升一层，30天内连上10层。经过细心检验，质量优良。日本、瑞典等国家和香港地区的专家与同行，特意赶来参观，无不啧啧称奇，说这里的施工，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工地上的其他工种也在争先恐后，创造佳绩。年仅18岁的杜先芳刚参加工作，被分在项目的钢筋班组。这个班组是清一色的女青年，被称为“铁姑娘班”。杜先芳有些恐高，第一次站上十几米高的操作板面，望着脚下似乎变形的地面，不由得脚步打颤，手心也淌出汗来。她暗暗叮嘱自己，一定要战胜自己，不能给班组丢脸，拖整个项目的后腿。渐渐地，她适应了高空作业。工地从第三层开始滑模，“铁姑娘”们负责绑扎钢筋，必须跟着滑模一直攀上150米高空。杜先芳也已经像在平地上一样自如，干得得心应手了。
国贸大厦进入快速施工期，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生长”时，杜先芳和其他“铁姑娘”异常兴奋，劲头更足了。这时，杜先芳遇到了新的挑战，她负责的双观电梯区域施工难度颇高，钢筋排布造型复杂、体积大。为了不让自己出丝毫差错，杜先芳一下班便向有经验的老师傅请教，上班后又小心翼翼，自己不断琢磨，技术也越来越熟练。到后来，她平均每天能完成300公斤重的钢筋绑扎，不输于任何一个男子。
这天，验收组组长爬到高楼，前来验收。他站在杜先芳绑扎好的钢筋上使劲晃动几下，钢筋几乎纹丝不动，验收合格，杜先芳像孩子一样开心地笑了。一旁站着的几个老师傅故意逗她，指指龙门架，笑道：你敢不敢爬？她笑脸一歪，说敢。说着，她仿佛一只敏捷的猿猴，轻巧地攀爬上了龙门架。
杜先芳抬头一望，白云在头顶悠悠飘荡，似乎伸手可及；远处，是几乎遍布深圳全城，热热闹闹的建设工地。她又俯瞰脚下，地面的人影缩成了一只只蚂蚁……蓦地，她发觉自己完全不恐高了，得意地笑了起来。站在龙门架上，她放开嗓子，唱起了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伴你漫行，一段接一段。越过高峰，另一峰却又见。目标推远，让理想永远在前面。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
为了赶抢进度，除了采用先进工艺和先进设备外，李传芳与公司负责人还继续提倡“为中国工人争光”的精神，加强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每个工人都很快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与香港一河之隔的地方，承建一座内地最高的大厦，是人生难得的挑战，也是一项至高的荣誉，自己身上不仅经济责任重，政治责任更重！春节到来时，工地上依旧人影绰绰，热火朝天，很少有人请探亲假，回去与亲人团聚。
中建三局一公司负责人都没有任何特权，也与普通职工吃住在一起。工地四周一片泥泞，人民南路还在修建当中，刚露出雏形，加班加点时，没有可以提供吃食的商铺。为了给加班的员工们驱除饥饿，局长张恩沛到工地时，常常亲自下厨，当起了“火头军”，煮从湖北带来的挂面。碰上下雨，他便撑一把雨伞，遮挡露天的锅灶。等锅里的面翻滚一阵，差不多熟了，一公司副经理王亲民便用抹布包住锅沿，双手端着锅，喊一声“走起”，向工棚里冲去。张恩沛则为他撑伞遮雨，跟着小跑，口中不断喊道：“小心点，别洒了。”一身尘泥的员工们满脸笑意，大口大口吃着热乎乎的面条，心里暖乎乎的。
工地上的夫妻职工，从最初的30多对增加到了60多对。李传芳和俞飞熊以身作则，严格遵照要求，做起了隔河相望的“牛郎织女”，像单身职工一样分住在大工棚集体宿舍里。工地书记患有坐骨神经痛，不时发作，但像战争年代的党员干部一样，始终坚守在工地，雨天一身泥水，晴天一身臭汗，两年多来未探过家……
国贸大厦直蹿云霄的神奇速度，引来了众多好奇的新闻媒体。《南方日报》记者写道：“记者来到工地采访，大厦第44层正在施工。仅仅过了10多天，大厦主楼第50层已胜利完工。至此，滑模施工全部结束。主楼高160米，像巍巍奇峰，直冲云霄……”
1984年3月15日，新华社的一条消息像这个季节的春风，须臾传遍了全世界：正在建设中的中国内地第一高楼深圳国贸大厦主体建设速度，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新纪录，这是中国高层建筑历史上的奇迹，标志着我国超高层建筑工艺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一时间，“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驰名中外，成为改革、开放，时间、效率的一个代名词。中建三局一公司和深圳一道，也成为一个激情燃烧时代的象征。
有人脸上溢满羡慕，对中建三局的员工们说：国贸大厦工程的信誉，够你们吃十年。他们却不以为然，依旧不停地开拓，不断追求着新的“中国建筑之最”。两三年里，他们以投标竞争方式，承接了一项又一项“高、大、新、尖”工程，而每攻克一项工程，又是一次施工技术的突破，在同行中形成技术优势，从滑模式又发展到爬模、飞模……
过去，中国建筑业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凡有国外大建筑商参与施工的工程，国内施工企业便只能畏畏缩缩，屈居配角。创造了“深圳速度”的中建三局一公司不信邪，决心打破这一不合理的惯例。1985年，他们又在深圳发展中心大厦竞标成功，第一次取得了总承包权。这座超高层建筑，比国贸大厦还高出5.8米，需要采用钢结构、圆筒式、外罩玻璃幕墙，主楼承重钢柱由130毫米厚的钢板焊接，因而施工难度更大。
整个工程施工，由国外和港澳以及内地的16家公司分包，包括美国、日本、法国的三家公司和香港的五家公司，其中不少还是国际上创立很早，赫赫有名的大企业。中建三局一公司不卑不亢地统领各方，管理、协调得井井有条。第二年5月18日，发展中心大厦主体建筑成功封顶，像一座丰碑矗立在南海之滨。超声波探伤检验的结果是，97%的焊接质量达到了美国AWSD规范的最高等级，也就是世界顶级水平。
超越中建三局一公司的人，是他们自己。
1992年10月，一个重磅消息又插上了翅膀，飞向国内外：深南中路、宝安南路和解放中路交会处的一块约2万平方米的土地，公开竞拍。全世界都投来火热的目光，许多实力雄厚的企业急忙组织精干团队，定下天价底线，前来深圳竞拍。激烈角逐后，香港熊谷组有限公司、深圳深业（集团）有限公司在万众瞩目中笑嘻嘻地拿到了土地，他们两家联合起来，以1.42亿美元的价格竞拍成功，创下了深圳的地价之王。
接下来，要在这块土地上建造一座宏伟的地王大厦，设计高度为383.95米，名列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其钢结构吊装难度、焊接精度的要求格外之高。
公开竞标的消息传来，中建三局新任局长洪可柱坐不住了。他和助手以及专家经几个昼夜细细研究后，亲自带队前往竞标。他带来的虎将中，有一位是中建三局泰国经理部副经理鲍广鉴。这天，他和鲍广鉴一路打听，找上门去沟通。与钢结构承包商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的专家谈判时，对方早就听说过鲍广鉴的大名，问道：“鲍先生愿意干地王吗？”鲍广鉴豪气干云地说，当然想做！
日方专家面带微笑，转头问洪可柱：“你会让鲍先生任项目经理吗？”洪可柱暗想，可能有好事，忙说：“会的。”
日方专家又笑了，从抽屉拿出簇新的合同，说：“我们签吧。”
1994年3月28日，鸟语花香，春光正好，中建三局一公司迎来了大喜事：正式承接了地王大厦的重点项目——总重量2.45万吨的钢结构安装工程。地王大厦建设方案由美籍华人张国言设计，宽与高之比是1∶9。这将是世界上最“扁”最“瘦”的超高层建筑，施工难度无疑也增加了不少。但中建三局一公司上上下下毫无惧色，像长坂坡前横枪跃马的张飞一样，挺身而立。
5月27日，地王大厦的钢结构施工正式开始，6颗从东京漂洋过海而来的合金螺栓，被牢牢拧在巨大的钢架上。
洪可柱信守承诺，将鲍广鉴调任中建三局一公司副经理，主管这一项目。鲍广鉴第一步是广纳贤才，组建核心团队。他找来当年一起东渡日本取经的老朋友魏大年、自学成才的焊接高手刘家华帮忙，共同攻克这一项目。上海国贸项目的厉雄和李国荣两位老工长，也被鲍广鉴挖来，做了自己的副手。这一项目是外资背景，经常要与外国人打交道，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做过翻译的王宏也被鲍广鉴“摇唇鼓舌”请来，成为最早到这个项目的员工之一。
这个团队的成员都久经战阵，但眼下的挑战也前所未有。主楼总施工面积15万平方米，全部钢结构焊缝达600千米，还有安装压型钢板13万平方米、熔焊栓钉50万颗、高强螺栓50万颗。此外，还有其他难以计数的技术与吊装难题。然而，合同白纸黑字写着的工期仅为14.5个月，如果拖延一天，便将罚款6000美元。
无形的压力像一座黑魆魆的大山，向鲍广鉴沉沉压来。他知道，这场硬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旦失败，自己名誉扫地还是小事，中建三局一公司多年来付出无数心血，辛苦打造的品牌形象，或许也将毁于一旦。
厉雄和李国荣是中建三局一公司久负盛名的干才，一个负责生产和进度，一个负责质量与安全。两人在质量控制、施工组织设计、吊装方案上常常各持己见，互不相让。
鲍广鉴对两人的关系十分清楚，但坚持重用他们，不过总及时四两拨千斤，居中调解，常常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后来，无论是工期、安全，还是质量都创下了一流水平，鲍广鉴颇为得意地说：“他们是欢喜冤家，也是我的左膀右臂。”
项目开工不久，黑云压城城欲摧，台风和暴雨突然袭来，一连几天不止。鲍广鉴只好让员工们停歇下来，工期被延误了近30天。大家都知道合同上写着的罚款条目，粗粗一算，已是一笔巨款，急得团团转。
这天，老天终于开眼，风停雨止，一轮红日从大海上缓缓升腾起来。厉雄喜形于色，胡乱套上工服，立即召集人马进行柱梁吊装。与此同时，土建施工也开始了忙碌，作业面上满是钢筋与脚手架，随时都可能坠落伤人，安全没有了保障。李国荣听说后，急忙赶到现场阻止，要求大家停下来。
厉雄火冒三丈，对李国荣吼道，你这是干什么？再不抢工，延误了工期，你负得起责任吗？李国荣也黑着脸大声说，抢工期就可以不顾安全？
厉雄瞪着牛眼，又吼道，耽误了工期要罚款，我丢不起这人。带上你的人，赶紧走开！李国荣上前一步，挡在前面，说，出安全事故就不丢人了？就不损失钱了？
两人僵持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在晚上的生产例会上，他们为这事又吵起来。鲍广鉴看着他们，乐呵呵地说：“就没有一个办法既能解决进度问题，又能解决安全问题吗？”稍一停顿，他故作生气地说：“你们两个有力气吵架，不如想想办法，今天不想出来，不许睡觉。”
厉雄和李国荣似乎醍醐灌顶，马上坐在一起重新讨论方案。你一言我一语，智慧的火花被屡屡碰撞出来。一杯茶喝完，终于有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改柱梁单个吊装为组合吊装，减少高空焊接量和吊装设备的位移次数。
厉雄、李国荣和周围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蓦地，李国荣脑筋一转，又想到了一个“布袋子”的办法，以解决高空作业时工人小物件的坠落问题。
大家眼睛一亮，鼓起掌来。
他们知道，在百米高空，坠下一颗螺帽，就有可能出人命，地王大厦是亚洲第一高楼，施工比一般工程更加危险。安装钢构件的熔焊栓钉、高强螺栓就多达100万颗，最大的螺栓重500多克，小的也有350多克。万一有一颗螺栓头坠落，从300米高空砸下来，相当于一粒步枪子弹出膛，被“射”中的人非死即残。
为了让这些“子弹”不出膛，鲍广鉴实行严格的管理，要求每天登记螺栓、栓钉的使用数量。每天用几颗，就发几颗，绝不允许多发出一颗。每个上工地的人，都配了一个专门的工具袋，用来装螺栓和栓钉。工人上工用的手动工具，则都挂在各自的安全带上，防止掉落。
百密难免一疏，但李国荣的“布袋子”小招，把所有的漏洞都堵上了。在施工中，中建三局一公司不仅重大伤亡事故为零，也从未碰破一块玻璃幕墙，没有火花溅落事故，甚至连时常可见的工地噪声扰民、垃圾污染环境等问题，也被很好地解决了。
学者易中天这段时间正好待在深圳，亲眼见过这一幕，多年后他回忆说：“在建造地王大厦的两年多时间里，人们没有听到过喧嚣和噪声，没有看见过肮脏和杂乱。它四周的马路在凌晨时分总是被冲洗得洁净如初，它的工地围墙也多次被粉刷一新。地王大厦是安安静静又干干净净长高的。”
易中天对建设者的这种文明十分感慨，说：“只有深圳才有这种文明。”
安全得到保障后，地王大厦以两天半一层的建设速度，向上急速“生长”。
李国荣更加严格起来，对质量的要求一刻也不曾放松。地王大厦是钢结构工程，吊装是难点，焊接质量关系到整座大厦的安危，李国荣对任何一个焊点都要仔细检查过关才放心。他常常带着几个人，拿着仪器，突然出现在干得正欢的厉雄面前，严肃地说：“停一停，我们要检查一下。”厉雄知道拗不过他，只得叫身边满头大汗的人停下来，然后气呼呼地看着李国荣他们一个个绷着脸东测西量，又带着满意的神情离去。
300米高空的工地上，也有几个“铁姑娘”：邹丽萍、江勇、邓翔华和谈焱。她们的平均年龄才22岁，工种是焊工，每天穿着厚厚的工作服上阵，像穿上了笨重铠甲、包裹严实的士兵。尽管一再小心，但她们的衣服上，还是布满了被焊花烫破的星星点点。
这天，谈焱想卖弄一下自己的绝活，抢着仰焊一处钢梁，火花瞬间飞溅起来。若在夜空下的地面远远仰望，必定以为是一颗璀璨的星星在闪烁。谈焱技术纯熟，又偷偷琢磨了许久，本以为万无一失。干得正得意，蓦地，一块焊渣像爆竹溅出的火星，飘落在她的脖子上，烫破保护罩，贴在了皮肤上。娇嫩的皮肤从未受过这种“侵袭”，她痛得叫出声来，眼泪溢出了眼眶。
一旁的邹丽萍忙把她拉了出来，除掉面罩，谈焱雪白的脖颈上已经烫了一个大水泡。江勇、邓翔华发现不对，也停下手中的活，关切地围拢过来，递上毛巾和烫伤膏。邹丽萍给谈焱涂了烫伤膏，又接过焊枪：“小焱，你休息一下，我来。”
谈焱眼眶湿漉漉的，愧疚地说对不起。
邹丽萍笑了笑，以示宽慰，一抬头，发现江勇和邓翔华早已拿上焊枪，泥鳅一般钻到梁底去了。她只得放下焊枪，陪谈焱小憩一会。
她们静静地俯瞰深圳的大地。这座泥土里生长的城，已经摒弃了荒芜，“长”出了百余座百米以上的高楼大厦，像蓊郁的森林一般蔓延开来。她们知道，其中超过40座是中建三局一公司先后承建的。不远处人民南路上的国贸大厦、发展中心大厦、天安国际大厦等都是他们承建的，这条路也被称为“中建三局一条街”。
“真美！”谈焱蓦地打破沉默，感叹着。
邹丽萍点着头，笑着说，等工程搞完了，我们四个也好好放松放松，去自己盖的楼里逛逛，买几件时髦衣服穿。
谈焱眼里露出神往的亮光，连声说好。江勇和邓翔华刚好焊完钢梁出来，听了邹丽萍的提议，也开心地笑起来，脸上的疲倦一扫而空。
这时，李国荣一脸严肃，带着质检人员上来了，后面跟着厉雄。李国荣看了四个姑娘一眼，说要探伤检测所有焊缝。
厉雄一脸不悦地说：“你一天到晚盯着我就算了，连几个丫头都不放过。”李国荣回击道：“谁都不能例外，这是亚洲第一高楼！”
厉雄还想争辩几句，邹丽萍忙说，我们欢迎检查，越严越好。李国荣瞪了厉雄一眼说，你看看，人家姑娘觉悟都比你高。
质检人员拿着仪器四处检查起来。到刚刚采用仰焊焊接的焊缝时，他们格外仔细。良久，质检人员钻了出来，说非常好，然后在记录表上的优良栏打上一个钩。
厉雄笑了，对质检人员说，别看这几个姑娘年轻，她们的作业面，我其实最放心。质检人员想起刚才那些完美的焊缝，也不由得赞叹：了不起！
地王大厦所有焊缝连起来，可达600千米，其中邹丽萍等四个姑娘的工作量就占了所有精焊工的四分之一。她们不但技艺高超，速度也越来越快，一个2000平方米的楼层，一般需要6天时间，但她们只用了两天半。她们和其他员工一道，又创造了两天半一层楼的新速度。
1995年6月9日，仲夏的海风习习吹来，地王大厦最后一根钢梁，稳稳落在指定位置，主体工程顺利完工。工期仅用12个月，不仅提前完成，且比西方发达国家同类工程快了6个月。经过专家近乎苛刻的检测，大厦垂直度误差仅为17毫米，远远低于国际标准允许的误差值。
这是中建三局一公司的建设者第二次创造的深圳奇迹。10年前，翻滚的南海波涛见证了“深圳速度”，他们在国贸大厦将中国建筑推向了超高层水平；10年后，南海波涛依旧汹涌，又领略了“新深圳速度”，他们在地王大厦将中国建筑推向摩天大楼的新水平。
这天，地王大厦举行隆重的平顶仪式，嘉宾在鲜花簇拥中绽放着笑脸，纷至沓来。建设部副部长李振东站在700多名赶来庆贺的宾客前，热情洋溢地说：“我国的钢结构施工比西方晚了半个世纪，但是我们起点高、发展快，中建三局一公司功不可没！”
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也是满脸笑意的嘉宾之一。他仰望着半空里巍然耸峙的大厦，朗声说：“20世纪80年代，我们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今天我们又创造了两天半一层楼的深圳新速度！”
远处海面上澎湃的潮声倏忽间安静下来，四周林立的楼宇也在云端肃穆着。它们似乎都在聆听李振东和厉有为铿锵的话语，沉浸在无边的欢愉和自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