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鹏一日同风起
段云于1978年4月率领港澳考察组，带着“了解香港、澳门经济飞速发展原因”的目的迈出边境时，并非孤零零的一路。在此前后，出国考察学习的潮流，一浪高过一浪。
紧随段云之后踏出国门的，是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考察团，考察对象是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和联邦德国五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也是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在外时间最长的一路。中央从段云的“侦察”中，尝到了甜头，对谷牧这一路寄予了厚望。
谷牧深感肩上的担子不轻，对考察团成员的挑选颇费了一番心思。出国任务是用最短的时间，考察法国等国家的工业、农业、交通、科技、教育和核电、港口等，获得有益的经验和做法，回来为我所用，他将考察团主要成员限定为分管上述工作的负责人或这些领域的专家。国家建委副主任彭敏、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农林部副部长张根生、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叶林、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王全国、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波、国家进出口委员会秘书长李灏等人，先后被谷牧一一圈定。
25个成员终于聚齐，下榻北京饭店，等候出发。复出不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抽出时间，专程赶来与大家见面。简短的问候后，他一脸严肃，殷殷叮嘱谷牧和其他人：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
5月2日，草长莺飞的暮春时节，载着考察团的飞机像一只大鹏腾空而起，跨洋过海，飞向第一站法国。走下飞机，穿行在充满异国风情的大街上，现代化都市的繁华景象映入他们的眼帘，高耸的楼宇直插云天，先进的工厂林立，交通紧张繁忙而有序。
像闯入百花园的蜜蜂，他们克服马不停蹄的疲惫，一国接一国地深入考察，考察团的内心也像巨石跌落湖中的波纹，一圈一圈荡漾开来。工人住有别墅，出有汽车，家中各种电器齐全，即使失业，也能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居民的收入和福利十分好，社会安定。许多资本家开办的企业让工人参股，参与企业的管理和分红，使其成为工厂的主人之一。城市居民住房人均达到20-30平方米，实现了居者有其屋，多数人脸上安闲而惬意。农民的生产水平、收入水平已与城市居民相当，城乡差别基本消除。
考察过程中，谷牧陷入了沉思。
一天晚上，谷牧带着考察团裹着夜色踏入联邦德国的土地。驻联邦德国大使张彤将他们热情迎入使馆，寒暄一阵后，播放了一部联邦德国的纪录片。纪录片讲述的是二战战败后的德国，破败的经济如何起死回生。刚被苏联、美国等同盟国打败时，首都柏林化为废墟，人民穷困潦倒，陷入绝境，有时求一片面包而不可得。但三十年过去，联邦德国不仅恢复了经济，而且发展得更好。
谷牧和考察团成员都瞪大眼睛，默默观看着，内心翻涌着波涛。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暗想，自己从参加革命起，就怀抱着为人民谋幸福的奋斗目标，但几十年过去，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西方相比，竟还有这么大的差距……
6月7日，在初夏温煦的阳光下，谷牧和考察团其他成员带着惊讶、歆慕、压力中的自信等种种复杂的情绪，回到了北京。半个月后，李灏在谷牧的吩咐下起草了一份厚重的《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大家反复讨论、修改后，最终定稿。在报告中，他们向中央郑重提出了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建议，包括扩大进出口贸易，发展科学技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强农业基础，以及电力和交通先行四方面内容。
这是一份石破天惊的报告，改变了一个古老东方大国的前行轨迹。
邓小平一直在关注着他们的行程。考察团一回来，他最先约见了谷牧，详细询问了情况。谷牧颇为激动，滔滔不绝说了起来。邓小平点燃一根烟，边听边陷入了沉思。最后肯定地说，考察很成功、很有意义，对改革开放有借鉴和推动作用。他随即向中央政治局建议，专题听取汇报。
6月30日下午，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灯火通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王震等中央政治局委员端肃而坐，听取谷牧的汇报。谷牧做了精心准备，声情并茂，侃侃而谈。
谷牧说到国外利用搞“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等形式引进外资，发展工业和外贸出口后，叶剑英和聂荣臻先后发言说，谷牧同志到国外也看了，也说清楚了，过去我们只知道说自力更生，为什么外国能搞加工贸易，引进外资，而我们就不能搞呢？我看我们也应该搞。其他人都纷纷点头。
令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汇报，从下午3时30分到晚上11时15分，连续进行了近8个小时。大家毫无疲倦之感，临走时，都还似乎意犹未尽。
一位领导人感慨地说，对于国外的情况，我们过去了解不多、不全面，有些同志也不敢多讲国外的优势和我们的差距。谷牧这次考察，把国外的情况真正讲清楚了。
尽管国家耽误了时间，底子薄，起点低，谷牧对中国的发展依然充满了自信，说，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欧洲国家成了一片废墟，他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也不好，时间也不长，对此，我们应充满信心。
谷牧汇报后不久，国务院召开了讨论如何向发达国家学习的务虚会议。会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朗声说：目前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在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而是要以比原来的设想更快的速度来实现这个任务，要在20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展望未来，他辅以手势，提高了声调说，我们应有魄力、有能力利用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
谷牧和考察团的西欧之行更大的影响，还在几个月后的12月18日显现。这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凛冽的寒风中召开，中心议题却满是浓浓的春意：169名中央委员与112名候补中央委员脸上洋溢着前所未有的兴奋，热烈讨论着，要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仅开了短短5天时间，却形成了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决定在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上进行重大转变，从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封闭半封闭转到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
像早春的雷声滚过华夏大地，万物蓦然而醒，睁开了长久昏睡后惺忪的眼睛。南海之滨的深圳，也即将沐浴着春风春雨，跃上新的台阶。
1979年1月，各省都开始紧锣密鼓地传达、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按照省委的分工，回到了家乡汕头，执行传达全会精神的任务。阔别家乡多年，他却没有欣喜，而是感慨：30年过去了，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眼前的这座城市真是满目凄凉，比我们小时候都还穷啊！
吴南生走在大街小巷和村庄田间，面对曾经熟悉的一草一木，很是焦虑，夜深人静时辗转不已，难以入睡，暗想：我们当年豁出性命扛起枪杆闹革命，可不是为了换取眼前这样一幅江山！
他想起了1935年，自己在“一二·九”运动的大潮中，写了一篇《评萧红的〈生死场〉》的文章，予以声援，被老党员引领，参加了革命。1944年，自己有幸奔赴延安，进入中共中央党校。随后，又在吉林、南昌等地奔波，最后随解放大军回到了广东。这么多年过去，老百姓还是过着苦日子，非变不可了。
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也是广东人，这段时间常回来小住。碰到吴南生时，也无限感慨地说，南生啊，我们的家乡很穷啊，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要多想办法！
吴南生对三中全会精神的领会异常透彻，其实一直在想办法，逢人便打听良方。一位朋友见他十分诚恳，盯着他的脸，有些怀疑地说，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一类的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了。他顿了顿，补充道，你看新加坡，我们的香港、台湾……它们的经济是怎样发展的！
吴南生脑海里闪过一道电流，瞬间明白了。他琢磨着，要突破计划经济的框框，把市场经济引进来，划出一定的地方，减税收，简化手续，彻底开放。
2月21日深夜，窗外冷风飕飕，四野阒寂，患了感冒的吴南生额头发热，不断冒着虚汗，眼睛有些发花，但内心如浪涛奔涌。他强撑着坐在桌前，拟写了一份给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省革委会主任杨尚昆的电报，谈了自己的设想。
一个星期后，吴南生回到广州。习仲勋听说，当晚赶到他家。两人就着一杯清茶，由电报中的设想说起，谈了许久。习仲勋很是赞赏他的设想。
3月3日，吴南生在省委常委会会议上，正式汇报了自己的设想。他说，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难，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我提议广东应该先走一步。
吴南生的棋艺不错，顺便用下棋打起了比方：我是喜欢下象棋的人，先走一步，叫做“先手”，就是先掌握主动权。现在要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我主张广东先走一步。
习仲勋、杨尚昆等常委目光炽热，望着吴南生，聚精会神地听他滔滔说下去：先走一步的那颗“子”，怎么下呢？我想先划出一块地方，用各种比较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他们先进的东西引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吴南生设想的这块地方，是汕头。习仲勋和其他常委觉得不够，加上了已撤县建市，走在前头的深圳和珠海。习仲勋说，开放要搞，全省都搞，4月份中央开工作会议，赶快准备一下，向中央打报告。
古语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划出的这几块地方，叫什么名字好呢？大家又沉吟起来。“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工业贸易区”等名字一一被提出来，又都被否定了。
这时，叶剑英也在广州，习仲勋和吴南生前去汇报。听说要划几块地方搞试验，叶剑英很高兴，说：好啊，你们赶快给小平同志汇报。
1979年4月，北京又浸润在春天的花海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如期召开。习仲勋是中南组会议召集人。在小组会上，广东省委书记王全国按照省委决定，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向中央提出体制改革的建议。习仲勋不时插话，补充说，希望不仅要决心改革经济体制，也要改革行政体制。
4月17日，中央政治局召集各小组负责人汇报，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人笑容可掬地坐在主席台上。习仲勋汇报说，广东临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领导人们不断微微点头，笑容也更舒展了。
邓小平插话时，举了新加坡的例子。他说，可以吸引外资办厂，取得利润，又有劳务收入和税收。广东、福建有这个条件，搞特殊省，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只要不出大问题，不需要几年就可以上去。稍稍停了停，他微笑说，如果广东这样搞，每人每年收入1000至2000元，起码不用向中央要钱。广东、福建8000多万人，等于一个国家，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
会议期间，习仲勋又找到邓小平，单独作了汇报。说到广东省设想在深圳、珠海设立“贸易合作区”，但如何定名还有争议时，邓小平略一沉思，断然说，还是叫特区吧，“当年陕甘宁不就是特区吗？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习仲勋笑了。当年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华民国”下属的一个特区，下辖23县和神府特区，一度称为陕甘宁特区。他就在陕甘宁特区所属的关中特区工作了6年，把守这一延安的南大门，先后担任过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分区专员、分区保安司令部政委等职。邓小平曾在关中特区所属的桃曲园住过一段时间，与习仲勋也因此而相识。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和广东省委的建议获得批准，不仅广东可以“先走一步”“采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福建也被列入其中。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都被批准设立为“出口特区”。
不久，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一个工作组来到广东，起草关于经济特区的有关文件。谷牧和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王全国、范希贤、曾定石等广东省委、省政府负责人反复磋商、修改后，文件终于定稿。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下达，正式决定试办“出口特区”。这便是著名的中发〔1979〕50号文件。文件明确规定，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同意实行新的经济管理体制，试行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实行大包干的办法，即广东财政收入每年上缴中央10亿元，多收的留给地方支配使用。关于出口特区，文件也明确指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中央特别强调，“广东应首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区建设好”，经济特区建设由此拉开了序幕。
中央还决定，由谷牧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分管这一工作。因为带着考察团出访西欧五国，又影响了党和国家的前行轨迹，谷牧成为一时的不二人选。
收到50号文件，习仲勋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放下了。他马上召开省委扩大会议，研究如何落实文件精神。会议决定，由省委三位书记刘田夫、王全国和吴南生组成三人小组，负责落实。会议一结束，习仲勋又马不停蹄，与王全国一起赶到深圳，找张勋甫、贾华、方苞等市委负责人谈话，研究特区的各项建设工作。
9月20日，秋高气爽，谷牧又来到似乎奔涌着浓浓春意的广州。顾不上休息，他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一连开了几天，广东省委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吴南生和曾定石，以及深圳市委书记张勋甫、珠海市委书记吴健民等人参加。张勋甫和吴建民按照谷牧的要求，各自汇报了试办特区的一些问题，大家随即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习仲勋问，广东“先走一步”，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谷牧断然说：“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广东要快马加鞭，抢时间走在全国的前面。”
座谈会决定了几个重大事项：
一、原则上同意深圳市、珠海市的政治、经济工作，由省直接抓，经济计划单列，由省直接下达。
二、深圳、珠海两市的来料加工装配项目，不需要引进设备，或者引进设备在100万美元以下，三年内可以用工缴费偿还的，可以由两市革委会负责审批。引进设备在100万美元以上的由省审批。
三、省有关部门应结合自己的业务情况，迅速就设立特区的有关事项，提出具体措施和意见，由省统一制定管理细则、办法，以适应对外经济活动发展的要求。
末了，谷牧扫视了一下全场，笑道，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
习仲勋转头看着吴南生，微笑着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吴南生明白其中的含意。“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蓦地想起了林则徐的两句诗，默默点着头。
随后，广东省委正式决定，分管特区工作的书记吴南生担任广东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不久，又任命他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市长）。这年11月，广东省委还决定，深圳市再升一级，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直属省领导。
对深圳等地设立特区，北京还是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他们说：陕甘宁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这个声音吴南生或许没听到，但他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向中央提出建议后，让不同的声音哑口了。
1979年12月，北京京西宾馆。吴南生以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的身份，出席谷牧主持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会议，与中央各部委办的有关方面负责人并肩而坐。会上，吴南生面容沉静，引出了一个话题，建议说，应将“出口特区”改称为“经济特区”。
众人不解的目光“唰唰”投过来时，吴南生不慌不忙地解释说：特区固然要以办工厂企业为主，但也要搞楼宇住宅和其他经济事业。他以深圳特区为例，说这里拟规划工业区、科学技术研究区、住宅区，以及商业、行政和文化区；住宅区主要是提供给科学家、投资者、高级技术人员、华侨居住，为他们创造投资、工作、休息的良好环境，这也是一种吸引力。
稍稍缓口气，扫了大家一眼，吴南生又说：根据国外经验，经营住宅比较容易上手；如果先建一批住宅出租或出卖，特区整个建设所需的资金就有来源了，建立科研区，看来也十分必要；因此，把“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更确切些。
“哗哗——”会议室响起了掌声，谷牧也微笑着，频频点头。
不久，“出口特区”被正式改名为具有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
吴南生就任已是特区的深圳市党政一把手后，另一件大事是主持起草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后来经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公布。令吴南生、张勋甫、方苞等人无比欣喜的是，《条例》公布后，深圳最严重的偷渡现象——那些悄悄躲在石头后和树林中瞪着眼睛，随时准备寻找机会逃往香港的偷渡者突然消失了……
因为强大的自我修正能力，中国共产党人上下同心，令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凤凰涅槃一般，化为了经济特区的排头兵，站在了全世界璀璨的聚光灯下，收获着千万道投射过来的热辣辣的目光。
南海风云激荡，春潮还在一浪浪汹涌而来。深圳这座因大鹏所城而得名的“鹏城”，从寂然昏睡中醒来，开始了“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