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在大路上
1955年7月31日。北京。
会场装点简朴，却庄重而肃穆。全国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济济一堂，凝神望着主席台上侃侃而谈的毛泽东。62岁的毛泽东额头发亮，精神矍铄，湖南口音依旧洪亮悦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哗哗哗……”掌声响起来，如春潮奔涌。雪亮的灯光似乎也漾开了笑脸，更加柔和而温馨了。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达到这一目标的道路，他认为是“实行合作化”。
毛泽东对合作化的思考和实践由来已久。1927年，他在跋山涉水考察了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和长沙等五个县后，写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合作社运动是农民运动的一件大事。他说：“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延安时期，抗日根据地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信用合作等综合性合作，以及运输合作社（运盐队）、手工业合作社等专门性合作社。毛泽东听到汇报，高兴地点燃一根烟，说：“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困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
因为这一长久的思考与实践，两年前的1953年，全国土地改革基本画上句号后，毛泽东便在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提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底，中共中央又做出关于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领导农民从个体所有制，逐步向集体所有制过渡。
毛泽东的话掷地有声，宝安落实的行动也干脆利索。
1953年6月，宝安县委召开全县互助合作代表会议，动员全面开展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各级党组织像听到了冲锋的号角，火速行动起来。三个月后，宝安县黄田乡的赵全仔互助组，在农业增产运动中大获丰收，成效显著，被评为先进互助组，出席了粤中行署劳模大会，得到了一头水牛的奖励。一时间，在各乡各村传为美谈，没入互助组的农民流露出羡慕的神情，纷纷组织或加入互助组。年底时，宝安已有29.35%的农户加入了互助组。其中，常年互助组160个，参加农户952户；季节性互助组3239个，参加农户11198户。
互助组内互帮互助的集体劳动，确有其优越性。一些农户单干时，因家庭劳动力的不足，难以运肥下田、插秧收割。加入互助组后，问题迎刃而解，收入也增加了。黄田乡的钟九互助组，比单干时增产了78%。组员冼村明单干时，5亩田全年只收了12担谷，但入组后，一年便增加到24担。站在田埂上，他笑得像一束饱满的稻子。实践证明，抗旱、除虫和积肥等劳动，互助组内也能取长补短，提高效率。
比互助组级别更高的是农业合作社。
1954年春暖花开时节，遵照中共中央的决议要求，宝安县委第一书记于斯夫与代县长黄干决定开始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们挑选了一批精干人员，组成工作组下乡动员。工作组走村串户，扳着手指给农民算账：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土地入股，耕牛、农具拆份归社，分红土地占45%—50%、劳动占50%—55%；农民进入初级社，土地入股有分红，农具、耕牛可折价。
农民们脸上挂着笑，却还是将信将疑，徘徊观望，等别人干了再说。几个月后，遵照完全自愿的原则，新桥一社、三围一社和马岗一社等3个初级社成立了。这是开天辟地第一回的新鲜事，社员们心里有点打鼓，尤其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新桥一社。
不想，新桥一社一炮而红，第一年便获得了大丰收，成为农业合作化的一面旗帜。于斯夫和黄干像自己多打了几百斤粮食一样高兴，亲自登门道喜，还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给予每户奖励。旁观的农民动心了。年底时，全县农业合作社已增加到了84个，还有45.8%过去单干的农户加入了常年互助组或季节性互助组。
1955年9月，也就是毛泽东在省委、市委和自治区党委书记会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后不久，宝安新任县委书记兼县长黄干主持召开三级干部扩大会议。非常时期一身挑两副担子，他深感肩头压力大。在大会发言中，他强调要迎接“合作化大发展”。会议最后，通过了宝安县今秋明春农业生产合作化大发展的计划，进一步动员大办农业社。
这时，宝安的农业社已有95个，入社农户3984户。但对全县而言，还不算太多，因而受到上级的批评。
1953年，宝安县政府从南头迁往深圳镇。1955年冬天，天气格外寒冷。黄干组织全县干部学习党的七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和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会场气氛有些沉闷，好几个人瑟瑟缩缩，似乎窗外的寒潮穿墙而入。但所有人的学习态度都是认真的，每一张脸都写满渴求新知的诚恳。他们一边学习，一边沉痛地自我检查，批判了自己的右倾保守思想，增强了领导农业合作化向前发展的决心。
上下同欲后，黄干带领县委一班人，终于把全县农业合作化运动推向了高潮。1956年春耕时，在布谷鸟的声声叫唤里，全县已建立418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33688户入社，占总农户的52%。还有61个试办的全部以劳动分红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23646户入社，占总农户的36.5%。参加初高级社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88.5%。他们或欣喜，或犹疑，或略带遗憾，走入了春天的田野。
全国合作化的大潮汹涌澎湃一浪高过一浪，宝安也继续激荡其间，成为昂扬奔腾的一波。一年后，不仅剩下的单干户基本入社，而且和别的初级社一道，疾风骤雨般卷入了高级社。1957年春耕时，走上田间地头的人，已是401个高级社中的社员，占到总农户的98.7%。这时的高级社，也不再以过去10户、20户的自然村为单位，而是以上百户乃至几百户的行政村为单位。农民的土地无条件归集体所有，劳动工分代替了土地分红。宝安农民，走上了全新的社会主义道路。
这是一条前所未有的路。
像莽莽丛林中的探险，这条路上前行的每一步，都是共产党人智慧与勇气的探索，难免会有偏差与失误。从土改中刚获得土地不久的农民，也未必跟得上步伐。但每一步绝非为了私利，而是为了共同富裕的绚烂理想。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黄干带着宝安县委一班人，也对手工业、渔业与私营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渔民、手工业者等个体劳动者，也和农民一样，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资本家所有的私有制，也基本上转变成为全民所有的公有制。
1956年6月6日，县城深圳镇。
街头红旗飘舞。路边的凤凰木、腊肠树花朵盛开，闪烁着逼人眼的光芒。电线杆上或屋檐下的高音喇叭，播放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激昂旋律。镇政府大门前，三三两两着装素朴，甚或穿着车间工装、田间耕种衣服的人端肃而入。
雄壮的国歌奏毕。主席台上，主持人神色庄重地宣布：“中国共产党宝安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开幕！”而后，又响亮宣布：“应到正式代表21人，实到21人；应到候补代表78人，实到78人。符合法定人数。”
这是宝安解放后第一次召开的党员代表大会，代表全县2740名党员。基本完成了农业、手工业、渔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转变，县委书记兼县长黄干有些兴奋和自豪。他投身革命多年，抗战时在东江纵队里与日寇作战；东纵主力北撤后，他留了下来，又从无到有，和战友们一道创建新的人民武装，担任过东江第三支队第一团政委，与国民党军队浴血战斗了多年。此刻，黄干坐在主席台上，有些黝黑的脸上挂着浅浅笑意，感觉自己与追求多年的理想从来没有这么接近过。
他负责代表县委，向代表们作第一届党代会总结报告。发言时，他的声音格外洪亮而高亢：随着农村合作化的大发展，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1955年全县粮食播种面积为775666亩，总产量1540763担，比1954年增加了8.93%，比1952年增加了24.6%”。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相应提高和改善，购买力不断提高。“1955年人民购买力每人平均为95.25元，比1954年增加4%，比1952年增加19%;1955年生产资料的供应为1915650元，比1954年增加23%；生活资料的供应为16763056元，比1954年增加7.7%，比1952年增加22%……”
一长串实打实的数据，像战争年代一张张告捷的战报，又引发了代表们长时间潮涌般的掌声。
黄干的报告内容很长，用的时间不少，但很少喝面前茶杯里的水。他时而激越，时而舒缓，一口气又总结了全县文化教育事业、卫生工作、边防对敌斗争和继续打击残余反革命工作等方面的成绩。说到工作中的不足，他脸上现出愧疚的神色，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
黄干发言后，县委副书记朱德全接着作了《关于今后工作的报告》。
代表们对他们的发言讨论热烈，几天后，表决通过了《宝安县1956-1962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决定开展以农业合作化为中心的农业生产运动，增产粮食，支援工业建设，改善人民生活，从而推动国民经济各部门和科学文教卫生事业的新发展。新的蓝图像晨间的万缕霞光，绚烂地铺展在眼前，每个代表脸上都浮现着由衷的笑容。
大会还有一个重要议题，与以往由上级直接任命不同，要选举中共宝安县第一届委员会和县监察委员会。选举结果出来了，王志当选为县委第一书记，朱德全、费铭华、李馨亭、宋云舟为书记；朱德全还当选为县监察委员会书记。重新设立第一书记和新设监察委员会，在宝安，都是簇新的大事，党的领导得到加强，组织建设也更完善了。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国际歌》的旋律响起来，站立的王志、黄干，和所有与会代表一样表情肃然身姿笔挺，内心则澎湃着。黄干卸下了书记的重担，但没有丝毫轻松之感。他知道，作为县长，面对宝安规划中的新蓝图，自己依旧任重道远。王志接过了一副重担，对于新的工作千头万绪，蓦地感觉肩头沉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