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起战斗的火花
1947年2月，狂风一直刮个不停，北方寒潮翻越陡峻的南岭，直下大海之滨，似乎要与高耸的海浪一决高低。丝丝寒意浸透坪山起伏的山峦，像一柄柄利刃飘荡开来。北岭沙坑围一座屋舍前坪，中共江南地区特派员蓝造裹紧了衣衫，脸色冷峻，依旧来回踱步，思考如何开好明天的会议。
“形势像眼下的寒潮一样严峻啊。”又一阵寒风迅猛扫过清瘦的脸颊，蓝造皱了皱眉头，自言自语道。
蓝造是东江纵队第二支队政委兼路东县委书记，没有随曾生和主力部队北撤，而是奉命留下来坚持斗争。他是宝安葵涌镇坝岗人，知识分子出身，抗战前做过小学校长，参与发起以乡村知识分子为主的“海岸读书会”，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组织了坝岗抗日自卫队，随后加入中共组织，进入东江纵队。或许因为熟悉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斗争经验又极丰富，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他才被东江纵队当作火种留了下来。蓝造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疾风知劲草，留下来后，他很快接过了东江纵队的大旗，成为这片土地上的又一员猛将。
前些天，蓝造到香港受领中共广东区委交给的重任，刚匆匆赶回坪山。他在琢磨如何不负所托，给猖狂的国民党反动派狠狠一击。
1946年6月东江纵队主力北撤时，蒋介石已自恃兵强马壮，能像秦王苻坚一样“投鞭断流”，悍然撕毁和平协定，猛攻李先念的中原解放军，国共重新全面开战。广东国民党当局也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夜以继日召开“治安会议”，成立各级“清剿”机构，部署“绥靖清乡”计划，调集重兵，采取“全面出动，分区进扰”“网形合围”“填空格”等战术，对东江纵队活动过的地区进行残酷“清剿”，以“斩草除根”，免得星火又燎原起来。
在国民党军一遍遍“清剿”之下，没有了自己的部队，已无还手之力的众多党组织惨遭破坏，东纵复员人员、民兵干部、农会会员和进步青年像羔羊一般被拘捕、残杀。宝安只有平湖、木古、杨尾和宝深线等地的党组织还能活动，“湛湛长空黑”，老百姓又坠入了漫漫长夜之中。
当时还是江南地委组织部长的蓝造，听到一个个噩耗传来，心痛如绞。根据危急的形势和上级指示，他在坪山竹园召开紧急会议，做出一个决定：“凡抗战时在部队、政权工作过的党员回地方后，地方党组织不能与之联系，严防暴露；地方党组织转入地下活动，进行单线联系；派出特派员负责领导地方党工作。”这一决定下达后，尚未遭国民党毒手的党组织和党员，暂时蛰伏起来。
随后，江南地委和海陆惠紫五边地委也奉命撤销，改设中共江南地区特派员，蓝造、祁烽分别出任正、副特派员，负责惠阳、东莞、宝安和海丰、陆丰、紫金部分地区党组织和部队工作。路西县委也撤销，改设中共东宝县特派员，祁烽兼任特派员，杨培、容克任副特派员，担负宝安、东莞两县地方党的工作。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面对越来越猖獗的国民党反动派，党组织先后组织了几支武装小分队，开展反迫害活动。1946年11月27日，中共广东区委得到中央指令，决定恢复武装斗争，同时在东江建立惠东宝建军委员会，由蓝造、祁烽等人组成，并筹建一支人民武装——惠东宝人民护乡团。之后，又经过上下几次会议讨论和具体部署，大家重新拿起武器，像东江纵队一样战斗，万事俱备，只欠一场东风。
蓝造此次从香港回来，便带来了隐蔽蛰伏人员渴盼已久的东风。
1947年2月，各地方党和武装小分队负责人奉命赶到了沙坑围。在漏风的会议室里，蓝造不再客套，而是开门见山：“同志们，哪里有压迫，哪里就要反抗，何况我们很多人还是有着抗战光荣历史的东纵老战士。现在广东区委决定恢复武装斗争，请大家来，是落实如何开展武装斗争和重建武装部队的问题。”
话音刚落，与会的负责人迫不及待地热烈讨论起来。曾建、叶维儒、李群芳、林文虎、彭景和邱耀等人早已在坪山开始了重建武装的准备。曾强和梁忠也在宝安布吉乡开始了行动，取出东纵北撤时藏在金瓮（装死人骨头的容器）里的六七支短枪，又挖出埋在山里的十多支枪，成立了武工队，两人分别担任队长和指导员。他们争着发言，说着自己的建议和看法。
会议最后，蓝造宣布成立“惠东宝人民护乡团”，隶属中共江南地区特派员领导。根据上级指令，蓝造担任团长兼政委，叶维儒为参谋主任。为了麻痹敌人，护乡团以群众自卫组织维护治安的名义出现。
会议结束后，护乡团所属的四个大队先后组建起来。其中，第三大队活动于宝安、东莞和惠阳等地，大队长张军与蓝造一样，也是东江纵队北撤后留下来坚持的干部，原为东江纵队第二支队第二大队教导员，是蓝造的直接部下。
不久，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根据中共广东区委决定，蓝造主持成立中共江南地方工作委员会，蓝造任书记，祁烽为副书记。一杆鲜亮的红旗又飘在了空中，隐蔽在各地的党员奋袂而起，纷纷重返组织，饱受憋屈的东纵复员人员也纷纷归队，开始了新的战斗。
在路东地区，坪山、大鹏、坪地、坑梓、沙湾、横岗、龙岗和盐田等地的武工队，像破土而出的原野春草相继成立。护乡团第二大队主力在这些武工队配合下，神龙见首不见尾，不时灵活出击，接连消灭小股的国民党反动地方武装。国民党的这些地方武装，原以为东江纵队远去山东，剩下的党组织又被破坏殆尽，自己可以耀武扬威了。没想到才过了几天，共产党又出现了，而且有了枪杆子，慌得饭碗都端不住，失色惊呼：“东江纵队又回来了！”
重建武装后不久，第二大队副大队长李群芳经过精心准备，率武工队突袭坪山朱家岭，打开了国民党军的朱家岭粮仓，将粮食全部分给贫困百姓，老百姓兴高采烈，纷纷请战士们到家喝茶。粮仓被破，驻守坪山的国民党保八团一个排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排长严忠英知道，自己无法向上司交差，说不定脑袋就要掉了。李群芳获悉这一情况，灵机一动，马上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做严忠英的工作，要他投奔共产党。严忠英无奈之下，答应了，随即公开宣布脱离国民党，率全排30多人，携轻机枪1挺、掷弹筒1支、步枪20多支起义。
蓝造闻报，格外欣喜，马上批准将这个排扩编为1个连，任命严忠英为连长，调共产党员郑时任指导员。起义事件一时炸开了锅，令“清剿”的国民党军如丧考妣，老百姓则奔走相告，说共产党“太厉害了”。
国民党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的头头们恼羞成怒，以保安第八总队为主力，进攻路东地区的江南部队。他们日夜筹划，先锁定了一个目标，消灭中共外围武装——大亚湾联防大队。这支地方自卫性武装由原国民党军旅长、现任大亚湾联防办事处主任何联芳组建，其中的刘立中队由东江纵队复员人员组成。
蓝造很快获悉了这一情报，马上命令何联芳火速撤离，做好战斗准备。但何联芳认为自己曾是国民党军旅长，保安第八总队奈何不了他，没有听从蓝造的撤离命令。结果，除刘立中队及时撤离外，其余部队被围歼，何联芳等近50人被俘，多数人被枪决。
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蓝造命令护乡团第二大队还击，积小胜为大胜。几个月下来，捷报不断飞到蓝造面前的桌上：肖伦中队采取奇袭战术，歼灭驻沙鱼涌海关黄玉如部1个排；随后又以小部兵力突袭葵涌乡公所；严忠英中队在盐田伏击宝安县警队，毙敌1人，伤敌2人；曾建率护乡团第二大队夜袭横岗，火烧敌军炮楼，全歼守军；余清中队在宝安沙河、大坪、石竹径、大船坑连续作战4次，共毙伤敌军10多人；余清中队和严忠英中队联合行动，突袭驻坪山的国民党惠阳县警队1个连，毙敌1人，伤敌2人；余清中队在坪龙公路的猪肠坑伏击国民党惠阳县县长梁国材，打死县府秘书长等9人；护乡团两个大队并肩作战，分两路袭击沙鱼涌墟内的国民党宝安县警队和黄玉如部，全歼县警队，毙敌13人；第二大队主力中队和沙湾武工队组成3个突击队，对深圳毗邻香港新界的罗芳、西厦岭两地的国民党军同时发起进攻，全歼两地守敌29人。
每一次战斗都缴获数量不等的枪支，虽是小仗，却像一阵阵惊雷，掠过暗夜的天空；又像一束束火花，点亮了漫天黑暗。参谋主任叶维儒每次向蓝造报告战绩时，蓝造总是兴奋地说：“好！就这么打！当年东纵初创，也是这么开始的。”
路西宝安地区也在战斗。党组织先后组建了龙华乡武工队、平湖乡武工队、民治乡武工队。武工队时隐时现，或进或退，积极配合部队作战。张军带领护乡团第三大队突袭石岗墟附近的国民党巡逻部队，全歼其1个班。随后，又夜袭文锦渡海关守敌，毙敌1人，俘敌2人。护乡团第二大队两个中队和税警排，分两路伏击专门破坏护乡团税收工作的国民党军张泽中队，第三大队的“三虎”队则袭击福田海关。
1947年冬天，像焚烧荒野的烈火，路西、路东几十万农民掀起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蓝造马上召来坪山地区党组织的负责人开会，商量行动，决定因势利导，给国民党致命的打击。随后，党组织先后在坪山、龙岗、横岗、定南等乡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队，提出“借粮度荒，组织起来，生产自救”的口号，各乡农会普遍实行“二五”减租减息运动和调整耕地的斗争。
这天夜晚，在沙坑围的屋舍里，寒风又猛烈敲击窗户。蓝造从一份获胜的战报上收回目光，站起身来，走到窗前张望。窗外暗黑如漆，但他似乎闻到了春天的气息。“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他想起了一句诗，悄然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