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关百战佐中兴
1985年2月，春天临近，阳光日渐明媚起来，暖风从深圳湾海面柔柔轻拂而来，塞满了街道、广场和行道树间的每一处空隙。
这天，一家科技企业——深圳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成立了。在蓬勃如春的经济特区，这或许是再寻常不过的小事，但对人到中年的关中汉子侯为贵而言，却是人生的全新起点。一座能听得见海涛澎湃的屋舍的会议室里，这位书卷气十足的儒雅汉子笑容满面。望着满屋一张张同样喜气的脸，他很是感慨：多少个日夜的筹划、奔波，总算没有白费……
抗战烽火遍地的1941年，侯为贵生于日寇不断轰炸下的古城西安，父母饱受惊吓、颠簸之苦。他幼年聪慧，沉静好学，上学后成绩优良，常常令父母眉开眼笑，欣慰不已。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了南昌大学，成为新中国的一名大学生。侯为贵喜欢思考，对科技知识有浓厚兴趣。毕业时，按照国家统一分配的政策，他来到了西安一所中专，站在了三尺讲台上。
1969年，这所中专整体转为航天部六九一厂所属的企业，侯为贵也从“吃粉笔灰”的老师变更了身份，成为一名技术工人。其时，正值闹哄哄的“文革”，工人属于领导阶级，地位远比被讥为“臭老九”的教师高，侯为贵从“糠箩”跳入“米箩”，有些意外之喜。他专注于技术的研究和探索，逐渐被提拔为车间主任、技术科长。
1979年1月，中美建交公报在残雪即将消融时正式生效。公报重申美国“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两个曾经在朝鲜半岛刺刀见红、大打出手的国家，终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中国也缓缓推开沉重的国门，开始进入发展经济的改革开放时代。
这时，国家认识到了国产半导体产业的重要性。钱学森感慨道，60年代，我们全力投入“两弹一星”，我们得到很多；70年代我们没有搞半导体，我们为此失去很多。古语说，“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钱学森痛惜之余，决定奋起直追，集中火力攻关，加大力度研究半导体技术。他深思熟虑后，将这一任务交给了位于西安的六九一厂。
六九一厂马上行动起来。这天，担任技术科长的侯为贵受领了一项特别任务——前往美国引进技术和设备。对这个国人眼里一度面目狰狞的超级大国，从未出过国门的侯为贵也是一脸茫然。他日夜忙碌，搜集了许多资料，突击补课，但踏上美国土地后，还是感觉似乎到了另一个星球，尤其是中美技术上的巨大差距，令他内心震撼不已。
侯为贵在芝加哥等地待了一个多月，也第一次亲身领会到了什么是市场经济。在国内，企业实行计划经济，很少考虑成本，特别是航天系统的企业，只要能够上天，成本便忽略不计。国内制作的集成电路广角电镀，镀金有好几微米厚。美国人当着侯为贵的面讥讽说，这个钱往地上乱撒，不需要做这么厚的镀金，同样能保证质量。
侯为贵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感慨地说，人家的企业是从成本管理的角度出发，我们国内对成本的概念是很淡薄的。他认定，只有知识、科技才能使国家发展，而科技发展的机会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等地。
1984年，六九一厂打算到深圳办一家计算机芯片公司，又派侯为贵担任侦察兵，南下深圳考察。侯为贵打点行装，欣然而行，很快完成了公司的可行性考察报告，六九一厂却拿不出投资所需的巨款，只得放弃。但侯为贵提供的有关深圳经济特区的另外一些情况，令厂领导怦然心动。侯为贵说，因香港聘请工人费用过高，而内地劳动力相对廉价，许多香港出口组装厂将订单转移到了深圳，深圳的加工贸易一时风生水起，利润很是可观。
侯为贵向厂领导建议，可以先向银行贷出款项做加工贸易，所需远比芯片少，积累一定资金后，再发展芯片技术。这是“曲线救国”的好办法，厂领导笑了，很快做出了决策。
侯为贵又奉命率团队回到深圳，四处奔忙起来。不久，香港运兴电子贸易公司和航天系统长城工业公司深圳分公司（深圳广宇工业公司）被侯为贵描绘的蓝图说动，先后答应与六九一厂合作，三方共同出资，合办深圳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几番协商后，公司注册资金为280万元人民币，六九一厂出大头，占总股本的66%，侯为贵被任命为公司的总经理。
于是，有了深圳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开张的一幕，也有了侯为贵欣慰的笑容。
从技术领域转入陌生的商海，侯为贵小心翼翼，摸索着向前。他承接风险小的电风扇、电子琴、冷暖机、电子表和电话机等代理加工业务。来的都是客，只要有活干，他便开开心心接纳。
公司的业务量很快上来了。每天有源源不断的客户，有干不完的活计，侯为贵心里却突然不是滋味。他发现，一部电话机或者一台电风扇的加工利润，才区区几毛钱。公司上上下下忙活一整天，赚不了200元，还抵不上街上一个摆摊的修鞋匠。利润的大头，都被笑得合不拢嘴的港商拿走了。年底一算，中兴公司才赚了35万元，人均创收异常低。
不过，组装电话机时，侯为贵对通信设备生发了浓厚的兴趣。他找来各种资料，沉入其间研究，发现一些发达国家，通信的基础设施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很大，而中国则连电话都是罕见的奢侈品，更不用说普及了。这一巨大的差距，使侯为贵痛惜之余，看到了深不可测的商机。
1986年，他果断放弃了代理加工业务，在内部成立一个深圳研究所，组织精干人马，悄悄研制起了小交换机。不久，交换机出来了，迅速打入市场，为中兴赚得了第一桶金。
这时，随着国门打开，国内通信市场已几乎被瑞典的爱立信、法国的阿尔卡特、德国的西门子、日本的富士通等跨国公司垄断，占据了80%以上的市场份额。侯为贵意识到，中兴的交换机，只有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才能不被仿若大象一般的国际通信巨头碾压、挤垮。
他沉静多思，性格内敛，却很自信自己的商业灵敏度，笑着对员工们说，中兴做的事一定能赚钱，大家的好日子在后头。
侯为贵决定竭尽全力，研发出属于自己的数字程控交换机。于是，中兴公司所在的两层简易厂房内，日夜灯火通明，侯为贵和技术人员一道，开始了挥汗如雨的“自主研发”之路。
1990年的一天，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程控交换机ZX500出来了。侯为贵和中兴员工们像老农播下的种子终于结出了硕果，沉浸在巨大的喜悦里。外国设备对国内市场的傲慢垄断，从此出现了一个难得的窟窿。
侯为贵思路敏捷，眼光独特，决定先从国际通信巨头轻忽的农村市场入手，打出这款交换机的威名。果然，短短几年，中兴从庸常的鸟雀化为了凤凰，收入以每年100%的速度增长，很快斩获了一个亿。
赚取的利润越来越多，合资方也有了种种不和谐的声音，双方争执愈来愈激烈。对中兴未来的发展，侯为贵深思后有长远的设想，觉得应该将已有的资金积累，继续投入研发，不断开发出一流新产品，与世界顶尖公司一决雌雄。香港运兴电子贸易公司却不以为然，觉得到手的钞票才可靠，希望尽快把利润套现分掉。他们不无鄙夷地说，华人公司顶多做点加工业，赚几个辛苦钱，赶超欧美大公司是不可能的。
道不同，不相为谋。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颁布，规定可以技术入股。侯为贵乘此东风，带领其他技术元老愤然离职而去，自立山头，打出旗号，成立了独资的民营企业中兴维先通设备有限公司。不久，侯为贵又说动六九一厂、深圳广宇工业公司两家国企合作，三方共同出资，创建了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新公司注册资金300万元，两家国企共控股51%，维先通占股份49%，侯为贵担任总经理。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侯为贵提出了一个“国有控股，授权经营”设想：两家国有企业不参与运营，中兴维先通独自承担经营责任，保证国有资产增值，如果出现经营亏损，则需用股本进行补偿。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股权清晰的“混合所有制”模式，凝结了侯为贵的智慧，使中兴这艘航船劈波斩浪，成为商海中巍然卓立的巨舶。
多年后，侯为贵回忆说：“中兴新成立以后，我们的国有股东没有派人来管理。为了保证国有股东的收益，我们就想了这个办法，由民营方来管理。按照办法的约定，国有企业实际上是旱涝保收。这样的话，他们觉得对他们还是比较有利的，也能促进发展，所以叫‘国有民营’，就是这么一个来由。”
有了全新的航轮，侯为贵雄心勃勃，正式进军通信设备行业。波谲云诡的商海，似乎听见了他进击的号角之声，开始了微微震荡。
1995年，因科技的发展，世界上出现一种更高质量的无线通信技术CDMA，但“小荷才露尖尖角”，仅在美国和中国香港等地开始投入商用。侯为贵感知到了这一技术的巨大商机，立马组建了一个小组跟进CDMA项目，随时准备大举进军。
CDMA缓步而行，1996年底有100万用户；两年后增长到了1000万用户。这期间，中兴公司改组为“深圳市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A股成功上市，有了强劲的资金动力。深圳上市的指标，此时仅有两个：一个给了中兴，一个给了盐田港。侯为贵判断时机已成熟，于是增加人手和财力，成立CDMA研发项目组。CDMA又有两种：一为CDMA95，一为CDMA2000。后者的技术更先进，侯为贵选择的是前者。
也就在这一年，中国联通举行第一次CDMA95招标，中兴和国内另一家通信设备公司华为都摩拳擦掌，积极准备参与。不久，因和高通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存在分歧，未能及时解决，联通的招标搁置下来。
联通的招标是否能重启，还是一个问号，更重要的是，即便重启，随着技术的进步，也可能不再是CDMA95，而是CDMA2000。
华为的任正非断定联通会选择CDMA2000，于是撤掉了CDMA95研发小组，重起炉灶，投入一笔巨资，转为研发CDMA2000。
侯为贵很冷静，对部下们说，联通肯定会上马CDMA95项目，即便转向研发CDMA2000，也需要CDMA95标准的积累。退一步说，万一联通没有采用CDMA95，中兴也可以另寻出路，开辟海外市场。于是，侯为贵与任正非背道而驰，决定加大投入，继续研发CDMA95版的业务升级。
部下们嘴上不说，内心还是隐隐担忧。
2001年，中国联通宣布，重新启动招标，招标业务对准的是CDMA95的加强版，可谓是几乎为中兴量身定制。有充分准备的侯为贵不费吹灰之力，一举中标，拿到了10个省的交换及基站系统采购合同，占7.5%的市场份额。第二年，联通CDMA又进行二期招标，中兴再次中标，获得了12个省总额为15.7亿元的一类主设备采购合同，占15%的市场份额。
这时，通信行业正遭逢罕见的大低谷，四处白雪皑皑，一片肃杀，全球通信巨头包括国内的华为无不失魂落魄，惨惨戚戚，只能在凄风苦雨中俯仰挣扎。中兴却因侯为贵当初的决策，一枝独秀，芬芳四溢，捧出了一个冬天里的春天，销售额赫然突破100亿元人民币。侯为贵的部下们终于心服口服，开怀的笑声溢满了深圳湾。
侯为贵趁热打铁，先后成立了中兴美国研究所和韩国研究所。不久，中兴香港分公司又在鲜花簇拥与人气漫溢中宣告成立。全球最大的个人计算机零件和CPU制造商——美国英特尔也笑意盈盈，向中兴伸出友善之手。双方在浪涛般激荡的掌声中签署了一份重要协议，开始展开3G无线通信、无线局域网等关键领域的深层合作。
小灵通是一种个人手持式无线电话系统，采用微蜂窝技术，通过微蜂窝基站实现无线覆盖，将用户端以无线的方式接入本地电话网。小灵通以其方便和经济的特点，曾风靡日本全境，1998年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但许多人认为小灵通技术落后，不出几年便会被无情淘汰。华为因而一口拒绝了与日本京瓷的合作，中兴内部也有人疑虑重重，建议放弃。同时，国家政策也不明朗。
是机遇，也是风险。到底要不要切入小灵通市场呢？侯为贵踌躇起来。
2002年前后，侯为贵跨过东海，专门前往日本考察。他发现，小灵通应用的20毫瓦小基站通信差，使用者骑着自行车便不能正常打电话，坐上速度快的汽车更是不行，但如果是500毫瓦的大基站，便没有了这些使用上的问题。于是，他对小灵通技术上的担心消除了。
侯为贵又查阅各种资料，结合国内情况，判断小灵通技术很适合中国通信行业的国情。这时的无线接入，还属于固网范畴。在使用上，固网运营商没有政策限制，只是不能实现全国漫游，仅能在局部使用。即便如此，因其资费低，单向收费，又基本解决了通话难的问题，将大受小城市和农村等中低层终端客户的欢迎。固网与移动分家后，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这两家固网运营商没有移动牌照，这种无线接入技术，十分利于其业务的发展，甚至关乎其生存，因而备受认可。
侯为贵反复权衡后，下定决心把小灵通纳入中兴的经营范围，而且要作为主攻方向。他一锤定音后，中兴上上下下立即行动起来。
不久，国家政策实行调整，小灵通的需求瞬间爆棚，像干旱的农田急需甘霖一样，小灵通市场出现了巨大空缺。早有充分准备的中兴昂然而入，一时八面威风，赚了个盆满钵满。2003年，中兴的小灵通业务已占到总收入的1/3。第二年，小灵通用户已达6000万之多，很多厂商手中空空，只能流着口水，眼睁睁看着金银滚滚，涌入中兴。
2004年，中兴登上了又一座高峰，成功在香港上市，成为内地第一家从A股到H股上市的企业。鲜花与掌声里，凌绝顶的中兴意气风发，“一览众山小”。
在小灵通市场上“牛刀小试”，让侯为贵尝到了甜头，他踌躇满志，决定进入手机市场。他对这一决策十分自信，给出了两点理由：一是手机市场拥有巨大的增长潜力；二是中兴相关技术基础积累深厚又对运营商经营运作理解深刻。
果然，中兴手机猛虎下山，闯入市场后，如鱼得水，很快成为一支锐不可当的劲旅。2003年，中兴三大类手机销售量达到了450万部，年尾的月销量更超过100万部，手机销售额已占中兴总销售额的近20%。之后，中兴手机节节攀升，一次次打破自己创下的纪录。
2008年9月25日，中兴第一亿部手机在清凉的秋风中下线。这是中国手机厂商累计销量首次突破一亿部，也是向国际第一阵营进军的里程碑。
侯为贵穿上正装，笑容可掬，在深圳举办了隆重的庆典活动。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司长肖华特意从北京赶来祝贺，当众肯定了第一亿部中兴手机下线对中国手机产业的重要意义。侯为贵也在会上激情四射地说：“一亿部对于中兴手机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希望五年后，公司手机产品进入全球前三。”中兴执行副总裁何士友也豪迈地说：“我们的战略目标，就是成为全球最佳运营商定制手机合作伙伴。”
侯为贵也是国际市场开拓的先锋。他头脑清醒，行事稳健，提出了一个“二八定律”：将80%投入人口众多、电信发展潜力巨大的发展中国家，20%则投入发达国家。中东、东南亚、非洲众多发展中国家，一时到处可见中兴员工汗流浃背的身影。中兴员工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这些国家的内陆和偏远山区，在荒芜中撑起了完善的基础电信设施。
埃塞俄比亚是非洲人口第二多的国家，但80多个民族之间关系复杂，种族冲突时常不期而至。枪炮齐鸣，屋毁人亡中，活着的居民扶老携幼，泪眼婆娑，争相逃离家园。欧美通信巨头对埃塞俄比亚畏之如虎，中兴公司则偏向虎山行。员工们在荒凉、偏远的地方挖沟、埋电缆，一步一个脚印，最终在这里建成了发达的通信网。
侯为贵的“二八定律”也是权宜之计。他说：“随着发展中国家订单的增多，对发达国家的投入也会越来越多。”多年开疆拓土后，到2015年，中兴的海外收入占比超过一半，成为一家全球化的电信企业。两年后，中兴出口了4265万部手机。销售额已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排名第四，在西班牙、俄罗斯排名第五，在澳大利亚则位居第三。
手机之外，侯为贵又将3G定为中兴的核心战略。2005年，中兴与和记黄埔英国公司签署了30万部WCDMA终端合同，3G终端第一次大规模进入欧洲市场，中兴也因此获得了《商业周刊》“全球IT百强企业”之一的殊荣。第二年，中兴又与加拿大签署3G终端合作协议，进一步打开了北美主流运营商市场。不久，中兴通讯成功进入了全球100家顶级电信运营商的前50名，国际化收入占到公司总收入的六成以上。
2007年，中兴成为Vodafone、Telefonica、Telstra等一流运营商终端供应商，CDMA出货量连续两年位列全球第一，成为发展最快的GSM设备供应商，昂然进入全球四大设备供应商行列。
面对巨大的成绩和荣誉，侯为贵一则谦逊，一则雄心勃勃地说，中兴未来在西欧、北美还是要有规模地提升，这样才能够真正成为全球通信行业的主导企业。
海外市场气吞万里如虎，国内市场也屡屡告捷。2009年，中国举行TD-SCDMA、CDMA、WCDMA三种制式的3G市场公开招标，中兴通讯全力以赴，一举夺得36%的综合市场份额，成为中国最大的3G网络设备提供商。
侯为贵格外注重产品技术的研发，从不吝啬巨资的投入。他说：“巨额的研发投入，是中兴通讯超越国际通信巨头的基础。”
在侯为贵义无反顾的推动下，中兴通讯每年投入科研开发的金额，都占销售收入10%左右。2012年，中兴因业务调整，遭遇一次冰雪连天的“滑铁卢”，利润大幅缩水，亏损达28亿元。但对研发的投入，侯为贵依旧眉头也不皱，从未想过放弃或减少。2011年到2016年近5年间，中兴的研发投入累计为400亿元，仅2015年一年便超过100亿元。中国上市的公司中，中兴通讯的研发投入，傲然居于首位。
侯为贵说，中国真正的红利不是劳动力加工，而是技术红利、高端人才红利。在中兴通讯，他的说法得到了有力的佐证，7万多名员工中，心无旁骛、专门从事研发者有3万多，从事技术服务者则有2万多，都是惊人的庞大队伍。
2014年8月，侯为贵批准新的M-ICT万物移动互联战略。这一战略的要求是，应时代和客户而变，重塑酷（cool）公司，技术上更绿色（green），组织和心态上更开放（open），成为M-ICT时代的价值实现者。战略的布局，锁定为电信设备、政企网、终端和蓝海四大市场。随后，中兴成立了CGO创新实验室，每年的研发，都慷慨投入10亿元左右。
侯为贵对知识产权规划极为重视，将其作为公司战略，为此成立了领导小组，专门负责知识产权战略决策。他还制定了多种奖励措施，鼓励员工们“写专利、报专利”，将知识产权战略渗透到生产研发的各个环节。
同时，中兴内部还先后成立了五大研究院，又另外集中最顶尖的专家，组建了一个战略与技术专家组。专家们召开重要会议时，侯为贵必定亲临会场，不断叮嘱说，技术要与市场结合，才有生命力。
巨额资金像江河一样源源不断投入，中兴的专利也硕果累累，全球专利申请数超过6万件，已授权专利1.7万件，成为全球通信产业主要专利持有者之一。这些专利，具有高度权利稳定性和技术品质的占90%以上，包括众多覆盖国际通信技术标准的基本专利，以及覆盖通信产业关键技术的核心专利，可谓价值连城。
因为过于稳健，侯为贵也像一生谨慎的诸葛亮一样“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错失了一些关键领域的研发，譬如芯片。
2000年左右，中兴通讯与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合作，组建中兴集成电路，开始了3G手机基带芯片的研发。这是亚洲破天荒的第一家，但一段时间后，侯为贵选择了放弃。这一浅尝辄止的举措，给中兴埋下巨大隐患。
2018年4月，美国为打压中国的高新技术公司，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出售零部件，包括最重要的芯片。一时间，中兴被釜底抽薪，几乎陷入绝境。已退休两年，曾“间关百战佐中兴”的侯为贵被迫重新出山，奔波在机场和谈判桌，帮助解决“灭顶”的危机。最终，中兴被迫向美国商务部缴纳22.9亿美元的罚金，损失惨重。或许，此时已白发如银的侯为贵，终于感受到了当年放弃芯片研发的深入骨髓之痛。
然而，月亮有盈有亏，海潮有涨有落，中兴一时的落寞，并不损减其卓异与荣光。从深圳湾崛起的中兴，终究是一只不死鸟。侯为贵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在世界上真正立足并赢得国际社会的尊敬，必须在高科技制造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深圳湾似乎听见了这铿锵的话语，也似乎依稀见着了一个浴火重生的中兴，浪涛陡然激荡起来，层层叠叠涌向天边，涌向大洋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