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理想写在大地上
2013年11月3日，湖南西部花垣县十八洞村。
细雨飘洒，冷风飕飕，大山顶上贫瘠的村庄静默着。下午3点，蓦地风停雨止，阳光从云缝里挣脱出来，渐渐驱逐了满天阴云。
这时，几辆小车从山脚盘桓而上，来到了山顶的平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从小车里出来，在村里走走停停，问贫访老。随后，在一个农家小院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个宏大的战略：扶贫攻坚就是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一时间，“精准扶贫”像震撼群山的进军鼓角声，跨山过水，激荡在长城内外。鼓角声里，秉承先富带后富的宗旨，20世纪90年代便开始反哺内地的深圳，更昂然冲在了前头。后来，深圳市委主要负责人豪迈地说，我们要以深圳先行示范区的担当作为，坚决扛起决战决胜的政治责任，全力支持帮扶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坚决完成党中央及省委、中央有关部委交给深圳的政治任务。
2016年，根据中央部署，广东省派出以深圳市为主体的广东第二扶贫协作工作组，具体负责广东、广西两省区的扶贫协作工作。深圳主要负责百色、河池两市17个县。
百色与河池是当年邓小平等组织的“百色起义”的策源地，深圳则是邓小平倡导设立的经济特区。因为同一个伟大人物的缘分，深圳更是义不容辞，扶贫路上从无懈怠。
受命以来，深圳先后向百色、河池慷慨派出1700余人次的干部和人才，投入32亿元的帮扶资金。同时，还引入了12亿元的社会帮扶资金，推动400多家企业投资了120多亿元。百色、河池所有贫困县，乘着深圳带来的春风，最终顺利摘掉了贫困之帽。
顾楠洲便是深圳派往广西扶贫的干部之一。
2016年9月，他从深圳来到广西，被任命为广东省第二扶贫协作工作组副组长兼河池市副市长。下车伊始，顾楠洲便马不停蹄地干了起来。他组织编制了深圳对口河池扶贫协作的五年规划、对口扶贫协作工作计划等，还针对性地提出了许多具体措施。
为了让河池搬迁安置的贫困户安心住下来和走上富裕之路，他和同志们一口气推动建设了109个扶贫车间，把外面的企业带进来，就业机会也就随之而来。
捷报一个一个传来，顾楠洲脸上也露出了由衷的微笑：罗城县建成的仫佬家园“深圳福田第一扶贫车间”——从广东引进的广西松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了1500个就业岗位；凤山县建成的“龙华扶贫车间”产业园，解决了30多家凤山“三来企业”的加工厂房问题，也给4000名搬迁百姓提供了就业岗位。
令顾楠洲最欣慰的还是在东兰县的一个创举——打造出了“子母扶贫车间”。这一创举凝聚着他和同志们的智慧，东兰县14个乡镇建起了“1+13N+2”架构：“1”是指“扶贫大车间”——东兰龙华高科技产业园，也就是“母”；“13N”是指13个乡镇扶贫车间和149个村（社区）“扶贫子车间”；“2”指的是“子母扶贫车间”配套的2个项目，一是建设1个职业技术学校，促进“工学”有机结合，二是建设1个技能培训中心，推动农民转型为“新产业工人”。
“子母扶贫车间”模式不仅惠及了东兰县的贫困户，还作为全国扶贫的典型案例，被收入《中国向贫困宣战》大型扶贫纪录片中推广。
除了就业扶贫，顾楠洲他们还紧紧盯住了产业扶贫。他们在巴马县深入调研后，认为这里有发展大健康产业的潜力，于是竭尽全力推进深圳和巴马协作的“深巴试验区”建设。
能者多劳，顾楠洲又受领了重任：负责起草双方协作的协议。他赶回深圳，一边协调有关部门，一边细细斟酌字句。三天后，一份《支持河池市加快推进“深圳巴马大健康合作特别试验区”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草稿拿了出来。2018年9月，这份草案成为正式文件，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生效。
深圳等地的许多企业听说后，知道机会来了，纷纷前往巴马考察。巴马一时门庭若市，已不是招商引资，而是招商选资了。经过遴选后，41家深圳企业先后在这里落户，总投资额达到338亿元。有了产业，巴马的贫困百姓也就有了就近就业的便利，脱贫攻坚走上了快速道。
顾楠洲还促成过不少偶发性的帮扶项目。2018年底，顾楠洲带队到大化县都阳镇走访调研，发现加城小学的十几个学生挤在大通铺上睡觉，心里很是难过。他沉吟一阵，制订了一个为学校新建宿舍楼的帮扶计划。计划不久便得以实现，学生们搬进崭新宿舍楼的那天，都像过节一样，欢呼雀跃良久。
感激的不只是孩子们。每做成一个扶贫项目，顾楠洲都会去老乡家坐坐，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老乡们总是满脸笑容，紧紧握着他的手说，真的感谢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哪来今天的幸福生活！
顾楠洲在河池一待就是3年，先后推动、落实帮扶资金共计9.25亿元，实施了254个帮扶项目。河池的贫困人口也从76.57万人，减少到2019年底的6.35万人。巨大的成绩面前，顾楠洲所有的疲累都消散了，他满是自豪地说，能参加河池的帮扶，是我一生的荣幸。
深圳反哺的不只有外省，还有本省一些落后的地区。
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广东省委、省政府对省内对口帮扶工作进行统一部署，指定深圳负责对口帮扶河源市。河源，别称槎城，位于广东省东北部、东江中上游，辖有源城区、东源县、龙川县、紫金县、连平县与和平县，共五县一区。
深圳受命后，多年来，源源不断向河源派出干部人才，输送项目资金和发展思路。在河源脱贫攻坚战的战场上，处处活跃着深圳人的身影，流淌着深圳人的汗水。深圳对口帮扶的河源市214个省定贫困村，也全部顺利脱贫。
陈志新是帮扶干部中的身份特殊者。
2017年，跨入花甲之年的陈志新刚从深圳市福田区政协主席的岗位上退休。不想，悠闲的日子还没过几天，他就接到了去河源市和平县指导对口帮扶工作的任务。去还是不去？陈志新的眼前似乎浮现出和平县贫困户焦虑的身影，他不再犹豫，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与几个相约去钓鱼的退休老伙计说声抱歉，便匆匆出发了。
一到和平县，陈志新便和扶贫工作组年轻的帮扶干部们一道，开始风尘仆仆下乡调研，摸清当地的实际状况。他叮嘱帮扶干部：一要明确脱贫目标，搞清楚这两年每年要脱贫多少户、多少人；二要明确脱贫路径，弄明白采取什么措施、什么方法，才能让每一户、每一位贫困群众达到脱贫目的。
每天早晨，陈志新第一个起床，然后叫上帮扶干部出发。他们走村串户，一家家访贫问苦，头一百天走遍了42个村子。有同工作组的年轻人说，我一个40多岁的人都累散架了，他一个60多岁的老人一声苦都没喊过。
他们绝非走马观花走走过场。白天忙着下乡，晚上回来后，陈志新还要把了解的情况一五一十详细记录下来。每到一个季度末尾时，他的任务更重，要撰写总结报告，向福田区委、区政府和帮扶单位汇报有关工作，提出各种建议。
陈志新原是福田区政协主席，到和平县后，他争取让一批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也奔赴和平县参与扶贫工作。随后，他探索建立了较大型种植基地，鼓励尝试集体股份制公司化运作，推进“公司+农户”“金融扶贫”等扶贫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陈志新是一名有43年党龄的老党员，级别也不低，却始终保持着党员本色，从不搞特殊。到了和平县后，他与扶贫干部一道住员工宿舍，吃土菜。很多时候，他从深圳家里带来油、肉、菜，给扶贫队员“打打牙祭”，改善一下伙食。到村里调研，有时忙到天黑了，村干部盛情挽留他吃晚饭，他总是推脱。实在推不掉，他就要求是简易工作餐，吃完后一定按规定留下饭钱。
陈志新终究年事已高，腰上有毛病，还有糖尿病、高血压。每次下村，他都要先在腰上绑个热水袋。吃饭前，也总要先摸索口袋，掏出一些药丸吃下去。别人问他，年纪大了，为何不在家享清福。他说：“为了扶贫事业，我要力所能及地贡献一点力量，况且有工作是一种幸福，奋斗在扶贫路上更是一种幸福。”
2019年12月16日，陈志新光荣出席了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成为450名先进个人之一。
他已离开了具体的扶贫岗位，但仍一直在力所能及地发动社会力量、寻找爱心人士帮助和平县。接过烫金的证书时，陈志新又想起了和平县正在脱贫路上的贫困户，觉得自己还能好好干几年。他豪迈地说：“我要永葆共产党人的青春，年龄可以老，但精神、意志不能老，要把自己的光和热发出来，继续为社会和人民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张百松作为深圳对口帮扶干部来到河源，比陈志新要早好几年。
2013年6月，他来到了穷困的河源。从生活已久的大都市突然重回偏远山区，张百松起初很不适应。
他在深圳大机关工作已久，对农村基层的工作方式也颇为陌生，为了早点熟悉和适应，他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将自己泡在河源龙川县各个村子，与一身尘泥的贫困户打交道。不久，张百松成了一个常是蓬头垢面的“农民”，也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村基层工作专家。
2014年下半年，张百松读高中的孩子进入高三这一关键时期，按常理，正需要大人陪伴，而他的扶贫工作一刻也停不了，他心里很是愧疚，觉得对不起孩子，于是萌生了离开河源的念头。
令他没想到的是，和孩子一沟通，孩子对他的工作十分支持，还安慰他要安心工作，不要担心自己的学习。张百松放下心来，又继续留在河源，一干就是8年。
张百松为河源做过许多事，其中有一桩大事是，按照“三生融合、三城联动”的总体合作思路，积极推动深圳宝安区外溢产业落户河源宝安（龙川）产业转移工业园。这是一个复杂的大项目，总规划面积达30.63平方千米，单第一期工业用地的征地拆迁便有6平方千米。张百松日夜操劳，全力推进，终于如期完成。
工业园建成后，103家企业欣然前来入驻，投资总额近200亿元，形成了电子电器、空气能和现代建筑工业化三大主导产业，带动了龙川的产业与经济发展。之后张百松又积极组织企业设置108个公益性岗位，300多名建档立卡贫困户被安置在工业园。
为了完成精准扶贫的艰巨任务，张百松和驻村干部一道忙得昏天黑地。他们白天座谈，晚上则走访农户，全面了解帮扶村的基本情况。为了开拓当地干部的思维与视野，张百松还组织带领他们到深圳考察，与深圳的单位负责人座谈，探讨精准扶贫的办法。
经过张百松和大家的努力，扶贫效果显著。他刚到龙川时，这里的村集体收入基本为零，而今，村集体收入普遍高达10万元。在龙川县城，张百松等人争取来的帮扶项目——一座崭新的医院如期竣工，结束了县城东江西岸没有公立医院的历史。原住院大楼被改造为龙川县公共卫生服务中心，承担起35万人的基本公共卫生任务。他们还在贫困村建设文化广场，实施道路硬化，使过去贫困落后的乡村，成了可供休闲娱乐的宁静乐园。
张百松的身后，是义无反顾回馈国家的深圳。深圳输送的人才、资金和产业源源不断。到2019年12月，深圳帮扶龙川县21个镇57个相对贫困村，累计投入资金5.06亿元，实施项目2453个，河源全市280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脱贫，脱贫率达100%,57个省定贫困村也全部出列。
八年之功，终于结出了丰硕而甜蜜的果实，张百松已被阳光晒得黝黑的脸庞浮出了灿烂的笑容。他欣慰地说，看到贫困户的家庭生活得到改善，竖起大拇指感谢党时，我就很有感触，很有成就感……
与深圳一样濒临南海的汕尾属革命老区，包括市城区、陆丰市、海丰县、陆河县，也是深圳对口帮扶的重点地区之一。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吹响精准扶贫号角的2013年开始，深圳便毫不犹豫地向这块曾为革命做出过巨大牺牲的“中国13块革命根据地之一”派出精锐人马，前后共731人，投入帮扶资金累计83亿元左右。2020年，汕尾200个贫困村已实现100%脱贫，贫困户100%顺利脱贫。
2014年的一天，深圳市坪山新区经济服务局安全监督科科长屠治明接到命令：前往汕尾所属的陆河县报到，担任深圳驻陆河县精准扶贫工作组组长，兼坪山区驻陆河县对口帮扶指挥长，统筹对口帮扶工作。
屠治明久有到基层去锻炼的夙愿，一朝“求仁得仁”，很兴奋。陆河离坪山近200公里，他和两名干部带上几件换洗的衣物，一路颠簸两个多小时，终于见着了陆河的山山水水。
调研一段时间后，屠治明紧紧盯住了新河工业园区。这时的园区名不副实，没有投产企业，没有施工企业，连一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放眼一望，只有山地和水沟，唯一的建筑是一栋旧楼房。屠治明望着眼前的场景，虽早有思想准备，但还是有些吃惊。
他没有畏难，很快全心投入招商引资的工作中。为了“套近乎”，他把买来的陆河土特产大包小包带回深圳，一一登门拜访相识的深圳企业，介绍陆河的情况，诚恳地请他们到陆河去投资。坪山是屠治明工作多年的地方，他想方设法在这里召开了招商引资协调会。听说陆河的乡贤们在深圳有一个商会，屠治明马上找上门去，协商后打造了一个陆河园区招商宣传专版。商会对桑梓也一往情深，主动向屠治明请战，定期组织意向企业前往陆河，考察园区的投资环境。
2015年9月，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组建了考察团，准备前往汕尾考察投资。这天清早，得知消息的屠治明便守候在坪山区的比亚迪总部门口。他想多和考察团接触接触，争取能让他们在陆河多待一会儿。
考察团团长是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的副董事长，见到满脸诚挚的屠治明后很是感动，说出了这次考察的“底牌”：需要500多亩土地作为生产基地。屠治明马上朗声说，陆河能办到。
随后，屠治明急火火赶回陆河，连夜组织国土部门赶制平面图。第二天中午，他饭也顾不上吃，拿上做好的平面图赶到考察团驻地。
副董事长仔细审阅平面图，满意地频频点头。屠治明承诺，只要落户新河工业园区，保证一个月内完成项目一期500多亩建设用地的平整工作。
副董事长似乎不信，但还是开心地笑了。之后，比亚迪将生产基地定在了新河。半年后，比亚迪在新河工业园生产的第一台锃亮大巴，便披着红绸，像新娘子一般出现在基地的醒目位置，引来了人群围观。
屠治明风风火火，不仅引来了深圳的企业和资金，也带来了深圳先进的理念和工作的拼劲。新河工业园很快便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栋栋厂房拔地而起，机器声接二连三响起。
屠治明听着机器的轰鸣，觉得是世间最美的乐曲。他自豪地说：“新河工业园区就像我的孩子，一天天长大了。”这个长大的“孩子”，到2020年引进47个企业项目，23家企业正式投产，14家企业项目在建。2019年，园区产值82亿元左右，纳税近0.65亿元，带动陆河工业产业冲天而起，飞向更广阔的天地。
除了工业园，坪山区结对帮扶陆河县的6个贫困村，也是屠治明的工作重点。他在陆河县螺溪镇欧田村走访时，发现村里54岁的张小梅家特别困难。张小梅家的房子破破烂烂，漏风漏雨，丈夫又年迈多病。她每天忙里忙外，靠磨豆腐、养猪来维持生计，还要供几个孩子读书，日子很是艰难。
屠治明牢牢记挂在心，和驻村干部一道开始想方设法精准帮扶。他们先是争取资金，帮张小梅建起了宽敞的新居，而后又帮她争取到了孩子的教育生活补贴。张小梅觉得自己很幸运，遇到了“福星”，逢人便说，感谢党的好政策，让他们一家住上了新房，孩子上学有了保障，生活有了盼头，相信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
平时在乡村行走，屠治明也时刻留心是否有需要帮扶的地方。一次下乡，他看到乡卫生院的设备和医疗水平都很差，便上心了。他马不停蹄地去争取深圳的医疗资源，请求企业捐赠医疗器材。
乡村真正脱贫，实现振兴，还是要靠产业。欧田村农田撂荒、校舍废弃、杂草丛生，从何处着手呢？屠治明思索良久后，决定发展文旅产业，建设乡村田园区文化旅游综合体——华侨城螺溪谷项目。
他东奔西跑，千般辛苦争取项目，然后带领大家不分昼夜地着手规划。规划的实施工作烦琐而有挑战性，特别是涉及征地，一些村民有了深深的抵触情绪。屠治明便带上驻村干部一一登门做工作，耐心安抚村民的情绪，反复详细介绍螺溪谷建成后的好处。
2018年6月，华侨城螺溪谷正式开业，过去几近荒芜的欧田村蜕变为村里人自己都不敢相信的美丽新村。欧田书舍、农创市集、客家乡土美食餐厅、精品文化民宿、围屋会馆、生态农场、实景表演“七大精品业态”一一展现，各地的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几年辛苦不寻常，屠治明最终不负使命：陆河县1131家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脱贫了，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6年的不足4000元，增长到2019年的近1.4万元。但他却有负于自己的父母，因忙于帮扶大业，父母相继去世时，都没能送上最后一程。谈及此，屠治明眼里闪烁着泪光：“这是我最遗憾的事。”
深圳市公安局派出的扶贫干部曾庆伟奉命赶到汕尾。
2013年7月，他来到了陆丰市的大陂村，成为一名驻村干部。这里条件极差，村委会大楼还是一栋四五十年前的瓦房，破烂欲颓。他不敢在屋里久待，多半时间坐在门前的院子里。而最严重的问题还是“村组织阵地弱化”，几乎形同虚设。
曾庆伟知道，在老百姓眼里，党组织代表党的形象。于是，他决定先抓好支部建设：先是严格推进村务民主集中制，规范村“两委”科学、民主决策流程；接着是培养村里的年轻优秀党员，推选他们为村干部；再是认真开展“三会一课”，改进班子作风。不久，村里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与精神风貌明显提升。
为了培养党组织的带头人，曾庆伟和村里许多优秀青年成为“忘年交”。村里有位年轻的退伍军人，曾庆伟觉得可以培养他，便送他去上夜大。这个退伍军人不负所望，日夜刻苦攻读，拿到毕业证时，赶紧拍了图片，第一个发给曾庆伟看。
曾庆伟是人民警察，在村里也发挥了自己的特长。他借鉴“有危难找民警”的理念，给所有村民派发一张联系卡，告诉大家“有困难找扶贫干部”。他还在村里设了值班室，无论白天晚上都有人值班，以便及时帮助村民。村民们也不客套，把扶贫干部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曾庆伟本人也时刻牵挂困难群众。他协调深圳市公安局等帮扶责任单位，来到大陂村开展帮扶活动，为每家贫困户送上1000元和米、油等生活用品。
这天，曾庆伟到草洋村村民小组走访，发现八九十岁的村民冯水特别困难，住房破旧矮小，房间不够。冯水的儿子遭遇车祸，腿部骨折，躺在窄窄的客厅里。年事已高的冯水没有睡觉的房间，只好在院里搭个棚子，盖上雨布，里面弄了块木板做床。曾庆伟看到后，鼻子酸酸的。
于是他帮冯水申请了低保，为他的孙子们申请入学补贴；没多久又为冯水筹集2万元，帮他改造了住房；还帮他们寻找谋生手段，让冯水的儿媳妇种菜卖，补贴些家用。
然而，这种“输血式”扶贫，终究只能帮一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曾庆伟明白，还是得发展产业，让村里有自己“造血”的能力。
经过深入了解，曾庆伟发现大陂村种的传统水稻，亩产只有区区400斤，他把从深圳学到的技术带到村里，引进了水稻新品种。令人惊喜的一幕随着秋风而来，亩产陡涨到1000-1100斤。看着金灿灿的稻谷，村民们黝黑的脸上乐开了花。还有村里种的红薯，从农民手中收购约0.5元一斤，但在深圳的菜市场红薯却能卖到3元多一斤。于是，他联合深圳相关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打通收购环节，让红薯直接从田地走到市民的餐桌上，市民吃到了新鲜实惠的红薯，种红薯的村民兜里也殷实了不少，一举两得。
不久，曾庆伟促成正大集团与双泰种养专业合作社、牛牯岭农业专业合作社合作，投入扶贫资金235万元，发展优势产业。双泰合作社种植了60多亩牛大力、沉香和菠萝等，68户贫困户参与其中，16名贫困人员顺利就业。牛牯岭合作社以养鸡为主，85户分散养殖户高兴地参与进来，20多名贫困人员顺利就业。从此，这些贫困户和贫困人员有了可靠的收入，日子渐渐红火起来。
为了建设基础设施，更好地发展产业，曾庆伟又夜以继日忙活了几件事：一是通过申报使用新时期扶贫资金，实施农田引水渠道等6个微小型项目；二是发动富裕的乡贤们捐资200多万元，完成了高标准农田水利项目，还修建了4.8千米的龙潭灌渠二分灌工程，使村里1300亩耕地旱涝无忧。600多家农户在喜气洋洋里迎来了丰收。
看着村民们过上越来越好的日子，曾庆伟的脸上也溢满了喜悦。他说：“我们扶贫干部不仅要有情怀，也要脚踏实地，把理想写在大地上。”他说的是自己，也是慷慨反哺国家的深圳。
是的，深圳把“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一笔一画写在了辽阔的祖国大地上。迢迢边关与皑皑雪原，孤寂山寨与清幽海滨，都因沐浴深圳带去的春风而生气勃勃，步入了万紫千红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