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江敌后开辟游击区
1937年2月，香港。
在一栋灰色楼房的陋室里，中共香港海员工委组织部长、年仅27岁的曾生披着件浅色外衣，皱着眉头来回踱步。这些天，气温骤然降到了10摄氏度，是香港难得一遇的“寒冬”，但曾生仍觉得异常闷热，解开了衣服。约定时间已过去一个钟头，他约的陈铭炎、黎孟持、黎伯枢和傅觉民还没到。他担心他们的安危，眉头锁得更紧了。
1931年日寇悍然制造“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国土沦丧，盛产大豆、高粱的黑土地被肆意践踏在铁蹄之下，无数同胞的鲜血染红了松花江。得意的日军脸上堆满阴冷的笑，又虎视眈眈窥伺华北、中原和华南。民族危急时刻，像黄河急湍的震天怒吼，长城内外开始了一拨接一拨的抗日救亡运动，宝安和香港也不例外。港英当局迫于日本的压力，对抗日救亡严加打压，共产党人面临的危险也越来越多。
“这鬼天气！”曾生嘟囔了一句，刚想索性脱掉外衣，陈铭炎满头大汗，敲门进来了，其他几个人也陆续赶到。
落座后，顾不上寒暄，曾生直奔主题：“南临委（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要求我们全力恢复和建立南方各地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海员工委商量了许久，决定派你们回坪山和龙岗执行这一任务，大家有什么意见？”
陈铭炎与国民党爱国将领陈铭枢是同乡宗亲，陈铭枢曾打算派他到某县做县长，他一口拒绝了。听到能回一河之隔的惠阳、宝安从事党的工作，他很高兴，说：“没意见！我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其他几个人也慨然说，服从组织安排。
曾生露出了笑容，随即做了安排：陈铭炎、黎孟持、黎伯枢三人去坪山小学，傅觉民去龙岗大井育贤小学。他们的任务是，以教书为掩护，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党组织。
几个人受领任务眉开眼笑而去，屋子里冷清下来。曾生犹自望着他们背影消失的门口，脸上满是担忧。这位后来成长为威震粤海的一代名将的年轻人，出生在坪山石灰陂村，后来随澳大利亚华侨父亲出国念书，回国后又一直在广州、香港读大学，参加革命活动，已多年不曾回老家了。他怔怔地想，坪山是自己的家乡，虽已离开多年，但村庄里的一草一木依旧那么熟悉。眼下家国多难，自己多么渴望能随陈铭炎他们一道回去，痛痛快快干一场！
令他欣慰的是，捷报很快传来，他们几个人没有辜负使命。陈铭炎、黎孟持和黎伯枢到坪山小学后，马上成立了党小组，陈铭炎任组长。他们以学校为中心，在坪山地区所有学校活动，把渴望赶走日寇的教师组织起来，成立了联谊会，出版了一份刊物《坪潮》，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还发展了几个积极分子入党。
这仅仅是深圳地区重建党组织的一例。三个月前，南临委已先后派党员梁金生、张权衡到宝安的布吉草埔村小学，同样以教书为掩护，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后来，又陆续派去了吴燕宾、张伟烈和何柏华。大革命失败后，像岩顶劲松一般屹立不倒的山厦村党支部，随着新时期的到来，支部书记严仲喜将“牛会”更名为“造林植树会”，常常以集体开荒耕田为名，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党员队伍重新发展到了七个人。
1937年7月7日晚上，像一声声滚过的巨雷，卢沟桥上空无数炮弹呼啸而过，觊觎华北已久的日军突然猛攻中国军队二十九军，二十九军奋起还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国共两党重新握手，开始第二次合作，形成了万众一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华南党组织重建的步伐加快了。
日寇狼子野心，又在1938年10月闯进南海，登陆大亚湾澳头，开始入侵华南。10月22日，5000余名日军攻陷赖恩爵的故园大鹏所城，随后又猛攻深圳镇和宝安县城南头，攻入后将这些地方化为人间地狱，一律“烧光、杀光、抢光”。距南头城1500米，有一个阴森森的乱坟岗，是日寇杀人的屠宰场，被害的老百姓有500多人。宝安老百姓坠入了更幽深的黑暗中。
宝安各地重建的党组织，是一盏盏撕破黑暗的灯火。为了将这些灯火凝聚起来，形成漫天火焰，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决定成立东宝边区工委，负责领导宝安党组织的斗争，任命张广业为书记，委员是张广业、黄高阳、黄木芬。这是宝安重建党组织后的第一任县级领导机构，一杆火红的大旗遭千磨万击后，又倚着霞光，和着南海的涛声猎猎飘扬在宝安的上空。工委领导深圳镇党总支（领导皇岗、赤尾、罗湖党支部）等外，还直接领导平湖、山厦两个大革命时期以来坚持不倒的党支部。
也就在日寇铁蹄踏入宝安的危急时刻，曾生终于实现了回家乡抗日的夙愿。
10月13日，人流熙熙攘攘的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2楼，门楣上悬挂着“粤华公司”招牌，标明主营茶叶批发零售的“商铺”里，一个身材不高，眼睛炯炯有神的人正在热情招待“客户”。一杯茶下来，“业务”谈得十分融洽，主客脸上都溢满了笑意。
“商铺”其实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人”则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廖承志的身份极为特殊，父亲廖仲恺、母亲何香凝都是国民党元老，自己则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人。在座的“客户”中，除了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组织部长周伯明、香港区委书记谢鹤筹等人外，还有已是香港海员工委书记的曾生。
廖承志仅比曾生长两岁，算是同龄人，又是老乡，彼此间便少了上下级间的距离感。两人说起惠阳和坪山，打开了话匣子。转入正题后，廖承志脸上严肃起来：“同志们，日寇正在蹂躏我们的国土，中央要求我们在东江敌后开辟游击区。今天请你们来，是研究吴有恒和曾生两位同志，由哪位回去执行这一任务更合适。”
“我去！”曾生脱口而出。
“我合适！”吴有恒比曾生小三岁，有些着急，声音陡然高了不少。
曾生笑了，转过头看着吴有恒：“回东江打游击我比你合适。你是外地人，语言不通，人生地疏；我是惠阳人，语言通，了解情况。”吴有恒有些发怔时，曾生又回顾说：“1935年，我在中山大学读书时，以中山大学师生员工抗日救国会负责人的身份，参加组织广州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被国民党当局赶出了校门，为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来香港做海员工作。现在家乡沦陷，我有责任回乡组织群众，救国救民。”
不等吴有恒再“争抢”，廖承志点着头：“我同意曾生同志的理由。时间紧迫，现在我宣布，曾生和周伯明、谢鹤筹三位同志组成中共惠（阳）宝（安）工作委员会，回东江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
随后，他谈到了任务的艰巨性和对曾生等人的期望，末了，他对曾生说：“你们的第一站可以放在家乡坪山，有什么困难，现在可以提，组织上会尽量帮忙解决！”
曾生脸上早洋溢着兴奋，似乎已站在了坪山的青山绿水间了：“困难暂时没有，我们一定不辜负党的重托！”
11天后，曾生带领仅有两把手枪、几百元经费的工作组到达坪山。工作组由共产党员、进步工人和学生组成，六十来人，是开辟敌后游击区的全部“本钱”，曾生依旧很高兴。“有鸡就有蛋。”想到这一句，他无声地笑了。
然而，儿时安谧的坪山眼下一片混乱，人心惶惶。曾生思忖良久，决定先从抓党的组织建设入手。他在羊母嶂村李少霖家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共惠（阳）宝（安）工作委员会：曾生任书记，主管全面工作；谢鹤筹任组织部长；周伯明任宣传部长。随后，曾生与当地国民党驻军第四五一旅旅长温淑海谈判，要求给予正式番号。温淑海颇有爱国情怀，马上同意了，给他颁发了一张委任状：“任命曾生为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
12月2日，北伐名将叶挺的老家——惠阳周田村一处人头攒动的平地上，曾生挺立在有些寒意的海风中，面向一百余人的整齐队伍，意气风发地宣布：“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成立了！”战士们齐刷刷举起了手，欢呼起来。
战士们的武器包括了五支土枪、两门土炮、六个土礼炮，是曾生与族人商量后，从家族祠堂拿来的。没有饭吃，曾生“带人回来磨自己家的谷子，然后煮一顿‘油盐饭’吃了，每人带一袋米走了”。到后来实在没办法时，他说服母亲，将自家三亩地卖了，钱款用作军费。母亲知道儿子干的是保家卫国的大事，但拿出家中唯一生活来源的地契时，还是哭了三天三夜。
随后，曾生带领游击总队活动在坪山、龙岗、横岗和淡水一带，神出鬼没打击日寇。迫使日军仓皇撤出淡水后，游击总队进驻城内，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惠阳县第二区行政委员会，迅速恢复了生产、生活秩序。各阶层老百姓终于见到了自己的队伍，喜上眉梢，奔走相告。三个月后，游击总队发展到200多人，120支枪，编成两个中队和一个特务队。曾生和游击总队威名远扬，香港、南洋的报纸纷纷报道收复淡水的事迹。海外华侨纷纷捐款，款项经宋庆龄转给游击队，一次便达20万元。香港海员也组织慰问团，前来慰问部队。曾生亲手接过了慰问团赠送的一面“民族先锋”锦旗。
1939年5月，游击总队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简称“新编大队”），曾生任大队长，郑晋任副大队长，周伯明为政训员。新编大队与主要活动于宝太线和宝深线，与王作尧任大队长的另一支中共武装“第二大队”互相呼应，开辟了一块惠宝沿海游击区。
曾生指挥部队屡屡与日军交锋，捷报频传：主动出击日军，收复葵涌、沙鱼涌，缴获大批军用物资；500多名日军气势汹汹前来报复时，曾生又在马栏头、溪涌一带巧妙设伏，将日军打得落荒而逃；在广九线横岗鸡心石，曾生再次成功设伏，日军一个大队被游击队包围，死伤30多人后狼狈退走；1940年1月，曾生又一举收复深圳墟。
蒋介石曾于1939年1月下令“防共、限共、溶共、反共”，广东国民党军排挤东江地区的中共武装。1940年9月，曾生与王作尧的部队奉命弃用国民党军的番号，统称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下设第三、第五两个大队。中共东江特委书记尹林平兼任两支部队的政委，曾生任第三大队队长，王作尧任第五大队队长。
到1941年5月，曾生的第三大队发展到300多人，加上脱产的抗日自卫队500多人，已经拥有了近900人的武装力量。一年后，中共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主持白石龙会议，成立东江军政委员会，尹林平为主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再次更名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梁鸿钧、尹林平分别担任总队长和政委，曾生升任为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副总队长，依旧实际指挥第三大队。部队像八路军、新四军一样，建立和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各项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
曾生等人领导抗日武装由弱到强的同时，宝安与邻县地区的党组织也得到了发展。1939年1月，中共东宝边区工委撤销，其原辖的党组织划归东宝县委领导。不久，为加强东江地区抗日游击战的领导，广东省委成立了中共东江特委，任命尹林平为书记。
2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领导惠阳、东莞、宝安等地县委的中共东南特委在坪山羊母嶂村举办县、区级党员干部学习班，为期四个多月。培训班在曾生部队的根据地举行，得到了曾生的协助和支持。30多名县、区干部从各地赶来参加培训，理论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
中共惠宝工委也加强了干部的培训。书记曾生指定陈铭炎主持，在坪山举办训练班。结业返回各地的干部仿佛已注入了一种超能量，党建工作有了春天般的勃勃生机，中共坪山中心区委、大鹏区委、坪山区委先后成立。各区委所属的支部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单坪山地区便有了17个党支部80多名党员。
1939年7月，惠宝工委撤销，原辖党组织划归惠阳县委领导。不久，因东南特委也被撤销，原属东南特委的惠阳、宝安、东莞等县党组织，都划归东江特委领导。也就是说，为了赶走日寇，东江地区军地系统的党组织都统一归属于一个领导机构，效率也更高了。
这天黄昏，曾生与尹林平站在坪山一座苍松蓊郁的山头上。山下，战士们和村里的干部们忙忙碌碌，根据地一派红红火火；远处，霞光正从海上升腾起来，染红了海滨的苍茫大地。他们聊到了文天祥、赖恩爵、黄福，也聊到了大革命时期党组织筚路蓝缕、从无到有开创的历程，两人感慨着：曾几乎被国民党反动派扑灭的星火，又在南海之滨燃烧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