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日子都是一点点干出来的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
这不是《水浒传》里的黄泥冈，而是宝安县布吉公社沙西大队的南岭村。南岭村濒临苍碧的南海，隐隐听得见远处汹涌的涛声，却照样干旱少雨，村民们祖祖辈辈靠头顶的老天吃饭。仰着脖颈盼不来哗哗的雨水时，田里渐渐枯干的禾稻便只能在村民“心内如汤煮”中几近绝收。
村里有座求水山。山并不高，与远离海岸，遥居内地的名山不可同日而语，最高峰海拔仅有253.26米。不知何朝何代起，村里的老者受高人指点后便口口相传，说山上有块叫“伯公”的神石，可以求来雨水。于是，每到干旱时，便由村里一名年高德劭的老者领头，几名青壮年抬上家家集资买来的猪牛羊等供品，后面簇拥着手持三角小旗的全村男女老少，吹吹打打，向山上迤逦而来。到“伯公”面前，虔诚摆上供品，老人恭肃着脸，领着全村人跪跪拜拜，念念有词，苦求赐予雨水。
年年难过年年过。“伯公”早已被更名为“求水石”，山也被称为“求水山”，但求来雨水的日子几近于无，南岭村的日子未见丝毫起色，即便峰顶已能俯瞰波光闪闪的深圳水库。
一位诗人笔下的《求水山歌》，道出了南岭村的辛酸：
磬音和着香烟缭绕，
烛火暗过酷毒炎阳，
裸露爆裂肌肤的农民，
双膝嵌进砂子悲声放。
大旱，叫人哭不出一滴眼泪，
松杉，长青之树零落变枯黄，
布吉镇求水山的神石啊！
快可怜农民降水显灵光。
农民仍在田野的热锅煎熬，
飞鸟被流火烤熟碎落荒冈。
时光迈入20世纪70年代末，南岭村还是千百年来的老样子：仅有百来户人家，屋舍低矮破旧，屋内难寻一件像样的家具；村里仅有一条黄土路，坑洼不平；到处是猪屎、鸭粪和鸡毛，脏乱不堪，被外人称为“鸭屎围”。村集体的全部家当是20多头耕牛、10多台打谷机、一个小型粮食加工厂、几间粮食仓库，加起来价值不到7000元。家家一样寒碜，除了靠天种些水稻外，其余就是等柿子熟了时换点小钱，人均年收入不足100元，村民们生活十分困窘，只能靠别人的救济。
村里的柿子都只能由上面统一收购，一斤9分钱，若到自由市场去卖，每斤能卖1元钱，但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被允许。
日子一天一天清苦下去，终于惹火了一个人——张伟基。
张伟基是土生土长的南岭村人，生于斯长于斯，自小到大没少吃苦。他觉得凭一身力气，没有挺不过去的坎，因而从未嫌弃过南岭村的穷，集体出工时从不偷奸耍滑，村里每一丘田每一块地都洒满了他的汗水。上级也信任他，先后任命他担任沙西大队共青团支部书记、民兵营长、党总支副书记兼南岭村第一生产队队长。
但看到自由市场柿子能卖到1块钱，上面却偏偏硬着心肠不许卖，乡邻们只能守着贫瘠的土地，隔三岔五饿几天肚子，他有些火了。
这一年秋天，又到柿子阵阵飘香时，张伟基带上两个大队干部跑到布吉公社，黑着一张脸，一把推开了公社书记办公室的门。书记见是一身汗水的张伟基，忙微笑招呼着让座，起身准备泡茶。张伟基却还是沉着脸，理都不理他。
公社书记心里嘀咕起来，张伟基平素很忠厚，很少跟人闹矛盾，这回是和谁斗气，有这么大的火气？
张伟基本来有些心虚，但一想到村里那些柿子和乡邻们的寒碜，终于开了口：“一斤柿子在自由市场能卖1块钱，统一收购才卖9分钱。如果老是这样的话，我情愿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是1块钱，走社会主义道路是9分钱！”
公社书记有些吃惊，脸色瞬间变了，没想到平时看上去憨头憨脑的张伟基敢说这样“大胆”的话。他连忙上前关了门，要他小点声，又笑着讲了一番国家的经济政策，劝张伟基服从。
张伟基发了火，出了一口气，心情平静下来。他也知道自己冒失了，不但于事无补，还可能让公社书记也担了风险。喝完书记泡的茶，张伟基垂头丧气回到村里，老老实实把柿子又送到了统一收购点。
1979年春天，宝安县在习习春风中被升格为深圳市，随后，又开始筹建深圳经济特区。南岭村对别的不感兴趣，以为是换汤不换药而已，只隐隐约约听到了边境“开关”传言，很快便信以为真。
从50年代开始，忍受不了贫寒的宝安人有逃过深圳河，去香港讨生活的现象。南岭村也不例外，几十年下来，三五成群的偷渡从未间断，成了宝安县“逃港”人数最多的一个村。
这回听说边境“开关”，可以大摇大摆去香港了，村里人大喜，像过节一样奔走相告。几个老成人说，先派人去看看。“探子”来到边境线，心里骤然凉了半截，虽然到处藏了从外省市过来打算跑过深圳河的人，但边境依旧戒备森严，根本没有“开关”一事。“探子”回来气喘吁吁一说，大伙都像霜打的茄子，蔫了下来，但心里腾起的火焰，再也熄灭不了。两百多人还是悄悄相约一道找机会跑去香港，张伟基的妻子也在其中。想到张伟基是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长，肯定会阻止，妻子一直瞒着他，只是有些舍不得两个年幼的孩子，这一去不知何时能回来，心里像有一把锋利的剪子在不停地铰。
1979年5月6日黄昏，倦鸟归林，天色渐渐暗淡下来，村民们借着暗影，从散布各处的屋舍悄悄出来，稍稍聚集一下，便像一支夜行的游击队，踏出沙沙的脚步声，向边境线挺进。
张伟基获知消息时，已是队伍消失很久以后。他外出办点事，回来后发现村里静得出奇，碰到一个屋檐下叹气的老人，才知很多人走了。
张伟基急得像屁股上着了火，顾不上回家，叫了一辆拖拉机，一阵风般地向边境线追去。到了夜幕下的深圳河边，终于见到人头攒动的村里人，张伟基刚要开口劝，又一眼瞥见正往人群里躲的妻子，大吃一惊。
“你怎么也来了？快回去！”张伟基厉声说。
妻子也没好气地戗道：“村里家家户户都有人在香港，你是党员又是大队干部，肯定不会‘逃港’，你不去，我不去，那全家不得等死吗？”
五月的热浪逼得张伟基出了一身大汗。他想：妻子说得没错，身为党员和大队干部，我肯定不会“逃港”；但如果能过上好日子，眼前这些村里人谁愿意离乡背井去香港呢？
想归想，张伟基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开始苦口婆心劝妻子和大家回去。僵持了大半夜，话说了一箩筐，妻子和50多个人总算答应了，但别的人铁了心要走，身影很快消失在了对岸。后来，逃走的人还捎了话回来：“就算死了，也不让骨灰飘回南岭村。”
第二年春节，几个出去做了“香港人”的年轻人“衣锦还乡”，回南岭村探亲了。他们穿着港式时髦衣服，配上村里难得一见的锃亮皮鞋，脸上堆着得意，来到张伟基家。大年里来的都是客，张伟基脸颊挂了笑，忙着让座、上茶。年轻人却不屑地摆摆手，每人掏出10港元，说，村里厕所太脏了，和香港不能比，你是生产队长，拿上钱去找几个人，把厕所扫扫，搞干净点！
端着茶杯的张伟基，一时被噎得说不出话来，笑意也早冻在了脸上。
其实，从深圳河边拉回50多个村民后，张伟基就暗下决心：一定要让村民过上好日子！村里许多人逃去了香港，大片土地荒芜，他狠下心来，悄悄搞起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按人口、劳力情况，把田地分给了各家各户。大家喜笑颜开，干劲十足，秋收时，村里粮食产量翻了一番，从原来亩产四五百斤增至六七百斤。家家户户的猪、鸡、鱼和柿子也都丰收了，吃饱穿暖已不是问题。
大家缺的还是钱，逃港青年返乡后得意洋洋，也是因为兜比村里人鼓得多。张伟基想，要挣钱，还是得招商引资办工厂。他知道自己办厂子是门外汉，得出去取经才行。
不久，张伟基到宝安县社队企业局，找了一份以工代干的工作，借机学习特区创办外引内联企业的经验。有时候，他还偷偷记下笔记。
有了经验，张伟基也有了信心，满脑子想的是怎么在村里搞发展，开始着手招商引资。一段时间里，他带上3名村民，每天一早就到新安酒店或者外贸公司门口守候港商。他们一口水也舍不得买，到了中午，才随便吃点盒饭，然后继续等。见到大腹便便、昂首挺胸的港商，便上前套近乎，尔后大吹特吹南岭村如何好。
还真有不少港商被说动了，跟着他到了南岭村，但看到这里一片脏乱、破旧，空气里满是禽兽的屎尿味，又连一条马路都没有，掉头就走，把张伟基孤零零地扔在那里发呆。
张伟基想，没有马路，至少可以先把卫生整治好。他决心先改变第一生产队的村容村貌，营造出适合投资建厂的环境。于是，他一有空闲，便家家串门，一番动员后组建了一支卫生清洁队，每人每月50元。卫生清洁队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清理、打扫，又合理设置了各种卫生设施。
终于，南岭村像跳进海里洗浴了一番，焕然一新：挖了排污下水道，新建一批三级无害化公厕和垃圾池，设置了200个垃圾箱，家家户户屋前屋后还栽了树，种上了花。远远望去，蓝天白云下的南岭村隐在绿意葱茏间，唐诗宋词的意境弥漫开来。
村里变样了，后来考察的商人果然印象不错。一家叫和平无线电厂的企业答应到南岭村第一生产队办厂，取名南和公司，象征“南岭与和平”。随后，张伟基帮着跑办厂执照，足足跑了半年，几乎把双腿跑细了才拿到。这是深圳市最早的一批内联企业之一。开工那天，村里人兴高采烈，他的眼睛也湿润了。
有了破天荒的第一家，张伟基信心更足了。这时，深圳特区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不时向郊区征收田土。南岭村第一生产队也被征收了一批，拿到了一笔征地补偿巨款——43万元。
村民们人人兴奋不已，想着把这笔钱分下来，自己家就能改善点生活了。有几个还凑在村前的树下，盘算着买点什么家电好。
张伟基也考虑过按人头把钱分给每家每户，想到：我家劳动力多，分钱的话，我家能得12万元。但他又一想，集体经济像老母鸡，养好了能下更多的蛋，村里要想过好日子，得从长远考虑，现在少分，把钱用来建厂房，以后肯定能多分几倍甚至几十倍。
张伟基一家一家做工作，终于说服了大伙。一栋崭新的厂房建起来了，像种下了梧桐树，终于引来了第一只金凤凰——港商兴办的来料加工厂。仅仅两年，生产队就收回了厂房的成本，为日后的腾飞打下了基础。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决定实行政社分设，取消人民公社制度，在人民公社的基础上重建乡体制。与此同时，原公社所属的大队被改为村民委员会，一般按村民居住的情况设立。布吉公社随即被改为布吉镇。
沙西大队要改村时，张伟基提议，南岭村四个生产队合并，成立南岭村村委会。这时，张伟基所在的第一生产队已有了3家工厂，集体资产达68万元，其他3个生产队则工业为零，也没有多少集体资产，可谓一张白纸。如果要合并，第一生产队的集体财产如何归属，成了大问题。村民们也不时聚在一块，议论纷纷，焦虑地关注这事。
张伟基考虑后，觉得还是要走共同富裕道路，应该把第一生产队的资产作为全村的资产。宣布后，其他3个生产队村民欢呼雀跃，第一生产队不少人却有意见，牢骚满腹。有人放下手中的活计，直接跑到他家里来理论，要求他改变决定。张伟基给他泡上茶，耐心地做工作，讲共同富裕的道理。他的威望高，又说得在理，有意见的人最终被说服了。
南岭村村委会新成立，需要主事的干部。一些人找到张伟基，建议他出面主持村里工作。张伟基说不妥，要选举才能服众。他还提出，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村干部，每个村民一票。
那天，天空瓦蓝，阳光绚烂，选举大会在村部屋场如期举行。得票结果出来时，张伟基的票数高居榜首，当选为村委会主任。同时，他又被布吉镇任命为党支部书记，党政一肩挑。
大会上，张伟基从坐着的板凳上起身，发表了简短的“施政”演说，郑重承诺：“十年内让大家吃饱饭、有钱花、住新房、健康长寿。”话语掷地有声，乡邻们望着他，眼里喷着希望的光芒，掌声也震天响起来，经久不息。
这时，南岭村已开始实行分田到户，每家每户分了一点田地，有利也有弊。张伟基想，分散不利于搞工业，要实现自己的承诺，必须走集体主义道路，把分的田地收回来，实行农村股份合作制度。
他给大家一说，村民们都信服，把到手不久的田地又愉快地交到了村里。
为了借鉴别人的长处，张伟基又专程到香港新界的农村，也就是村民们羡慕多年的殷实福地去考察，发现还是要多引来港商和外商投资办厂。但南岭村缺两个硬件：一是没有标准厂房，二是没有相关的配套基础设施。张伟基仔细核算，村里要建几栋像样的厂房，至少需170万元。对刚刚起步的南岭村而言，这是一个大家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
钱从何处来？唯一的办法是向银行贷款。张伟基召集几个村干部商量，话音刚落，大家像炸开的蜂窝，嗡嗡开来。有人忧心忡忡地说，170万元不是小数目，万一办厂不成，亏了，贷款怎么还得起？
张伟基一脸坚毅，断然说，还不起，我来还！
仿佛一声巨雷滚过，其他干部不作声了。
拍板后，南岭村从银行贷出了款项，厂房也开始了热火朝天的修建。全村青壮年上山抬石，下河捞沙，用汗水浇灌着层层垒砌的砖石。不久，簇新的厂房在南岭村的绿树掩映之中矗立起来。
一批“三来一补”企业闻讯后，纷纷前来办厂投资，一些还是以前拒绝过张伟基和南岭村的傲慢者。张伟基常常乐得合不拢嘴，得抽出时间与脸上淌溢迫不及待神色的各路客人洽谈，甚或有些应接不暇了。1984年年终时，南岭村一共办了13家来料加工厂。产品也琳琅满目，包括电子、电器、五金、皮革、玩具、手袋、丝花和机绣等10多种，远销香港和海外。
仅有134户人家和590口人，千百年来只有鸡犬相闻，还有鸟鸣屋檐和树荫的南岭村，一下子人头辐辏，喧闹起来，人数短时间内骤然升到了4000人。除了已基本都在村里上班拿工资的全村青壮年外，还有从内地招来的正式职工，多达800人。南岭村也甩掉了昔日连狗都嫌弃的贫寒帽子，农业收入、来料加工的收入、工资收入，还有股份分红，人均年收入达到了3500元，超过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罗湖渔民新村。
张伟基深知长远发展还得靠知识，不能富了口袋，穷了脑袋。1983年，他在村里办了一所文化夜校，让35岁以下、没有达到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年都去学习。这是改革开放后深圳的第一家夜校，成为过去上不起学的村民最好的充电站。一时间，上课的夜晚，村里再看不到闲逛的年轻人，夜校的讲课声，像动听的小夜曲，让村子陶醉在迷离的夜色里。
一位港商听人说到南岭村，寻寻觅觅而来，到村里仔细走了一圈，看中了一块5000多平方米的土地。他找到张伟基，客客气气地说，愿意出高价买下来。张伟基笑了笑，一口拒绝了。后来，他将这块地无偿给了布吉镇，建起了一所漂亮的学校。
办了学校，张伟基又设想办一所上档次的医院，让乡邻们像城里人一样在家门口就能看病，而且比城里要更好，费用全免。一栋气派的医院大楼随后拔地而起，各路技术高超的医生被招了过来。乡邻们有了病痛，再也不用去人家的地盘排队、挂号了，幸福感油然而生。工厂里的外来劳务工，张伟基也从未忘记，决定推行统筹医疗。每个务工者每月只要交2元统筹医疗费，便能在村医院免费看病。他们也被浓浓的温情包裹着，早已把南岭当作了自己的家园。
1986年2月，深圳市宝安县委、县政府发出《关于学习南岭村的决定》，南岭村更是声名鹊起。许多境外投资者带着鼓胀的腰包慕名而来，张伟基抓住机会，建起了第一个大型工业区，南岭村的现代工业生产体系基本构建。村子的名字和村级机构还在，但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竹篱茅舍、阡陌纵横的村庄。村民们也不再是靠天吃饭，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了。
只有张伟基依旧像农民，每天早出晚归，甚或夜晚也常是难得歇息，把全部精力放在了村里的大小事上。他还像个“守财奴”一般，时刻注意保护集体经济，常常说：“村集体经济就像一只‘下金蛋的母鸡’。”“农村走什么道路都好，关键是集体经济要做大做强，不能有名无实，要让群众享受到更多的甜头。”发展工业之外，他又发挥村集体力量，极力发展旅游业、商贸业，使集体经济犹如滚雪球一样不断壮大。到1987年时，南岭村人均年收入高达5000元，家家盖了新房、用上新家电。这时，全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仅397元。四年后，南岭村又登临新的高峰，年人均集体分配超过1万元。
集体经济里最重要的利益是土地。南岭村如同整个深圳，地价像席卷的南海潮一样不断上涨，但张伟基坚持守土有责，不以转让土地获利。多年后，总面积仅约4平方千米的南岭村，依然约1平方千米可以利用。而如果完全靠卖土地获得资产，卖完最后一寸土地，村集体就会像长跑后的运动员，精疲力竭，失去了发展后劲，也失去了应有的凝聚力。
家底殷实了，日子像春花一样美，村民们最担心的是国家政策突然变化。看到当时国内的大环境有如阴云，他们聚在一块时，不无焦虑地说，改革开放能不能持续下去？如果走回头路，那就麻烦了，南岭村又会回到那个贫困的年代。张伟基嘴上不说，心里想的也和大家一样。
1987年2月，坚定的改革派、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风尘仆仆来到了南岭村。张伟基陪同他在村里转了许久，汇报了南岭村从穷到富的成绩。习仲勋一路笑容满面，不时点头。
张伟基见气氛很好，趁机反映了村民们的担心。习仲勋严肃地说，政策只会越变越好，你和大家都放心干！
张伟基吃了一颗“定心丸”，开心地笑了。
两年后，一场政治风波带来了滚滚阴云，邻近南岭村的许多村庄停建工厂，村民担心的事似乎终于发生了。张伟基不信邪，召开村支部委员会议，铿锵地说：“改革开放的车轮绝不可能逆转，抓经济发展，错不了。”随后，他和支部委员们又去安慰村民们，该怎么做的照旧。
1992年1月，邓小平第二次踏上深圳的土地，每到一处便针对性地发表谈话，强调改革和开放不动摇。谈话发表后，外商们又喜滋滋地跨过了深圳河。张伟基和村委乘着东风，聘请专家，制定一个全村发展规划，准备“用五年时间，赶超亚洲四小龙”，同时投资近1亿兴建第二个工业区，吸引国内外10家技术含量较高的企业前来落户。南岭村像草原上奔驰的骏马，一往无前。一年后，全村固定资产已达6亿元，人均年收入又跨新台阶，达到2.9万元。
1994年，深圳市颁布《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又一股春风吹来，张伟基决定鼓励村民“以村为家”，成立股份合作公司，把村里的部分集体资产转为村民的个人股权。一夜间，村民们换了一种形式做主人：人人有股权，年年有红利。实现了真正意义上共同富裕的村民笑逐颜开，喧哗的笑语盖过了深圳河的波涛声。
1997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和龙岗区委、区政府又树立典范，分别作出《关于向南岭村学习的决定》。省里也授予南岭村“广东省改革开放先进村”的称号。张伟基也屡获各种荣誉，20多年间，早已实现当初承诺的他成为全村老少的主心骨，备受信任，一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伟基曾有四次离开南岭村，升迁到级别更高的部门的机会，但他舍不得南岭村和乡邻们，都一一放弃了。他说，守在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既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责任。
1998年，年事已高的张伟基退了下来。在村民们的信任下，他的儿子张育彪接过了接力棒，成为新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带领南岭村开始新的奔跑。张育彪有着比他父亲更大的优势，大学研究生毕业，思维也更开阔。
南岭村像一个跨栏运动员，还在继续向前跳跃狂奔。2000年，张育彪和村委们商量后，又花大手笔投资8000万元兴建了第四个工业区。港商们闻讯后，又揣着钱包，兴冲冲找上门来，投资了1.5亿多港元。村里的商业和旅游业也像芝麻开花——节节高，得以进一步发展。年底时，张育彪睡梦里都在笑：全村经济今年总收入1.7亿元，人均纯收入9.5万元；全村集体固定资产8亿元，人均占有集体固定资产100万元。
自然，笑得欢的远不止张育彪一个，还有全村的男女老少们。
2004年，南岭村改制为南岭村社区，正式成为深圳的城区。全体村民早已过上了比城里人还要富足的生活，但这一回是在名分上成为许多年前自己羡慕不已的“城里人”。他们有理由自豪：别人羡慕城市时，是千方百计搬到城里去，而自己是用多年的汗水，把家乡发展为了城市。
2008年，像太平洋上突然而起的海啸，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全球各个角落的哀叹声此起彼伏：1月15日，花旗银行宣布，该行第四季度亏损98.3亿美元；1月17日，美林公司宣布，第四季度亏损98.3亿美元，每股亏损12.01美元；9月30日，美股经历黑色星期一，道指跌幅6.98%，创下有史以来的最大点数跌幅；10月8日，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等纷纷宣布降息50个基点；10月13日，日本大和生命保险公司向法庭申请债权人保护，成为此次金融危机中破产的首家日本金融机构；12月29日，随着金融危机的加深，权威机构预测2009年将首次出现10亿人因粮食短缺而挨饿；12月30日，因金融危机冲击，日本汽车制造业有10万员工被无情解雇，忧伤在凄风苦雨里……
“海啸”也猝然登陆深圳，波及南岭村。南岭村的经济是依靠出租厂房的“物业型”经济，一时陷入巨大危机。往日像炉火一般红旺的村里企业，1家倒闭，1家迁走，还有10家苦着脸，向张育彪请求减租金。
如何走出困境，让南岭村重新走上坦途？这些日子，张育彪常常夜不能寐，苦苦思索。“还是必须靠转型升级！”像暗夜划过一道闪电，他下定了决心。
这时，村里第一工业区因为建得早，原有企业租约到期，另有企业找上门来，希望租下这里，改造成中国丝绸文化产业创意园。这是转型的最好契机，但厂房每平方米月租金由以前的15元，降到了10元，按20年租约计，损失5500多万元。
许多村民听说后，纷纷反对。几次大大小小会议后，张育彪眉毛一抖，拍了板，断然说：“赚长远的钱，不赚眼前的钱！”
于是，第一工业区成了别出心裁的“中丝园”。经过几个月苦战，入驻企业将原来破旧、脏乱的旧厂房，改建成了花园式的创意园区。
2009年5月10日，“中丝园”开园试业。园区以丝绸文化为载体，以文化创意为理念，集聚设计制作、科研创新、展示交易、旅游休闲、情景购物和青少年素质教育等功能为一体，是国家级高档丝绸与刺绣制品的时尚创意园区。南岭村随之也提高了档次，积淀了文化内涵。
几年下来，“中丝园”声名鹊起，连续多年成为深圳文博会的分会场。园区也逐渐汇集了丝丽、凯喜雅、达利、万事利、六合和杭州高盛等百余家国内顶级丝绸知名品牌，产品涉及丝绸服饰、丝绸家饰、丝绸工艺礼品、桑蚕保健品等诸多领域。
张育彪欣喜地发现，“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虽然“中丝园”项目租金上的直接收入少了点，但给村里带来了新的声名和人气，周边一带物业的租金，像春水一般漫涨，早已弥补了第一工业区的损失。
尝到甜头后，张育彪改“招商”为“选商”。他严格规定，企业进驻前，要摸清其“家底”，坚决拒绝污染企业，拒绝“二房东”，不做一锤子买卖……他在村委会上说：“厂房空置是一时的，关键是我们要明确发展什么产业，引进什么产业，信心要坚定，不要满足于当地主、当房东。”
对这位年轻领头人独到的眼光，村委们已佩服得五体投地，心里说，毕竟是研究生毕业的读书人，比他父亲的思路更开阔。于是，大家纷纷表示支持。
南岭村转型升级的脚步加快了。“中丝园”外，又有了“珠宝园”、画家创作基地；按五星级标准，兴建了求水山酒店，这是深圳首家村办五星级酒店，酒店旅游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村里还主动帮助一批来料加工企业，转型升级为三资企业……
2010年，挺过金融风暴的南岭村社区，又呈现出了霞光烂漫的火红局面：总人口已达6万人，而承继千百年前南岭村血脉的原居民，仅有800人，其余都是后来加入的建设者和新居民，包括4万多外来务工人员；社区集体经济也更上一层楼，总收入达到了2.7亿元，完成税收1.8亿元，净资产约20亿元。
像搏击潮头，昂首全国的深圳一样，张育彪和南岭村人也远未满足，又接连启动了多个转型项目，重点是三个。
一是“南岭1983创意小镇”。南岭村与留学生海归团队牵手，把原来一个10万平方米的旧工业园区，改造为新颖的创意平台。创意小镇以文化创意产业为发展引擎，结合区域经济发展态势，囊括办公楼、商业广场、公寓、酒店等功能空间，集结“总部经济平台”“创意孵化平台”“国际交流平台”“研发设计平台”等多平台功能，兼顾现有产业转型升级及创新型产业引进，目的是建设一个产业创新与生活创意互融共生的产业小镇标杆。
游客到创意小镇来，常常感慨“美得不可言语”外，其频频开展的别具一格的活动也令人陶醉。2017年5月1日，这里举办了开园以来首个大型活动“音你而乐”小镇音乐节，10多支本土知名乐队为众人带来3天的音乐表演。似乎余音绕梁，三月不绝，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活动是游客和市民津津乐道的话题。
二是生物医学项目。2017年初，张育彪偶然获知一个消息：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一个生物医药项目，正在深圳到处打探，寻求落地。他心内一动，马上带领村干部驱车前往中山大学。考察生命科学学院的实验室时，团队核心、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原终身教授接待了他。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
回到南岭村后，张育彪连夜与村委们开会研究，都觉得这一项目“靠谱”，同意不惜代价“抢”过来。于是，张育彪又一脸诚恳，带人再顾、三顾“茅庐”，请求合作。
该团队钦佩南岭村人大胆、超前的思维和敢闯、敢拼的精神，也被他们的真诚打动，又了解到南岭生物医学研究院现成的实验室和设备，正好是他们所需要的硬件，于是毅然决定将项目落下来，不再考虑别的地方。
张育彪又积极配合，提供各种方便，因而极短时间内，深圳康体生命科技有限公司便在南岭村安家了。
这令康体生命的董事们十分感动。他们感慨地说：“抗体研发的周期非常短，可以说是争分夺秒。如果在其他地方，一套行政审批、实验室装修、购买设备的完整流程下来，需要大半年的时间。”
康体生命也不负所望，进村仅8个月，便成功研发出首个抗体产品——GFP抗体。
一炮打响后，康体生命的团队也在迅速扩大，实验室已有11名博士，其中6名是海归博士，整个研发团队超过60人，年产值达10亿元。
三是组建“南岭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2017年11月，南岭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顺利完成基金管理人登记，首开先河，创立了全国第一个村集体经济的创投基金。面对一脸好奇的记者，张育彪谈了自己的设想：基金的管理将实现专业化、市场化，南岭村不会直接干预管理团队的经营运作和基金具体业务，只负责提供资源、提供助力。
其实，社区党委书记张育彪带领南岭村进军股权投资，两年前便已开始。
2015年6月，他在表决收购风投企业的村民大会上，面对颇有疑虑的村民，慷慨激昂地做了转型思想动员。说到后来，他甚至立下了“军令状”：三年里转型升级做不出成绩来，我将辞职！村民们终于被说服了，超过95%的村民提笔签字，同意出资投资甚至收购风投企业。随后，南岭村又斥资1.2亿元，收购了深圳国成科技投资公司。这家公司是深圳最早的一批国有创投机构之一，从此归属了南岭村，也意味着南岭全面进军股权投资。
张育彪经常提醒还有顾虑的村民：“在经济转型升级的今天，如果我们还是守着土地、靠着房租、不搞创新发展，不仅跟不上时代，还有可能拖转型升级的后腿。”他解释说，作为集体经济的代表，南岭村要提升市场化运作和灵活应变的能力；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要从过去的“房东经济”发展出“房东+股东+实业家”的新模式。
一个接一个透着智慧和胆略的转型项目出台，让南岭村再次脱胎换骨。2017年社区集体总收入达到3亿元，村民人均收入15万元，集体固定资产35亿元。南岭村不仅拥有了100多万平方米的工业园区、文化产业园区、新兴产业园区、商业街区和旅游景区配套等生产经营性集体物业，还有与清华大学合作的启迪科技园，1万平方米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53万平方米的休闲公园、24小时自助图书馆、文体中心、大剧院和体育运动场等公共设施。
2018年5月，张育彪又有了惊人之举：南岭母基金获批运作，计划总规模为5亿—10亿元，由南岭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张育彪和社区党委成员决定，南岭母基金主要投向专注于国家战略新兴产业投资的创业投资子基金，最终投向下一代移动通信（5G）产业、芯片设计制造、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高端装备、生命健康等领域的早中期高成长性中小企业；也可不通过子基金，对科技型创业企业直接投资。
母基金的资金一般有四类来源：政府资金、国有资本，金融机构资金，民营企业资金，个人投资和家族财富。而南岭母基金是广东第一个村集体经济成立的创投母基金，也就是由村里出钱。这也意味着，村集体经济作为新生力量开始登上创投历史的舞台。
从国内第一个村集体经济的创投基金，到广东首个村集体经济成立的创业投资母基金，转型中的南岭村像一个不断超越自己的奥运选手，一次次打破了创投行业的纪录，展示着南岭村天翻地覆巨变的神话。
南岭村许多年前虔诚求水而不得，镌刻着祖辈们贫寒与辛酸的求水山，后来也成了外来人常常打探、登临的宝地。张伟基领着乡邻们，首期投资数千万元，将这里建成了一座风景如画的公园。公园内打造了“致富思源”展馆、客家民俗园、历史文化长廊、战争坑道遗址、仿古长城、长征路、水上世界和小鸟天堂等诸多景观，成为驰名大江南北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青少年德育基地。
江泽民总书记曾经造访求水山脚下，参观南岭村后，发出了“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时代号召；胡锦涛总书记也在这里提出了“不自满、不停步、不松懈”的要求。这些都镌刻在了求水山，成为山间明月清风的骄傲与荣耀。
求水山终究是灵山，或许求不来水，却最终让南岭村成为名满天下的另类桃花源。
求水山上，另一位诗人又在豪迈吟唱：
在这个不断向前滚动的地球上
登上求水山的山顶
是来看拥抱着大工业城的小村
是来看时间和历史创造的奇迹
是来看一个民族伟大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