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庚的胃口
1978年11月22日，广州。
深秋湛蓝的天空高而远，显得幽邃而宁静。三两只鸟雀悠然翱翔，似乎在刻意诠释唐人刘禹锡“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的意境。步出办公室，在庭院木棉树下小憩一会的分管全省工业建设的广东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田夫，仰头望了一番蓝天，颇为欣喜。
这些天，他的心情格外好。“文革”结束后，党和国家拨乱反正，各方面形势一天天向好，尤其是迅速发展经济，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几乎已成上上下下的共识。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基于各种考虑，提出了“先走一步”“采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思路，得到了常委们的一致赞同。一个多月前的10月18日，省委常委会议决定将宝安和珠海撤县改市，争取在三五年内，把这两个地方建成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吸引港澳游客的旅游区和新兴的边境城市。这一撤县改市的决定已上报中央，估计批准只是时间问题。
想到这里，刘田夫忽然皱了皱眉头，心底涌起了一桩心事。宝安和珠海已拟办出口基地，但究竟如何开局，树立几个样板，作为分管全省工业建设的书记，他一直没有落实下来。时不我待，他不免有些焦急起来。
正在这时，秘书走过来通报，说交通部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求见。“袁庚？”刘田夫不觉念出了声，倏地笑了。他和袁庚是东江纵队的老战友了，彼此再熟悉不过。
刘田夫是四川广安人，他先是在上海白区工作，担任过惠平中学团小组长、支部书记，江苏团省委法南区委宣传部长、书记等职。抗战爆发后，他南下广东，参加了东江纵队，担任过西江特委书记、中区特委书记、中区纵队政治部主任等职。袁庚则是土生土长的宝安人，生于碧波荡漾的大鹏湾畔大鹏镇水坝村。他比刘田夫小近10岁，抗战爆发后，得地利之便，参加了曾生领导的东江纵队，先后担任过联络处处长、港九大队上校。
这时的他们，相距较远，交往不多。1946年东江纵队北撤后，番号更改为两广纵队，刘田夫担任纵队政治部副主任，袁庚任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炮兵团长，两人的往来便多了起来。解放战争时期，两人随两广纵队参加过豫东战役、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后来又都跟随纵队南下，打回了东江。新中国成立后，刘田夫留在广东地方工作，袁庚则奔赴越南援越，任胡志明的情报顾问和炮兵顾问，回国后去了外交部门和中央调查部。“文革”中，两人几度浮沉，命悬一线，已多年没有见面了。
“快请！”刘田夫急忙吩咐秘书，自己也快步回到了办公室。
“首长好！”身材清瘦、高大的袁庚一进门，便笑着按部队的规矩朗声问好。刘田夫哈哈大笑起来，握着他的手摇晃着。恍惚间，两人又回到了当年硝烟弥漫的战场。
落座后，两人一边喝茶，一边寒暄，聊着别后情形。说到自己为何从情报战线转到了招商局，袁庚唏嘘良久，往事也瞬间浮现在了眼前。
1968年4月，他突然被康生罗织罪名，囚禁于秦城监狱，一关就是5年。袁庚住在一个6平方米左右的单间里，一张床，一个够不着的小窗户，除了写没完没了的交代材料，就是趁放风时，百无聊赖地研究地上忙碌的蚂蚁。
1973年9月30日，他忽然接到通知，说可以回家了。于是，袁庚像莫名其妙被抓来一样，又莫名其妙地被释放了，但境况依旧未改变多少。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说了自己的状况：“未做结论，未恢复政治待遇和组织生活；一如既往子女均受牵连。又由于长期除名，停发工资，冻结存款，至今靠借支生活。”
在狱中空耗了5年，袁庚特别想工作，但原单位已将其除名，政治上又尚无定论，他只能去找老关系，为自己谋一份差事。
这时，“文革”中被“打倒”而消失许久的廖承志、叶飞和曾生，也先后被“解放”出来，重新出现在国人的视野。廖承志就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担任交通部部长，曾生稍后也成为交通部第一副部长。
这三人，可以说都是袁庚的老首长：廖承志、曾生是他在东江纵队时的间接或直接领导，叶飞则在解放战争时期指挥过两广纵队作战，也间接领导过他。在他们的同情和过问下，1975年10月，袁庚终于重新“上岗”，成为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不久出任外事局副局长。
1978年6月，叶飞把袁庚叫到办公室，劈头就问：“愿不愿意到香港招商局去打开局面？”
对香港招商局，曾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袁庚有所了解。招商局即是“设局招募商股”的意思，这是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由朝廷重臣李鸿章开办的中国近代第一家股份制公司。曾组建了中国近代第一支商船队，开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第一家保险公司等，开创了中国近代民族航运业。新中国成立后，招商局在内地的财产由人民政府接管。1950年1月15日，迁往香港的招商局全体员工及13艘海轮在维多利亚海湾升起五星红旗，汽笛齐鸣，向全世界宣告：起义！回归新中国！此后，内地仍然在香港设立招商局营运总部，招商局成为一家颇具规模的企业集团。
袁庚听到“打开局面”四个字，尽管已年过六十，招商局的业务也陌生，却仍然有老将黄忠的豪情，内心一阵澎湃，当即答应：“愿意！”叶飞笑了，将赴港参与招商局领导工作的任务交给了他。
袁庚一到香港，就马上开始深入调研，了解情况。不久，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率领的赴港澳考察组也来了。
袁庚陪同段云和考察组到港口、工地走走看看，同时汇报他到香港调研后的设想：招商局打算利用当地银行外汇贷款，抓住船价大跌的有利时机，增添一批新船和半新船，建成一支比较有竞争能力的船队，开辟班轮航线，开展对外揽载业务。袁庚无限憧憬地说，这个设想若落实，有些挂五星红旗的船只不能航行的地区，可由这支船队承担运输任务；也可以逐步把外贸部门现在租用的外轮代替下来。
见段云笑容满面，不断点头，袁庚又笑着说，招商局还打算利用当地港湾，增建一个浮船坞，发展多船业务，增加外汇收入。
袁庚的设想，都得到了段云的赞许，成为考察组后来上报国务院的《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来源之一，促成了宝安撤县建市和特区建设。
1978年8月，袁庚顶着流火的酷暑，也带上一份厚实的调研报告回到了北京，向叶飞和交通部党组汇报。叶飞很满意，征求曾生等其他党组成员的意见后，决定让招商局“放手大干”，同意“放权”，“授予招商局就地处理问题的机动权”。他还交代袁庚，尽快起草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讨论通过后，以交通部党组的名义上报中央，请求中央批准和支持。
袁庚的请示报告很快出来了。文字还是战争年代朴实无华的风格，几乎没有阐述与分析，全是一件件渴望要做的工作，像一份急切的请战书。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招商局“立足港澳，依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工商结合，买卖结合”的改革方针，第一次提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特点，走出门去搞调查，做买卖”对外开放的建议。叶飞、曾生和其他党组成员看了后，都点头赞许。
10月9日，这份凝聚众人智慧的《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被交通部党组郑重呈送中央。三天后，中央批准同意的消息便传了回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批示说：“只要加强领导，抓紧内部整顿——手脚可以放开些，眼光可以放远些，可能比报告所说的要大有作为！”其他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纪登奎、余秋里、谷牧和康世恩都阅批同意。
像拿到了一柄尚方宝剑，袁庚捧着批示的文件笑个不停。他向叶飞、曾生辞行，乐呵呵地回到香港，准备大干了。
招商局需要一块后勤基地（后改称工业区），袁庚带上一帮人在香港、澳门转了许久，寻找可以购买的合适地皮，但地价都高得离谱。他揩了一把汗，有些恼火时，蓦地想到了与香港一水之隔的宝安县，那里有充足的土地和人力资源，何不去那里建基地？
袁庚兴奋起来，跟身边的人一说，大家的疲倦瞬间都消散了，连声说好。他将设想再拿到招商局党委会上讨论，党委成员也都支持，一番讨论后，将基地所在地范围锁定在了宝安县蛇口公社。袁庚还有些不放心，又请示了老首长曾生。曾生先表示赞赏，但要让袁庚去找东江纵队的老战友刘田夫，叮嘱说，在广东宝安筹建工业区之事，如果刘田夫同志支持就干，不支持就不干。
于是，袁庚马不停蹄地赶到广州，打听到刘田夫的办公场所，找上门来了。
“我就说嘛，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听袁庚说了久别后的情况和筹建后方基地的构想，刘田夫笑了起来。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内心十分振奋，觉得袁庚他们的构想很有胆识，很有气魄，和广东省委建立出口特区的设想不谋而合。想到自己这些天正在为如何开局办出口基地犯愁，现在招商局主动找上门来，这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刘田夫不由得开怀大笑起来，说，我一定全力支持，你们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我想办法帮助解决。
袁庚也开心地笑了，说起来广州之前曾生交代的话，刘田夫说：“这是大好事，有利于国家和广东现代化建设，我当然支持！”
袁庚满意而归，兴冲冲地向叶飞和曾生汇报了与刘田夫商谈的情况，他们也很高兴。
12月18日，叶飞、曾生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广州，与刘田夫见面，具体商谈筹建工业区事宜。袁庚也从香港赶了过来。
几个战争年代的老战友笑呵呵地寒暄一阵，讨论了工业区的地址，初期用地面积，原材料、产品购销和境外技术人员进出工业区的手续，初期所需非技术工人数额等问题。
大家商定，工业区地址在宝安县沙头角、蛇口和大鹏湾三个公社中选择一处。刘田夫说，征地、用地、拆地、招工等问题，凡是在广东省革委会权力范围内能解决的问题，我们责无旁贷，全力帮助解决。叶飞和曾生笑了，一再表示感谢。
叶飞提议说，选好地址后，由招商局代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起草一份联名向国务院请示的报告——《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具体由袁庚负责。袁庚答应马上办，尽快拟好报告。
12月21日，一个精干的考察组受袁庚委派，跨过深圳河，进入宝安境内，广东省革委会办公厅和宝安县的相关负责人早已满面笑容在迎候。一行人先后前往蛇口、沙头角和大鹏湾三个公社实地考察，最后圈定了蛇口。几天后，袁庚根据考察组的结论，正式向广东省革委会提出选择蛇口公社兴建工业区，刘田夫很快批示同意。
袁庚组织起草的《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也出来了，呈送曾生审定后，又呈报刘田夫等审阅签批，1979年1月10日到了叶飞手中。
叶飞仔细审读了报告，很满意袁庚的办事效率，取过笔麻利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准备呈送国务院。秘书刚要拿走报告，他忽然说了声“慢”，略一思忖，又取过纸，刷刷动笔，给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写了一封短信，请他抽空听听袁庚的汇报并给予指示。
1月31日，正是喜气洋溢的大年初四。上午，宽阔的长安街上人流如织，一张张节日里的笑脸漾成一条欢乐的河流。按照事先约定，袁庚随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穿过这条河，拐进了幽静、肃然的中南海。
走进李先念的办公室，袁庚心里还有些紧张。李先念正与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说着话，见他们进来，微笑点头，袁庚瞬间便放松了，坐下来后，他详细汇报了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蛇口工业区的情况。
说着，袁庚从文件袋中取出一张地图摊开，指着宝安，请求道：“我们想请中央大力支持，在宝安县的蛇口划出一块地段，作为招商局工业区用地。”
李先念盯着地图，说：“给你一块地也可以。”说着，他拿起铅笔，在宝安县南头半岛的根部，画了两道线：“就给你这个半岛吧！”
他划的地方，有约36平方千米。袁庚一喜一忧，喜的是中央果然慷慨支持，忧的是资金压力太大，境外工业区的规模都不大。他迅速考虑了一下，只要了南头半岛南端300亩的蛇口。
多年后，有人觉得袁庚的胃口太小，为他感到可惜。他说，我要这么一小块蛇口，也是蛮大的一块土地了。国家能够给予一个企业这么大的自主权，作为一个领头人，我是要负责任的。开发1平方千米土地，时价将近1亿元。国家不给投资，全靠企业自筹，对一个资金仅有1.3亿元的驻港企业来说，并非易事。这不是我们想不想要的问题，而是一个敢不敢要的问题。
李先念又拿起交通部与广东省联名呈送的那份报告，细细翻阅起来：
先念副总理并国务院：
为了贯彻华主席、党中央对交通部《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的批示：“立足港澳，依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工商结合，买卖结合”的方针，我驻香港招商局要求在广东宝安县邻近香港的沿海地带，建立一批与交通航运有关的工业企业。经我们共同研究，一致同意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境内邻近香港地区的地方建立工业区。这样既能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材料，把两者现有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并结合起来，对实现我国交通航运现代化和促进宝安边防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对广东省的建设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李先念边看边点头，又取过笔，批了几行字：“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写完后，他对袁庚说，资金问题你们自己去解决，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你们自己去奋斗。
袁庚已经十分开心了，连声答应“是”。
2月2日上午，春寒料峭，谷牧主持召开了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会议，落实招商局建立工业区的问题，袁庚和彭德清、江波参加了会议。会上，袁庚把要办的工厂向大家做了介绍，微笑道，希望各路神仙高抬贵手。谷牧发言时，面容严肃，说原则已定，大家都要支持。
望着大家铿锵表态的热情脸庞，袁庚很是感动。他默然想，内地第一个加工出口区，终于孕育成功，等待破土而出。剩下的事情，就看自己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如何向大家交一份满意答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