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扫干净屋子
1949年10月20日，宝安南头。
跃出海面的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将天边三三两两飘浮的云团染成绚烂红霞。阳光又斜斜漫溢而来，浸染满城的街巷、屋宇和庭前屋后的芭蕉和棕榈，染红了一栋屋宇前挨挨挤挤的一张张笑脸。这栋屋宇的大门两边，刚换上去的“中共宝安县委员会”和“宝安县人民政府”两块簇新的匾牌，沐浴在阳光下。
匾牌一边，站着笑容满面、搓着双手的县委书记兼县长黄永光。他的头发、胡须有些凌乱，身着带着汗渍的灰布旧军装，脚上依旧是一双草鞋，似乎还不大习惯站在有些阔气的屋檐下，他的笑容有些不自然。宝安刚解放，事情繁杂，这些天黄永光忙得团团转，夜里凌晨两三点睡觉是常事，洗脸、穿鞋的工夫都恨不得省却。今天，隶属中共江南地委的宝安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机关正式进驻南头办公，设军事、财务、民政、财粮、文教和经建6个科室。黄永光眼圈有些发黑，眉宇间却神采奕奕。看着台阶下兴奋而立的各科室干部和前来看热闹的老百姓，他很是感慨，自己以东江第一支队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兼任县委书记、县长，几个月来四处颠沛，有时在山头空地、农舍屋檐下一坐就办公了，今天总算有了固定的办公地点。终于，可以开始和平年代的建设了。
大门前簇拥的人群里，好些是几天前参加过迎接黄永光和解放军进城的中学生。他们的青春热血像海潮般涌动，依旧高呼口号、不停鼓掌外，目光也早注意到了黄永光脚上破敝的草鞋。他们三三两两，互相对视一眼，微笑着感慨：共产党县长和国民党县长就是不一样，国民党县长穿的是西装皮鞋，前呼后拥，排场十足。国民党宣传的共产党，好像三只眼甚或十二只眼的怪物一样可怕，可眼前的黄永光县长穿的是粗布衣裳，肩上还有个补丁，脚上竟然穿草鞋，和我们一样！
黄永光没能听清楚他们的感慨，但看到他们手中挥舞的小旗和激动的脸庞，忽然笑了，心里说：多好的人民！他想起了一位女干事说过的进城那天的一桩事：一个十一二岁就做童养媳的青年妇女，天刚亮就拿着红色小旗，跟着乡亲们来到城外欢迎解放军。“解放军万岁”“新中国成立了”，她不停地呐喊，嗓子最后都哑了。女干事与她拉家常，得知她家穷，每天丈夫打柴她割草，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女干事给她讲道理，说外边的新鲜事，告诉她：放心吧，新中国成立后好日子长着呢。
几天后，青年妇女跟女干事熟悉了，胆子也大了许多，笑着说，过去见过日本鬼子土匪兵，凶神恶煞的，他们一来，老百姓可就遭了殃。现在进城的解放军，威武又文明；说话和气，打着地铺睡觉；上门借做饭的家什，用完马上归还。女干事告诉她，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人民军队为人民，打反动派，解放天下劳苦人。童养媳是受压迫的、最底层的穷苦人，所以要跟共产党走，趁着年轻，多为新中国服务，革命需要年轻人。经过几天的接触，青年妇女慢慢懂了什么是新中国、什么是新社会……自言自语道，难道好日子真的到了？
黄永光收住笑容，看看眼前的匾牌，又望了望一声高过一声呼喊口号的人群，脸上现出坚毅的神情：是的，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主了，好日子到了，甜日子也到了！
三天后，江南地委副书记、东江第一支队副政委祁烽受中共华南分局委派，率三个军容齐整的连队进驻深圳镇，就任中共沙头角深圳宝安边界工委书记，接替了刘汝琛，负责宝安境内的南头、深圳和沙头角三地党的工作。
在新的县委、县政府办公室里，黄永光发出了第一道命令：派出精干人员，接管宝安各区乡的政权。深圳镇、三个人民联乡和10个乡的行政人员随即先后得以设置，乡镇人民政府也宣告成立。但新生的政权还很不稳定，乡、村两级机构和民兵组织内部留用的旧政府和旧军队人员多，鱼龙混杂。过去的一些保甲人员，摇身一变，换了一个称呼，成了新政权的村长，有些农会甚至被匪特暗中把持。村长勾结匪特，民兵叛变的事情时有发生。一段时间后，老百姓眼中刚升腾的亮光，似乎又黯淡下去了。
黄永光很是焦虑，决心按照过去老解放区的办法整风。1950年2月，他主持召开全县党员大会，决定对全体党员实行登记，并作初步审查，同时整顿组织，健全机构，建立健全会议制度。形势出乎意料的严峻，他不能不疾言厉色，强调说：要改变领导方法，密切上下级联系，密切党群关系；要对党员干部进行整风，使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已从江南地委更改为珠江地委的上级领导，也注意到了宝安乡镇人民政权存在的弊端，决定加强领导力量，任命祁烽兼任县委书记，黄华、黄干分别为县委第一、第二副书记；任命黄国伟为县长，黄永光则调整了职务，担任副县长。
祁烽自不用说，黄国伟资格也比黄永光老。他与曾生一样，也是土生土长的宝安人，跟着曾生参加了东江纵队抗日的全过程。1946年6月，黄国伟随曾生与东江纵队登上军舰，泪别家乡，跨过大海，北撤山东，但第二年又奉命返回东江一带。1948年，他先后担任江南支队第三团政委、东宝县委书记，不久，又担任东江第一支队第四团政委、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
敌人没有顾忌黄国伟的“资格老”，似乎是给他“下马威”，仿佛蓦地出现一个炸雷，西固联乡传来惊人噩耗。这天，两广纵队和地方工作队组成的宝安第四政工队一个小组六个队员，高高兴兴地在西固联乡的隔岸村征粮，被与地主勾结的残存土匪武装包围。土匪们狞笑着，一一侮辱队员们，最后将他们残忍杀害。黄国伟看完报告，脸涨得通红，须发上扬，“砰”的一声，一掌拍在桌上。茶杯被震得跳起来，滚落地上，摔了个粉碎。
他急急赶到深圳镇，与祁烽商量。两人决定：尽快召开农民代表大会，发动群众，肃匪防特，整顿基层政权。
4月8日，春风习习，花蕊飘香，满城滴翠，宝安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了。272个代表中，许多新区的代表是在农民与地主竞选后选出来的。黄国伟听说“新桥联乡50个代表出发时，许多农民欢送到车站，情绪异常热烈”，很是高兴。
会上，他对乡、村政权和民兵组织的严重不纯做了反思，说：“敌人对付我们的办法，就是打、捉、杀、骂、钻。钻，就是钻进我们的乡村政权并把持乡村政权和团体，和地主恶霸互相勾结，进行破坏。”彭才泉等7名代表义愤填膺，提出了一份“肃清匪特，巩固治安”的提案，要求对匪特进行打击。黄国伟读着这份提案，深感高兴，单独找到彭才泉，鼓励说：“这份提案非常好！”
大会开了三天，决定组建县农民协会，任命北方老解放区南下的干部马伦为主席。有了自己的组织，农民的斗争情绪又像潮涌一般高涨起来。
随后，黄国伟又主持召开了县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了《宝安县五个月来的施政报告》。会场气氛热烈，代表们讨论了剿匪肃特、减租退租等问题，还决定筹建解放内伶仃岛阵亡烈士纪念碑。
两次大会后，祁烽和黄国伟组建了“剿匪委员会”，各级党政组织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剿匪肃特”。
在宝安全境各种土匪武装中，以萧天来一股势力为最大，其他还有“反共抗俄救国军”“惠东宝游击纵队”等匪特组织和11个黑社会组织。
萧天来也算是“狠角色”，曾担任过伪保安自卫团第二大队大队长、宝安县警察局局长。在沙头角、暗径、盐田和深圳镇一带，他还发展了“三合会”“洪门会”等黑社会组织。新中国成立前夕，解放大军如大潮般席卷而来，他仓皇逃过深圳河，躲进了解放军未打算进入的香港。但他不甘失败，组织麾下残匪在新界一带活动，像不时溅起的烂泥巴，不断派人潜入宝安，袭击民兵、散布谣言和窃取情报。萧天来不差钱，所有经费都由台湾供给。1951年10月，他还接受台湾授予的“国防部忠义救国军第一纵队第十支队”的番号（后改为“边防正义救国军四支队”），他本人充当司令，麾下干将何昌轩任参谋长，共有300多人，配有长短枪100余支、机枪8挺。1952年后，台湾又派人协助萧天来整编残部，将人数增加到500多人，能随时作战的有150人，枪支弹药也得到了新的补给。
有了“靠山”，萧天来颇有些狂，隔着深圳河给大小匪特发布悬赏令：“捉一个村干部赏300元，捉一个民兵赏500元，捉一个团员赏1000元，捉一个党员赏2000元。”匪特们眉飞色舞，蠢蠢欲动，“隔岸村事件”外，又频频制造事端：深圳镇三次被炸；长岭三次被袭；南头客栈被烧；阮吴屋守桥民兵被杀；朱坳军车被抢，1名解放军战士殉职。一到晚上，匪特便不时在山里或海边打信号枪，制造紧张气氛。恶霸地主听信“蒋介石中秋节要回宝安吃月饼”的谣言，胆子似乎也肥了起来。周家村地主、土匪麦朋光便公然威胁村里的农民说：“谁帮共产党做事，谁早晚要上国民党的刑，谁暴露我的组织，我就烧掉他的房。”胆子小的农民害怕吃二茬苦，不敢出来斗争地主；有的农民白天分了地主的浮财，晚上又偷偷给地主送回去。
这天，在南头县政府的一间屋子里，背窗而坐的黄国伟又听说匪特在散布“国军5月份开始反攻”的谣言，笑着对前来商议事情的祁烽说：“老蒋龟缩在台湾不敢出来，喽啰们倒蹦得欢，还能掐会算了。我看，我们得抓紧出重拳，断了他们的美梦才行。”说着，递过一份“剿匪委员会”制订的肃匪防特办法草案。
祁烽接过来，仔细阅读起来：划定地区，军政民配合，实行包清制；军事上由解放军驻军一三零师负责，加强西乡、固戍、黄田、沙井及沿海地带的防守和清查；其他还有封锁边界、登记整顿户口、收缴隐匿及不可靠的民兵队、巡丁队、自卫队的枪支……
他边看边点着头，轻蔑地一笑：“匪特们蚍蜉撼树！我同意批准这个办法，立即施行！”
像南海上卷起的狂风，肃匪防特行动在城里乡下，村村寨寨紧锣密鼓地铺开了。重拳之下，乌合之众的土匪或被击毙，或被活捉，其余的瞅着势头不对，纷纷作鸟兽散。1950年7月，潜入宝安的萧天来土匪武装被肃清。萧天来隔着深圳河，遥望似乎张开了一张大网的宝安，哭丧着脸，像经霜的茄子，再没了狂气。他只得缩回屋子角落，擦拭着手中的枪支，暗中窥伺时机，不敢轻易过界了。
这年10月的一天，秋风裹着瓜果的清香，从窗口飘入黄国伟的办公室。他正在读着一份战报，脸上早荡开了笑意：全县先后抓获匪徒108名；破获特务案件12件，抓获特务55名；收容散兵232名；破获有匪特嫌疑的案件7件犯罪嫌疑人计122名；收取新的匪特及保甲长等444名；收缴各类军用枪支1406支，子弹6000余发，手榴弹50余枚……
他的笑意尚未散尽，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兵开始了交锋。“土包子共军哪会是美国人的对手？”萧天来窃窃自喜，似乎又看到了蒋介石“回宝安吃月饼”的希望。匪特们纷纷奉命潜过深圳河，四处活动起来。蔡屋围的地主也蓦地有了底气，眼里闪着异光说：“谁分我的田，就割谁的手！”
黄国伟冷笑一声：“虾米们还想掀起大浪！”他与祁烽又接连主持召开了两个会议：一是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祁烽致开幕词，黄国伟作《三个月的施政报告》，决定加大力度纯洁基层组织；二是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决定进一步发动农民，巩固农会，彻底肃清土匪特务。
密集的会议间，落实的脚步一刻也不曾停歇。宝安的保甲制被彻底废除，许多经过考验的农民被提拔起来，成为乡村人民政权的骨干。1950年岁末的钟声即将敲响时，黄国伟和祁烽都收到了一份厚礼——一张基层党建和政权建设的总结表摆在了桌上：全县共有党员274人，成立了4个党总支，32个支部；全县4个区、19个乡、1个直辖镇已建立政权，17个乡和293个村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到21427人。“砰——”窗外烂漫的礼花燃放起来。黄国伟笑了，祁烽也笑了。
乡村政权和党组织得到整顿和巩固，有了深深扎入泥土，稳如磐石的根须，黄国伟和新接任县委书记的马伦一道，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开始着手浇灭因抗美援朝而死灰复燃的匪特活动，重点是打击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
这时，匪特们已没了大规模烧杀的能力，只能三三两两或形单影只，干些鸡鸣狗盗的勾当。譬如，在入境列车上放置炸药，或骚扰深港边境地区，或袭击边防哨兵。其余恶霸、会道门头子更在其次。
1951年4月的一天，新任县委书记马伦找到黄国伟商量：“清匪反霸是当前工作的重点，我看先以沙井、南头、西乡、沙河为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在全县铺开。”他是从老解放区过来的人，成熟老到。黄国伟对他一直很尊重，点头说：“同意这个部署。”随后，他以本乡本土出生，熟知民情风俗的优势，又补充了一些细节，一个方案完善、具体起来。
地主恶霸在马伦与黄国伟的谈笑中，很快便土崩瓦解。他们手中藏匿的906支长短枪、9112发子弹、940枚手榴弹成了马伦与黄国伟的战利品。与此同时，全县1300余名反革命分子被扣押，查清罪行后，被依法处决180人。
外来匪特的日子也越发难过了。农民们分得了土地，又有了自己的政权做靠山，人人欢天喜地。他们白天在田间劳作，夜晚则主动配合边防部队巡逻放哨。在朦胧的夜色中，到处都有一双双警惕的眼睛。
1952年7月30日深夜，横岗乡排榜村村口。两个放哨的民兵突然发现一群黑影向他们靠近，忙喝问：“谁？”一声凄厉的枪响后，一个民兵栽倒在了血泊里，另一个民兵迅速开枪还击，又机警地跑回村部报告。
“有匪情！”黄国伟桌上的电话铃声骤然而响，他知道这么晚打来电话必有大事，心里一惊，忙抓过话筒，果然是急促的汇报声。放下电话，黄国伟火速向各区乡发出命令，数千民兵像百千条山涧汇聚的洪流，黑压压地赶到了排榜村。从1952年2月开始进驻深圳的公安部队30团，也紧急派了两个连前来参加围剿。但匪特们神秘地消失了，一连几个昼夜的紧张搜索，不见丝毫踪迹，民兵们只得先行撤回。
狐狸终究掩不住尾巴。梧桐山半山腰的南山村，疏疏散落着四五户人家，都以耕种山田和打猎为生。这几天，村民很有些纳闷：一到晚上，村里的狗老朝山上吠，好像是在吠人。村民钟天生、钟煌友进山砍竹子，还发现了草丛中遗弃的罐头盒和进口香烟盒，地上留有人走过的痕迹。搜索到这里的公安部队战士获悉，心头一喜，马上跑步回连队汇报。由何灿领头的六个土匪随即被包围、歼灭在灌木丛中。
一直守在电话机边的黄国伟长吁了一口气，笑道：“萧天来，你天天来也没用，我等着你的人再来捣乱！”
深圳河对岸的萧天来等了半个月，何灿泥牛入海，没有丝毫消息。他又派了几股匪特，还是有去无回，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从此不敢再试。持续清剿了三年，宝安境内的匪特终于得以肃清。
这时，黄国伟已接到命令，即将调任他处。临行前，他用目光抚摸宝安的山山水水，心内感慨道：屋子打扫干净，宝安可以开门迎客，或者绘制蓝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