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到香江去看一看
1959年11月15日，深圳水库主坝工地上，黑压压的人头攒动，无数红旗随风而舞。
就着一处山坡搭建的主席台，两边披着彩绸、插满红旗。台上，水库工程指挥部第一副总指挥兼深圳镇党委书记马志民眺望着红旗掩映的壮观人海，心内激荡不已，蓦地想起了辛弃疾的一句词：“壮岁旌旗拥万夫。”眼前人海，也的确有一万多人：先期进场的民工、深圳镇的机关干部、企业员工、学校师生、一个团的驻军部队，还有300多名港澳各界知名人士。
这是深圳水库盛大的动工典礼。
水库即将在宝安境内修筑，却并非主要为着造福本县，而是为了供水给深圳河对岸的香港。
香港很焦渴。与宝安血脉相连，一百年前同属一县的香港，是一座水上之城，却严重缺水，境内的河流屈指可数，知名的香江更像内地一条细瘦的小溪。因而每遇大旱之年，必有水荒。而这时，香港的人口已有300多万，出口贸易又发展迅速，即使未遭大旱，也深感焦渴至极。
某个时段，香港水塘的存水仅够43天，港英当局被逼无奈，宣布限制用水，每隔4天供水一次，每次4小时。“许多香港人家买大水桶来装水。那时候，普通文职人员每月一百多港元工资，一个大水桶就要几十块，却卖得很好。”多年后，有人回忆时仍然变了脸色。
港英当局只得放下傲慢的“绅士”架子，向广东省政府求助。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客气地接待了他们，眼前似乎出现了香港同胞焦渴的眼神，决定在宝安兴建一座输水香港的水库。1959年6月，任务下达到宝安，县委第一书记李富林马上召开会议研究，成立了水库工程指挥部，坝址已由技术人员勘探后选在深圳镇。指挥部由县委书记曹若茗任总指挥，深圳镇党委书记马志民为第一副总指挥，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赵俊谦、县水电局局长陈锦培和省水电厅高级工程师李锡源为副总指挥。
宝安解放前其实也与香港同病相怜，只能靠天吃饭，没有一座水库，更无修水库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宝安实行农业合作化，三围乡乡长向上级反映说：“我们塘边村缺水，春夏有雨水能插秧，晚造少雨。秋播播不下去，连喝水都要到村头黄田、固戍去挑运。如果能把黄田的山坑水、西乡大沙河的水引来，就可以把几千亩沙田改种双造，那时，塘边村就翻身了。”
时任县委书记兼县长的黄干了解到，像塘边村这样的沙田有八九万亩，另有几十万亩散布在全县丘陵、山坡的稻田也缺水，还有十多万亩旱地完全靠老天恩赐降点水，只能种耐旱作物，产量很低。蓦地，他灵光一闪：为何不修水库，改变这一局面呢？随后，他组织水利部门跨山越岭调查，规划在西乡等几条河的上游兴建水库。1955年冬天，马泻水库和红坳下水库先后破土动工。山地突兀出平湖，宝安破天荒地有了调节水资源的水库。不久，铁岗水库、罗田水库也热火朝天地开始修建。短短几年，宝安终于走出了靠天吃饭的困境，也积累了修水库的经验。
第一副总指挥马志民是第一次参与修水库，个人倒没有什么经验，但他正值“壮岁”，才20多岁。他期待即将开始的战斗，渴望投入生活的激流，让生命的烈火炽烈燃烧起来。指挥部设在露天山坡上，荒草萋萋，条件颇为艰苦。指挥部人员第一次开会，马志民脸上漾着激情，说了苏联获得斯大林奖金的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中的一个故事：由于战争需要，要铺设一条通往西伯利亚的输油管，按常规要3年才能完成，但工人们以非凡意志和特殊方式，一年便圆满完成了。他用这个故事激励与会者：竭忠尽智，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的光荣任务。眼前隆重的开工典礼的筹备，他忙前忙后，出力不少。
典礼在“沙场秋点兵”的豪壮氛围里和高亢的欢呼声、口号声里结束，工程随即开始。
施工重点是主坝的铺土碾压工程，但没有一台挖土机和载重汽车，取土运土全靠肩挑手推，工具则是原始的锄头、铁锹、簸箕和手推车。虽有一万多人参与“大兵团作战”，像蚁群一般密密挨挤，但工程还是进展缓慢。
县委第一书记李富林隔三岔五就赶到工地上察看进度。马志民汇报说，工程任务重，依照现在的进度，明年雨季前很难完成主坝土方工程。
李富林脸色凝重起来：“还有别的办法吗？”
马志民看了李富林一眼，有些吞吞吐吐：“只有增加民工了。”他知道，各个公社、企业都在热火朝天忙建设，也急需人手，抽调一万余人已经勉为其难了，再抽调，必定影响其他行业，进而影响宝安的整体建设。
李富林陷入了沉思，又看了看旁边的总指挥兼县委书记曹若茗。曹若茗20世纪20年代便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入党，资历很老，年纪已很大。他原是广东省外办主任，刚下放到宝安不久，见李富林犹豫不决，说，我也支持马志民同志的意见。
“那好，”李富林断然说，“从各公社再抽调来2万多名民工，由各公社第一书记带队，限3天全部进场！”
马志民和曹若茗都笑了。
增加的民工大军很快来到了工地。马志民一面笑呵呵地接待，一面又犯愁了：工地原来的工棚只能住1万多人，一下增加到近4万人，准备时间又短，新来的民工只能露天歇宿了。曹若茗也很焦虑，可不能让民工流汗受累了，还要露宿山坡。
“只好先这么办了，”马志民猛拍了一下大腿，“在工地周边地段搭盖简陋的小工棚，上面用竹枝架起铺盖稻草，地下铺上稻草，让民工暂时席地而睡，总比露宿强。”曹若茗笑了：“好主意！”
灰尘滚滚的工地上，每天都是你争我赶，热气腾腾。成千上万个挑担的人、5000多辆手推车，不分昼夜，从不同的取土方向涌向大坝，长长的队伍像极了淮海战役支前的队伍。马志民深受感动，自己也不敢有丝毫懈怠。曹若茗年岁已高，不常住工地，马志民便日夜守在工地上，睡觉也无固定时间，有时候接个电话，话没说完，就在椅子上疲惫地歪倒了。实在支撑不住时，他到工棚掀开遮蔽一层沙土的被子，倒头休息一下。
民工们日夜奋战，劳动时间和强度都达到了人体极限，生活却很艰苦。正当困难时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失误尚在调整，自然灾害尚未过去，民工们少油缺肉，每天仅有果腹的口粮。一些人出现水肿，不时有人正干着活，突然昏倒。隆冬悄然到来，夜里北风肆虐，劳累一天换班后的民工们胡乱倒在简陋的工棚昏睡，脸上积着一层污黑的尘土。马志民每每见到这一幕，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难过和心痛。
为了抢时间，提高工效，指挥部还让各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民工开展了劳动竞赛。向秀丽突击队、董存瑞突击队、黄继光突击队、刘胡兰突击队的鲜红旗帜，纷纷飘扬在工地上，指挥部先后评选出了3831名先进模范人物。有了模范人物的带领，工地上的民工挥汗如雨，谁也不甘示弱。每天人均完成的土方，由开始的1立方多，提高到了5立方多。坝面也像两条蠕动会面的巨龙，在一天天升高、合龙。
沙井公社西海大队党总支书记陈泽芬带领的民工个个出色。队里一个叫张敬爱的姑娘，尤为突出。她才18岁，在工地负责推手推车，被称为“飞车姑娘”。她推着装满土的手推车，不管上坡下坡，奔跑如飞，创造了一天完成54立方土的最高纪录，成为工地上人人夸赞的传奇。其他公社不认识她的人，都要打听到她，见面取经。
1960年3月4日，主副坝土方工程在和煦的春风里竣工，比原计划提前两个多月，长近1000米，高30米。正面坝坡上，镌刻着省委书记陶铸亲笔书写的“深圳水库”四个大字。
第二天上午，主坝前空地上又是红旗招展，歌声嘹亮，指挥部举行了两万人参加的主体工程完工庆功大会。陶铸专程从广州赶来祝贺，马师曾、红线女率广东粤剧团也到会场给民工们演出，港澳知名人士又赶来见证这一奇迹。许多民工拍麻了手掌，眼角湿润着，觉得自己的汗水没有白流。更兴奋的是得知消息的香港同胞，他们一直在盼望着这一天赶紧来临，能早一点解除水荒。
主坝修筑时，通往香港的输水管也在加紧铺设。输水管长3.8千米，需要800吨钢材，指挥部和宝安县委都解决不了。县委只得派人到北京，直接找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求援。周恩来总理也一直在关注水库的建设，得知困难，马上批准从鞍钢调运800吨钢材，输水管得以顺利延展。
主体工程竣工时，部队一个营负责的溢洪道因工程难度大，尚未完全打通。5月时，一场12级台风席卷而来，倾盆大雨随之而至，水库水位暴涨。雨水即将蓄至原计划两年左右才达到的水位，大坝可能被冲毁。
情况危急，县委第一书记李富林冒着狂风暴雨，赶到坝前察看水情，水位一小时便升高一米，他心里像烧了一盆火，紧急向陶铸报告。陶铸也万分焦虑，写了一道手令：四十二军力保深圳水库。
风雨中，李富林与部队的李师长、马志民等人商量：要做最坏打算，万一水位超警戒水位，只好炸副坝保主坝。炸药准备妥当，暴雨似乎害怕了，在一个中午戛然而止，大家长吁了一口气。
1961年2月1日，深圳水库正式向香港供水。宝安清澈的水流，带着哗哗的笑语淌向香港，似乎也像那条弯弯南流的深圳河一样，终于可以流到香江去看一看。
水库全年供水2464万立方，因受水源和输水设备所限，还不能完全满足香港供水的需求。1964年2月，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广东省又另建东深工程，将东江水引到深圳水库，再输入香港。其中，宝安主要负责深圳水库续建加固工程。
一年后，工程落成。庆祝大会上，香港同胞赠送了两面锦旗，上面分别写着“饮水思源，心怀祖国”“江水倒流，高山低首，恩波远泽，万众倾心”，表达了对祖国的由衷感激之情。
1965年3月1日，东深供水工程也正式向香港供水。甘甜的清水，源源不断流向深圳河对岸。香港同胞的焦渴问题，因宝安的无私与慷慨得以解决。同饮一江水，让淌着相同血脉的香港与宝安贴得更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