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了一个“孙悟空”
1981年3月，广州又迎来了绚烂的花海。刚从白山黑水的辽宁来到南粤，接过习仲勋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之职不久的任仲夷，这些天却丝毫没有赏花的心情。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吴南生即将卸任，谁来接替吴南生，继续承担天下瞩目的特区建设任务，成为他亟待解决的大事。
任仲夷对吴南生的工作是很满意的。
吴南生在深圳的履职时间不长，但筚路蓝缕，在一张白纸上初步勾勒出了一幅蓝图。1980年6月到任后，他安排专家规划出了深圳特区的疆域：北面以山为界，南边以深圳河为隔，西至珠江口岸，东至小梅沙，总面积为327.5平方千米，实际可供开发的面积约为110平方千米。
眼前处处是千百年来沉寂的荒芜之地，特区建设从何处着手？吴南生在新园招待所的会议室摆上了清茶，召集专家们前来商议。一些人说，先开发福田区靠近香港的皇岗一带；一些人则反对，说要先开发罗湖区一带靠近香港的罗湖小区。双方各摆理由，言语激动，争执不下。
吴南生沉思了许久，觉得两个方案似乎都不够好：福田方案面积太大，颇似“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罗湖则多是山岭沟壑，坑坑洼洼，水患频发，也无大规模开发建设的条件。
7月27日，天空突然卷来沉沉乌云，电闪雷鸣过后，暴雨倾盆而下。吴南生正在新园招待所和城市规划专家们讨论，水已漫上了腰际，连专家们长时间得来的心血之作——规划设计图纸也浸在了水中，字迹漫漶。尚未缓过气来，吴南生接到急报：罗湖一带处处被大水淹没，几成湖泊。他卷起裤腿，紧急投入抢险工作。一抬头，蓦地看到，一些来自香港的旅客卷着裤腿在车站中穿过，车站被大水淹没，漂浮着一团团令人作呕的粪便……
吴南生看明白了，必须治好罗湖的水患，才谈得上建设特区。他决定，选取先开发罗湖方案，且与治理水患结合起来，搬掉山丘，填平洼地。不过，罗湖虽然仅有4平方千米，专家们计算，开发费用最少得近20亿元人民币。
深圳刚刚起步，吴南生手中什么都缺，钱更是稀罕之物，“等、靠、要”这些常规手段，都难于上青天。邓小平早就打过预防针：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吴南生也做了心理准备，但事到临头，还是犯难了。
颇费踌躇后，吴南生的眼光投向了香港和国外，成功的经验令他心底蓦地一亮。他马上又召集部下和专家们前来商议，说了自己的想法：先开发罗湖小区，这里只有0.8平方千米，所费不多；开发出来后，拿出40万平方米土地作为商业用地，每平方米可收入5000港元左右，总计能有约20亿港元的收入；再拿这约20亿港元为资本，开发下一个地方。
大家一听，都兴奋起来，连声叫好，说，这是“滚雪球”啊，一变二，二变四，雪球会越滚越大！
剩下的问题是，即便开发巴掌大的罗湖小区，市政府也囊中羞涩，拿不出钱来。时不我待，吴南生只得觍着脸，讪笑着找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请求批给一笔国家贷款，用于特区的首期开发。吴南生说：没有酵母做不成面包。深圳现在还没有条件向国外贷款，能不能给点国家贷款，作为“酵母”？随后，他向谷牧详细谈了自己的开发设想。
深圳特区的从无到有，都倾注着谷牧的心血。现在遇到难关，虽有邓小平的话在先，谷牧的心也着实硬不起来，何况吴南生的设想十分可行，于是微笑答应：“行！我先帮你贷3000万元。”
太好了！吴南生绽开了笑容，赶忙向谷牧立下军令状：“有了‘酵母’，特区以后的建设可以做到不用国家的投资了。”
经谷牧一番协调后，中央批给了深圳3000万元。这是国家直接投给深圳的唯一一笔钱，此前没有，此后也没有了。
罗湖很快迎来了成千上万个“愚公”，大地震动起来。安谧耸峙的罗湖山被一寸寸挖开，80万立方的土石被四散移开，填入了四周洼地。罗湖小区增高了两米，低洼处则“长”出了四米。“人或为鱼鳖”的泽国，化为了街巷纵横、楼宇参天的新城。
然而，因为兼职过多，省委一道调令传来：吴南生回省里工作。吴南生有些怅然，卸去了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职务，依依作别深圳河与梧桐山，向北而去。他是习仲勋眼里的“孙悟空”，现在走了，必须由另一个“孙悟空”接替才行，由谁担任继任者便成了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这些天早早晚晚思虑的问题。
他终于圈定了一个合适的人选——梁湘。
这时的梁湘，年已62岁，是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第二书记。他出生于广东开平一个华侨家庭，也是在战火中久经淬炼的老将，1936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不过17岁。第二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大举进攻华北后，又虎视眈眈盯上了华南。还在念书的梁湘忧心如焚，对母亲说，广州恐怕要沦陷了，书没法念了。他说忠孝不能两全，要去延安投奔八路军。
母亲一听，坚决不同意，说外面兵荒马乱的，还是待在家里安全。梁湘不顾阻拦，背着简单的行囊出了门。千里辗转奔赴延安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副主任，解放战争开始，他又转战东北，担任辽宁省西安县工委书记、西安县县长、沈阳市区委书记等职。1949年，他才随解放大军南下，重返故乡广东任职。
他在广州待的时间最长，有近30年，担任过公用局局长、工商局局长、计委主任、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市委书记、常务书记，现任市委第二书记。
任仲夷圈中梁湘，是因为要为深圳特区选一个既有大城市建设和管理经验，又有改革头脑的人并不容易，梁湘却二者兼备。
令任仲夷没想到的是，梁湘却顾虑重重，不愿出山。他派省长刘田夫找梁湘细细做工作，没有结果；再派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的梁灵光登门，也没能说服梁湘。
梁湘的顾虑似乎不无道理：已过花甲之年，工作也将近45年，马上可以退休，安享晚年；更重要的是，深圳名为特区，但尚未得以发展，落后、荒凉，虽毗邻港澳，发展却与之有天壤之别；一旦接过这副担子，怎么将其搞好，不辱使命，自己一点把握也没有。
任仲夷只得亲自出马。
他让秘书给梁湘打电话，命其来办公室一趟。天擦黑时，梁湘心事重重地来了，抱定一个心思，自己横竖不松口，难不成任书记还能用绳子绑了自己上任不成？
进门后，任仲夷微笑着寒暄，渐渐转入正题，谈了五六个小时。墙上的挂钟指向了第二天清晨，但梁湘还是没松口。
任仲夷娓娓而谈时，梁湘眼前浮现的却是自己去过多次的深圳：一条不到两百米的孤零零主街道，一根香烟没抽完便到了尽头，再走，便是稻田了；城里冷清，村庄也空空落落，十家有九家的青壮年去了香港，只剩下老幼，残存着微弱的烟火气；那里也有“三宝”，不过是苍蝇、蚊子和沙井蚝；城里仅有的文化设施，是一家书店和一座1949年后盖的剧院。晚上呢？这边黑灯瞎火，寂寥无声，那边却是一片通明，灯火闪烁，初次远眺，还以为发生了火灾……
但任仲夷书记的诚恳，令他异常感动，他不能再躲避。他说了自己的两点忧虑：一是他了解过，深圳的领导班底太弱；二是市委没有自主权，担心到任后，无法推行自己的改革措施。
任仲夷笑了，当即拍板：只要你认为可以的，省委一定支持你！也就是给了梁湘自主挑选干部之权，可以灵活机动，不必事事上报。
梁湘也笑了，接过了一副千斤重担。他心里的沉重飘去了九霄云外，一身轻松，和任仲夷开起了玩笑。告辞出来，打开门的瞬间，门外等候的工作人员看到了任仲夷和梁湘绽放的笑脸。
任仲夷心中一块石头落地，马上向中共中央上报深圳市新的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人选。中共中央很快回电批准，令梁湘立即到任。
深圳市委办公地点还是原来的宝安县委办公楼，新的大楼还在荒郊外的泥地里火热建设中。梁湘到深圳接过主政“大印”，住的是临时搭建的铁皮屋，办公则在15平方米的办公室里，里面摆了9张桌子。办公室人员挨挨挤挤，蚊虫更多。春天过去，夏日悠悠到来，蚊虫漫天飞舞，在电线上黑压压地挤满了，电线像一根臃肿的黑色粗绳。
梁湘被蚊子狠狠咬了无数回，防不胜防，很是无奈。一次，他一巴掌拍死一只，好奇地展开一看，身长约莫一厘米，身宽粗过一根牙签。不由地一声叹息。
丢了拍死的蚊子，梁湘又开始投入工作。百业待兴，他一天得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或在铁皮房里主持常委会会议，或边吃饭边听汇报。夜色降临，蚊虫更多，他只好坐入蚊帐里，一边听着嗡嗡的“轰炸”声，一边批各种文件。
蚊虫叮咬还是小事，如何办好深圳特区，完成上级使命才是大事。深圳从宝安更名升格而来已有两年，特区设立也有一年，但一切还是草创，变化不是很大。摆在梁湘面前的问题是：要建一个什么样的特区？这一点，中央没有明确，只得摸着石头过河，也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
但有一个想法梁湘很确定，那就是，要办就办一个像样的大特区，可以做示范，能在国内推广。若光搞一些原料加工或“三来一补”，他没放在眼里。
一个在广州从事了30多年城市建设的新市委书记兼市长的到来，一时间凝聚了众多热切的目光。他们在等待梁湘发声，深圳要向何处发展。有人开始等不及，热心地建议说，不如照搬香港的发展模式；也有人建议，说深圳可以作为原材料加工地。梁湘淡然一笑，都否决了，这两个方案最缺的就是深圳自己的特色。
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深圳的建设，要尽量避免出现香港的石屎森林（混凝土被称为“石屎”，混凝土建成的高楼大厦即石屎森林）；花园城市要各有特色，如果都刷成一个颜色，小孩连进门都找不到自家的门，怎么行啊？
在蚊虫的轰鸣声中，梁湘悄然开始了城市规划先行：组织了一个各方面专家组成的工作班子，实地考察深圳的各个角落；派人到香港和国外去学习，获取可取的经验；邀请了内地和香港顶尖的经济学家、城建专家、教授和学者来深圳，初拟深圳发展建设规划大纲。
规划大纲正式出来前，梁湘不动声色地用行动回答特区发展的方向问题，在深圳逐步建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他提出深圳发展要以“三个为主”，即产业以工业为主，资金以引进外资为主，产品以外销为主。
梁湘在干部大会上情绪激昂地说，给第一只蚂蚁尝到甜头，就会引来无数的蚂蚁；如果第一只蚂蚁吃了苦头，其他蚂蚁就会对特区望而却步……他的“蚂蚁论”，说的是如何引进外资，是发展市场经济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重大突破。
深圳一系列前所未有甚至闻所未闻的变革，引来了各种惊诧的眼神，梁湘也倏忽间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有人说，“深圳除了九龙关门口仍挂着五星红旗，一切都已资本主义了”；有人痛心疾首，说“姓梁的把国土主权卖给了外国人”。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前辈从未到过深圳，听说那里“变天”，伤心得涕泗横流，扼腕说“流血牺牲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
1981年夏天，著名画家刘海粟顶着炎炎烈日来到了深圳，梁湘热情地接待了他。刘海粟年事已高，饱经风雨，悄声告诫梁湘说：“你梁湘在深圳特区率先推行市场经济、引进外资，搞好了也会有人说你走的是复辟资本主义道路。假如你把深圳搞糟了，更会有人说你复辟资本主义！反正一顶大帽子正等着你去戴哩！”说着，他摇了摇头，长长叹了口气。
梁湘知道刘海粟的好意，但既然接了这副重担，绝不可半途而废。他脸色沉静，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要为党立功问心无愧，我什么都不怕。千秋功罪，让后人评说吧！”
冷风冷雨接踵而来。几个月后，中纪委派来了一脸肃然的调查组。不久，上海《文汇报》刊登了《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一文，紧接着又刊出了《痛哉！〈租地章程〉》。两篇文章表面谈旧中国租界的形成，实则借古讽今，影射深圳的改革和开放。
梁湘浏览了一下秘书找来的报纸，冷峻地弃之一旁，仍然和专家们评议《深圳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大纲》初稿。1982年11月，经过一年多的研究、讨论，八易其稿，一份翔实的《深圳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大纲》终于出来了。
它几乎就是梁湘理想中的深圳：以工业为重点，兼营商业、农牧、旅游、住宅、科研等多种行业的综合性社会主义经济特区。这一大纲大大超过了以前拟定的规模，原来是“开发一个面积为50平方千米，人口50万的中型城市”，而梁湘的规划则扩大为“面积达118.6平方千米，人口100万的现代化大都市”。
有了规划中的蓝图，剩下的便是建设，将图纸上的东西化为眼前可触可感的现实，但梁湘手中缺得更多的是开发经费。中央早就叮嘱说，“只给政策不给钱”。任仲夷也告诉他，特区要靠对外伸手对内手拉手，靠地皮、嘴皮和互不扯皮。
此前，梁湘实际上已在“破釜沉舟”。1981年，深圳同时动工修建罗湖区12条道路，中央不给钱，外资也不愿意投资城市基建，引不过来。梁湘和“管钱”的副市长周鼎商量后，决定从银行贷款。
从银行贷款也不容易。周鼎把国内各大银行行长请到深圳做客，商议贷出钱来。行长们知道深圳还是一穷二白，问道：“贷款用什么方法还？”
周鼎拍着胸脯说：“愿意长期贷款的，我就长期偿还；愿意短期贷款的，我短期内就偿还。”
行长们瞅着周鼎真诚的脸，心里有了底，笑着答应了。
其实，周鼎和梁湘早就有了应对之策：以半年期为例，上半年向浙江贷款，快到期了，便向江苏贷款还浙江的；等江苏的贷款快到期了，便再向上海贷款还江苏的……
内地还是计划经济年代，国家规定“买酱油的钱不能用来买醋”。梁湘另辟蹊径，自己担保，向银行贷款，把只能用来办工业的贷款搞了基建，虽然把“死钱用活”了，但此举当时属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很快被人揭发。一纸公文传来，梁湘受到了内部通报批评。
挨了批的梁湘不以为意，对相关人员说：“你们大胆办下去，如果错了，要追究责任，由我来负责！”
那天，梁湘到香港考察，发现香港的房地产商获取经费的方法是预售住宅楼宇，将预售得来的资金又投进新开发的建设项目里，如此循环往复，建设资金便解决了。梁湘一拍大腿，兴奋地说：好！他想到了深圳解决建设经费的又一个办法了。他笑着说：不要像地主老财那样，把钱深藏于地下，要把死钱变成活钱。
规划大纲出来后，梁湘决意继续按照“死钱用活”的方式，首先将深圳建成一个环境一流的大城市，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前来。
他说，外商来深圳投资，看中的绝不只是便宜的劳动力，更看中投资环境，而深圳背后，对接着中国巨大的市场。因而，深圳必须建成一个大城市，且是世界一流的大城市。它近处的参照物是香港，远处的标杆是新加坡，更远的目标是美国的洛杉矶。
这个楼宇如林、四面通达的新深圳的到来不能太久，因而建设过程不能太慢。
梁湘总放心不下那些在建的工地。不管多忙，他每晚都要去看看，夜里十点多才一脸倦容回来。他和秘书邹旭东都没带家属来深圳，两人便常住在一栋铁皮屋里。看完工地，一身臭汗回来，梁湘去冲凉，秘书负责煮夜宵。清汤下面，最多加一个鸡蛋，肚子实在太饿，才加两个。吃完夜宵，秘书去冲凉，梁湘便又开始批阅文件。
但很多时候，梁湘没有心思批阅文件了，去工地后残留的怒气还未完全消去。他在为基建的施工进度缓慢恼火，施工企业都是干多干少旱涝保收的国营单位，根本没把工期当回事儿。
这样的事一直都有。上一年夏天，梁湘就为深圳第一座高层建筑“国际商业大厦”的建设发过脾气。省建工部门让一家建筑公司来负责这幢楼的施工，这家公司却坐地起价，不到一周便连涨三次。此外，这家公司还按计划经济的老办法，要求深圳提供基建材料的供应指标。双方左谈右谈谈不拢，一拖就是两个月，打好桩的工地上长满了葳蕤的青草，施工日子遥遥无期。建筑公司优哉游哉，一点也不急，着急的是深圳。
梁湘闻报，对白白耽误的时间心疼不已，发脾气说：“我就不信没有张屠夫，还吃带毛猪不成！”他与部下商量后，决定放弃这家公司，借鉴香港经验，重新面向市场公开招标。这是破天荒的又一创举，但也把省里上级部门手中的权给弄没了。
有人担心上级部门会找麻烦。梁湘坚定地说，改革是一场革命，不改革就没有特区的前途。
果然，省基建部门负责人陪同国家建委一位副主任很快到深圳来了，梁湘客客气气地接待他们。这位负责人板着脸，说不准对港澳公司招投标，这是“主权问题”。
梁湘霍地站了起来，说：“竞争促改革，竞争促进步，不管省内还是省外，谁能干就该谁来干。特区要率先改革，就得让省外的基建队来参与投标，请港澳的建筑公司进入特区投标。什么叫国家主权？大家都清楚，请别拿大帽子吓人！”
这位负责人气得脸色铁青，愤愤然回去了。
梁湘虽然收获了几顶“帽子”，但基建工程招投标的举措总算坚持下来。眼下令他不满的是，已经在建的工程施工速度太慢，国营单位的老爷作风一时解决不了。
规划大纲出来后，深圳需要建设的项目更多，即便是老爷作风盛行的施工单位也远远不够了。再有，省里的施工队伍有他们的领导体系和管理体制，也不听市里指挥。深圳自己有一个集体性质的建筑公司，原本人数就不多，500来人，但经过两次逃港潮，只剩下约300人，简直是杯水车薪。一时间，梁湘深感缺建设人才和人手，又陷入忧苦之中。他对市委组织部部长刘波说，光靠我们这几个卷着裤腿，刚刚从田里洗脚上来的人，能办得成现代化的经济特区吗？你赶紧给我找人去。
刘波也十分为难。深圳人才奇缺，梁湘麾下所有干部加起来才2000余人，仅有1名工程师，但没人愿意来。
他曾奉市委和梁湘之命，去广州找省委组织部要300人，全是机关的科、处级以上干部。省委组织部很支持，马上召集会议，布置任务，要求省直机关、广州市直机关各调150人。但干部们一听是去一片荒芜的深圳，多半苦着脸，不愿意。花了3个月工夫，刘波才要到9个人，还都是他在省委组织部工作时的熟人。他们之所以勉强答应，是看在和他多年往来的交情上。有一个人为刘波总是上门做工作生气了，嚷道：“你跟谁熟就害谁，将来没有朋友了！”
省里调不来更多的人才，深圳市委和梁湘决心打破原有的干部人事制度，向全国进行招聘。梁湘派刘波去北京，找到中组部，请求给予到全国招聘人才的“权力”。刘波登上北去的列车后，心里有些发虚，担心会被批判搞“干部自由化”，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干部人事制度一直由国家负责统一分配。不过，想到袁庚在蛇口不久前破过例，他总算有了点底气。
中组部果然很支持，专门为深圳召开了一次高规格的部务会，所有部级领导人悉数到场。会上，刘波详细介绍了深圳的招聘方案，越说越兴奋，一直讲了两个小时。中组部领导人安静地聆听后，都同意这一方案，说深圳可以组织招聘工作组前往12个大城市招聘人才，只要“两相情愿”，就可立即办手续调动，或借调到深圳。
于是，刘波等人拿着中组部的介绍信，兴冲冲地出发了。他们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往返，一家一家拜访，诚恳地招揽人才。
但到重庆时，刘波吃了闭门羹。他们找到重庆市委组织部负责人汇报时，此人一脸不高兴，训斥说：“干部又不是钱物，是党的财富，哪能由你招来聘去的！深圳这是搞干部自由主义，把我们的队伍都搞乱套了！”
组织部门不支持，而市委和梁湘交给的任务又不能不完成，刘波只得采取呆办法，将招聘内容一张一张抄写成布告，贴到街巷的墙上。组织部负责人获悉，派人把布告撕了，还冠以罪名，说要把刘波抓起来。刘波终于忍耐不住，当即把情况反映到中组部，中组部又给重庆组织部打电话，刘波一行才免去了更多麻烦。
眼下，干部人才还没招够，梁湘又给了招聘建筑人手的任务，刘波暗暗叫苦。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建筑人才和人手很快有了眉目。1982年9月，中央军委进行第七次大裁军，决定以“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效能”为原则，将解放军总员额减为400余万。其中，工程兵机关改为总参谋部下辖的工程兵部；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到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所驻省、自治区、直辖市。
从报纸上读到消息，梁湘心念一动：能不能让更多的基建工程兵转业到深圳来？
他曾经也是军人，对基建工程兵很了解。这支部队组建于1966年8月，周恩来总理曾给他们定下使命：“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工程兵部队最多时有32个支队（师），共49万多人，散布长城内外与大江南北，承担了冶炼、石化、水电、煤炭、交通、铀矿地质和矿山等经济及国防工业建设任务。无论是乡村城镇、戈壁沼泽，还是高高山岭、茫茫雪原，他们都像战斗部队一样毫无畏惧，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深圳刚刚建市时，便来了第一批基建工程兵2000多人，管理严格、作风顽强、技术过硬、质量优良，尤其守纪高效，敢挑重担，不愧是人民子弟兵。他们承建的工程几乎无可挑剔，都可作为样板。梁湘到过许多工地，对工程兵承建的工程十分满意，也很感动，曾当面对这些“灰头土脸”的工程兵说：“这是一支能吃苦、肯打硬仗的部队。把深圳的建设交给你们，我非常放心。深圳人民也相信你们一定会把深圳建设好的。”
现在工程兵兵种撤销，若能转大批工程兵到深圳来，建设人才和人手缺乏的问题就解决了。
他决定向国务院打报告，请求调拨部分基建工程兵来深圳。但设想刚一提出，市委、市政府内部便有了激烈的不同意见。有人忧虑地说，深圳连自己的施工队伍都还没吃饱，哪有余粮去周济别人？工程兵若是来了，等于一碗米饭要分给两个人吃。
大家将目光齐刷刷投向梁湘，等着他最后拍板。梁湘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决定将工程兵请来。他一面给国务院打报告，说明深圳急需建设人才和人手的情况，一面给开国少将、基建工程兵主任李人林写了一封信，言辞恳切地说，深圳可以接收两个师的工程兵。
这些天，李人林正为几十万工程兵精简后的安置问题发愁，蓦然接到梁湘的信，既高兴又感动，连忙回信表示感谢。
南海边上，伫立在海风中的梁湘捧着李人林的回信，也是好一阵激动。他的眼前似乎出现了滚滚的南下劲旅，深圳的蓝图将在他们手中一一化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