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蛇口模式
1985年11月11日，深圳沙河。
天空像一块刚染过靛青的巨大丝绸，蓝得逼人眼。深秋的海风从不远处的深圳湾呼啸而来，在一座屋宇的大会场窗外久久徘徊，猎猎作响。
会场挨挨挤挤坐满了即将改换名号的沙河华侨企业公司的员工。大会尚未开始，他们偶尔侧头私语一阵，脸上的表情也各异，或平淡，或迷惑，但更多的是兴奋和对未来的希冀。主席台上，端坐着一排面容肃然的头头脑脑，其中两个“外来者”最引人注目：一个是华侨城建设指挥部主任马志民，一个是指挥部党组书记兼副主任王谦宇。他们将在大会上宣布：华侨城建设指挥部正式成立。
这时的马志民和王谦宇，心里也各自翻着波涛。
马志民想到的是自己在深圳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1932年5月，马志民出生于广东台山。1949年，年仅17岁，度过了不堪回首的童年、少年苦难时代的马志民，幸运地参加了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一支队所属的游击队，是支队司令员蓝造麾下的兵。1949年中秋节，马志民刚被任命为东江第一支队三团成立的银太税站临时负责人，便与一群偷偷摸上来的国民党便衣特务短兵相接，激战后侥幸脱险。
随后，他随气势如虎的解放大军开入宝安，奉命参与接收九龙海关，先后担任接管委员会军事联络员、人民关警队副队长、查私科科长等职。1958年，他调任宝安县委统战部部长，同时兼任深圳镇党委书记。第二年，也是深秋一个风急天高的日子，为了修建给香港供水的深圳水库，马志民又受命兼任水库工程指挥部第一副总指挥，领着4万名群众不分昼夜地苦战，吃在工地、住在工棚。99天后，终于筑成了1000米长、30米高的水库堤坝主体工程，可谓创造了最早的“深圳速度”。
这一年，马志民27岁。
随后，马志民又以富有艺术气质的独特眼光，在深圳水库筑起了诸多点缀山水的亭台楼阁，在深圳镇上建造了树影婆娑的人民公园，还亲自命名了两条街道：和平路与建设路。
“文革”十年中，马志民像许多老干部一样，也难逃时代车轮碾压的厄运，被粗暴下放到惠州农村和“五七”干校。他骤然跌落人生谷底，历尽种种磨难，苦苦等待黎明穿透黑暗，豁然到来。“文革”结束后，黎明终于迎着他渴盼的目光来临，他被平反。从1978年开始，马志民到了广州，先后在广东省委统战部、广东省侨务办公室、外事办公室工作，离开了战斗多年的深圳。
1979年，他又被慧眼所识，调往首善之区北京，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工作，随即被派往香港，担任中国旅行社总经理室助理。
香港中国旅行社（以下简称“港中旅”）与香港招商局、华润集团、中国银行并称，是在港中资企业的“四大家族”之一。它的前身为1928年在上海成立的一家民族资本旅行社，后来迁到香港。新中国成立后，港中旅归属侨务系统，任务是为华侨、华人及港澳和台湾同胞探亲、旅游服务。
马志民像春秋时代的重耳，“艰难险阻，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到任后，励精图治，渴望革新。此时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任党组秘书，后来担任过华侨城集团党委书记的张整魁，多年后还记得自己与马志民第一次相识的场景。
那是1982年烈日高悬的盛夏。张整魁随国侨办党组书记、副主任林一心带领的工作组去香港，考察了解包括港中旅在内的侨办在港企业状况，研究在境外环境下如何加强组织建设、加快事业发展。
出发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将工作组成员叫到家里。一一寒暄，品茗后，他语重心长地叮嘱了大家一番，特别强调说：要加强队伍建设，培养一批三四十岁、熟悉香港情况、适应当地社会发展的人才，为香港的未来发展做好战略准备。
张整魁踏入香港，随工作组一道每天实地考察侨办在港单位，又和所有中层以上骨干接触、交谈。轮到港中旅时，他颇有些失望，觉得有点“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港中旅固定资产仅有一座小楼、两家小酒店，位于皇后大道，还有九龙分社一层楼而已。它的主要业务收入也别无所长，仅仅依赖国家给予的“特权”，代办港澳同胞回乡证、台胞证，或者境内人员到境外公务出差购买家电等货物的“买单提货”业务而已。然而，内地全面实行改革开放后，港中旅也遭遇难关，靠吃“特权饭”难以为继，员工们人心惶惶，焦虑不安。
这天，工作组按计划找港中旅的骨干谈话，轮到一个人时，令张整魁眼睛蓦地一亮。他多年后回忆说：这一天，安排总经理室成员、襄理兼港澳部经理马志民谈话。原以为他也无非摆摆情况、泛泛而谈，没料到，他竟阐述了一份完整的发展“纲领”。他提出，港中旅错过了很多发展机会，现在面临严峻竞争，不进则退。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特权饭”难成救命稻草，必须彻底抛弃旧思维，按市场规律办事，尽快拓展业务。为此，要以一业为主，多元化发展，走“集团化”经营路子；要充实实力，建立国内外分社，筑牢经营阵地和网络，建立自己的酒店群、运输车队和公司、仓库；看准机会，大胆出手，发展自己的地产业务，打通文锦渡，加强与广东及其他省市的联系，敢于用银行的钱解决发展资金的问题……当时，全场被他的发言震惊了。
马志民描绘的发展蓝图，深深打动了林一心和工作组的其他人。回北京后不久，国务院侨办调整了港中旅领导班子，马志民被拔擢任用，任命为副总经理，协助总经理主持全面工作。“换将”之后，短短几年，港中旅发展迅速，马志民的构想也几乎一一得以实现，港中旅一时声名鹊起，成了行业中的翘楚。
1985年，因工作出色，他又荣升香港中旅集团常务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这年秋天，国务院批准由香港中旅集团投资开发深圳华侨城。马志民以香港中旅集团常务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身份，又兼任华侨城建设指挥部主任。
于是，他在离别深圳多年后，又回到了这片战斗过的热土。
王谦宇来到深圳沙河，则是被“赶鸭子上架”，情非得已。
他本是印尼华侨，籍贯为广东普宁县。1949年3月，王谦宇从香港出发，走过千山万水，赶到刚解放的北平，成了“解放区的天”呼吸自由空气的幸福一员。1955年毕业于北京马列学院第一分院后，他长期从事教学和理论研究工作，后来担任中央党校教授。
1985年10月的一天，刚从中央党校调任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担任办公室主任不久，前来深圳办事的王谦宇，被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晖叫到下榻的深圳湾酒店说：侨办准备在深圳沙河这个地方搞一个华侨城，目的是引进侨资，作为侨务工作的一个窗口。在新时期，侨务工作的重点要转到经济工作上来，利用特区这么一个有利的条件，作为新时期开展侨务工作的据点。
随后，廖晖详细介绍了深圳沙河华侨企业公司等情况。
对国务院侨办酝酿在深圳沙河农场建华侨城一事，王谦宇之前有所了解。作为印尼归侨，他也清楚华侨农场的来历。
20世纪60年代，印尼等一些东南亚国家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抗议，悍然排华，10多万遭受迫害的华侨被迫抛弃家园和财物，返回祖国。眼下在蛇口作为开发主将的袁庚，就曾作为接侨小组长兼接侨船——光华轮党委书记，前往印尼接回了5000名难侨。中国政府在广东等几个与海外华人关系密切的省紧急新建、扩建华侨农场，安置这些投奔祖国怀抱的华侨。1978年，越南也开始排华，约16万越南难侨被迫返回祖国，也被安置在这些华侨农场。深圳的宝安“光明华侨农场”，便是其中之一。
1979年4月，国务院侨办在深圳建立了光明华侨农场沙河分场。分场背山面海，东边是小沙河，西边为大沙河，两河之间，南边是海滩，北边为丘陵，总面积12平方千米。归国华侨们在这里挥洒汗水耕耘、劳作，安谧间，隐隐听见改革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
1981年，沙河分场被改为沙河华侨企业公司。第二年，中央分管侨务工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向中央和国务院建议，将沙河华侨企业公司收归国务院侨办直接领导，希望将这里办成一个引进华侨资金、技术和人才，开展侨务工作的经济开发区。这一建议后来只实现了一半，沙河华侨企业公司如愿归属了国务院侨办。侨办克服了重重困难，引进华侨资金有一定成效，创办了光明电子厂和光明奶牛场等。然而，设立经济开发区的建议，则因各方面意见不一致，特别是国家拿不出钱来而搁浅了，廖承志不久也抱憾而逝。
接替廖承志分管侨务工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是菲律宾归侨，一直在思索如何实现廖承志的遗愿。1984年的一个冬日，他千里跋涉，来到沙河了解情况。
在战争年代的老部下、广东省省长梁灵光的陪同下，叶飞心事重重地走在沙河的海滩和田埂上。因为几年前有办蛇口工业区的经验，他蓦然想到了一个主意：在沙河华侨企业公司的基础上，采用交通部利用香港招商局开发蛇口的方式，由国务院侨办直属的港中旅投资开发。这样一来，就解决了国家没有资金投入的问题，廖承志的遗愿也能实现了。叶飞为自己这一思路兴奋不已，脸上的愁绪也一扫而尽。
1985年4月，全国华侨工作会议在东莞召开。叶飞在会上正式提出了这一建议，还说：干脆不要叫沙河华侨企业公司，直接叫“华侨城”好了。廖承志之子、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晖等与会者听后，眼睛顿时亮闪闪，纷纷表示赞同。于是，华侨城方案正式通过了。
随后，叶飞和国务院侨办给国务院写了报告，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批示说：“拟同意。在统一领导、统一规划下，充分发挥中旅集团在这一地区的作用。”其他领导人也先后圈阅同意。侨办随即派人到深圳，找市委书记梁湘等人协商。梁湘几经权衡，同意从沙河农场划出4.8平方千米土地，作为华侨城开发区。
大事初定，接下来是遴选开发的主将。
廖晖和叶飞商量后，决定组建华侨城建设指挥部，同时成立党组。因为采取蛇口方式，由港中旅负责开发，因而决定建设指挥部主任由智勇兼备、敢闯敢干的香港中旅集团总经理马志民担任。国务院侨办派出的人选，廖晖和叶飞都倾向于老成持重、理论功底深厚的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谦宇。他们考察一阵后，决定由王谦宇担任指挥部党组书记，同时兼任第一副总经理，协助马志民工作。
马志民已慨然受命，王谦宇则还不大知情。前来深圳参加一个和华侨城有关会议的廖晖，听说王谦宇也因公在深圳，便亲自打电话将他约到了自己房间。于是，有了两人见面的一幕。
廖晖介绍完情况后，最终说出了这次约见的目的。他放下手中的茶杯，郑重地说，现在组织上决定，要你来搞华侨城。
王谦宇很是意外。心想，自己调到全国人大华侨委还没半年，怎么又要调走？忙说，我不合适。他一口气说了四个理由，特别说到自己是书呆子一个，缺少从事经济建设方面的实践经验。
廖晖继承了其父之风，不急不躁，笑眯眯地一条条反驳，最后以“服从组织决定”结束。王谦宇不知不觉间“上当”，应承了下来。第二天，他还参加了廖晖主持的会议，协助起草了《广东省华侨实业公司、沙河华侨企业公司与香港中旅集团公司，交接深圳华侨城建设范围内企事业单位的会议纪要》。
会后，王谦宇随廖晖一道回到北京。处理好了工作交接的事务，王谦宇准备前往深圳沙河赴任。临行前，廖晖又接见了他和国务院侨办的副秘书长、人事司司长，后面两位是准备代表侨办，前往华侨城宣布人事任命的。
廖晖扶了扶眼镜，亲切地看着大家，叮嘱说，到了深圳，跟大家见见面，你们几个都要讲讲话。说着，他拿出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一幅字“深圳特区华侨城”，微笑着对王谦宇说，这是我专门找总书记题写的，你带下去，在华侨城成立大会上展示一下。有了这个题字，人家就不那么容易把你扒拉下来了。
王谦宇很感激廖晖的细心，忙伸过双手，高兴地接了过来。
随后，他和侨办副秘书长、人事司司长一道南下，来到了陌生的沙河农场，又和马志民一起，坐在了华侨城成立大会的主席台上。
会场的人到齐了，马志民转头看了王谦宇一眼，示意可以开始了。王谦宇点点头，朗声宣布华侨城成立。随后，他将胡耀邦遒劲的题字展开，展示给全场。须臾间，掌声像海潮一般汹涌而起，人人脸上溢出了喜悦。
掌声过后，马志民开始发言。他神情有些激动，深情回顾了当年修筑深圳水库的往事。末了，他说，当前我们建设华侨城，跟我搞水库的时候不一样，不能光凭热情，而是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需要更多地尊重客观规律，需要智慧和冷静。
王谦宇也讲了话。他谈到华侨城的规划问题，“华侨城起点要高，我们要引进新的规划思想，华侨城要先规划，后建设。同时我告诉大家，现在领导已经做了决定，要请国外的专家做规划，华侨城在城市建设上，要走出一条新路来。”他也强调要认真学习蛇口的经验，主要是两条：坚持开放，坚持改革；新事新办，特事特办。
最后，他环顾了一下全场，豪情满怀地说：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我们的前面还有许多困难，但是，在中央、省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只要我们同心同德，我们就能够用自己的双手，在沙河这片4.8平方千米的土地上，画出一幅又新又美的图画。我们有这个信心，有这个决心。
掌声又像滚过的春雷，屋顶的灰尘簌簌而落。一道道希冀的目光像火一般灼亮起来，眼前似乎凸起了一座崭新的城……
然而，与蛇口“时来天地皆同力”不同的是，华侨城生不逢时。
这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的第五个年头，正遭遇滚滚寒流，经济建设已调整为“压基建、上效益”，特区的一些特殊政策也被悄然收了回去。外商们按紧腰包，犹疑观望，投资热像漏气的皮球，渐渐瘪了下去。
负责开发华侨城的港中旅员工们看到形势不对，纷纷叫苦：华侨城会把港中旅拖垮。还有人说，糟了，我们的年终奖金可能没有了！
马志民和王谦宇却镇定自若，深信“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们想，此时技术力量充足，基建成本下降，利用得当，正是发展良机。
从广东省省长位置退下来，又老当益壮，慨然出任香港中旅集团董事长的梁灵光也充满了信心。他不但遵照国务院侨办的要求，决定以香港中旅集团每年利润的约三分之一，作为华侨城初期开发投资，还勉慰大家说，华侨城有港中旅支持，海外华侨渠道很多，正可抓紧时机知难而上，争取先把工业区搞上去，要认真整顿搞好现有企业，并选择一些适销对路的、经济效益较好的项目积极发展。
马志民与王谦宇原来不相识，但进了同一战壕后，许多见解和设想相似，因而关系十分融洽。王谦宇认为马志民“这个人事业心比较强，有思想，见识也比较广”。华侨城草创，基本从零开始，连办公的房子也不够，他们两人便将就着共用一间办公室，同吃同住。
马志民还是香港中旅集团总经理，得香港、深圳两头跑，很是辛苦。他每个星期六早上从香港急急忙忙跨过深圳河，到沙河待上两天，处理比较重大的问题。其余时间的日常工作，他便交给王谦宇处理。若临时有重大事情，等不及马志民周六过来，王谦宇便用电话与他沟通。
“豪杰相逢鱼得水”，沙河沉寂千百年的荒芜海滩上，两位风云际会的英雄背负着上上下下的期望，流着晶亮的汗水，向一座崛起的花园之城张开了拥抱的臂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