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1942年1月3日，坪山石桥坑。
山头翻滚的松涛声一阵紧过一阵，滑落而来的松风有些寒意。曾生带着几个警卫员站在村口，向进村的那条小路不时张望。蓦地，拐角处出现了一队急匆匆的人影。“是他们！”警卫员高兴得叫了起来。
“欢迎廖主任！一路辛苦了！”人影渐渐靠近，曾生往前紧走几步，一把握住被簇拥着的廖承志的手，笑着问好。“哈哈，分别好几年，我们在你的地盘重逢了！”廖承志也使劲摇晃着曾生的手，笑着打趣。
廖承志和他身边的连贯、乔冠华，是被曾生的游击队战士从香港救出来的。
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然跨过深圳河，猛攻香港，港督杨慕琦于12月25日率英军投降，香港沦陷。过去，香港像浪潮中平静的孤岛，汇聚了大批从内地辗转而来的文化界名人。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交通要道，地毯式搜捕这些文化名人，妄图将其一网打尽。
正在香港的中共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奉中共中央和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之命，紧急投入营救工作。他们召集多方面负责人开会，决定趁日军立足未稳，不大了解香港的情况，以最快的速度帮助文化界名人转移出去。
东江特委书记兼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政委尹林平也奉命到会。接受任务后，他来不及歇口气，又匆匆赶回宝安龙华的白石龙村，召集游击队负责人曾生和梁鸿钧、王作尧等人开会。
白石龙村沙梨园一栋能望见大海一角的小洋楼，主人原是中医刘鸣岐。刘鸣岐痛恨日本鬼子，主动将房子让了出来，交给游击队用，说希望游击队多打鬼子。小洋楼便成了游击队领导机关的办公场所。二楼会议室里，尹林平脸色有些疲倦，但也有掩不住的兴奋，传达完上级关于抢救被困香港的文化界人士的指示后，他说：“这是党中央对我们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信任和重视，任务艰巨而光荣。下面请大家谈谈具体的营救方案。”
曾生眼前似乎出现了廖承志的身影，很是焦虑，说：“还有驻港办事处廖主任他们，也陷入重围，时刻处在危险之中，得一并营救出来。”尹林平点点头：“上级也有安排，要一并考虑。”
几个人商议后，确定在香港湾仔和宝安白石龙村设两个指挥部，通过水陆两条秘密交通线营救：水路由九龙至西贡渡海，经大鹏湾至惠宝沿海，由游击队所属的港九大队大队长蔡国梁负责；陆路由九龙至元朗，渡深圳河至宝安，负责人是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游击队后方办事处的何鼎华。白石龙村指挥部也做了明确分工：曾生坐镇白石龙村，负责接待工作；梁鸿钧负责游击队的军事指挥，王作尧则负责从港九至游击区交通线的警戒和护送。
港九大队很快将廖承志等第一批人营救出来。曾生接到了廖承志，放心大半，请他早点休息时，廖承志却摆摆手：“接下来的营救工作更艰险。这些文化人都是国宝，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们再研究一下，看看计划还有什么疏漏的地方没有。”曾生将烂熟于心的计划说了一遍，廖承志一一推敲，觉得万无一失，紧锁的眉头才舒展开。
1942年1月13日下午4点，日影倾斜，云朵泛红，白石龙村骤然热闹起来。一批40多人的文化人到了村口。等候多时的尹林平、曾生与大家一一握手，嘘寒问暖，护送的人则一一介绍：邹韬奋、茅盾、胡风、宋之的、沈志远、戈宝权、胡仲持、胡绳……
这些文化人长途奔波，三天急走100多里路，却毫无倦意，像回到家里一般兴奋。他们东瞧西看，谈笑风生，争着向尹林平和曾生回顾这次虎口脱险，夸着游击队队员们的神通和机敏。
邹韬奋是轰动海内外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茅盾则是著名左翼作家、长篇小说《子夜》的作者。曾生在大学念书时便深受他们的影响，而今终于见到了他们本人，很是高兴。尽管他们装扮成商人，他依旧觉得他们头上闪着光环，脸上浮现出景仰的神色。
曾生与尹林平将邹韬奋、茅盾、胡风等十来位作家、学者，领到了小洋楼指挥部，为他们举行欢迎宴会。尹林平端着酒杯致欢迎词，传达了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关于抢救的指示。曾生起身发言时，说到了自己对文化人的敬佩之意，重点介绍了东江抗日游击队的历程。
各位文化人也都脸带笑意，一一发言，畅谈了感想。邹韬奋扶了扶近视眼镜，爽朗地说：“我们这支文化游击队，是在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护卫下，由香港转移阵地来的。没有人民的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的笔杆子。打倒法西斯必须有人民的枪杆子，也必须有人民的笔杆子。一定要把枪杆子和笔杆子结合起来。”宴会结束后，尹林平和曾生安排这批文化人在小洋楼歇息。
第二天清早，他们派出部队战士和民兵到附近的阿髻山东面山窝松林突击搭建山寮。一天后，搭起了一大一小两座山寮。寮内有通铺，铺上金黄的稻草，可住30人左右。邹韬奋和茅盾等人被转移到山寮居住。山寮隐蔽而安全，不远处有一条浅浅的山涧，清澈见底，鱼虾潜跃，风景也不错。邹韬奋等人四处逛了逛，乐呵呵的，很是满意。
曾生又找到尹林平商议：“要安排三四个中队驻在附近山头，负责保卫他们的安全。”尹林平点点头：“你想得周到，这件事可以交给王作尧同志去办。我们队里有《新百姓》报，我看明天可以请邹韬奋、茅盾先生他们去报社指导指导，他们是行家嘛。”
曾生说：“这个安排好，我马上派人去通知报社。”临走，他忽然想起一件事，说：“后面还会有文化人到来，我看这几天还得多搭建一些山寮才行。”尹林平同意了。
接到通知，也在山寮办公的新百姓报社沸腾起来。报社负责人金石坚立即开会布置，决定在报社对面的松林里搭一个茶寮式的山寮做展览室，室内展出各期报纸和翻印的文稿、宣言。
展览室很快布置妥帖，报社的战士们还从村里借了张条桌和七八张条凳。桌上摆了文房四宝，准备请作家、学者们题词。
这天下午，尹林平和曾生等人陪同笑意盈盈的邹韬奋、茅盾、胡风等人来了。作家、学者们得知报社在游击战的环境下坚持定期出版，赞赏不已，邹韬奋对报社的战士们说：“我们都是搞新闻出版的，同在一条战线呢，我要向你们学习。”他还风趣地说：“你们是游击队的文化战士，比我们先走一步。我们现在也开始组成一支文化游击队，今后我们并肩战斗。”
茅盾很兴奋，微笑说，百闻不如一见，看了你们的“山寮报社”，我对游击队怎样在敌后前线做抗日文化工作，就了解得更具体了。我坚信作家只有深入工农大众，才能更好地开展革命文化活动。
尹林平笑着说：“请诸位大家多提意见，指导我们的文化宣传工作，帮助我们提高文化理论水平。”邹韬奋心直口快，提了些意见后，略一沉吟，又说：“我有个冒昧的建议。如果将《新百姓》报，改名为《东江民报》，不是更富有地方特色吗？同时还便于代表人民大众说话，批评国民党顽固派的错误政策。”
尹林平、曾生等人都点头，表示同意。曾生笑道：“就请您题个报头吧。”邹韬奋也不推辞，坐在条桌前，铺开纸，挥笔写下“东江民报”四个字，笔力遒劲，力透纸背。曾生又请茅盾题词，茅盾想了想，也题写了“民声”两字，作为副刊的名字。
住在山寮的日子里，每个作家、学者都把自己当作了游击队的一员，对游击队的所有活动都很感兴趣，总想接近他们、了解他们。游击队指战员和文化人举行联欢晚会时，邹韬奋还亲自上场，扮演了一回独裁者希特勒，引得全场掌声如雷。
五六天后，曾生安排了可靠的部队，将茅盾、胡仲持等人护送到惠阳，转往国统区。邹韬奋也想同行，曾生没有同意，说：“蒋介石正在通缉您，现在去国统区不安全，等我们请示周恩来同志后再定行止。”随后，曾生与尹林平商量，为了长住安全，必须把邹韬奋和其他十几位文化人送往更隐蔽的阳台山根据地居住。
邹韬奋离开白石龙村时，曾生给他送行。通过这些天的朝夕相处，邹韬奋已很了解眼前这位大学生出身的游击队负责人。他要来了纸笔，题写了“保卫祖国，为民先锋”八个大字送给曾生。在纸页的一角，他还特意写了几行跋：“曾生大队长以文士奋起，领导爱国青年组成游击队，保卫祖国，驻军东江。韬以文化游击队自港转移阵地，承蒙卫护，不胜感奋，敬书此奉赠，籍志谢忱。”
曾生很感动，连声道谢，伸出双手，恭谨地接过题字。他知道，这不只是对个人的赞赏，也是对东江游击队的高度评价。邹韬奋离开白石龙村后，在阳台山一直隐居到4月21日，才在尹林平、曾生安排的一个加强排护卫下，安全到达惠阳，再转赴苏北的新四军根据地。
营救邹韬奋、茅盾一行，只是游击队营救工作的一小部分。全部营救历时六个多月，救出300多位文化界名人，其他人员则有800人之多。南方局交通处处长刘少文长舒了一口气，兴奋地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告捷：“全体同志及朋友，在战争中均已离战区，安全撤退。”
最舒心的还是曾生和尹林平。
“这比和日本鬼子真刀真枪打一仗难多了，好在大获全胜。”在一棵亭亭如盖的松树下，曾生对尹林平感慨地说。
尹林平点着头：“我想起了茅盾先生的话。他说，这是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这一至高的评价，是党的光荣，也是我们东江部队的光荣！将来的历史，一定会记住今天的！”
浓密的松叶间，三两只雀鸟欢快地鸣唱起来，似乎在为他们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