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的风暴
宝安“剿匪反霸”，清扫屋子时，另一场风暴——土地改革也在电闪雷鸣中铺开。
封建土地制度曾像一副沉重而密实的枷锁，数千年来扣在中国农民的脖颈上，令他们几近窒息：乡村人口中仅有10%的地主、富农，占着70%—80%的土地，而乡村人口中那90%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却仅有20%—30%的土地；地主以地租盘剥等手段，一滴一滴榨取农民的血汗，仿佛趴在农民身上的血吸虫，将自己养得肥头大耳，农民却卑微如草如蚁，求苟延残喘而不可得。
千百年来，农民们饥寒交迫，被逼揭竿而起时，雷霆般的呐喊多半是渴望拥有供以果腹的田地：明末的李自成呐喊“均田免粮”；清代的洪秀全呐喊“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孙中山也替农民们喊着“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
中国共产党人很早便开始着手解除农民脖颈上的这副枷锁。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湖南浏阳文家市转兵时，便响亮喊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1928年3月，他在酃县的中村开始了“打土豪，分田地”的试点。两个月后，毛泽东主持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特意在各级政府中设立土地委员会或土地委员，提出“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他还三到永新的塘边村的田间地头，指导分田运动，拟定了《分田临时纲领十七条》。此后，这一主张上升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红军的政策，成为根据地千百万农民的福音，一直贯穿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49年10月“一唱雄鸡天下白”，天下基本大定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将多年前的理想在全国付诸实践，彻底解除农民身上的枷锁，用三年时间完成土地改革。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像一团跳跃的火，点亮了大江南北。“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大街小巷、村村寨寨布告栏前簇拥的农民们不很懂这些术语，但人人脸上挂着欣喜。
这时候的宝安，地主和富农占人口的4.24%，却占有17.7%的耕地；雇农、贫农和贫民占人口的35.9%，却只占13.4%的耕地；其余耕地，是绝大部分实际上也为地主恶霸所占有的公偿民田。宝安的地主阶级，既有本身为地主者，也有匪特头目和汉奸。他们曾上通官府、下结土匪，对农民刀枪俱举、明取暗夺。农民无奈之下，只得抛弃祖居，流落他乡，靠给别的地主做雇工为生。然而，他们终年劳作，依旧在饥饿和死亡线上徘徊。松岗镇的罗田村，新中国成立前被迫流浪到沙井等地做长工的农民，就占全村劳动力的12%。
1950年春天，刚上任的县委书记祁烽和县长黄国伟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尚未进行土改的宝安发生了严重的春荒，农民交完地租后粮食所剩无几，连同夏粮的种子都吃完了，只能漫山遍野找野菜、树皮。祁烽忧心忡忡，找到黄国伟说：“新中国的农民绝不能饿死，得抓紧想办法才行。”黄国伟头上也一夜之间急出了几缕白发。两人商量一阵，想出了三个对策：一是组织农民生产度荒，二是向农民发放贷款谷和救济粮，三是发动农民强迫地主退租谷。随后，他们三管齐下，发放贷款谷3076担，发放救济粮427担，地主退租谷3036担，总算勉强渡过了难关。祁烽和黄国伟浏览着这些数字，松了一口气。
土地改革已势在必行！
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广东省委都在着手部署广东的土改。考虑到广东华侨众多的特殊性，为稳妥起见，毛泽东和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决定先在揭阳、兴宁和龙川三县开始试点，宝安等八个县则先各选一个乡进行土改试点，获取经验后再全面铺开。
12月19日，以珠江地委宣传部部长梁奇达为团长的宝安县土改工作团，奉上级指令赶到宝安。“农民们早盼着这一天了！欢迎！欢迎！”祁烽握着梁奇达的手，真诚地说。梁奇达曾是东江纵队江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后来随主力北撤烟台，在西柏坡参加过土改。在梁奇达的指导下，宝安成立县土地改革委员会。县农协主席马伦被任命为土改委主任，后来还担任了县委书记。
12月23日，冷风扑面，在深圳镇蔡屋围燕贻小学的礼堂里，200名济济一堂的代表却毫无寒意。县长黄国伟已换掉了那双草鞋，但新鞋比草鞋也好不了多少，仅能御寒而已，他从未想过有人会注意他的鞋。他中气十足地宣布：宝安县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他的声音时而低沉，时而高亢，讲述了土改的意义和农民们的期盼，号召各界人民参与土改运动和支持抗美援朝。会议临结束时，祁烽作了总结报告，也对土改进行了动员。
根据上级的要求，祁烽和黄国伟要确定一个土改试点乡，这么多乡镇，一时难以取舍。在县委会议室里，他们两人都皱着眉头，望着茶杯袅袅升腾的水汽出神。
“哪个乡情况最复杂，就定哪个乡！”梁奇达略一思忖，“指点”道。
“那就新桥乡吧。”马伦放下茶杯，脱口而出。
新桥乡包括新桥一村、二村、三村、四村，上寮，洪田等11个村，共有8000多人，人口聚集，田地众多，情况历来颇为复杂。祁烽和黄国伟的眼睛都瞬间一亮，马上点头同意。随后，几个人又商议一阵，敲定了新桥土改工作组的13人人选，指定由邝芝带队。
工作组一路唱着“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高高兴兴进村后，才知道新桥的情况比先前了解的更严重：一、三、四村因水利存在宗派矛盾，三村与一村之间尤为突出，两个村曾因天旱用水发生过械斗，一村死一人，三村则赔偿人命钱。20世纪30年代，大地主曾翼朝曾筑水闸霸占水源。1941年，三村做了日伪军副中队长的曾广仁，又把一条天然水坑占为己有，筑起水闸。他仗着有日本人撑腰，平素横行乡里，鱼肉乡邻，无人敢阻止。这样一来，一村、四村再也得不到灌溉之利，三村农民虽能用上水，但每亩田每年要交给曾广仁20斤稻谷。村民向工作组诉苦，说：“如水利问题不解决，土改是改不成的。”
12月27日晚上，邝芝领着队员们一家一家访贫问苦后，踏着星光在三村召开贫雇农会议，解释说：“三村与一村之间关系为什么不好？这不是因为三村的农民或一村的农民不好，而是反动头子曾广仁不好。他虽然出一千多港元修筑了水闸，可三村农民每亩田每年不是给他剥削了20斤谷子？统计800亩田，我们农民被剥削去多少血汗？”三村的贫雇农想了想，的确是这个理，渐渐平复了对邻村的怨气。
一村的村民对水利问题怨气更大，说要毁掉那个水闸，即使大家都不能灌溉，也在所不惜。邝芝又领着队员们到一村召开座谈会，耐心解释说，水闸本身是没有过错的，错的是曾广仁。
上寮村的情况比一村、三村更复杂，农会由伪保长曾文甲、曾保林和曾保全把持，村民异常害怕土改工作组，连接近他们都很难。邝芝和队员们刚进村，家家户户便急急关门落锁，人影也见不到一个，村里格外冷清。他们想找人家借个锅煮饭，无人理睬。远远见田里有几个劳作的农民，邝芝很高兴，忙拐上小路，上前打招呼，笑问：“是不是在耕田？”农民脸上冷冰冰的，说：“不知道！”邝芝尴尬了一会，问：“厕所在哪里？”农民还是说：“不知道！”住下来后，邝芝和队员们到贫雇农常去的地方，打算拉拉家常。农民一见他们来，马上各自走开，像遇到了瘟神。
看着队员们一个个耷拉着脑袋，邝芝笑着鼓劲：“是不是觉得像当年进了敌占区？不要怕，现在是新中国了，村民是害怕和我们接触后，地主恶霸勾结土匪报复他们。我们要用诚心去打动他们，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与队员们商议：多帮村民干些实事，取得他们的信任。第二天，队员们主动跟着农民下地种菜，或上山砍柴，人人累得气喘吁吁，农民们很是感动，渐渐改变了态度。
梁奇达、祁烽、黄国伟和马伦了解到新桥土改工作组的窘境，决定趁1951年元旦，组织新桥、松岗、公明、沙井、雍睦和凤凰六个乡的村民一万五千人，到新桥开大会，一是庆祝元旦拥护土改，二是给暗中破坏的地主阶级一个示威和警告。
这天上午，晴空万里，阳光温煦，新桥乡的人民广场上人潮涌动，笑语喧天。在高举的红旗和毛泽东巨幅画像引导下，六个乡的队伍敲锣打鼓，舞龙耍狮，扭着秧歌，敲击腰鼓，依次入场。凤凰、松岗、沙井农民组织的锄头队，高呼“实行分田地，消灭地主”；沙井乡沙田农民组织的是泥锹队，每把泥锹柄上写着“土地回娘家”，格外有创意，威风凛凛；凤凰乡一支由两百多名妇女组成的镰刀队，昂首挺胸走进了会场；沙井乡蚝民也组织了蚝钳队，高喊“打倒封建，实行分田”……
人群安静下来后，主席台上的县土改工作团团长梁奇达做了发言。一万多人汇聚的壮观大会，他也是第一次遇到，颇为激动地说：“今天的庆祝大会，是宝安农民的胜利！我们农民坚决拥护土改，我也在这里表明土改工作团的决心，将坚决与宝安农民在一起，不完成宝安土改，决不离开宝安！”麦克风将他铿锵的话语传遍每一个角落，会场群情激动，高呼口号：“消灭地主阶级”“土地还家合理合法”“拥护土地改革”。
随后，各乡的代表和劳动模范一一上台发言。劳动模范赖满堂发言时说：“今天庆祝元旦就要实行分田地，我们农民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坚决拥护土改！”台下不时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口号声，一些隐在队伍里的地主和他们的爪牙，身上滚过一阵阵寒意，瑟瑟发抖起来。下午两点，各乡的队伍还分头回到各乡，继续游行示威。
两天后，县长黄国伟又赶到新桥联合小学，组织了新桥乡第二届农代会，商讨怎样搞好土改。
出席会议的98名代表，是邝芝所在的土改工作组到新桥花三天时间从各村选出来的，时间仓促，因而成分颇为复杂。一村窃取农会会长职务的坏分子曾佑培、二村恶霸曾敬宜的爪牙曾炳光、南洞村窃取农会会长职务的伪保长曾楚仁等人都被选为了代表。一些选出来的农民代表不愿意到会，听到地主散布的谣言，害怕国民党回来，又担心调到别处工作。土改工作组的人只得苦心动员，帮代表割草下田，替妇女代表照看小孩，甚至还送钱给生活困难的代表，然后敲锣打鼓，鸣放鞭炮才将他们送去开会。
会议召开前，许多代表向黄国伟提议，强烈要求政府将曾敬宜扣押起来。曾敬宜是新桥二村大地主曾光裕的头号走狗，新中国成立前曾欺压百姓，坏事做绝，新中国成立后又几番偷偷到香港联络逃亡地主，回来后不断散播谣言。最近，他还帮助地主曾则寿分散粮食，破坏土改。黄国伟和副县长周吉商量了一下，决定杀一儆百，先扣留曾敬宜。农民代表们得到消息，拍手叫好，胆子也大了起来。
会上，黄国伟做了《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发言，周吉做了《关于土改总路线》的报告。农民代表们纷纷发言，表态说，要团结一致，跟着毛主席，打倒地主，斩断穷根把身翻。
1月4日，会议选出了19名农协委员，通过了“站稳立场，依靠贫雇农，争取春耕前完成本乡土改”“健全农会组织，清除地主爪牙及不法分子”等六大决议。当晚，周吉趁热打铁，主持了公审曾敬宜的大会，受过迫害的村民们纷纷倾诉，大倒苦水，最后由主审官朱东歧宣布：该犯交人民法庭依法严办！村民们欢声掌声雷动，二村女村长高兴地说：“从前是曾敬宜那班狗腿当权，现在轮到我们作主话事了。”
此后，新桥乡的土改工作得以有条不紊地顺利开展，为全县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经过一年多的土改和复查运动，1952年金秋到来时，宝安的土改也硕果累累：全县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被打破，没收征收地主、富农、小土地出租者的田地和公偿民田64023.5排亩，咸田24388.5排亩，旱地5383排亩，共93795排亩；果园12个，另71株又392排亩；鱼塘8个，另68.4排亩。此外，还有房屋、耕牛、农具、稻谷、花生以及人民币、港币、金银首饰等财物。
这些土地和财物，被人民政府无偿分配给了无地少地、缺吃少穿的农民。宝安约18万农民分得了土地，全县人均占有耕地，雇农由土改前0.3排亩，增加到1.9排亩；贫农由土改前0.63排亩，增加到1.58排亩；贫民由土改前0.14排亩，增加到1.9排亩；佃中农由土改前0.81排亩，增加到1.76排亩。
政府和土改工作队还给分到田地的农民颁发了土地证，宝安农民和全国其他地方的农民一样，千百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了。他们蹲在自己的田地上，抚摸似乎淌着油的泥土，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由衷地说：“翻身不忘毛主席，幸福全靠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