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来自农民
1976年10月18日，海上冉冉而升的红日似乎比往常早，颜色也鲜润了许多。乳雾早已散尽，窗外树上几只雀鸟叽叽喳喳，戏逐不止。县委书记方苞刚到办公室，还没坐稳，秘书便敲门进来，脸色似惊似喜，递过一份文件。
今天要下乡，路比较远，得马上动身，方苞漫不经心扫了一眼，忽然像触电般站了起来。文件标题是《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他再也顾不上别的事，细细展读起来：“现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通知你们。一、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行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罪行极为严重。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国际一系列问题上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搞修正主义……”
这四个人，都是当下的顶级人物，中共中央副主席、常委、政治局委员，江青的身份更为特殊。通知上说，12天前，他们被中央抓了。方苞的呼吸有些沉重，似乎不敢相信，又将带红五星的红头上“中共中央文件”和“中发〔1976〕16号”紧紧盯了半天，又翻过去看了半天落款的大红印章，才终于确定是事实。
他抬起头，长长出了一口气，心内暗自感慨：一个非常时代结束了。
在宝安担任县委一把手多年，方苞对这十年来的状况了如指掌，常常只能干着急。
先是“揪走资派”和“夺权”。各种名目的战斗队、红卫兵组织像田地的野草，葳蕤而生，深圳的大街小巷贴满了令人震惊恐怖的“炮轰”“火烧”大字报。县委第一书记李富林等人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靠边站、挨批斗、遭关押。尔后，边境线上也打破了往常的平静，发生“反英抗暴事件”和“文锦渡风波”，酿成了轰动一时的外交事件。县委、县政府一度被县革命委员会的新机构取代，发生过“白皮猪案”“火烧展览馆”“反共救国团”等冤案。宝安和全国一样，像一个乱哄哄的剧场，让人眼花缭乱。“这会令亲者痛而仇者快！”方苞很有些迷茫。
宝安的工商业也像小脚老太太，远远落后于内地。县委热热闹闹组织“工业学大庆”，但工业产值依旧只占社会总产值的20.2%，远远低于农业，仅有缝纫社、铁器社、木器社、磷肥厂、氮肥厂和造糖厂等几家小规模企业，成本高，效益差。商业贸易有一定发展，但商品流通像一潭死水，实行统购统销，速度较为缓慢。
农业上则实行“以粮为纲”。县委召开过第三届党代会，狠抓“农业学大寨”，粮食增长较快，但大多上缴，收购价格又偏低，群众生活水平改善不大，家庭副业还是一根被紧盯的“资本主义尾巴”，露头即遭切割。
虽然群众向往深圳河对岸，偷渡香港成为顽疾，但宝安社会整体不乱，粮食产量还能维持在两亿八九千万斤。这得益于党的向心力，不管风波如何动荡，“左”的错误如何干扰，党的建设从未松懈过，党员队伍一直在逐年增大。1976年，全县已有党员12962人，党委23个，党总支29个，支部536个。党组织和党员，是宝安的中流砥柱和定海神针。方苞想到这里，心里才有了不小的安慰。
宝安“以粮为纲”，县委的工作重点放在了农村。方苞常常组织机关干部到农村蹲点、劳动和调查研究。每年春插秋收和“双夏”等农忙时节，都是他和机关干部下乡的日子，一般要在土地较多、劳动力较少的社、队与社员同吃同住，待上很长一段时间。
“四人帮”被抓，“文革”结束后的第一个秋收时节，方苞带上工作组来到了罗芳等边境村子。闲拉家常时，生产队干部陈天乐总皱着眉头，不时叹气。方苞说：“有什么事，尽管说出来，大家一起想办法嘛！”陈天乐还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方苞知道他噤若寒蝉的缘故，笑道：“现在‘四人帮’被抓了，有什么话大胆说，不会抓辫子，扣帽子了。”鼓励了许久，陈天乐终于说出了自己对眼下政策的不满：“希望上级能恢复当年的‘三个五’和‘小额贸易’政策。”
方苞对宝安老书记李富林时期的“小额贸易”政策有过了解。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困难，群众生活很苦，出现了浮肿病，经省委和省政府批准，县委在宝安实行“三个五”和“小额贸易”政策。“三个五”是允许农民和渔民、蚝民每月可以有五次过境到香港耕作，或下海作业，每次可以带回5斤副食品或价值不超过5元的东西。“小额贸易”是允许边境公社和生产队，在指定的口岸自营出口销售国家外贸部门不经营的稻草、河鲜杂鱼、吊钟花、甘蔗尾和草皮等农副产品，所得外汇可购回化肥、农药和农具等自用；蚝、渔生产队在境外交易蚝、渔产品，所得外汇可以购置生产队自用的渔船、渔网等。
这一政策曾使宝安经济形势迅速好转，帮助群众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老百姓很是拥护。但“文革”时被批判为“向洋、慕洋、靠洋”“走资本主义道路”，政策遭废除，当年实施政策的干部挨批斗。农村再次陷入凋敝，农民、渔民和蚝民的日子又像坠入暗夜般困窘起来。
陈天乐的意见，不是县委能做主的事，方苞只能默然点头。
“方书记，我带你去深圳河边看看吧。”陈天乐望着方苞，眼里露出恳求的目光。方苞同意了。
浅浅的深圳河，清澈的河水无声流淌。对岸一大片耕地，属于罗芳村所有，但都早已抛荒，葳蕤的杂草在秋风中摇曳。方苞久久眺望，心里有说不出的痛。
陈天乐说，新界那边的农民养鱼养鸡种菜，在香港市场自由销售，一户年收入能达二三十万元，他们雇请的工人月工资就有一千多元。我们在对岸农田种水稻，还要运回这边交售公购粮，到手剩不了多少了。“劳动比他们重，收入却比他们少得多。所以我们就把这边属于自己的土地丢荒了，不管如何严禁，社员们都千方百计想到那边去。”
“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吗？”方苞问。
“还是刚才说的，要开放，恢复60年代的边境经济政策，要借鉴新界农民的某些做法，丢荒和种粮食的田，都可以改为菜地或鱼塘；丘陵地发展现代化养鸡业。上面还要调减我们的粮食任务。”陈天乐幽幽地说，脸上露出神往的神色。
回到村里，接连几天，方苞又找了其他干部和村民。大家七嘴八舌，都说到了要求开放边境小额贸易。一个晚上，在昏黄的灯光下，四壁虫声唧唧，他召集工作组其他人交流，他们收到的意见也差不多。看着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的文字，方苞若有所思地说：“群众的要求有道理，是符合实际的。”
第二年，方苞又一身汗渍到沙井公社、福永公社调研。这里多是沙田，人少地多，每年上调的粮食任务很重。公社副书记吴震、吴章脸上也满是忧戚，介绍说，“文革”前，根据沙田特点，这里的低洼咸田一造种粮食，一造养鱼虾，粮食和鱼虾年年都丰收，老百姓生活比较富裕。“文革”时，实行“以粮为纲”，低洼咸田都改种双季水稻，粮食虽有增加，鱼虾却大量减产，增收的粮食都变成新增的公购粮任务，而没有了鱼虾，收入也随之减少。农民早出晚归，一身泥汗，收入却微薄，大家都只好往香港跑。
方苞仔细听着，不时点头。
吴震看了方苞一眼，犹豫片刻后，坚定地说，希望上面改革现行的计划管理体制和耕作制度，把“文革”时新增的粮食征购任务酌减，恢复基围一造种水稻，一造养鱼虾。吴章也朗声说，这样能发展生产、增加外贸收入，可以稳定人心，刹住偷渡风。
方苞暗自叫好，但嘴上没说什么，笑了笑，谈起了别的。
1977年和1978年，宝安连续两年秋粮丰收，方苞到大鹏、葵涌、坪山、龙岗等社队蹲点时，没有丝毫欣喜，心情反而更沉重了：许多村里的青壮年早已外流香港，留下的老人和小孩无力收割；“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体制实行分配平均主义，仅有的老弱劳力也不愿出工，黄灿灿的谷子多半狼藉地烂在了田里。
社员们告诉他，留下的老弱劳动力要承担外流出港的青壮年公购粮任务，以及他们留家老少的口粮，“做死也无法摆脱贫穷”。他们脸上堆着阴云，委屈地说，外逃香港的人每月赚两三千元，寄个“零头”回乡，家里人的生活过得较好，两三年就能建新楼房；而留在社里出工的人，一年到头劳作，只有几百元收入，却还要替他们养老少，替他们承担公购粮任务，太不合理了！
方苞本来窝着火，想批评几句，听了社员们的抱怨，沉默了。
社员们又说，有些社队不顾上面的禁令，偷偷试行“联产到组到户”，出工都积极，自己村要是这么干，也没话说了。
方苞赶到这些社队转了一圈，秋收已完成，很少有稻谷烂了不管的田地。村里也有不少青壮年外流香港，但留下的社员劳动积极性高，各项生产任务都能提前完成。社队干部脸上挂满了笑容，但没有人承认自己村搞了“联产到组到户”。
方苞心知肚明，暗想，公社体制的确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一旦改了这种不适应边境经济发展的管理体制，经济便能得到发展，群众生活得到改善，偷渡问题也必定能迎刃而解。“我有责任向上级反映群众的实践和意见，相信上级领导同志和领导机关了解实际情况和人民呼声以后，会做出正确的决策。”他在心底说。
方苞其实一直在抓住各种机会向上级反映。
1977年草长莺飞时，财政部部长张劲夫一路舟车劳顿，越黄河，跨长江，穿过大半个中国，到南海边的宝安调研。方苞陪他在边境走村串户，又隔着深圳河眺望对岸耕地抛荒的情况，把社员们反映的问题汇报了一遍。
张劲夫也不住惋惜，感慨万千，说，过境耕作和边境小额贸易是可以搞活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我们为什么要把这条路堵死呢？他又望了深圳河对岸一眼，语气坚定地说：“我回去后，一定会向国务院反映这里的情况和你们的意见。”
这年秋天，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姚依林也来到深圳口岸，方苞陪同走访，边介绍边反映情况，说：“民心盼开放改革。”姚依林赞同他的意见，说回京后要向国务院领导反映。
省委、省革委会负责人刘田夫、王首道、王全国和外贸部郑拓彬、贾石等人，先后到宝安边境农村调研，方苞都要详细反映经济政策的问题和外贸生产基地情况，提出建议和要求。他们的意见也非常一致，说要把宝安、珠海两地建设成供应香港、澳门鲜活农副产品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随后，国家计委和外贸部工作组还专程到宝安，跟社队干部座谈，制定了生产、出口年度计划和三、五年规划，研究落实这些计划的政策、措施。这些都形成了厚实的会议纪要，像一艘沉重的生命之舟，载着方苞和所有宝安人的希冀，奔驰到省政府和国务院负责人的案前。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早已多次听到过张劲夫等人的当面反映，在纪要上批示说：“无论如何要把宝安和深圳建设好。不建设好就是死了也不甘心……”国家计委负责人到宝安传达了他的批示。
1978年4月，习仲勋被中央派到广东担任省委第二书记。不久，他和几个人挤在一辆面包车内，带着一脸灰尘来到宝安。
方苞急忙赶来迎接，说去会议室汇报。习仲勋摆摆手：“我不听汇报，下去看。”一连几天，方苞陪着他到沙头角、罗芳、莲塘、皇岗、水围、渔农、蛇口和渔一大队等地走访，一路也趁势反映了自己的一些建议。
在乘车去沙头角的路上，习仲勋一直朝窗外眺望，蓦地发现公路旁有两个农民被铐住，哭丧着脸蹲在地上。他转头问方苞，为什么把人家抓起来？
方苞抬眼一看，说，是边防部队抓的。习仲勋沉默了。
走进沙头角中英街，两边可谓楚河汉界分明，香港一边人流如织，商品琳琅满目；内地这边的店铺没几样东西，街边冷冷清清。习仲勋的脸一直黑着，心里难受得很。
方苞领着习仲勋去了沙头角边上的一个村子。这里有一家搞来料加工的塑料花厂，厂子规模不大，但因为可以打工挣点钱，村里的青壮年没几个外逃的。习仲勋脸上现出了难得的笑容，对方苞说，一定要打破现有体制，多办一些这样的企业。
这正是方苞想建议的。他微笑着，点头称是。
晚上7点多，他们摸黑从沙头角回来，方苞说先吃饭吧，跑了这么久，累了。习仲勋说，还是先去收容所，找到那两个被铐的农民了解了解情况。方苞只得答应了。
到了收容所，两个农民很快被带到习仲勋面前。习仲勋和颜悦色地问，你们为什么要跑？偷渡者说：“肚子吃不饱，分配收入低，听说香港一个月可以赚几百块钱，我想到香港去。”习仲勋沉默了一会，让干警将他们带走了。
他又问了其他被关押的偷渡者。一位年轻人说，因为日子过不下去才跑。习仲勋问，如果把你们放了，你们还会跑吗？他们不知道面前的人是新任省委书记，脱口而出，还会跑，因为那边生活过得比这里好。
回到住处，习仲勋的脸上满是焦虑、难过和不安，对方苞等陪同的县委负责人说，这次调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香港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很荒凉，很萧条。我们要下决心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尽快缩小两地差距。只要政策对头，很快就能搞上去。
对外贸商品生产基地和境外几千亩土地，他也都一一做了具体要求。末了，习仲勋目光灼灼，坚定地说：“我同意你们县委提出的办法。过去‘文革’搞错的，现在都要改正过来。你们有什么具体问题就找田夫、全国同志。”他紧盯着方苞的脸，缓缓地说：“在保证口粮自给的前提下，香港市场需要哪些鲜活产品，什么农副产品能够多赚外汇，就种、养什么。生产发展了，除了外销，还可以内销。要引进香港同胞的投资办厂，也可以搞厂外加工。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调动农民积极性，尽快把农业搞上去，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
方苞一边兴奋地点头，一边递过茶水。习仲勋接过了，却放在一旁，继续说：“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农民能增加收入，国家法律没有规定不能搞的，就大胆去干，资本主义有些好的管理方法我们也要学习。”他的脸上现出坚毅的神色，语气不容置疑。
习仲勋1962年9月便因所谓的“《刘志丹》小说问题”，遭诬陷、迫害16年之久，不久前才恢复工作，对“左”倾错误有切肤之痛，给宝安的指示也像袅袅春风，说到了方苞的心里。方苞咧着嘴笑个不停，似乎见到宝安已铺开了一条洒满阳光与鲜花的坦途：粮食满仓，鱼虾满围，村民安居，外流绝迹，商品繁多，厂房林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