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求名，退不避罪
1985年8月，北京的阳光和南方一样火辣起来，胡同、庭院和路边的银杏树叶被烫得半卷，知了躲在叶底一遍一遍嘶鸣，似乎心事重重。
这些天，59岁的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党组副书记李灏也有些心事。他在办公室踱来踱去，从桌上端起茶杯，刚到嘴边忽又放下，上前几步，紧闭了窗子，似乎要将聒噪的蝉声阻隔在窗外。
李灏的耳边又回响起前些天上级找他谈话的内容：中央决定派你去深圳工作，新职务是广东省副省长兼深圳市市长。
他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深感意外，第一反应是自己不合适去深圳工作。愣了一瞬，李灏问道：“这事定了吗？”
广东是他的家乡。1926年12月，他出生于广东电白县，从中山大学毕业后投身革命，担任过粤桂边纵队营教导员、电白县人民政府民政科长。但1953年从广东调到北京后，他先后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国务院工交小组、国家进出口委、国务院工作，已在中央机关工作了32年，如今突然要回到大“基层”去，又年近花甲，他不能不有所踌躇。
更重要的是，这时刚刚起步的深圳，正面临诸多困难，陷入种种非议中。香港学者陈文鸿发表《深圳的问题在哪里》一文，说深圳特区犹如新的“租界”，是在利用政策优势赚内地的钱。《信报》也不惜版面，接连发表“十二评”，说深圳建立在“假大空”基础上，已经到了“内寒外热，百病缠身”的境地。
内地也不例外，各个层面的批评、非议层出不穷。深圳建设中，存在规模过大、投入太多、借债数额大等问题，为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有人甚至不满地说：“深圳办经济特区，内地就变灾区。”
李灏了解这些情况，对自己能否完成上级托付的任务没有把握，顾虑也就更多了。
然而，上级明确告诉他这事已基本确定时，作为一名已有36年党龄的老党员，李灏不再犹疑，慨然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田纪云也找他谈话，慰勉有加，说，好几个部门要你，我们都没有放。言外之意，这次是顶不住了。
李灏领受了新任务，但一些要好的友人听说这事，忧心忡忡，劝他不要去，还有人毫不客气地说，去深圳就是送死。这令他内心深处颇为忐忑，无端想起了唐人王翰“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诗句。他对家人说：这次我是上前线了，你们都不要去。
李灏后来才知道，派人到深圳去，对深圳班子要做一些调整，是中央高层下的决心。而之所以选中他，是因为自己与深圳和经济特区颇有渊源。
1978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考察团考察欧洲五国，李灏以国家进出口委秘书长的身份成为团员。回来后，他被谷牧指定为起草《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的三人之一。这份报告第一次向中央郑重提出了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建议，是两个月后国务院务虚会议的主要文件之一。
其后，李灏又参与起草了几个涉及经济特区的重要文件。1979年，谷牧率工作组前往广东、福建，和两省省委一起研究，共同起草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文件。李灏也奉命出席会议，参与文件的起草工作。不久，中央批准了两省《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报告》，正式决定试办“出口特区”。
1980年初，中央便曾几次考虑让李灏去深圳工作，领导特区建设，但因别的缘故，最后没能实现。
有了这些渊源，李灏成为深圳特区新领导人的不二人选。
中央对这次新的任命格外重视。李灏上任前，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一一找李灏谈话，有些还意犹未尽，多次找他交谈。邓小平也打算抽时间跟他面谈，但约定时间时，他不巧去了广东参加一个会议，又顺便到深圳调研了几天，错过了一次聆听叮嘱的机会。
不久，中央正式发出文件，派李灏作为广东省副省长候选人到深圳特区工作，担任深圳市市长。随后，李灏在广东省人大会上被选为广东省副省长。
临南下前，国务院领导又找来李灏，当面谈话。窗外酷暑难耐，屋内却似有春风阵阵。寒暄后，他面含微笑，郑重承诺说，要把工作做好，用两年左右时间，帮助梁湘把深圳的工作调整好。
李灏问：“深圳还是不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
国务院领导毫不犹豫地肯定：“当然是。”
李灏放下心来，若不是试验田，很多事情办起来就会受框框限制了，也就是没有了改革权。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去年深圳推出工资改革方案，对劳动分配制度进行改革，但广东省认为标准太高，要求停止执行。李灏想，这说明改革也是可以否定的，于是问：“改革是个系统工程，不能这可以改那不可以改，可不可以突破现行一些不合时宜的做法？”
国务院领导面容严肃，点头同意。
李灏笑了，心想，有了这个改革权，去深圳就“有点意思”啦。
这次谈话，令李灏明确了深圳的功能任务和改革权，意义非同一般，“关系到深圳还是不是开放窗口和改革试验区，深圳能否大胆突破和制度创新”。
他向国务院领导提出，希望将上述这几点“向国家体改委和省里传达”，因为到此时，国家体改委还没有将深圳的改革列入议程。
国务院领导和蔼地望着他，给予了肯定的答复，还叮嘱说，对于一些重大的紧急问题和政策措施，深圳在报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同时，可以直接向中央、国务院及总理请示报告。
若在古时，这等于有了直达天听的密折之权。李灏瞬间满是感动，挺直身子答应着。
他告别国务院领导时，屋外的阳光依旧炽热如火，但他心里一片平静、清凉，对此番南下出征充满信心。他脑海里忽然闪现《孙子兵法》里的句子：“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他默默吟诵一遍，心想，只要能为深圳做一些改革，不辱使命，足矣。
8月的深圳，骄阳似乎跟着李灏从京城赶来了，挂在能听见南海涛声的天幕上，将大地炙烤在蒸笼里。李灏却全无感觉，马不停蹄地开始进入“京官”外放的市长角色。
他第一步是着手完成中央领导人叮嘱的一个任务，搞好深圳领导班子的团结。他先是拜访市委书记梁湘，两人促膝而谈，提出工作的“八字”要求，即稳定、控制、调研、团结；随后，他又找周鼎等负责人谈心，希望开常委会时，大家能心平气和，有解决问题的诚意；鉴于深圳与周边地区关系紧张，他说，深圳是全国的深圳，如果不在练内功上下功夫，而是利用特区的政策赚便宜，有悖建立特区的初衷；他还赶赴蛇口，上门拜访袁庚，两人相谈甚欢，取得了一致意见：“深圳与蛇口工业区的团结很重要，我们要支持梁湘同志的工作。”
新市长上任，记者们纷纷找上门来，要求采访，李灏开始都一一回绝了。
他对伶牙俐齿甚或刁钻古怪的记者并不畏怵，不担心会说错话。年轻时，他读过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邹韬奋的《萍踪寄语》、斯诺的《西行漫记》等书刊，十分羡慕记者这一职业，认为不仅给人以知识与经验，还能给人以思想和力量，引人投身于社会的伟大变革。高中毕业那年，他很想报考复旦大学新闻系，希望将来能当一名新闻记者。不巧的是，那一年复旦大学未在广东招生，他只得怏怏选择了中山大学，与记者生涯也就无缘了。但他后来颇喜欢与新闻界打交道，在北京工作时，还担任过国家经委的新闻发言人。之所以婉拒记者上门，是因为他刚到深圳，要做的事情太多，实在太忙。
这天，《瞭望周刊》的记者又请求见面。李灏想，借这个机会谈谈自己对特区的认识和上任后的设想，也挺不错，于是答应了。
《瞭望周刊》的记者终于见到了身材魁梧的前“京官”、新市长，激动不已。机会难得，他单刀直入，问了一个众人关心又颇敏感的问题：中央派“京官”接任市长，是否意味着要改变对特区的政策？
李灏正色说：“试办深圳经济特区的政策，是中央既定的对外开放国策的一个重要部分，绝不会因为深圳市领导的某些人事变动而改变。我到深圳工作，只能是更好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既定政策，在现在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深圳经济特区办得更好！”
李灏是特区孕育最早的参与者之一，对其意义与任务了如指掌。他说，深圳特区的主要任务，是建成中国引进国外技术、管理、知识和对外政策的“窗口”，要发挥对内对外两个“扇面”的辐射作用。同时，深圳特区也是中国对外开放与经济改革的试验场所，以试验与探索开放与改革的具体政策和做法，为中国对外开放与经济改革提供经验。这就是说，特区犹如一个“过滤器”，对于国外技术与管理经验，以及国内关于经济改革的有关设想，首先经过这里试验，进行过滤。凡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好东西，我们就吸收利用；凡是不好的东西，就要在这里过滤掉。
与记者的问答间，李灏由衷谈到了深圳取得的不凡成就，对筚路蓝缕的开拓者表示敬意。他说，近几年来，深圳特区在这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例如，劳动工资制度的改革、建筑工程的招标、蛇口建设经验等，都为我国开放与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说到舆论界非议的深圳经济特区存在的一些问题，李灏说，这是不足为奇的正常现象。因为一是我们缺乏经验，二是本身就是个试验，只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认真对待，这些问题是可以得到妥善解决的。所以深圳经济特区目前面临的问题，绝不是要不要办下去，当务之急是要在过去几年试办的基础上，认真总结经验，扬长避短，把它办得更好。
他满怀豪情地谈起了深圳经济特区未来的发展方向，说，作为深圳经济特区的领导，今后一定要在重点抓好外向型工业的同时，继续重视商业和旅游业的发展。他加重了语气，强调说：“今后特区的各种商业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政策法令，决不允许做有损于全局利益的事情。”
李灏还高屋建瓴地说，深圳过去的基础很差，这几年的发展很快，这主要是得到了全国的支持。今后要把深圳特区办得更好，一定要认真执行政府对特区的方针政策，既要调动广大特区建设者的积极性，又需要取得国务院各部委和全国各地的继续支持。办特区是为了促进全国的经济建设，所以深圳特区今后要增强为广东全省、全国服务的观念，要使深圳特区成为广东全省、全国的深圳。
李灏谈锋甚健，豪爽而机智，有问必答，时而激动不已，站起来挥动手掌，时而又轻言细语，像与记者拉着家常。记者早已被他的魅力与风采深深折服。
谈到上任后的打算，李灏说：“我到深圳特区工作后，第一个打算就是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他决定组织各方面人员，首先调查研究深圳与港澳和内地，尤其是同广东省的关系，他说：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我们一定能把深圳特区办得更好！
这几乎是李灏下车伊始公开的一个施政纲领。记者收起了纸笔，喜滋滋地满载而去，很快将访谈记录刊载出来。
李灏说到做到，在到任后的20天里，顶着炎热沉到基层，摸情况，搞调查，了解真实情况。他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深感政府决策得有制度才行，因而决定建立市长办公会议制度。
1985年9月，第一次市长办公会议召开。会上，李灏微笑着望着各位副市长，说了几句客套话后，便转入正题，提出了四项经过自己深思熟虑后的改革举措，建立四个政府新机构——外汇调剂中心、投资管理公司、规划委员会和监察局。也就是说，他这个“新官”，一上任要烧四把火。
他是“京官”下放，带有寒气逼人的“尚方宝剑”，大家都将信将疑，看他如何克服困难与阻力，落实下来。
第一把火是成立外汇调剂中心。
深圳特区建立之初，确立了走外向型经济之路，但是外汇结算实行的是双轨制，企业出口创下的外汇只能去银行结汇，按国家规定的牌价换算成人民币；进口需要的外汇，也只能去银行按照牌价购买。因为换汇成本几年间上涨不少，对进口有利，却不利于出口，甚至出现亏损。一些企业便想方设法搞外汇，导致外汇十分紧缺，黑市外汇像乘上了直升机，被炒到五六块以上。这一双轨制，严重制约了进出口贸易的正常发展。
李灏到任不久，中纪委便派人到深圳，打击外汇黑市买卖。一时间，似乎地动山摇，许多人惊出了一身冷汗。1981年成立的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是深圳市最早成立的国有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但因参与“倒卖”外汇，其主要负责人某天突然被中纪委带走调查。
李灏听说后，很是着急。他放下手中的工作，匆匆找到办案人员，解释说，这件事是合理不合法，企业拿三四块人民币的成本出口换汇成一美元，官方结算只给两块八人民币，企业必然亏损，因此在“黑市”上，一美元可以兑换到四五块人民币，应该是符合经济规律的，更重要的是，换来的外汇只在企业内部调整，深圳特发集团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个人并未从中牟利，因此不能抓，我们很快就会建立一个新制度，它就合法了。
办案人员见市长亲自出面，便向中纪委汇报了情况。中纪委研究一番，觉得李灏说的在理，便让办案人员撤退。于是，一干人马像天上飘走的白云，悄然撤出了深圳。
李灏也紧锣密鼓，加快了外汇交易机构的组建。1985年11月，几个月的紧张筹办后瓜熟蒂落，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深圳经济特区外汇调剂中心正式宣布成立，李灏以市政府的名义委托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具体操作。
这是一份前所未有的差使，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行长罗显荣不敢擅自作主，抽了个空跑到北京，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分管外汇管理的领导汇报。领导一听，急了，说，你知不知道这是违法的？
罗显荣吃了一惊，冷汗骤然淌了一身。从回来的火车上一下来，他便急急忙忙赶路，直奔市政府找李灏。李灏客客气气让座，上茶，安慰说，出了事由市政府负责！有了这话，罗显荣只得惴惴然，勉为其难应了。
李灏当然知道这不符合法律，但不改变鼓励进口、压制出口的外汇政策，深圳发展外向型经济就搞不成，只能摸索着进行改革了。他严格规定，深圳的企业搞出口创汇，可以到外汇调剂中心去参加调剂，但用汇单位必须是深圳企业，买卖双方在外汇调剂中心调剂时，价格可以由双方协商，随行就市。一时间，各家企业奔走相告，纷纷前来，大大方方坐在窗明几净的大厅交易，再也不用担心被纪委请去“做客”了。
外汇调剂中心像一块投出去问路的石头，为内地建立规范化的外汇市场，提供了有益的探索。两年后的1987年，国家外汇管理局终于认可了这项改革，正式下文确认外汇调剂中心合法。
已升任市委书记的李灏松了一口气，罗显荣也开心地笑了。
接下来，是第二把火：成立投资管理公司。
李灏到深圳后，发现了一个严重问题：所有政府机构都一窝蜂地办企业，但因没有统一的管理，政府有多少企业，企业有多少资产、多少负债，谁也搞不清，甚至连资产负债表的概念都没有。
李灏想，作为市长，连家底都不知道，这怎么行？而且很危险。于是，他决心改变这种“糊涂”状况，提出成立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管理所有市属国有企业，共有100多家。
这一项改革，遭遇到不小的阻力。财政局的头头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说把财政权夺了。省里相关机构很快也传来消息，说不赞同。
李灏有改革的“尚方宝剑”，没有理会不同的声音，继续强力推行。一年后，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正式挂牌。1989年，在投资公司的清理下，深圳完成了全市国有企业清产核资，终于弄清楚了国有资产的准确数目——净资产为32亿元。
这是内地第一家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开启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的序幕，别出心裁探索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新路：政资分开、政企分开，以产权为纽带，加强国有资产管理。
李灏的第三把火是成立监察局。
他到深圳不久，碰上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来访。他一路不卑不亢接待时，或许是听到境内外对深圳的各种非议，李光耀忽然问道：“你们这里有没有贪污？”
李灏回答得滴水不漏：“深圳也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怎么可能完全没有！再完善的社会也有，不过深圳不厉害就是。”
李光耀点点头，又问：“你们怎么对付？”
李灏说：“我们准备参考你们的做法，成立监察局，新加坡有反贪局，中国香港有廉政公署，但我们不一样，不能照搬。”
后来，他解释了心目中监察局的职能：“第一是监督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水平，这是政治性；第二是监督党风和政风，监督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不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三是监督党政官员的操守，这是监督重点。”
是否与已有的监察机构纪委重复呢？李灏说，纪委应该站在更高的位置上，制定政策，使用干部，监督执行，应该超脱些。
此外，监察局与检察院、反贪局也不同。李灏认为，监察局主要职责是“监察同级”，重点是监察市政府领导班子，包括自己这个市长在内。监察目的是把队伍管好，方针是“立法、教育、办案”，首先是制度建设，其次是教育，最后才是办案。
李灏说，与中国香港、新加坡不同，我们提倡预防为主，教育为主，既体现出法律的尊严，也体现出爱护干部，善待同志，保证我们的事业不受大的损失。
于是，李灏着手成立监察局，但遭遇了一些阻力，有人甚至毫不客气地说是胡闹。李灏也针尖对麦芒，朗声说，谁说我是胡闹？得说出个道理来，我是认真地做改革实验，怎么是胡闹！
一番波折后，深圳市监察局在李灏担任市委书记一年后才正式成立。这也是全国第一家，国家监察部副部长何勇很是高兴，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电。
第四把火是成立规划委员会。
李灏深知规划对一个城市的重要性，深圳以前虽有规划，但没有专门的规划机构，专业性和连续性都不强，因而提出成立市规划委员会。
这一机构的成立颇为顺利，1986年1月便挂牌了。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被聘请为首席顾问，其他还有30位国内外规划设计权威人士被聘为顾问。规划委员会规定，每年要召开一次大型工作会议，审议和批准涉及土地开发、城市规划的重大事项。
李灏心想，规划作为城市发展的龙头，一个城市的市长必须把城市规划权抓在手里，否则就会乱套。他这一次毫不谦让，主动兼任了规划委员会主任一职。这一开创性的举措，后来成为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市长兼任规划委员会主任。
深圳市规划委员会刚成立，便立下一大功。开会时，担任顾问的英国专家了解到深圳的旧城改造的情况后，严肃地提出异议，说旧城改造把什么都拆掉，就像一个人失掉了记忆。李灏十分赞同，当即接受了他的建议，要求停止不必要的拆迁，而且决定，不仅在特区内要搞规划，宝安县也不例外。
李灏这几把熊熊大火烧下来，深圳像一匹疾奔的野马，被套上了辔头，全新的局面出现了：矛盾风险得到了化解，管好了队伍和国有资产，铺平了深圳继续前行的道路。
接下来，李灏开始着手完成中央的重托：调整经济结构。
境内外对深圳的一些非议，源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中，因对经济结构、外汇收支等缺乏经验而暂时出现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基建规模过大，投资结构不合理，外汇和财政收支不平衡，市政府为了各种基建项目向银行贷款的款项，便已透支到惊人的近8亿元。
1986年初，中央召开了全国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为深圳的奔跑指明了方向，指出深圳是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主要作用并不是自己创造多少产值，而是要先走一步，创造出新鲜经验来。会议要求，深圳的工作重点要转到建立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上来，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
李灏成为落实这一任务的主将。
从1986年开始，市政府大刀阔斧，忍痛清理了1500多个基建项目，基建规模被压缩一半以上，裁减了近10万人的施工队伍，停建了60多幢20层以上的高楼。这是一场艰苦的硬仗，涉及面很广，一些人很不理解，李灏一时间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遵循了几个原则：一是调整是积极的方针，不是倒退，也并非否认过去的成绩；二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不搞一刀切，有的多调，有的少调；三是将调整与改革结合起来。他还规定，今后不许搞赤字财政，政府机构不许给企业乱担保。
经过两年左右的调整，深圳的经济进入阳光普照、乌云尽去的坦途，增长既稳又快。三年后，深圳市政府连本带息，还清了所有的银行债务。
这天黄昏，已是市委书记的李灏一身轻松漫步在林荫道上。近处鸟语花香，远处海浪澎湃。他像一个还清了多年家庭债务的闾巷老人，脚步悠闲而轻快。晚霞从树叶间漏泄下来，他像顽童一般伸出手掌，接住了一缕霞光，欣慰地笑了……
李灏还在思考另一盘大棋：对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解决国有企业活力不足、积极性不高等问题。他后来回顾说：“尽管我们率先成立了投资管理公司，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有限与无限的问题，但还不能解决国有企业自身的问题，还必须进行股份制改革，营造一个‘按国际惯例打篮球的地方’。”
他的思路得益于几年前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份调查报告。报告中说，为什么不能把国企独一无二的一个“东家”，分解为几个不同行业企业、不同地区的国企“东家”？毕竟不同的“东家”有不同的利益。也就是说，世界银行的专家们第一次提出了在不触动公有制前提下，中国应对国企实行股份制改革的思路。
对这一报告感兴趣的人不多，包括国家体改委，偶然读到的李灏却上心了，一字一句研究后，常常揣摩其可行性。到了深圳，有了试验平台，国企又遇到诸多问题，他决心第一个“吃螃蟹”了。
1986年10月，在李灏的主持下，《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出台，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的范围、内容、股东、股份和股票、股份公司的组织结构、劳动人事制度、税收和分配、股份制改造程序等做了规定，选定赛格集团公司、建设集团公司、物资总公司等10家国营企业作股份制的试点。这些企业开始了全新的股份制改革，组建董事会、监事会，由投资管理公司委派董事长，实行总经理负责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责权利挂钩。
这是一条未曾走过的路，这些企业起初没有一家心甘情愿，而是在愁眉苦脸中被市政府强制要求。多年后，李灏回顾说：“那时，搞股份制、上市，是我们求企业啊！”
1987年2月，李灏又开全国先河，允许成立私营企业。深圳市政府正式颁布了《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现金、实物、商标、专利和技术等可以投资入股分红。这一破天荒的规定，使商标、专利、技术等知识产权得到了尊重和保护，调动了拥有人的积极性，也实现了企业形式的多样化。
国有企业成为新型的股份制企业，股权必然像水一般流动，证券市场也随之出现了。1987年9月，在阵阵凉爽的秋风中，深圳宣布成立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深发展、深万科、深金田、深安达、深原野等5家企业先后完成股票发行，进入柜台交易。
随着深圳经济的发展，企业需要更多的资金扩大生产。1988年，李灏前往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三国考察。在风光旖旎的伦敦时，他参加了一个有许多金融界人士参加的投资座谈会，渴望引来外国资本投资深圳的企业。
一家英国基金公司的经理向李灏介绍说，欧美国家多种基金的数额很大，愿意向中国特别是深圳等沿海城市投资，但是基金的投资方式主要是股票、债券，一般不直接投资实业。他建议中国应尽早建立规范的证券交易机构，为他们提供进入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场所。
李灏还了解到了证券市场的特点：交易量巨大，金融创新不断涌现，证券市场具有“风险定价”的功能，从而指导新资金的积累和分配。
座谈会上的这些见闻，令李灏备感新鲜，也深受触动。他想，深圳发展银行等几家股票还只是柜台交易，如果交易量很大，仅有柜台交易是不行的。回国后，李灏顾不上休息，马上成立了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准备利用政策优势，建立资本市场，通过这一市场，使企业筹集到更多的发展资金。
一些人建议说，资本市场不好听，容易被人误解“资本市场”与名声不佳的“资本主义”的联系。于是，李灏灵机一动，将资本市场领导小组改为证券市场领导小组，开始筹备深圳证券交易所。他聘请了深谙此道的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当顾问，帮助起草证券市场整体方案，起草各种法规制度，培训专业人才。李灏听说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的禹国刚几年前在日本专门学习过证券和证券交易，便将其“挖”了出来，担任筹备组负责人之一，专门从事资本市场筹建的技术性工作。
1990年11月，深圳证券交易所万事俱备，连计算机操作交易系统也完善了。这天，李灏和郑良玉、张鸿义等其他市领导、几大银行的行长一起，高高兴兴地来到位于国投大厦15楼的证券交易所视察筹备工作。
李灏一进门，还没坐下，便问：“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今天我们可是来拍板的！”
禹国刚说：“市里今天定下来，我们明天就开业。”随后，他和筹备组另一个负责人王健汇报了深交所的筹备情况，还当场做了演示。电脑的显示屏不停地出现着各种数据，滴滴答答的闪光令李灏等人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笑容。
蓦地，李灏敛住了笑容，不解地问，既然准备完成，为什么不开业？禹国刚和王健说，北京没批下来。李灏说：“批不批政府会负责，你们一定要开，先试验嘛。”
“你们今天拍板，我们明天就开业。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早就等急了。只要你们一声令下，我们就冲锋陷阵。”禹国刚和王健响亮地回答。
“还是得准备更好一点！”李灏若有所思地说。他和市长郑良玉小声商量一会，最后决定：“12月1日开业！此事今天就拍板定了！”盼了许久的禹国刚和王健两条汉子，眼睛瞬间湿润了。
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先生孩子后登记”，悄然成立，开始试营业。第二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批文下来了，交易所在1991年7月3日又补办了隆重的开业典礼。终于可以不用遮遮掩掩了，李灏兴冲冲地出席了典礼，还激情四溢地致辞：“证券交易所的正式开业，是我市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企业股份制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是我们在经济、金融活动中，逐步走向按国际惯例办事所迈出的关键的一步……”
远处的深圳河乃至南海似乎都被他雄浑的话音激荡，一层层浪花翻滚、澎湃起来。李灏有理由兴奋，也有理由自豪：证券交易所像一只矫首昂视的雄鹰，带动了证券、基金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和金融业的高速发展，奠定了深圳在全国资本市场体系中的重要位置。
在深圳这块“试验田”里，李灏从来没有满足于现状和成就。他的目光又紧紧盯上了住房制度，开始了另一番试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住房一直由国家投资建房，再分配给职工，也就是由国家包揽。如此一来，国家投资长期收不回来，新的住房建筑缓慢，职工也就无房可分。深圳则更严重，随着特区的建设，人口几年内急剧增加，对住房的需求也日益扩大，大批干部职工无房可住，成为突出矛盾。虽然市政府花了巨额投资，住房竣工面积年均增长37.74%，超过了同期人口年均增长31.24%，但住房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缺房户越来越多。1983年深圳的缺房户为5000户，而到1987年，已达22000户。
梁湘担任市委书记兼市长时，对住房制度改革进行过初步探索。1983年5月19日，他主持市委常委会，第一次提出商品房改革问题。不久，他率领一个精干的代表团前往新加坡，考察他们的住房制度，受到很大的启发。回国后，梁湘决定学习新加坡，设立住房建设基金，加快住房改革。
1985年初，在梁湘的主持下，深圳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行政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住宅商品化试行办法》，明确提出“改革干部职工住房制度，逐步以经济手段取代行政分配，加快住宅建设资金的回收与周转，实行住宅商品化，促进住宅产业的发展”。这一规定，像一艘破冰之船缓缓下水，拉开了住房制度改革的序幕。
与此同时，深圳也开始了商品房的开发建设，成立了深圳特区房地产公司，开发了东湖丽苑。这是全国第一家房地产公司和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仿佛一声惊雷，震撼了深圳。老百姓第一次知道了商品房预售、银行按揭贷款、分期付款等术语。
1986年，李灏接任市委书记后，面对愈来愈严重的住房问题，加快了住房制度的改革。1987年，他主持成立了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借鉴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经验，提出了一个以住房保障为主导，将住房商品化和住房保障结合的具有深圳特色的住房制度改革方案。第二年6月，《深圳经济特区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在初夏的习习海风中正式颁布实施，不仅深圳，全国的老百姓也知道了“房屋是商品”的概念。
随后，李灏组织人马对改革方案不断修改完善，1989年又发布《深圳经济特区居屋发展纲要》，最终形成“双轨三类多价制”的住房制度深圳模式：第一种是由政府提供福利房，解决公务人员和教职工的住房问题；第二种是由市场提供商品房，房地产公司开发销售；第三种是微利房，面向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困难职工。
住房制度的改革，使深圳基本解决了公教人员和企业职工的住房问题，也满足了一部分富裕起来人士的需求。李灏看着一串串更新的数据，终于松了一口气。不过，他的这项改革，后来没有被巩固下来，老百姓住房依旧紧张。
接着，另一项关乎民生的改革，成为李灏关注的重点。
深圳特区建立之初，劳动保险基本沿用新中国成立初期“企业自保”的传统方式，全部保障项目都由企业承担，职工个人完全依附于企业。随着深圳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原有的保障体制越来越不适应。一方面，多头管理、政事不分、机构重叠、筹资渠道单一、个人风险意识薄弱等问题，像沉重的包袱压在政府和企业身上。另一方面，劳动保险的覆盖面仅限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也阻碍了深圳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和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李灏深深感到，改革过时的体制，建立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成为紧要任务。
这是必走之路，也是一步险棋，因为社会保障涉及千家万户，稍有不慎，便将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李灏经过长久思索后认为，既不能像过去一样“吃大锅饭，国家包起来”，也不能像欧洲那样搞高福利。他决定参考新加坡的经验，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办法。
从1987年开始，经过长达五年的酝酿，深圳社会保障制度方案出台了。1992年3月，李灏到北京出席全国两会，特意带上了几份厚重的方案。休息时，他找到了劳动部部长，递过方案后，请他提供意见。劳动部部长认真看了一遍，说，你们这个方案全国行不通，但你们深圳做这个试验我不反对。
李灏心想，你不反对就行。回到深圳后不久，市政府便颁布了《深圳市社会保险暂行规定》以及配套的《深圳市社会保险暂行规定职工养老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实施细则》《深圳市社会保险暂行规定职工医疗保险实施细则》。
这些政策的实行，构成了深圳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框架，在全国首创了养老保险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新型养老模式，建立了全市基金、待遇一致的医疗保险制度，实行了由市社会保险委员会统一领导，市劳动、卫生等部门参与，市社会保险局和医疗保险局分头执行的社会保险管理体制。不久，市政府还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工伤保险条例》，成为保障体系的有益补充。
改革是李灏的核心工作，但他对深圳的长远发展也做了深入思考。为了发展外向型经济，将深圳建设成国际化大都市，李灏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高瞻远瞩地提出建设盐田港和深圳机场。
一些人认为没有必要，一时非议四起。李灏没有动摇，说：“没有大港口、大机场，能建国际化大都市吗？”“深圳应有一个成规模的物流中心，使人流、物流、资金流形成优势。”
1988年12月，深圳宝安区黄田村人声鼎沸，彩旗飘扬，机场奠基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一年多后，机场又以神奇的速度建成通航。第一年，这里通航的航线并不多，但第二年航线便增加到几十条，实现了160多万人次的客流量。到后来，随着特区的发展，宝安机场已成为国际枢纽机场、中国十二大干线机场之一、中国四大航空货运中心及快件集散中心之一。
李灏对盐田港的建设也异常重视，单是1992年一年参与的有关盐田港的各种会议就达十多次。盐田港开建之初，李灏便决定，先由市财政投入部分资金，然后带动外资投入。当然，这只是设想的最好结果，万一没有外资来呢？李灏也有心理准备，断然说：“如果外资不投入，我们也要干。”最终，李嘉诚的香港和记黄埔集团答应合作投资，共同建设两个3.5万吨级和三个5万吨级的集装箱泊位。
1993年10月5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里，气氛庄重而热烈。深圳市政府与香港和记黄埔合作投资的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合资合同签字仪式在这里举行。国务院总理李鹏、副总理邹家华、深圳新任市委书记厉有为以及香港实业家李嘉诚等人出席了仪式。
年已67岁，卸任市委书记一职的李灏虽未能躬逢其盛，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他从电视画面看到这一幕，欣慰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