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八路军、新四军并肩的兄弟
1943年12月2日。清晨。葵涌土洋村。
曾生身着浆洗一新的军装，立在屋宇的二楼阳台上极目而望。远处现出一角的大海波光粼粼，隐隐传来拍岸的涛声。收回目光，他又浏览了一番自己置身的屋宇，不自觉地整了整军装，脸上洋溢着兴奋。这是一栋有着意大利风格的二层砖木建筑，原是天主教堂，而今，将与东侧的礼拜堂一道承载新的使命了。已是寒意逼人的冬日，一楼地坪前的龙眼树仍然郁郁葱葱，树下挺立着几个肃然持枪的战士。
“首长，尹政委他们到了。”警卫员上楼，敬礼报告。
曾生急步下楼，到门口时，尹林平、王作尧、杨康华等人已到了地坪上。“司令员来这么早？”尹林平笑着打招呼。“今天是我们部队大喜的日子，曾司令员肯定一晚没睡着。”王作尧说。大家哄地笑起来。
今天确乎是双喜临门的日子：中共中央同意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番号改称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部队领导人都有了新的职务：曾生任司令员，尹林平任政委，王作尧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
“大家再看一遍宣言，没有问题，我们就正式发通电吧。”二楼会议室里，尹林平将手中的《东江纵队成立宣言》递给曾生。“我看可以发了。”曾生差不多已能背出几个人推敲了许久的宣言了。王作尧、杨康华也都点头同意。
等候已久的电报员兴奋地敲击起来，一道道庄严宣告的电波飞向全国：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是东江人民的子弟兵，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接受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团结抗战的政策，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
随后，又一道电波飞向云端，曾生和尹林平、王作尧、杨康华公开发布《就职通电》；土洋村的土洋埔草坪，搭起了一个硕大的戏棚，召开了千人庆祝大会，曾生和尹林平等领导人都到会讲话；龙华、大岭山等地也召开了充满欢声笑语的群众大会，庆祝东江纵队成立。
主席台上，曾生望着像节日里一样载歌载舞的纵队战士和老乡们，眼角有些湿润：战斗这么多年，部队从无到有，已发展到七个大队3000人的队伍，还是第一次公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旗号，从此与八路军、新四军是并肩战斗的兄弟部队了！他知道，东江纵队成立，正式公开宣布接受党的领导，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任务也更大了。
曾生与尹林平商议，部队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以无产阶级思想教育、武装广大指战员，为敌后游击战胜利提供根本保证。“现在我东江纵队大大扩大了，根据地也扩大了，但是党的发展还远远地落在后头，党的组织也不够健全和巩固。”尹林平严肃地说。
曾生点点头：“我们要以八路军、新四军为榜样，现在摆在部队面前的严重任务，就是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发挥领导核心的作用，加强党的领导和大量发展党员。”
一份《关于目前党务工作的决定》，随即以纵队政治部的名义下发到部队，要求必须“健全支部生活，发挥领导核心的作用”，要“大量地发展党员”，“连队中一般地要达到百分之二十五”的党员人数。很快，东江纵队的党员人数大幅度增加，占到了总人数的29%，完全达到了中共中央对部队党组织的人数比例要求。
这些天，曾生窗前的灯几乎彻夜不息，桌上摆放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古田会议决议》等文件，令他如饥似渴。部队远离八路军和新四军，又长期从事游击战，官兵们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军阀主义残余和游击习气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和现象或多或少存在。中央的这些文件像明灯一样，豁然照亮了他偶尔困惑的脑海。
尹林平是跟随毛泽东、朱德在赣南苏区打仗多年的老红军，对《古田会议决议》十分熟悉。他给曾生讲了决议当年出台的背景，以及对人民军队的重要意义。“红军当年就是靠决议提高政治素质，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从政治上巩固部队。”尹林平望着窗外，似乎回到了当年的峥嵘岁月。
“我完全同意立即将《古田会议决议》下发全队学习，提高官兵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密切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曾生加重了语气。
1944年3月25日，一份《关于在全队进行整顿“三风”运动的指示》下发到了部队，全体官兵开始了你追我赶的学习热潮。
曾生和尹林平还决定创办东江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由王作尧兼任校长，校址设在大鹏东山寺，主要培养连排干部，两期培训了700来人。部队的影响越来越大，前来参军的知识青年也越来越多，曾生和尹林平又决定由政治部负责，开办青年干部训练班，开设军事知识、游击战术、政权建设等课程，培养这些知识青年。培训班一共办了七期，每期一二百人，结业后分派到基层连队或司、政、后机关各个部门，成为能挑大梁的骨干。
部队政治可靠，还得军事过硬。土洋村天主教堂的司令部里，曾生又和尹林平商议，在全队开展以训练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大练兵运动。“惠阳大队和第五大队是主力部队，可以作为练兵的重点，其他部队抽调部分到坪山附近的沙茔村集中训练。”
尹林平点头同意：“我看，沙茔村的培训就由护航大队大队长刘培、飞鹰队队长何通、第一大队政委黄闻负责。”曾生也早有此意，与尹林平相视一笑。
“眼下，八路军、新四军都在开展杀敌立功竞赛，我们东纵也要仿效。”尹林平说。
“政委这个建议好！我看马上让政治部拟出条例细则，然后以司令部和政治部的名义颁布，鼓励所有官兵杀敌立功。”曾生放下手中的茶杯，高兴地说。
《“游击队之英雄”给予条例》随即在全队颁布，规定在战斗和实际工作中做出优异成绩的人员，分别授予“游击队之英雄”“战斗英雄”“扩军英雄”“劳动英雄”“民众英雄”的称号。
这些加强部队建设的举措，使东江纵队官兵的军政素质得到了进一步提高，根据地的青壮年纷纷报名参军，前线的捷报也接连飞来，将土洋村浸泡在欢乐的海洋：仅广九铁路以西的部队便歼敌20多个连，迫使伪军一个营和一个暂编团投诚；港九大队不断袭击日寇的岗哨、巡逻队和海上船只，炸毁日军启德机场的油库、飞机和九龙第四号火车铁桥，使日军惶恐不安；护航大队和大亚湾独立中队在海上袭击日军，俘获其武装运输船，打垮一个大队；纵队还派出部队到广州的白云山下活动，威胁广州的日寇。
8月17日，尹林平拿着一张这天的《解放日报》，兴冲冲地来到曾生的房间：“我们东江纵队又上中央机关报了！”曾生赶忙起身，一把接过报纸。果然，《东江纵队威震港粤》的黑体标题十分醒目，他不觉念出声来：“东江纵队上半年与敌伪作战148次，攻克敌伪据点10个，毙伤日军440人、伪军560余人，俘伪军764人，伪军反正144人。”
“这是战士们英勇作战的结果，说明我们的战士都是英雄。”曾生脸上溢出了喜色。
“是啊，”尹林平也感慨地说，“上个月登上《解放日报》的‘小鬼班’，就是英雄战士的代表。”那天清晨，东江纵队独立第三中队攻打广九铁路平湖车站，全歼伪军一个连，不想在返回时遭日军藤本大队400余人的突然袭击。敌强我弱，中队“小鬼班”在班长黄友的带领下，奉命担负阻击任务，全部壮烈牺牲。曾生和尹林平授予黄友等五位烈士“抗日英雄”称号，将这个班命名为“黄友班”。他们的决定，获得了中央的批准，黄友还被评为战斗英雄和模范共产党员。7月22日的《解放日报》也报道了烈士们的英雄事迹。
想起黄友等烈士，曾生和尹林平又陷入了沉痛的哀思中。
东江纵队公开宣告成立，华南腹地多了一支共产党的劲旅，蒋介石像喉咙被一根骨头卡住了，坐卧不安，多次密令广东最高军事长官余汉谋，“希查照注意扑灭，勿使滋蔓为荷”，“应迅予清剿”。余汉谋不敢怠慢，三次派重兵攻袭东江纵队。曾生与尹林平沉着应对，一面发布《告各界同胞书》和《告内战官兵书》，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挑起内战的罪行，一面指挥部队英勇反击，屡挫顽军。余汉谋损兵折将，没有讨到半点便宜，只得灰溜溜地撤军。
部队连打胜仗，根据地也在扩大，曾生和尹林平以日军控制的广九铁路为界，将根据地划分为路东和路西两个解放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他们在路西解放区建立东宝行政督导处，这是县一级的抗日民主政权机构，谭天度任主任，何鼎华、王士钊任副主任。不久，路东解放区也建立了路东行政委员会，叶锋任主席，萧荫青、李恩为副主席。
1944年8月，土洋村又像大年里一般热闹起来。作为东江纵队司令部的天主教堂里济济一堂，尹林平、曾生和梁广、连贯、王作尧、杨康华脸上似乎都挂满了春风，各地赶来的负责人也洋溢着喜气。这是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和东江军政委员会召开的联席会议。主持人是临委书记兼东江纵队政委尹林平，他的声音时而低沉，时而高亢；曾生发言时，眼前似乎出现了一幅新的蓝图，话语里透着海浪般的兴奋。
多年后，曾生回忆起这一幕时依旧有止不住的激动：会议深入讨论了党中央的指示，分析了广东尤其是东江地区的斗争形势，并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在军事、政治、政权、财政经济、大城市工作以及恢复和加强地方党组织的活动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决定。
会议决定的军事工作，他也能如数家珍：“东江纵队首先应创立罗浮山以北，翁源以南，东江、北江之间的抗日根据地，并向东江、韩江之间（潮汕在内）伸展。然后，准备向闽粤边、粤赣湘边、粤桂湘边开展工作……取得对广州的包围形势，将来会合于粤桂湘边；大力发展武装，扩大部队；……建立支队编制，下辖三个大队……”
他说：“对这次会议的基本精神是这样领会的：在广东全省范围内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新的抗日根据地，发展游击区，把华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推向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
土洋会议后，曾生和尹林平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建立支队编制。下辖三个支队和四个独立大队。三个支队的负责人分别是：第一支队支队长卢伟良，政委陈达明；第二支队支队长蔡国梁，政委张持平；第三支队支队长彭沃，政委陈志强。
在部队建设加强的同时，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权也得到了强化建设。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曾于1943年3月决定，东江党组织的重点放在巩固方面，部队与地方党组织严格分开。地方党组织除临时工作委员会外，县市设特派员，采取单线联系，不发生横向关系。土洋会议后不久，县特派员王士钊在龙华乡弓村周家祠主持举办区一级的党员干部学习班，主要学习政治形势、党的基本知识和汇报总结工作，研究如何开展党的工作。七八天的学习结束后，学员回到自己所属的区，对党员继续进行教育。
1944年11月，中共路东县委和中共路西县委相继成立，隶属于中共东江前线临时工委领导。蓝造任路东县委书记，辖惠阳县及广九铁路以东的宝安、东莞部分地区的地方党组织；黄树楷任路西县委书记，辖广九铁路以西的宝安、东莞两县地方党组织。从这时开始，地方党组织的活动形式开始发生变化，党员逐步改单线联系为支部活动。
地方党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抗日民主政府完成减租减息、征收公粮等工作，协助抗日民主政府恢复和建立农抗会、妇抗会、教师会和自卫队等各种群众组织，在斗争中物色培养入党对象。
1945年4月，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又决定，撤销原属地方党组织的路东县委，建立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的中共路东县委，由广九铁路以东的部队党员领导干部和惠阳县及东莞、宝安两县地方党组织的部分领导干部共同组成，东纵第二支队政委张持平兼任书记，隶属中共东江前线特委领导。不久，原属地方党组织的路西县委也奉命撤销，成立了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的中共路西县委，书记由东纵第一支队政委陈达明兼任。地方党由黄树楷负责，谭天度、何鼎华、王士钊抓政权工作，军队由陈达明管，军队党组织由第一支队政治处管。县委组织部除抓地方党务工作外，还要了解和指导部队党务工作。
这天，曾生漫步在土洋村司令部前坪的龙眼树下。一串串饱满的果实隐在苍碧的枝叶间，发出诱人的香味。他的心情格外好，像眼前龙眼树的满眼丰收情景，部队已从游击队发展到一支完全能与八路军、新四军比肩的正规军，根据地日益巩固，党组织也日益壮大。而日军则江河日下，龟缩在据点，惶惶不可终日，再也没有了过去的猖獗。他想起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于1944年7月5日给东江纵队的电报，说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了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至今天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
“这是对我们全体指战员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曾生在心里说。不远处，南海的涛声又震响起来，更大的风浪就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