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安是香港的郊区
人民公社化的同时，宝安的边境管理也趋于严格。
宝安与香港本是同根生，虽然后者被英国割占，但两地百姓平素像走亲戚一样，往来频繁。宝安在新界还有四千多亩田，群众都按时令过去耕种或收割。农闲时，宝安人喜欢悠悠然跨过浅浅的深圳河，到香港做点生意，赚点小钱，补贴家用。
1956年后，因敌特时常潜入破坏，还有走私、偷渡等情况，宝安的边境被封锁起来，过境耕作也遭限制，日常往来几乎终止，渔民下海打鱼变成一桩难事。
县委第一书记李富林走马上任后，四处走访调查，详细了解这些情况后，觉得光靠边防放哨不能解决边防保卫问题，必须把党的政策和边境地区的特殊情况结合起来，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否则，难以保持边境地区的平静。
1959年暮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鸟语花香中来到了宝安。李富林陪同他走访时，汇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群众遭遇生活困难，总是偷渡香港，三个团的边防部队也制止不住。他还说：“一些群众到香港带一些油、糖回来，对解决生活困难起了很大作用。可是边防部门却不允许带入。”
陶铸望了望海湾对岸历历在目的香港楼宇，说：“香港和宝安是城乡关系，香港是宝安的城市，宝安是香港的郊区。”
“能否让边防放松一点，让群众带一些油、糖等副食品回来度荒？”见陶铸了解宝安与香港过去的历史，似乎不反感自己的汇报，李富林建议说。
“可以，这总比饿肚子好。”陶铸点着头。
李富林笑了。海面相互追逐着的两只海鸥，清亮地鸣叫了两声，似乎在为陶铸喝彩。陶铸是方面大员，边防部队得知这一指令，马上有所松动。
几个月后，陶铸又来到了宝安。时序进入了秋天，凉风习习，收割后的田野飘来稻草的清香。李富林又陪着陶铸一个村庄接一个村庄地调研，陶铸一路笑意不断，李富林便又乘机汇报说，群众到香港都花亲戚的钱也不好，我们能否出口点小商品去换取外汇？
陶铸一时没有听明白，看了他一眼。李富林指着远处田埂上晾晒的稻草，笑着说，比如，我们的稻草运到香港，就能赚钱买化肥，解决粮食生产的肥料问题。陶铸微笑着说，可以。
李富林又说，野花、河涌杂鱼都可以出口，也不影响国家大宗外贸出口，但可以解决老百姓的生活困难。陶铸觉得很在理，又点了点头。
宝安的边防管理应声而动，老百姓从香港带回的副食品更丰富，脸上的笑容也更多了。
1961年，李富林又几次向陶铸等省委领导进言，正式获准宝安可以搞些小额贸易，探亲访友携带物品也可以放宽一些，以照顾边民生活的需要。李富林终于吃了一颗定心丸，决定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1961年8月13日，天气有点闷热，深圳镇里的县委会议室里却喜气洋溢，阴凉也随之而生，似乎海潮穿透街巷和屋宇，送来了凉爽的风。主席台上，第一书记李富林脸上泛着红光，在灯光下格外显眼。台下，一排排坐满了公社党委主管农业的书记或社长、公安特派员、派出所所长，以及公安局、外贸局、银行、民警三支队、海关等单位的负责人。
这是宝安县委经省委同意后召开的边防工作会议。
简短的开场白后，李富林坦诚做了检讨：“县委过去最大的错误，就是对香港没有用历史观点看问题，自己束缚了自己的手脚。”而且“边防管理严重违背了群众利益，造成边防不平静”。
台下静得能听见每个人的心跳，他又说：“香港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东西便宜的万国市场。”他解释道，宝安与香港在历史上存在“经商关系”和“货物交换关系”，因此，边界小额贸易是一种民间贸易。他认为在边境地区可以同时流行人民币和港币，要多赚外汇。因而，应减轻边境地区的上调任务，恢复传统出口产品。
台下“嗡嗡”一片，开始了小声议论，许多人脸上浮着笑意。李富林谈起了利用香港的问题，高声说要适当开放边境。他越说越激动，打着手势：“我们过去把边防管理搞死了，搞到党群关系紧张，破坏生产。”还指出这种错误做法的危害：“不放人出港，造成夫妻分离，不得人心，不近人情。影响生产下降，生活困难，党群关系、军民关系恶化，后果不堪设想。”
“哗哗……”掌声震撼着屋宇。一位公社书记拍着手，脸上堆满笑容，不觉站了起来，发现不妥，又赶紧坐下了，但掌声一直未停。
接着，会议批评了主管边防的部门严重缺乏生产观点，剥夺群众下海、过境生产的正当权利，把边防越管越死，越统越乱，造成农村大批劳动力外逃，生产下降，群众生活困难。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挨了批评，脸上发烫，头不自觉地低了下去。
李富林朗声宣布，通过《关于适当放宽进出口管理政策意见（草案）》，要点是恢复边境地区生产队下海、过境生产的权利，恢复和发展边境地区民间非贸易性关系和物资交换关系，适当放宽进出口人员，切实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
与香港发展“小额贸易”是会议讨论的重点之一，大家纷纷发言后，同意第一步先开放沿海一线大鹏、葵涌、横岗、沙头角等14个公社和沙河农场，接下来开放坪山、坪地、龙岗、平湖等8个公社。南澳、沙鱼涌、盐田、沙头角、长岭、罗芳、文锦渡、罗湖、赤尾、沙嘴、大涌、蛇口和大铲13处还被确定为口岸，作为小额贸易和非贸易进出口的特定地点。
出口的商品规定为瓜菜、生果、山兽、青蛙、柴草、花等社员自己劳动生产的产品，或完成国家任务后的超额部分。进口的商品，则规定为铁锅、锑煲、煤油、火柴、灯罩、副食品和家庭成药等必需品，以保证社员的生活基本需要，缓和市场供应紧张局面。
会后，李富林将几个相关文件上报省委、地委，同时下达全县执行，广东省委批复同意了多数内容。李富林随即成立了县委边防委员会，自己担任主任，以加强党委统一领导，把边防地区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统一抓起来。
11月3日，省委对小额贸易做了调整。副省长魏今非写信给宝安县委，说小额贸易运出的产品品种过多，今后只限于稻草、烧柴、山草、木炭、糠头、牙灰、海砂、草绳等8种商品，其他土特产品在完成交售任务后，应一律交国家收购。
他还对实行小额贸易政策的地区范围做了限制，只允许从香港新界边界线起，深入20里以内地区的居民实行这一政策，而且每人每次出入境携带的物品，重量超过5斤和价值超过人民币5元，要按章征税；过境耕种的农民每人每月携带物品的次数不得超过5次；探亲访友的每户每月最多不超过5人次。
这就是“三个五”政策。魏今非还说，如同意，可先试行两个月，再研究是否需要调整。
李富林仔细读着这封信，心情有些沉重。窗外秋风正劲，卷起一层层落叶。他的目光从信纸上移开，望向了窗外。忽然，他眼睛一亮，锁着的眉头也舒展开了。他想，上面的规定可以灵活解释，这样才能更多地惠及老百姓。
李富林便不动声色地实施起来：省里指示社员购回的物品只限于个人或家用，“个人或家用”可以解释为“凡是从香港携带回来的物品可以赠送，并限于三代之内的亲戚”，这样一来，更多群众受益了；上面规定边防区以外的地区不能搞小额贸易，他又解释为“一个大队内有一个村子在边防线以内的，全大队都划为小额贸易范围，可以经营小额贸易”。后来，他还说：“全县都可以搞，宝安在省里来说，就是边沿。”几个部下一听，很有道理，开心地笑了。
李富林为群众着想的智慧还在如山泉般喷涌。省里规定边防线以外的地区出口的稻草，应由国家经营，不准公社、大队、生产队经营，李富林想到了一个法子，召开县委常委会议讨论，决定改由县里组织经营。省里规定小额贸易经营对象只限于边境地区的大队和社员，机关、国有农场不能搞小额贸易。李富林说，沙河农场是农场帽子，生产队核算，可以出口稻草。省里规定集体进口物品，以自用为限，不能与外地交换。李富林找到了合理的解读，批准将宝安进口的汽车、化肥运到怀集、海丰等地，交换回来耕牛、木材和生油等，宝安的生产、生活条件因此得到了改善。上级还规定，从罗湖入关的港澳同胞携带的旧衣物，可以免税，不限量进口。李富林便与赤尾、皇岗、罗芳等口岸商量，让普通社员携带旧成衣进口时，也和港澳同胞一样给予放行。
遇到特殊情况，李富林考虑的还是群众的利益。一次，西乡大队农田出现大面积虫害，异常严重，急需购买农药。李富林闻报，忧心如焚，批准他们用一批鸭子去香港换农药。社员们喜出望外，连忙照办，虫害也得到了根治。
这是超出副省长魏今非来信中规定的贸易，省外贸局听说后，马上派人前来质问。李富林微笑着与来人握手，客客气气地解释说，以前省委批得很宽，后来魏副省长以个人名义来信做新的要求，但并没有见到省委的正式文件。县委完全尊重魏副省长的意见，但遇特殊情况时，按以前的正式文件办事，也是可以的。
省外贸局的人无话可说，只得沉着脸，回去汇报了。李富林很快收到了省委办公厅给宝安县委的一份指令，要求按魏今非的意见办理。他笑了笑，松了口气：特殊情况办理的事，算是没有挨批评，过关了。1962年3月，省委又正式下文，实行魏今非信中所说的“三个五”政策。
宝安改善边防管理和开展边境小额贸易，实践了陶铸“宝安是香港的郊区”的初衷，最开心的是普通群众。他们的收获丰盈起来，日子开始有滋有味，脸上成天挂着笑容。原来只准许12个社员下海的南头公社，增加到了126人，两个月便完成了一年240担生蚝的上调任务，蚝田过去丢荒的现象也绝迹了。附城公社黄贝岭生产队在香港新界的100多亩田地，都得到了及时耕种，金灿灿的稻田飘过醉人的稻香，社员的收入随之增加了。1961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短短几个月，宝安用28万担稻草，换回了4万多担化肥，村民还出口了山草、烧柴和糠头等，换回了需要的农具和农药。日子有了奔头，偷渡香港的群众也减少了。
然而，这些政策很快被叫停了。1963年广东省开展打击投机倒把运动，边境贸易活动戛然而止；第二年宝安开展“小四清”运动，小额贸易等政策受到错误批判。省委还派出工作组到宝安调查。随后，县委第一书记李富林被迫在全县扩大干部会议上作了检讨。暴风骤雨般的“文革”到来时，李富林又在风雨中遭受了猛烈批斗。
每当批斗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时，面容憔悴的李富林眼前总浮现出老百姓在小额贸易中欢快的笑容，他挺直了腰杆，目光里满是坚毅和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