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啸南下的军列
1979年10月，一列从鞍山出发的火车风驰电掣，向南方疾行。车上满载着帽徽、领章熠熠闪耀的解放军官兵，一张张溢满了兴奋和好奇的脸在森林、村庄、城镇、河道一闪而过。若非车上装的是土建、机械等建筑设备而非锃亮枪炮，铁轨边肃然注目的人们，必定会以为南方又有了新战事……
这是解放军基建工程兵部队的一个团，有3个土建连、1个汽车连、1个土方机械连等，共1041人。车轮滚滚，山川、田野和屋宇仿佛蓦地插上了翅膀，向身后飞逝。列车日夜兼程，车上每一个官兵却都毫无倦意。他们从东北的白山黑水而来，对葱绿满眼的南方原本就充满好奇，何况此行的目的地又很特殊。眼下，他们口中所谈，心里所想，都是南海边的目的地——深圳，深圳。
这时候，深圳几个月前才从宝安县更名为深圳市，两个月前中央才正式决定试办“出口特区”,11个月后才会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为经济特区；吴南生刚被习仲勋点将为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梁湘则还在广州，悠然忙着与深圳毫不相干的事儿。
基建工程兵能与深圳前行的脉搏共跳动，一方面得益于部队首长们的目光敏锐，他们看到了深圳不可限量的未来，断然决定派兵南下参加特区建设；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深圳市委、市政府向中央的一再恳请。深圳大建在即，却严重缺乏专业施工队伍，仅有一家几百人的市属建筑公司，一个仅有十多人的建筑设计室，还有三家水泥厂、一家红砖厂、一家石灰厂，设备落后，产能低下，根本承建不了大型的建设项目。中央很快予以批准，一道命令传到鞍山，将这些“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官兵送上了飞奔的列车。
另一支工程兵部队接到南下的命令，要晚三个月。12月20日深夜，夜色迷离，山影横斜，湖南郴州市东江水电站建设工地上灯火通明，人影幢幢。基建工程兵三十六支队三五二团的两个连正挑灯夜战，忙得不亦乐乎。蓦地，一阵电话铃急促响起来，与工地的号子声相应和。深更半夜会有什么事？连队指导员李国栋心里嘀咕，接过了电话。
电话是团部打来的，命令部队务必在22日下午3点30分前赶赴深圳。李国栋抬手看了一下表，只有两天不到的时间了，东江距离深圳有500多千米，山遥水远。
集合的军号紧急吹响起来。李国栋站在高处，挥舞手势，大声动员，要求立即准备，明早出发。战士们忙乱起来，收拾大大小小的工具，将沉重的施工机械装备一一抬上30多辆解放牌卡车，然后回营房打背包，整理行装，每一步都急如星火。忙完，天刚放亮。“全体上车，出发！”一声号令，部队在山区公路上辗转跋涉，日夜兼程。离预定时间还有些距离，彰显南国风情的树木扑入眼帘，他们长吁一口气：终于踏上了深圳的土地。
这两个连队算是增援部队，被编入了先期到达的队伍里。
部队驻扎在与荒山野岭无异的通心岭片区，砍掉丛生的茅草荆棘，搭起了简易窝棚。官兵们有些失望，日夜盼着深圳，终于到来时，迎接他们的不过是荒凉与落后，甚至还不如自己老家所在的县城。还有漫天飞舞、“热情好客”的蚊虫。官兵们多是北方人，从未见过如此狠毒的蚊子，一叮就是一个大包，让皮肤红中泛紫，十天半月好不了。
最难的是，海边的深圳竟然缺水，挖一口井，打出水来又苦又涩；天上明明一轮烤得肉痛的烈日，未多久台风卷地而来，将窝棚迅疾扫上了半空。暴雨也随之而来，将有些发蒙的官兵们浇灌个透彻。深圳百姓对官兵们也将信将疑，说：“这么年轻的娃娃兵，能够建起房子吗？”还有人嘀咕道：“兵是用来打仗的，没听说过会搞建筑施工，到底行不行啊？”
官兵们很快便用实际行动来回答了。
刚安顿下来不久，部队接到政府部门交给的一个任务：清理布吉河。虽然没有报酬，属于义务性质，但部队指挥员决心打好第一仗。他带了几个人匆匆赶到河边，上上下下实地察看起来。这条河实际是深圳河的上游，1650米长，6米宽，深有2米。污浊的水面浮荡着垃圾、粪便和杂草，臭气扑鼻而来。问了河边的居民，他们皱着眉头说，河道已有30年没疏通过，暴雨一来，河水漫溢，污物便会漂进台阶乃至堂屋。
对于承担过鞍钢、本钢等钢铁基地，辽阳等数个化工基地建设的工程兵而言，疏通区区河道只能算是小菜。指挥员略一估算，马上调集200多名战士前来参战。
官兵们扛着锹镐，挑着竹筐，跑步来到河边。指挥员一声令下，大家挽起衣袖，纷纷跳入河中，踩着恶臭翻涌的淤泥干了起来。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哪里垃圾污物最多，便冲向哪里。官兵们很快都汗流浃背，身上脸上满是黑乎乎的污渍，甚或鼻孔和嘴唇都沾了说不出名的污秽。有战士被绵绵不绝的恶臭所熏，呕吐不止。一个战士“扑通”一声，晕倒在水里。晕倒者马上被战友们手忙脚乱拉起来，一番急救醒来后，又毫不在意地投入战斗中。岸上的市民越聚越多，远远站在岸边观望，不时交头接耳。他们见过罗湖口岸握枪的战士，却第一次见到这些干脏活累活的官兵，无不感慨着竖起了大拇指。
战斗持续了25天，河道被彻底清理干净，露出了原生的面貌，排洪沟也整洁一新。为了让市民们茶余饭后有个漫步之处，官兵们还别出匠心，在河边建了一个街心花园，种上了花草树木。每到黄昏，三三两两的市民便信步而来，享受着劳作后的闲适与清凉，蓦地便会想起那些不知名的工程兵……
第一次出征打出了声威，市委、市政府放下心来，交给了工程兵一项艰巨任务——建造市政府办公大楼。
深圳筹办特区后，市委、市政府机构一再升格，人员也逐渐多了起来。工作人员甚至市领导们，都散落在东一块西一块的铁皮平房中办公，又无便利的通信，大家有事联络时，只能骑着自行车往来跑，很不方便。早在1979年宝安刚升格为深圳市时，市委书记张勋甫和市长贾华便考虑过兴建办公楼，不久又选定了一处四围空旷的荔枝园，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施工队伍。眼下，仿佛及时雨一般出现的工程兵，成了最理想的选择。
张勋甫和贾华找工程兵指挥员一谈，指挥员二话没说，爽快答应了。两个连的官兵带着各种设备，整齐地开进了荔枝园。
指挥员和技术骨干已紧锣密鼓勾勒出大楼的图纸，为了打好这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仗，又成天蹲在了工地上。官兵们被分成了几拨，加班加点，昼夜不息。为了省出往返营地的时间，许多官兵索性在工地搭起了新的窝棚，住了下来。从东北带来的建筑设备严重不够，又无处购买，只得两人合用一把铁锹。深圳的烈日能把人晒出油来，戴着安全帽的官兵几乎浸在汗水里。有时，台风携暴雨倏然而来，不能站在脚手架上工作了，但工地积满雨水，他们只得拿了自己的脸盆，将积水一盆盆舀出来。
办公楼在建，市政府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关注工程的进度，好早日离开铁皮房，搬入新居。工程兵没有让他们失望，地基打好了，楼层一层层升高，似乎要直上云霄……
新的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梁湘到任后，也是工地上的常客。夜幕降临，他总要抽空来打个转。转了许多工地，这里是他极满意的不多的地方之一。
1981年，办公大楼竣工，市政府喜迁新居，又逢特区建立一周年，梁湘决定在门前刻一尊雕塑，借以纪念工程兵官兵和其他建设者的付出，彰显特区的开拓精神。
梁湘派人找来了雕刻家潘鹤。这尊雕塑到底雕刻何物为好，大家纷纷献策，但“大鹏”“莲花喷池”“狮子”的提议一一被潘鹤否决。
一天，潘鹤开玩笑地问梁湘：“梁市长，‘文革’期间你当过‘牛鬼蛇神’吗？”梁湘有些不解，说：“当过。”潘鹤若有所思地说，现在搞改革，国家正是百废待兴，要求我们这一代习惯了牛马生活的人来带头，重新开荒啊。蓦地，他想起了特区四处忙碌的推土机、拖拉机、汽车和建设者，他们都像开荒牛一样在奋斗。
潘鹤说着时，灵感突然闪现在脑海里。他建议说，可以雕刻一个“开荒牛”。梁湘眼睛一亮，拍手叫好，马上安排潘鹤住到市委招待所去，叮嘱他专心起草雕刻图纸，不要让创作灵感及激情流失了。
这尊基座上刻着“孺子牛”的雕像，后来从潘鹤的脑海栩栩如生再现在了市政府的门前。它的肌腱鼓胀，四蹄稳实，埋头向前，正是鲁迅先生笔下所说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也是市政府大楼的建造者——基建工程兵的生动写照，蕴含着深圳百姓对官兵们的由衷敬意。
1981年，基建工程兵又领受了一个轰动国内外的新任务：建造20层高的深圳电子大厦。此前，不仅深圳没有这样的高层和超高层楼宇，在全国也极其罕见。国内同行们将信将疑，国外建筑界也冷嘲热讽，等着看官兵们的笑话。
不少官兵心里确实在打鼓，接过军令状时可谓“四无”：一无技术，二无经验，三无参照系，四无大型先进施工设备，但“从无畏惧，绝不屈服，英勇战斗”是解放军的传统，他们有“四有”：有斗志，有激情，有胆魄，还有丰富的想象力。王光华、吴书领和马成礼等几个年轻人带着战友们忙活起来，要么开诸葛亮会讨论，修改施工方案，要么摆龙门阵演练，改进施工技术，交替进行。工地上则一直热火朝天，铁锤、泥抹子、刮灰刀此起彼伏，昼夜不息。大厦像春天播下的一粒种子，发芽、出苗、拔节，昂着头向着蓝天和白云深处生长。
15个月的日日夜夜过去，深圳大地终于矗立起了一幢耸入云天的大楼。69.9米高，与白云相依偎的电子大厦，在四面潮水一般涌来的惊叹声中，傲然成为中国建筑史上的标志性建筑。官兵们像当年打辽沈战役、淮海战役一样，再次打出了军威，从此在深圳的地位再也无人可以撼动。
他们乘胜再战，又先后拿下了罗湖第一幢高层建筑——国商大厦、深圳第一幢高档酒楼——泮溪酒家、深圳第一座大型商场——友谊商场……一座座簇新高楼和宏伟建筑，在工程兵的智慧和汗水里耸峙而出。深圳也一天天改变着模样，荒凉与落后渐渐褪去，现代气息扑面而来。
于是，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有了一百个放心后，向国务院和基建工程兵主任李人林递交了请求接收两个师工程兵的报告与信函。
1982年10月，西风萧瑟，落木萧萧，深圳市委、市政府的请求得到批准。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复并印发《关于调基建工程兵部队两万人到深圳市执行任务并改编为施工企业的批复》文件，同意先调基建工程兵第31支队3个团，第二支队2个团，石化指挥部第802团，共1个支队机关、6个团约一万二千人，到深圳市执行施工任务（后增调到8个团，两万人左右）。
于是，100多列满载基建工程兵官兵和各种装备的军列，又在京广线等铁路干线上闪电般奔驰起来。
一时间，车轮滚滚，日夜不息。神州大地像滚过春雷，在微微抖动，呼应着南海边兴奋涌动的潮声。
这时，中国和英国正准备着手谈判香港问题。由北而南日夜飞驰的军列，引起了香港和海外媒体的种种猜测。一些“渊博”与“高深”的军事评论家说，中共为配合中英香港问题谈判，派出数万大军进行军事威慑，并将在香港边境中国一侧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以显示其收复香港的决心，同时准备在必要的时候以武力收回香港。
官兵们多半不知道这些高明“专家”的议论，否则会在沉闷的闷罐车里畅快地笑出声来。他们的出发地不一，除了南面，北面、东面、西面都有：天津、上海、唐山、鞍山、沈阳、本溪、锦州、西安、汉中、安顺、遵义、荆门、郑州，但目的地只有一个：深圳。
如果说三年前开入深圳的工程兵是先遣部队，眼下这支则是主力大军：人数众多，装备齐全，实力雄厚，拥有各类专业技术干部1088人，固定资产原值6053万元，流动资金9981万元，设备总值5161万元。
他们有着军队的优良传统和朴素作风，考究其前身，都有一番辉煌而卓绝的过去：陆军第90师，曾是陈毅和粟裕麾下的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攻孟良崮，战豫东，取上海；中原野战军10纵84团，刘伯承和邓小平麾下的劲旅，参加过淮海战役；或者是林彪和罗荣桓东北野战军的主力团，从东北一路打到海南，后又奉命北上，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与先遣部队一样，列车上的官兵们也充满了对深圳的无穷想象：声名鹊起的特区，毗邻香港的繁华，靠近南海的风情……但跳下闷罐车的一刹那，他们揉揉疲乏的眼睛，同样惊呆了：几根铁轨从南码头仓库到北货站清冷地铺展延伸，四周荒凉，远处散落几座低矮的村舍……
他们似乎不相信脚下的土地就是深圳，于是抽个空闲去逛了逛，还是仅有几条很快就能走完的街道。除了东门老街、建设路与和平路稍稍繁华一点，其他地方都是尘土飞扬的工地。先遣部队正在建造的电子大厦，围裹着脚手架向半空中攀升，散逸些许现代气息，总算给他们带来了一些未来的期许。
因为这次来的官兵是大部队，人数众多，比先遣部队受的苦也更多。头几天，因卸载装备，他们吃住都在闷罐车厢里。虽是深秋，白天骄阳暴晒不输夏日，晚上又闷热难耐，汗出如注。车皮开走后，他们的临时“宾馆”也没有了，只得重新寻找营地。
深圳市政府和梁湘从拮据的预算中，挤出3000万元给到来的工程兵部队，将两万官兵安排在十几里外的安托山南。这里也是一块难见人烟的荒地，官兵们得自己用竹子、油毛毡搭建窝棚，算是安营扎寨。搬迁“新居”这天，狂风裹着暴雨突然而来，抽打在官兵们的脸上生生作疼。窄窄的土路早已变成“水泥”路，一脚踏上去，黄泥瞬间漫过脚背，灌进鞋里。他们身上背着的沉重器材，似乎更重了不少，军用卡车陷在泥淖里空打转，卷起的泥水又溅了车旁的官兵一脸……
驻扎下来，官兵们才发现这里严重缺水，不用说自来水，最近的一口水井也远在半山腰。即便派人去将水井挑空，也根本不够两万大军的饮用、做饭、洗衣、冲凉……官兵们只好给每辆外出运输的车加上一个大水罐，一有空隙便急忙到30里外的地方拉水。每天拉回来的水，由专人负责管理，定点、定时、定量供应。官兵们拿上脸盆去排队接水，而后小心翼翼端回窝棚。回来后，珍宝似的舀一部分烧开，喝了解渴；留下的先用来早晚洗脸，洗完后不倒掉，得用来洗衣服，然后才用来洗脚。水如此珍贵，痛痛快快冲个凉，便成了一种攀摘星辰般的奢望。一连三个月，官兵们没好好洗过澡。
深圳还是弹丸小城，突然来了两万大军，多是20来岁“狼吞虎咽”的年纪，不仅粮食调拨不及，供应不上，最常见的菜蔬也无处可寻。许多官兵一连几天吃不上一顿饱饭，菜肴更是稀罕物。不过，驻地也有好处，老鼠多而肥，青蛇也常常不请自来，钻入窝棚，自挂于梁上。官兵们开始很是厌恶这些鬼鬼祟祟的幽灵之辈，但有人捉来老鼠和蛇做菜，一尝，味道着实不错。于是，蛇鼠来多少就收多少，或炖煮，或熬汤，纷纷化为难见荤腥的官兵们的盘中菜。一天，一个叫张淑运的战士逮住一只壮硕如野兔的老鼠，找来杆秤一称，足有八斤二两，瞬间轰动了军营。大家喜笑颜开，将硕鼠开膛破肚后炖煮一番，香气冲到了半空，官兵们大快朵颐，像过年一般解了一回馋。
深圳濒临大海，潮湿闷热。北方来的官兵身上很快生满了湿疮，越抓越痒，越痒越抓，皮肤出血了，瘙痒还是依旧。到工地上一忙活用力，伤口处便越发疼痛。看病的卫生员东奔西跑，忙完这个忙那个，累得气喘吁吁，却对根治湿毒无计可施。一个战士忍受着手脚的瘙痒，苦笑着编了一则顺口溜：
雨停了，天亮堂，
找草垫来加固房，
挖水井，排水塘，
草地晾被晒衣裳，
吃了上餐没下餐，
遍地蚊子和蟑螂，
烂手烂脚全身痒，
早知深圳这样脏，
最伤心的是俺娘。
“哈哈，还蛮押韵呢！”一旁的战士们也哄笑起来，一时忘了瘙痒和疼痛。
工程兵官兵刚安顿下来，条件再艰苦，困难再多，也得马上投入各种项目的建设。三零二团便承接了位于南山区的直升机场的建设。这时的工程建设，还是靠人多力量大的“人海战术”，鲜有机械设备可用。清晨6点，天刚蒙蒙亮，官兵们便在嘹亮的军号声中起床、吃饭。然后穿上军装，戴上军帽，坐着解放牌汽车沿着坑坑洼洼的深南路朝南山方向奔去。一到工地，便各司其职，埋头干了起来。一些战士爬上半空，开始搭脚手架。他们的身子倾斜着，手扶铁架子用力拧螺栓，稍不留神，便可能像陨石一般坠落。
夜幕降临时，其他工种的战士可以回去休息，但浇灌混凝土的战士得三班倒，继续挑灯夜战。老团长田守臣也把床搬到了工地现场，日夜督工。战士们推着小车运输河沙、水泥，一路飞跑。第二天东方破晓，换班的人到来时，他们已累得虚脱，有时直接躺在地上就睡了。特区建设的速度在加快，每一个项目都强调工期，还要争取提前完成任务，于是只能少休息，抢时间。直升机场的建设便只花了约140天，速度令深圳老百姓啧啧称奇。
东滨路、同心路、北环大道……一条条簇新的街道，在官兵们的汗水里破土动工、纵横延展。还保持着千百年来原生态状貌的深圳，到处都是光秃秃的小山包，官兵们用手中比愚公强不了多少的工具，将其搬平，开垦出新的道路。
市长梁湘一直在关注工程兵，尽管一时难以改善这支庞大队伍的生活条件，但会经常前往官兵们的驻地慰问，解决力所能及的难题。
官兵们和梁湘熟悉后，反映说，苦一点累一点都没有什么，改革开放嘛，大家都这么拼了命干，就是生活上有点不习惯。我们有一些同志喜欢吃辣椒，这里吃不上辣椒，有点儿不习惯。
梁湘点点头，若有所思地说，这样啊。回来后，他交代秘书：你把商业局局长叫来。局长到来后，梁湘交给他一个任务，去四川采购大批辣椒回来。于是，工程兵官兵们终于吃到了久违的辣椒。
几个月后，要过春节了。这是工程兵主力来深圳后的第一个春节，梁湘又去工地看望官兵们。他看到很多战士头发、胡子老长，开玩笑说：快过年了你们应该把头发理一理，胡子刮一刮。战士们回答说：现在任务很重，夜里都要加班，没有时间，即使有点时间也找不到理发的地方。
梁湘回到办公室，马上找来了武警指挥部指挥长王攻坚，问道：你部队有多少会理发的？都给我找出来，另外给他们配上一套工具，派到各个建筑工地去义务理发。末了，他又着重叮嘱：不准收钱！
一时间，各个建筑工地出现了一道独特风景：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的工程兵战士被武警官兵按着头，仔细“清理”起来。很快，工程兵战士的样貌便焕然一新，脸上洋溢着新年的喜气。
1983年夏天，老天似乎为了更加“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考验工程兵官兵的耐受力，驻地突然起火。天气干燥，海风劲吹，星火迅疾燃成了冲天大火，蹿上30多米高，又蔓延到四周23000平方米的土地，将官兵们的23幢竹质营房无情吞没。官兵们手忙脚乱中没有抢出来的东西，连同营房全都化为乌有，共损失70万元。
大家重整旗鼓，搭起竹棚，又投入火热的特区建设中。但还没有从焦头烂额中缓过神来，一场十二级台风又席卷而来。9月9日晚，官兵们劳累一天后，躺在床上酣睡。从海上轰然而至的台风，裹挟着暴雨，以每小时20千米的速度登上深圳海岸，狂扫遭遇的一切。大大小小的树被连根拔起，一排排电线杆被拦腰折断。官兵们被惊醒后，只见墙面和屋顶都剧烈摇晃着，窗外的载重卡车早已被掀翻了。他们拼命抓住房顶，但终究无济于事。房子连同被盖、锅盆、碗筷，全被卷上了黑漆漆的天空。
台风一直肆虐了24小时。终于停下来后，万余名官兵松了一口气，一个个苍白着脸，倒在地上睡着了。醒来后，他们发现不仅一粒粮食也没有，就连锅碗瓢盆都被风卷走了。部队指挥员深锁眉头一统计，损失了几百万元。
几天后，又一场早已预料的“台风”终于到来：两万基建工程兵集体奉命脱下军装，就地转业，改编为深圳市属建筑施工企业的职工。9月13日，深圳市政府正式印发《关于基建工程兵两万人集体转业改编为我市施工企业的通知》，转业、改编部队包括基建工程兵冶金指挥部深圳临时指挥所、第三十一支队及其所属八个团和一个职工医院。其中：
第三零二团改编为深圳市市政工程公司；
第三零三团改编为深圳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
第三零四团改编为深圳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
第八零二团改编为深圳市机电设备安装公司；
第一团改编为深圳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
第十六团改编为深圳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第十九团改编为深圳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
第三十一支队门诊部和冶金指挥部深圳临时指挥所医院合并改编为深圳市基建职工医院。
稍后，基建工程兵水文地质指挥部九一二团353人也奉命来到深圳，改编为深圳市工程地质勘察公司。
9月19日，秋意正浓，深圳戏院济济一堂，气氛沉重而热烈。深圳市委、市政府在这里召开“基建工程兵驻深圳部队改编大会”，基建工程兵总部首长和梁湘等深圳市领导以及官兵代表两千多人出席。
首先，基建工程兵总部首长朗声宣读了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命令。随后，基建工程兵第三十一支队政委王忠民健步上台，代表部队向深圳市移交集体转业人员档案资料，深圳市建委主任王世伦则代表深圳市在移交清单上签字。许多官兵眼里含着泪花摘下了鲜红的帽徽和领章，默默向军旗告别。虽然“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离开部队是迟早的事，但大家终究有些不舍。
最高兴的是市委书记兼市长梁湘，自己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乐呵呵地看着主席台下一张张生动、青春的脸庞，心内翻涌如潮：人口还不到三万的深圳特区，转眼间多出了两万穿着绿军装，却没有帽徽、领章，将永久驻扎下来的“特殊市民”，特区的基建力量加强了。
正式成为特区一员的他们，还来不及体味特区的荣耀，便先坠入了深深的失落之中。他们的身份骤变，从光荣的解放军变成了普普通通的企业工人；工作性质和谋生手段也瞬间变了，从计划经济模式进入市场经济模式，从部队的供给制转入了两眼一抹黑的自谋生路。
这时，深圳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城市建设体制改革，建筑业尝试招投标，率先打破行业的地区封锁。不仅外地企业蜂拥而至，境外建筑商也急急赶来，与深圳本地的建筑企业争抢“饭碗”。改编后的基建工程兵官兵们得自己找饭吃，自己寻活干，一时难以适应。他们习惯了“以服从为天职”，等着上级安排任务，没有人懂市场经济，也不知道什么“竞标艺术”。他们满怀希望以建筑公司的名义到外面寻找工程时，屡屡碰壁，连竞连败。
他们不懂的东西还有很多。承揽工程要给“茶水费”（回扣），官兵出身的他们正气凛然，不屑屈服于这一竞标背后的潜规则。去银行贷款，也要给一份不菲的回扣出去，他们觉得银行的钱属于国家，凭什么要提回扣？他们义愤填膺，却无济于事，跑断了腿也贷不到一分钱。
一天，一个衣冠楚楚、满身珠光宝气的中间人找到一支部队的昔日团领导，如今的公司负责人。进门便神秘兮兮打开密码箱，拿出一份早已盖好章的数千万投资合同，却迟迟不肯交到公司负责人手中。公司负责人知道他在等3%的“茶水费”，尽管明白拿到这份合同，公司近千名职工就可渡过难关，但“茶水费”又如何入账？最后，中间人又提着箱子，悻悻然离去。
于是，他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找不到活干，一连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一个月最多只能领50元的生活费。为了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他们只得各自想办法。或到火葬场干临工，或去外商开的酒楼洗碗，或去给私人包工头干苦力……一些职工家属无奈之下，还背着小孩到火车站要饭；或者趁着黄昏，去市场上捡摊主丢弃的菜叶；也有人提着蛇皮袋，去大街小巷捡破烂。
工程招投标改革，是梁湘实施改革的重头戏之一，但他没想到他们会如此不适应。这两万人是他力主调来深圳的，眼下很多人停薪回家，或只能干些理发、挖沙、修自行车的活维持生计，他很是焦急。
梁湘召集其他市领导开会，商量解决的办法。有人脸上充满同情，提议说，政府应该扶持一下他们，调一些工程项目给他们干，以解燃眉之急。另外一些人则反对，说改革面前人人平等，让他们自学游泳吧，不会游泳的人喝过几口水，呛一呛后就学会了。
梁湘听后，沉默良久。蓦地，他说，学游泳也有个过程，如果把完全不会游泳的人一下子抛到大海里，一定会被淹死，我们起码要抛给他们一个充气游泳圈。他与大家商议后，决定帮助他们的队伍提高技术水平，增强竞标实力。
昔日的工程兵部队首长、而今公司的经理们也意识到，要想闯出一条活路，只有与过去彻底告别，一切从头再来。他们与员工们一道喊出了振聋发聩的口号：“不靠天，不靠地，要靠自己救自己！”
为了找活干，让员工有碗饭吃，经理们拉下往日军人的面子，到处奔波，上门揽活。他们到外面办事，左边兜里装着春城牌香烟，给自己抽；右边兜里则装着南洋双喜烟，专门用来孝敬客户。他们忍受着各种各样的嘲弄、闷气甚至屈辱，即便对方冲他们拍桌打椅，他们也会笑脸相迎。只要有人上门来，不管是财大气粗的承包商，还是偶尔串门的小客户，他们都会以上宾之礼相待。
这段日子里，他们什么活都接。即使是给生产队装电表，为农民建小楼，给香港人搞装修、建别墅、修厕所，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爽快答应，唯一的希望是被市场认可，拿到更多的工程。
残酷的市场也让他们明白，光有冲天干劲和拼命苦干不行，还得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技能。三建公司副经理张宝说：“在特区怎么创造条件自我发展是很重要的。什么是企业，企业怎么搞，莫说兵，就是对各级指挥官来说，都是个谜。学，一切只能是从头学。”他不断组织公司人员到夜校、电大学习，还选派人员到大专院校深造。他自己也带头学习，没有现成的材料，就根据讲课录音整理编印材料。
渐渐地，三建公司终于有了一整套自己的劳动管理、定额管理、施工管理、机器设备管理和技术创新办法等管理规则。张宝还积极组织内部的技能竞赛，提高员工的技能水平。随后，他又利用晚上的时间，搞了半年思想教育，昔日的战士们都有了商品经济的思维方式。
缓过神来的他们，把创样板工程作为公司拓展市场的突破口。1984年5月，二建公司经过争取，拿到了深圳教育学院教学大楼的工程，但9月必须竣工开学。27000多平方米的工程，4个月必须保质保量完成。这一仗，打好了，就是翻身仗；打不好，就是万丈深渊。已调任二建公司经理的张宝代表全体员工向市政府立下军令状：“不但要打胜，而且要打好！”
公司派出三个队的精兵强将上阵，昼夜奋战，几个负责人也到现场跟班指挥。第一个月，空空的平地上便突兀而出三层楼，像直指云霄的希望之塔。市长梁湘最担心的是，工程不能如期完成，影响9月的开学。于是，他几乎每周都要去现场看看。每次到工地，他都要吃一惊，楼层增高的速度超过了他的想象。
8月下旬，忙得不可开交的业务骨干李凤歧突然接到噩耗，儿子不幸溺水身亡，妻子以泪洗面，躺在床上不吃不喝。正是关键时刻，李凤歧回家仅三两天，咬咬牙，带着憔悴的面容又出现在了工地上。
9月20日，大楼如期竣工。两天后，深圳教育学院开学，师生们步入了簇新、坚实的教学大楼。
教育学院被评为了市级优质样板工程。这是昔日的工程兵部队到深圳后第一次获得这项荣誉，一时间，鲜花与掌声纷纷而来。教育部门将两个中学、三个小学的工程交给了公司，其他各种工程也自己找上门来了。
从1983年开始，基建工程兵各支部队承担了深圳建设大约三分之一的施工任务，成为特区建设施工的主力。第一条路、第一个小区、绝大多数18层以上的高层楼宇建设，全部由他们完成修建。深圳在两年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流出的汗水功不可没。
但他们的脸上没有浮荡丝毫傲气，从市场经济的海洋浮出水面，自由泳、蛙泳、蝶泳和仰泳都已能自如。他们深深知道，深圳是祖国改革开放的最前哨，更多的挑战还在等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