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得春风度玉关
1992年1月20日，上午，深圳。
满街的花树红红绿绿铺陈，装点出一个芬芳的早春。深圳市委书记李灏陪同视察南方的邓小平登上一辆车，向早春的深处——华侨城奔驰而去。
年近九旬的邓小平兴致盎然，目光久久朝向窗外，似乎生恐漏掉了任何一座簇新的楼宇。李灏一路指点介绍，蓦然说，经济特区发展了，日子好过了，要反哺内地。他面浮微笑，汇报了一个例子：1989年深圳成立了经济合作发展基金，每年从市财政收入拿出一定比例，以低息贷款方式帮助扶持贫困地区，发展“造血”项目。
邓小平更高兴了，表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可带动后发达地区，将来用转移支付的方式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
年光似水，物是人非。李灏的反哺实践却一直在深圳传承，邓小平的期待也从未被深圳忘记。古语说：“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初学记·鸟赋》也说：“雏既壮而能飞兮，乃衔食而反哺。”曾经贫弱的深圳，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扶摇直上，一飞冲天，成长为经济巨人，离不开中共中央的英明决策和全国各地的支援，自然更懂得反哺之义。
1990年，刚度过10周年生日的深圳经济特区，承担了一项艰巨的对口帮扶任务，对象是革命老区梅州市，大规模反哺、回馈拉开序幕。
从这时起到2021年，深圳秉持初心，三十一年如一日，累计帮扶了17个省（区、市）的109个县（区）。主要包括三大领域：一是对口支援，对象是新疆喀什市和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简称塔县），西藏察隅县和察隅农场，四川甘孜州德格、石渠和甘孜3个县，重庆巫山县，江西寻乌县等；二是东西部扶贫协作，承担百色、河池两市17个县和云南昭通、贵州毕节等地的扶贫任务；三是广东省内全面对口帮扶，对象是河源、汕尾两市及其所属的324个相对贫困村。
在这些面积加起来相当于116个深圳的贫困地区，深圳全力以赴，慷慨派出8048名各类干部和人才前往支援帮扶，其中党政干部2159人、专业技术人才5889人，前后投入帮扶的真金白银共1200多亿元。深圳的慷慨，像一场场旱地里的及时雨，快速推动了受援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让340余万焦渴的男女老幼在眉开眼笑中顺利脱贫。
深圳不遗余力的帮扶行动与巨大成就，是党建引领，形成了强大战斗力的结果。
一届又一届的深圳市委、市政府，始终将反哺和回馈之责铭刻在心，绷紧对口帮扶一根弦，丝毫不敢懈怠。2017年以来，更是将帮扶视为自己工作的重中之重，先后召开40多次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等，认真学习传达上级有关扶贫精神，细致研究安排对口帮扶工作。所有市委、市政府领导无一例外地亲自上阵，分别挂点联系若干深圳对口帮扶地区。挂点市领导无论多忙，都会雷打不动定期赶往挂点地区调研，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各区和相关部门党委（党组）书记也一马当先，冲在帮扶工作的最前头。
为了切实抓好支援和帮扶，深圳市委、市政府高屋建瓴，组建了“1+1+5”工作架构。
前一个“1”指的是市对口支援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为市委主要负责人，常务副组长为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副组长由相关市领导组成，成员有10个区（新区）、54个相关职能部门和驻深单位负责人。领导小组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统筹领导全市对口帮扶工作。
后一个“1”指的是市扶贫协作和合作交流办，这是2019年机构改革时组建的正局级单位，专门负责全市对口帮扶统筹协调工作。
“5”则是指新疆、河源和汕尾3个前方指挥部，以及广西、西藏2个工作组。“三指两组”都设有党组织，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使援派干部人才的管理得到强化，对口帮扶的规划实施、沟通协调等也得到了有效实行。
同时，为了形成全市各级各单位齐心协力抓帮扶，市委、市政府还实行市、区、街道、社区联动，细化与对口地区的县、镇、村各个层级之间的结对帮扶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社会各界也是帮扶的重要力量。为了凝聚对口帮扶的强大合力，市委、市政府还建立了深圳对口帮扶信息平台，实现资源整合、供需对接、跟踪统计、信息发布等功能。同时，建立健全社会参与机制，沟通协调企业党组织、社会机构党组织，引导深圳社会力量、各类企业积极参加对口帮扶地区的扶贫活动。腾讯公司、万科集团、恒大集团、碧桂园集团等诸多单位，都在党委牵头下，派出精兵强将，投入巨额资金，竭尽心力帮扶与深圳对口的地区。
新疆喀什，便在深圳热情似火的对口支援中，迎来了一阵阵和煦的春风。
喀什，意为玉石般的地方，是中国最西部的一座城，东望塔里木盆地，西依帕米尔高原。2100多年前，这里还称“疏勒”时，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商埠重镇，人流熙攘，往来不绝。但后来繁华凋落，只剩下古道上孤寂的驼铃与苍凉的日影。
早在20世纪90年代，深圳便开始参与援疆。2010年，中央再次统一部署，指定深圳对口支援喀什市和塔县。深圳的浓浓情谊，源源输入千里外的荒漠与绿洲。到2020年8月的10年间，深圳1188名干部人才先后被选派到喀什市和塔县支援，约123亿元帮扶资金也随之投入，660多个产业、教育、医疗和文化旅游等各类援疆项目得以实施和带动。
一批又一批援疆干部人才，带着深圳人民的嘱托，远赴西北边陲，跋涉在喀什的沟沟岭岭，帮助当地百姓与贫困鏖战，谱写了一曲曲感人至深的援疆赞歌。
2010年4月，援疆干部周兆翔挥手与深圳作别，踏上了喀什的土地，被任命为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塔县县委副书记。见惯了深圳的繁华与富庶，他不免被眼前的深度贫困惊呆了：全县经济薄弱，人均年收入不足1800元；雪山环绕的县城内，处处是尘灰飞扬的土路，没几栋像样的楼房。
令周兆翔欣慰的是，这里有着应接不暇的原生态风景，雪山、冰川、草原和湖泊绰约而静美。一个设想蓦地涌上他的心头：何不发展旅游业，以此为突破口，带动周边产业发展，实现塔县的脱贫致富呢？
周兆翔很是兴奋。接下来的日子，他忙得不亦乐乎，先是买来了许多旅游类书籍，忍着强烈的高原反应一本接一本地啃，恶补自己的旅游知识；接着向当地老百姓打听，哪里有好看的风景；之后，他又联系深圳的旅游公司，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不久，周兆翔对塔县许多已被发现的美景了如指掌，有考察团到来时，他常常主动带路，客串起导游来。
周兆翔还觉得不够。因为山路不通，塔县还有许多深山的美景不为人知晓，或许更有特色，游人更乐于前往。于是，他用了几十天的时间，一个村子接一个村子地探访，几乎跑遍了塔县的角角落落。
2011年的一天，周兆翔背了干粮、水壶，由县里干部带路，前往唯一一个还不曾去过的村子——马尔洋乡皮勒村。
县里干部曾劝阻说，皮勒村离县城不到100千米，但交通闭塞，山路崎岖，有的地方根本没有路，还是别去了。
周兆翔断然说，再艰难也要到山里看看乡亲们，只有掌握了一手资料，才能制定群众脱贫致富的方案，让群众过上好日子。
他们一路不停更换交通方式：乘车、骑驴、骑骆驼、徒步，奋然前行。
进入大山后，眼前莽莽苍苍，已根本没有路，周兆翔一行只能在悬崖的凹槽里小心翼翼往前爬。山上的流沙、滚石不时落下，若砸到身上便将万劫不复。
大山深处还有一条曲曲弯弯的叶尔羌河，源自喀喇昆仑山，奔入塔里木河。积雪融化而成的河中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冰冷刺骨。一行人骑在骆驼上，死死抓住骆驼毛，总算过了河。令周兆翔没想到的是，河水似乎为了考验他们，转了一个弯，又横亘在面前，而且河面十分宽阔，骆驼也不敢下水。好在河上有山民们拉起的横索，可以坐着过去。周兆翔没有畏怯，第一个坐着横索滑了过去。
走到第9天，前面出现了一群人。原来是皮勒村的村民听说他们要来，走了3个小时山路，前来迎接。几经跋涉，一行人终于一脸疲惫地抵达了皮勒村。
当晚，皮勒村像过节一般热闹。村民们围着篝火，打着手鼓，吹着鹰笛，欢迎大家的到来。周兆翔看着一张张素朴而热情的笑脸，很是激动。他后来回忆说，那绝对是我人生中听过的最动听的一次鹰笛，因为乡亲们觉得有希望了。乡亲们用民族舞蹈表达着他们激动的心情。
返回县城时，周兆翔一双刚买不久的新鞋子已破烂不堪，只得扔了。但他异常兴奋，因为又发现了一处有机会改变当地贫穷面貌的绝美风景。
几天后，周兆翔联系上了一个中央电视台的朋友，讲述了皮勒村几乎与世隔绝的“桃源”故事与景色。不久，央视记者欣然前来采访，拍摄了《骑骆驼求学记》的视频，播出后引来了无数好奇的目光。后来，皮勒村的路通了，像周兆翔设想的一样，皮勒村成了许多人追捧的“网红”旅游村，许多村民因而甩掉了贫困之帽。
不过，这时的周兆翔已调往喀什地区，担任公安局副局长，专门负责反恐，一干就是5年。他的塔县“旅游梦”，被后来的深圳援疆干部承接过来。帕米尔高原、金草滩、石头城等诸多景点，像皮勒村一样成为众人向往的热点，餐饮、酒店等多种行业也随之发展起来。
范磊作为深圳第八批和第九批援疆干部之一，2014年2月来到了塔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和深圳福田区帮扶塔县工作组组长。
这时的塔县依旧贫困，人均年收入不到2300元，贫困人口高达40%。范磊深感肩上担子沉甸甸的，不顾缺氧、胸闷、头疼等强烈的高原反应，马上埋头沉入了工作中。
走访调研一圈后，范磊发现这里的塔吉克族基本以放牧为生。范磊想，要快速改善老百姓生活，提升收入，还得从放牧着手。
想到这里，他很是激动，马上带人赶往北京的中国农业科学院，恳请专家来塔县，建一个牦牛改良中心。专家起初颇有兴趣，但带着助手来到塔县，看到荒凉的环境后，摇摇头说，这里自然环境恶劣，养不了牦牛。
范磊心里陡然凉了半截，但心有不甘。他又反复做了调研和论证，坚定了自己的设想。为保险起见，他还向深圳市的领导做了汇报，获得了“大本营”的大力支持。
不久，范磊又专程赶赴北京，多次登门拜访专家们，一面介绍深圳的“基因科技+消费市场”的强大优势，转达深圳领导干部们的决心，一面介绍牦牛和当地老百姓在祖国西大门保国戍边的作用。科学家们被感动了，答应再上高原。
范磊用深圳支援的1450万元帮扶资金，买来了最优质的牦牛。科学家们竭尽所能，运用基因技术改良牦牛的品种，很快打造出了帕米尔高原上独有的品种。这种牦牛性情温顺，身体壮、增膘快，特别能适应当地气候。目前，塔县的牦牛已有3万多头，户均4头，成了家家户户的“脱贫牛”。
范磊还痛心地发现，塔县的教育水平异常滞后，师资短缺，基础设施简陋，经费严重不足。他想，孩子是一个民族的希望，要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塔县教育异地办学刻不容缓。
于是，范磊取得深圳“大本营”支持后，决定建一所寄宿制的深塔中学，校址选在距离塔县288千米的平原地区，以方便居住分散的农牧民子女上学。
援建的学校开工后，范磊常到工地督促。2017年2月，春节刚过，依旧天寒地冻。为了让孩子们尽快搬入新学校，范磊催促施工队生着火炉开工。教学楼和宿舍如期完工，仅用了7个月。孩子们蹦蹦跳跳走进崭新的学校时，范磊的眼角有些湿润了。而今，深塔中学每天响起1000多名塔吉克族孩子的读书声，“明天的太阳”正在牧民们期待的目光中冉冉升起。
范磊为塔县呕心沥血的事，远不止区区牦牛和深塔中学，老百姓们一桩桩、一件件都记得清清楚楚：争取项目，建成全疆首个集中式光伏扶贫电站，年发电收益2000多万元；创建第一所二级甲等医院，引进了深圳支医团队，防止老百姓因病返贫；建成了第一个充满深圳元素的现代化小区，共有住房799套。
范磊还因地制宜，为塔县确立了“精准+长效，生态+科技”的高原脱贫工作思路。在他的争取下，建成了年产10万吨颗粒的饲料场、268套家禽圈舍、566座牲畜棚圈、3213座暖心锅炉和一批高原地热温室大棚……
2019年，塔县进入脱贫攻坚倒计时100天，范磊亲自包点联系达布达尔乡。这里海拔约4000米，他每天住在贫困户家调研。范磊因地制宜，创新高原经济脱贫新模式。开展庭院经济整治时，他亲自到贫困户家，帮助开展庭院整治，满头大汗地放线、翻地、浇水、清院。左邻右舍的老乡被深深感动，也纷纷在自己家忙碌起来，一个上午便整出5户院落。
范磊在塔县结结实实干了6年，脸庞黝黑了，皮肤粗糙了，但他的辛劳结出了一串串硕果：引进3.8亿元援疆和扶贫资金，启动59个项目，带动6300万元的社会援疆资金。
范磊也绝非孤军作战，除了精心运筹的深圳大本营，深入前方和他前后接力或者并肩战斗的还有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战友”。譬如，以“扶智”的方式扶贫，成为塔吉克族学生“妈妈老师”的黄志红；为帕米尔高原培养了一支精湛医疗队的黄敏秀……
这些从南海之滨慷慨而来的战士，最终迎来了战旗美如画的时刻：2019年底，塔县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8537元，4051个贫困户实现脱贫、44个贫困村退出贫困序列，塔县也彻底甩掉了贫困县的帽子。
深圳支援雪域高原上的西藏，也是从20世纪90年代便开始了。2016年7月，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深圳整体单一对口支援西藏的察隅县和察隅农场，援藏的传奇翻开了新的一页，前后共派出114名干部人才，实施援藏项目48个，总投资3.55亿元。
对奔赴西藏的干部人才，深圳市委主要负责人殷殷叮嘱说：“全体深圳援藏干部人才，扑下身子，求真务实，强化为党为国分忧的特区担当，落实先富帮后富的特区责任，发扬艰苦奋斗的特区传统，把特区干部的好作风带到脱贫攻坚一线，勇当对口支援西藏工作的尖兵。”
第八批援藏干部陈加顺便是这样的“尖兵”。
2016年7月，盛夏流火，陈加顺从市政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办公室副主任的岗位，随援藏工作组攀上了世界屋脊，来到了西藏察隅县，担任发改委副主任。
察隅，藏语意为“片岩石地”，是林芝市最偏远的边境县，面积约有15个深圳大。这里属喜马拉雅山与横断山过渡的藏东南高山峡谷区，雪山连绵陡峻，道路盘旋蜿蜒。从县城到林芝市区，驱车需要10多个钟头。而县城内的察隅河，是县城交通的拦路虎。
陈加顺和援藏工作组其他人深入调研后，决定争取项目，在察隅河上修建一座单跨下承式钢筋混凝土拱桥，打通县城交通环线，解决群众出行难的问题。
项目批下来后，施工过程中又困难重重。陈加顺发现，当地找不到C50混凝土；桥梁桩基位置下部存在流沙层；即便是短暂的枯水期，水流量依然大……
陈加顺和工作组的“战友”咬紧牙关，攻克一个个难题。汛期来临前的一段时间是施工“黄金期”，为了抢进度，施工单位不辞劳苦，昼夜奋战，终于完成预定目标，进入相对平稳的上部结构施工阶段。
不久，桥梁竣工，结结实实跨在了察隅河两岸，被命名为嘎巴二桥，老百姓则称其为“彩虹桥”。嘎巴二桥不仅改善了交通，还连通了老城与建设中的嘎巴新区，托起了藏族老乡的小康梦。
为了精准扶贫，陈加顺随工作组跋山涉水，调研了察隅县三乡三镇。他们发现，古拉乡和察瓦龙乡最偏远，地处高山峡谷地带，山高、谷深、坡陡、弯多。这里属于深度贫困区，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一些村庄根本没有路，人畜居所紧挨一起，居住环境很差。工作组决定在这两个乡建设10个小康村。
困难也接踵而来，最难的是建筑材料运输。一些村庄不通路，“猿猱欲度愁攀援”，又常有自然灾害，譬如大雪封山、雨季泥石流、塌方等，材料便只能靠人背或马驮。工作组没有被“拦路虎”吓倒，在察隅县委、县政府协同下，小康村项目一步步向前推进。可以说，小康村项目都是在石头缝里、石头堆上建起来的。
2017年11月的一天，陈加顺受领了一项艰巨任务，前往正在建设中的安巴小康村，通知一个重大设计变更。事情紧急，但天气恶劣，途中还要翻越海拔近5000米、白雪皑皑的折拉山。
陈加顺没有退缩，带着几个人上车，冒险上路了。一路走走停停，在深深浅浅的雪中探路向前，饿了一整天，一行人终于安全赶到了安巴。这次倒有惊无险，没想到不久后，陈加顺在下乡途中突然滑倒，左手一阵剧痛，脱臼了。为了不给项目建设“拖后腿”，他请人将左手复位后，没休息一天便又急火火地投入了工作中。
开工建设三年后，曾经似乎只是高居云端梦境的10个小康村，终于一一落成。小康村俨然成为深圳的一角：基础建设完善、住房宽敞明亮、水电路讯网全通入户，村道四通八达。村民的生活水平飞速提高了，常常望着白云尽头的远方，念叨着深圳，用藏语说着感激的话。
已经回到深圳的陈加顺似乎颇有心灵感应，豪迈地说：“深圳到察隅几千公里，援藏干部人才带着深圳人‘感恩改革开放，回报全国人民’的情怀去到那里，有幸在这样美丽的土地上奋斗，不正是我们的诗和远方吗？”
2019年6月，深圳市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共9人，又满怀豪情奔赴察隅。选派时，深圳市委、市政府做了慎重考虑，按照缺什么派什么的原则，增加了教育、医疗、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干部和人才。9个被选上的人全为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其中2名博士研究生、2名硕士研究生，是一支年轻有为、能打硬仗的队伍。
他们一到察隅，便在雪山巍峨、怒江咆哮的山岭间奔波忙碌，寻找脱贫攻坚的路子。没多久，他们一个个被晒得皮肤黝黑，脸上露着“高原红”，不熟悉的外人会以为他们是地道的藏族同胞。
高原上的危险无处不在。2020年4月，援藏工作组组长刘珍春带上组员范艳坤等人去竹瓦根镇嘎达村调研，返回时路过益秀拉雪山，突然几声巨响，雪山崩塌，将前后的路都壅塞了。幸而积雪没有直接崩在他们头顶，他们暂时躲过了一劫。然而，前后无路，所处的位置又在海拔4500米以上，寒冷缺氧，若得不到及时救助，还是死路一条。
他们用手机向外面求救后，闻讯的养路工人紧急出发，3个多小时后才到达。工人们汗流浃背地挖开积雪，开出了一条两边都是2米多高雪墙的道路，将刘珍春和组员们解救出来。
援藏工作组就在这种险象环生中，用了几个月时间，走遍了察隅县6个乡镇。全面了解情况，仔细探讨后，他们提出了“123”工作思路。“1”是1个目标，即弘扬深圳精神、建设幸福察隅；“2”是两个原则：一是充分发挥深圳资源优势，二是充分挖掘察隅当地潜力；“3”是3项措施，分别是：以项目援藏完善基础设施，以消费援藏促进产业发展，以组团式援藏提升公共服务。
2020年，援藏工作组确定了8个援藏项目，总投资额1.22亿元，惠及4个乡镇8个自然村，内容包括县城道路修建、医疗设施完善、6个小康村建设、产业帮扶以及竹龙巴易地搬迁等。
不久，一个个惠民利民的援藏项目，在“深圳速度”和“深圳质量”中迅速推进起来：悬崖村58户村民，兴高采烈迁往宜业宜居的竹龙巴；目若村农家旅游驿站工程项目落地后，进展神速，几个月便顺利完工；吉祥小区的市政道路焕然一新，县城形象瞬间提高了不少；投资8000余万元的察隅县人民医院完工，成为闪烁着深圳元素的精品工程……
工作组组员范艳坤与第八批援藏干部陈加顺一样，也来自深圳市政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到察隅担任县住建局副局长，分管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工作，负责援藏工程项目建设。
他像一个冷面的铁将军，严把工程的安全关、质量关、工期关。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保证项目的进展，他常常不顾天气恶劣和身体不适等情况，奔波在边远乡村，细心查看项目。
范艳坤对峡谷悬崖上的山民易地搬迁工程尤为关切。悬崖上居住着察瓦龙和古拉两个乡的部分山民，资源匮乏、地质灾害频发。其中的岗藏村位于怒江西坡的小块平地上，下临万丈深渊，被称为“趴”在峡谷悬崖上的村庄。令岗藏村党支部书记郑迪夙夜难寐的是下雨天，他担心上方泥石流突然淹没村子，也担心村子突然滑向怒江。
援藏工作组争取了易地搬迁项目，动员58户共325名村民搬到察隅镇竹龙巴村。竹龙巴村环境优越、气候温和，适宜发展养殖、种植产业。
范艳坤刚到察隅时，正值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了解到，因为县城隔离酒店床位紧张，项目工人进藏遇到困难。范艳坤多方奔走，在各方的积极沟通和协调下，项目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陆续顺利完成隔离，实现了复工。为了保证工程质量与安全，他还在这一项目中引进“样板引路”制度，对关键部位、薄弱环节的质量层层把关。
范艳坤和工作组其他人一样，还在察隅战斗着。他期待自己未来的日子更加充实，向深圳人民和察隅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雪域高原上春风猎猎，暖意融融。在陈加顺、刘珍春和范艳坤等一批又一批援藏干部人才的汗水浇灌下，察隅县已如期实现脱贫摘帽，正带着深圳的温度，昂首阔步奔向鲜花簇拥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