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了个深圳市
1978年12月，广州的冬日更像春天。阳光暖暖挥洒下来，将满城的街道和楼宇裹上一层金辉。街边香樟的枝叶越发葱碧，似乎能掐出黏稠的绿汁来。木棉呢？虽少了些往日的叶片，枝丫却挺出了异样的精神。
这天，越秀区建设大马路3号的省委大院里，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推掉了别的不紧要事务，安静地坐在办公室批阅文件，只是偶尔转头看看手表。
他很欣慰。半年前，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率赴港澳考察团返回时路过广州，向他和省委建议把宝安和珠海两县改成省直辖市，也就是升格为地级市，便于开展出口加工和对外贸易。
当时，省委和习仲勋没有完全同意这一建议，主要理由是认为县改省直辖市后，不利于发挥惠阳地委的积极性。但省计委副主任张勋甫随后奉省委之命，率工作组到宝安调研，回来后在报告中也郑重提出宝安建市。随后，惠阳地委书记、宝安县委原第一书记李富林也大度地给省委提交了一份《关于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的请示报告》，说“宝安这个地方将要建成为外贸基地，深圳将建为旅游区。为了进一步搞好边防，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经地委常委讨论，我们建议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这个市的建制相当于地区级，即低于地委半级，高于县半级的建制，仍受地委领导”。
李富林的态度，令习仲勋很欣慰。他仔细想了想，觉得很有道理，改变了态度。在10月18日的省委常委会议上，习仲勋主持讨论了关于宝安建市的问题，准备接受建议，将宝安县改市，建立相当于地区级的中等城市，称为宝安市，任命张勋甫兼任宝安市委书记。
但这非省委所能最后决定，还需要中央批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习仲勋将其当成了头等大事，向中央提交报告后，又不断建言，极力推动。没想到，仅仅两个月，这事竟办成了，现在马上要和升格的宝安市主要负责人谈话。
一会儿后，秘书进门通报，省计委副主任张勋甫到了。习仲勋霍地站起来，带着笑意迎出了门。张勋甫一见，有些惶恐，紧走几步上前问好，心里却很纳闷：也不是第一次来，为何这么隆重？
“今天请你来，是要宣布省委一个重要决定。”刚落座，习仲勋也顾不上寒暄，脸色郑重起来。
张勋甫心里一紧，腰不自觉地挺得更直了。
“中央已批准，宝安和珠海两地撤县，升格为地级市。省委决定由你去宝安担任市委书记。”习仲勋脸上溢出了笑意。
不是犯了错误挨批评，张勋甫放下心来，但脸上又浮出了疑云，暗自纳闷：为何选我？习仲勋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笑道：“调查报告是你带人搞出来的，那里的情况你比较熟悉，到任后，一定要把建设新宝安的事情办好。”
张勋甫瞬间明白了。五个月前，习仲勋从宝安调研回来后，心情沉重，也很焦虑，马上召集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开会，研究如何尽快搞好外贸出口，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最迫切的是，在宝安兴办一批出口加工企业，利用那里毗邻香港的优势，搞来料加工。
会上，习仲勋语气低沉，谈了宝安之行的见闻和感想后，说，要争取在三五年内，把宝安、珠海两县建成具有相当水平，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吸引港澳游客的旅游区和新兴的边境城市。谈到宝安的偷渡外流问题，他想起了和那几个偷渡者的对话，声调不由得提高了几分，激动地说：“如果我们不能尽快让老百姓的生活富裕起来，老百姓还会跑。他今天不跑明天跑，明天不跑后天跑，光靠堵是堵不住的。”
习仲勋决定，派一个工作组去宝安和珠海，继续进行更详尽的调研。工作组的领头人，他也想好了，就是省计委副主任张勋甫。
他做过了解。张勋甫抗战时期参加八路军，1941年便在延安的无线电专和行政学院行政系学习，算是难得的知识分子。解放战争时期奔赴东北，担任过区委书记、省委党校支部书记。后来，张勋甫随解放大军南下，从满是大豆高粱的白山黑水千里跃进，横跨黄河长江，转战南海之滨的南粤大地，担任过曲江县副县长、粤中行署税务局局长、佛山地委副书记。可以说，张勋甫也是一个久经考验的老同志。更重要的是，他眼下的职务是省计委负责外贸出口的副主任，工作性质对口。
张勋甫对上级交给的工作从来不打折扣，这次也欣然接受了带队调研的任务。他到宝安沿习仲勋走过的地方又跑了一遍，一身汗，一脚泥，奔忙了许久。回来后，他又连续挑灯夜战，主持写出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习仲勋等人看了报告，又听了张勋甫等人的当面汇报，十分满意，连说辛苦了。这份报告随即被整理成《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的报告》，于1978年10月上报给了国务院。其中一个重要的设想是，把两县建成相当于地级的中等城市，配备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张勋甫没想到的是，因为这段偶然的经历，自己又被习仲勋看中，马上要成为这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的班长了。他挺了挺身子，郑重地说，绝不辜负党的重托和厚望，不论任务怎样艰巨，也要全力以赴，交出一份圆满的答卷。
习仲勋目光炯炯地望着他，满意地笑了，说，为了协调省与市的关系，省委决定由你继续兼任省计委副主任。张勋甫深为习仲勋的缜密而周到的安排而感动，连声道谢。
宝安县委书记方苞被省委拟任为升格后的宝安市委副书记，做张勋甫的副手。习仲勋还交代张勋甫，新年年初，省委将召开一次扩大会议，到时方苞会来，他熟悉情况，你们一起研究，提出一个市委常委和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建议名单。
1979年1月，在暖意融融的省委会议上，张勋甫与方苞再次见面了。两人促膝而谈，很快完成了任务，建议名单呈送到习仲勋的案前。这时，他们也知道，升格后宝安的革委会主任（市长）是惠阳地区主管财贸的副专员贾华。
贾华也算是与张勋甫和方苞都打过不少交道的老熟人。他是东江纵队的老兵，参军第一天便当上了机枪手，屡立战功，后来因心思缜密，被从战斗部队调到税站，做了纵队的军需官。1946年东江纵队北撤，他也跟随而去，又负责两广纵队的军需。两广纵队与别的解放大军南下广东后，他奉命转业，先是担任银行副行长、行长，后来又先后出任佛山地区财办主任和惠阳地区主管财贸的副专员。
1月23日，省委发出宝安建市的通知，任命了市委和市革委的领导班子，先在内部执行，等国务院正式批准后再对外公布。
这时，升格后的市名是叫宝安还是深圳，尚未最后确定。张勋甫到宝安后，主持市委第一次常委会，重要议题之一便是确定名称。几个常委纷纷发言，说着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会场讨论热烈，观点也相反。有人主张沿用宝安的名称，理由是这一称呼历史悠久，距今已有1600多年。东晋咸和六年，即公元331年，宝安开始建县，取名为“宝安”，隶属东官郡，郡治和县治都设在南头。后来虽一度更名为新安，但1914年又恢复了宝安之名，一直用到现在。这一名称，既是眼下的用名，大家都习惯了，又承继了传统。
有人则说，还是用深圳之名好。他们引经据典说，深圳原是一条河之名，历史也不算短，至少也有300年了。清朝康熙年间编修的《新安县志·地理志》便记载：“惠民桥，在深圳。”这条叫“深圳”的河流，“河沟深浚，凡遇雨潦潮涨，往来维艰，更有不知深浅者，动遭淹溺”。香港被以深圳河为界划了出去后，北岸逐渐聚集了密集的人口，集市贸易也日渐发达，形成了墟市，当地人便以河为名，将此处称为“深圳墟”，随后便有了深圳镇。
方苞是主张用深圳之名的，早在1978年11月25日，宝安县革委会上报惠阳地区革委会和广东省革委会的报告中，便陈述说，“我们认为必须把全县所辖范围改为市，名称叫深圳市为好，因为深圳口岸全世界闻名，而宝安则很少人知道”。
在常委会上，方苞等人又重新陈述了这条理由，还补充了两点，加起来有了三条：一是因为深圳为进出香港的口岸，在世界上比宝安的知名度高，即便不知道宝安，也知道有个深圳；二是外国人若知道深圳，便知道这里紧靠香港，是罗湖口岸所在；三是深圳有深水的意思，在粤文化中有好意头，广东人和香港同胞都认为是一块风水宝地。
常委们一听，多数微笑点头。
张勋甫是山东莱芜人，对用哪一个名称并没有倾向性。看到多数人同意用深圳，且十分在理，便放下手中茶杯，拍板定音，说，那就用“深圳”！不久，这一名称被上报到省里和中央。1979年3月，国务院予以批准，正式向全国公布，规定深圳市受惠阳地区和广东省委双重领导。令张勋甫等人格外兴奋的是，国务院还决定三年内拨给1.5亿元启动基金，帮助深圳建立出口商品基地、旅游区和新兴边境城市。
一个全新的城市，仿佛一个落地的婴儿，青青涩涩出现在中国的版图上。第一次常委会的与会者都没有想到，上位取代宝安的深圳，在不久的将来，会在一缕缕春风吹拂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像一颗闪闪升腾、光芒四射的巨星，成为与北京、上海、广州比肩的特大城市。
也是在第一次常委会上，张勋甫、方苞和其他常委慎重讨论了另外两件关乎深圳建市的大事。
一是行政区划的问题。他们各抒己见后，决定在深圳市下设区，二线边防线内为深圳市城区，二线外设松岗、龙华、布吉、龙岗和葵涌等五个区。不过，后来特区内又增设了一个盐田区，以加强对盐田港和大小梅沙旅游区的领导。
一是确定深圳市委、革委会（市政府）在何处办公。原来的宝安县政府狭窄拥挤，已不适合做新的市委机关，只能暂时用作办公地点。大家热烈讨论后，得出了一个原则性意见：市委、市政府的办公区，应该设在城市中心地带。因为有了这一基调，后来张勋甫、贾华和常委们在一处荔枝园旁发现了合适的地址，建起了深圳市委、市政府的办公大楼。
深圳虽已改换了名号，地位也陡然升格，但其实仍然只是一个小镇。方苞在宝安待了多年，早已熟知这些。张勋甫和贾华长期待在广州和惠州，虽也来过宝安，但多半是走马观花。这回到深圳工作，在大街小巷转了两圈，还是有些吃惊。
这时，宝安虽已撤县建市，但又爆发了一次令人震撼的逃港高潮，成千上万的人蜂拥奔至边境线，千方百计逃往香港。宝安人心涣散，大片农田荒芜，池塘活蹦乱跳的鲜活鱼虾也无人捕捞，许多村子一片萧条，像刚过了一次兵灾。
几个月前，也就是撤县之前的1978年6月，宝安县委在方苞带领下，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组织路线、经济工作做全面拨乱反正。1978年12月13日，按照上级的要求，县委还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整风，所有县委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关部委办局主要负责人、公社党委书记和部分大队党支部书记出席了会议。会上，方苞面容诚恳，作了请求大家帮助县委整风的动员报告。
与会各单位也不客套，对“文革”以来县委的各种问题进行揭发和反思。他们强烈建议，县委对“文革”中的假材料和一切污蔑不实之词要迅速予以澄清；对平反冤假错案的落实政策的力度要加大，彻底解除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压力。他们还讨论了宝安存在的种种问题：工农业生产面貌长期改变不大，全县机关机构庞大、人浮于事，政治运动密集，市场供应紧张，干部群众思想动荡，偷渡形势严峻……特别还针对县委领导的思想作风问题，提出了许多诚恳的批评意见。
方苞和县委其他领导人的脸上都有些发热，有些问题也并非他们这一届存在，还是以前的负责人任上就有的，但每个人都认真听着。
会议第二阶段，县委领导都检查了自己在“文革”中的错误，方苞还代表县委作大会发言，真诚地说，一定接受批评和帮助，决心从思想上、作风上来一个大转变。接着，与会代表分组讨论、评议了方苞的总结报告。大家畅所欲言，强烈要求县委拿出魄力，领导广大干部群众大干快干，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激励和安定人心。
这次县委主持的整风，恢复了过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较好解决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遗毒，干部们心情都格外舒畅，思想上得到了久违的统一。宝安又撤县建市，前途一片光明。然而，普通群众暂时还没有感受到现实的好处，又像沙尘暴席卷而起，出现了逃港风波。
张勋甫和贾华很是焦虑，一种神圣的历史使命感再度涌上心头，决心一定要开拓出一条新路子来。1979年2月，深圳市委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在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同时，要求大家解放思想，破除僵化观念，认识自身的优势，一心一意地发展生产力。
会后，张勋甫和贾华等市委常委带头深入基层，一村一村，一家一家走访，了解老百姓的迫切要求，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措施。
针对深圳与香港两地收入差距大，老百姓心中很失落的情况，他们按照既定设想，打破常规，实行“富民政策”，譬如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方，鼓励集体办养鸡场、养鸭场，发展农村商品基地，开放边境小额贸易，发展“三来一补”。多项政策实施下来，逃港潮渐渐平息下来。
习仲勋听了前来广州的张勋甫的汇报，很是高兴，叮嘱说，深圳将来不仅要建成外贸出口基地，还要大力吸引外资，全面发展，尽快建成一座现代化城市。
为了落实省委的指示，尽快把老百姓的生活搞上去，张勋甫和贾华、方苞等人向省委提出搞一个“先富区”，将边境地区13个社、镇开辟为“先富区”，占全市社、镇总数的47.8%，面积是327平方千米。不久，上级确定的“深圳经济特区”，基本也是这个范围。
深圳建市后，外商和香港同胞十分兴奋，纷纷前来寻找机会，却没地方住。镇上才两万多人口，以前住宿的外地客人不多，只开办了侨社和深圳旅店两家旅馆，还有几家档次低的招待所。加起来，也才400来个床位。外商和香港同胞找不到令他们满意的酒店，只好在深圳戏院门口席地而坐，等待天亮，饱尝了餐风饮露之苦。
刚刚建市，百业待兴。深圳不仅旅馆少，道路基础也很差，电力不足，通信很落后，城区甚至连公共汽车都没有，几乎是一张白纸。而市财政账上仅有区区几百万元，处处要用钱，捉襟见肘。一市之长贾华抓破了头皮，却从未叫苦，全身心投入城市建设。他首先解决行路难、住宿难、用水难和通信难等民生基本问题。他还亲自兼任“引进办”主任，利用外资先后建设了55条二级公路，还建了自来水厂、高压电网、电信大楼。
有了“外引”，还需要“内联”。张勋甫和贾华、方苞都主张引进内地资金和人才，但遭到了一些人的极力反对。反对者说，“内联”会导致走私漏税，界限不清，造成混乱。张勋甫和贾华因而遭受了猛烈抨击，头上蓦地多了“偷渡风”“单干风”“复辟风”三顶沉甸甸的帽子。“偷渡风”，指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偷渡”问题，富民政策被说成“单干”，开发房地产则被认为是“出卖国土”，搞复辟。“莫须有”的罪名外，各种嘲骂也接踵而来。
张勋甫和贾华像梧桐山顶迎风的劲松，岿然而立。时代的大潮也滚滚而来，不仅将他们头上的“帽子”荡涤得干干净净，深圳也即将迎来新的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