挡不住的诱惑
1957年6月至9月，对县委第一书记王志而言，可谓是一段焦头烂额的日子。桌上的电话铃急促一响，他心里便猛地“咯噔”一下：又有人外逃了？
宝安的合作化进入高级社阶段，许多社已与后来的人民公社的规模、性质差不多，但后期弊端显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受影响，粮食产量下降，一些人开始没饭吃了。一河之隔的香港却发展不错，宝安80%的户数与香港有着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他们对比两地，很有些羡慕。日趋激烈的反右运动，也使一些退社挨批的人渐生不满，眼睛瞟向了近在咫尺的香港。
他们开始酝酿逃奔过去。福田乡一个青年对人嘀咕：“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现在不走，等到何时呢？”于是，一批人以打工、探亲等名义过深圳河，去了香港。
王志起初尚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向省委呈递报告，说：“目前国内尚不能完全消灭灾荒和失业，我们既然不能包起来，去香港打工这条路就不应该堵死。”省委随即决定大胆制定放宽群众出境赴港的政策。
政策一出台，因保密措施不严，仅仅三两天工夫，各地群众便成群结队奔临宝安，随后跑往香港。宝安境内的群众借地利之便，跑得更多。福田上沙农业社第一生产队，15个男人跑了13个。几天后，剩下的两个也找机会逃了，村里只剩下了孤零零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一连两个多月，宝安共逃跑6037人，成功逃出者4915人。
港英当局一时接收不了这么多人，通过英国政府向北京中央政府发出“照会”。中央很震惊，命令宝安县委“从速反映情况”。
王志一面检讨，收回了放宽政策，一面紧急动员全党，坚决反偷渡。他亲自带领边防部队的负责干部，深入偷渡严重的观澜、深圳、布吉、福田等地，协助区乡干部开展以生产为中心的反偷渡斗争。白天黑夜忙碌了许久，第一次逃港高潮渐渐平息下来。
从1959年开始，全国连续几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轰轰烈烈的“大跃进”也导致粮食减产，群众生活水平下降，一些地方又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与宝安毗邻的香港则像一块雕琢中的璞玉，开始了大建设，急需大批劳动力。偷渡过去多少人，那边便收多少人，还发给身份证，偷渡者成了名正言顺的居民。内地人一旦偷渡成功，马上便有薪水不菲的饭碗。他们赚100元港币，可换400元人民币，稍稍节省点，能寄300元回来，寒碜的家庭生活瞬间便改善了。于是，又有人开始外逃。
1962年3月，广东各地开始出现有的人家无米下锅的情况。4月26日，正忙着赈灾的县委第一书记李富林忽然得到急报：大批群众逃往边境线。他带着几个人匆匆赶去一瞧，由东至西的公路上，外逃群众扶老携幼，像黑压压的蚁群在蠕动。其中，有宝安人，也有外地人。他大吃一惊，火速向地委、省委报告，请求支援。
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也异常震惊，忙派第二书记赶往宝安，坐镇指挥。他到现场了解情况后，马上从省、市（区）、县抽调工作组赶赴宝安，要求他们在宝安县委统一领导下，坚决堵截，强制收容。
从5月22日至7月8日，宝安县委和各地工作组忙忙碌碌，共遣送了51395名外流人员回乡。但已有约6万人成功逃往香港，其中宝安一县便达31567人。这场逃港风潮被境外利用，带来了政治上极不利的影响。一些村子满目萧疏，已无青壮年，生产无人管，又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李富林看着一组组数据，进村时又看到异常萧条的景象，内心很是吃惊，脊背一阵发凉。他从1959年7月出任宝安县委第一书记开始，便不断遇到群众偷渡外流的事情，但前面几年，至多也就是两千人，眼下这种几万人规模的“大兵团”外流，还是头一回遇见。
他对群众偷渡香港的原因有所了解。曾有三件小事令他啼笑皆非。
鹿咀有一个生产队，以前按祖辈的规矩，允许个人捕捞鲍鱼。抓了鲍鱼，能卖个几十元，大家有了这笔收入，日子还过得去。后来队里“吃大锅饭”，不准个人抓鲍鱼，还拉平分配，农民辛辛苦苦劳动一天，只有8分钱的工分。社员们觉得很憋屈，一个晚上，趁着月黑风高，都跑去了深圳河对岸。
南澳对面是香港的平洲岛，两边一直互相通婚。那天，一个平洲岛的女子与南澳的小伙结婚，女方家带来了丰厚的嫁妆，还杀了一头猪，准备办喜事。谁知公安支队突然闯了进来，以走私为由，将嫁妆和猪没收了。全村议论纷纷，脸上溢满激愤，说着公安的不是。小伙一家趁着队里干部没注意，偷偷跑去了平洲岛，不再回来。
皇岗附近的赤尾村与香港近在咫尺。村里的群众很久没有吃肉了，馋得很。大家托人设法从香港那边买来了十几斤肉，不敢把肉拿进村里，就在堤坝上架锅煮肉。闻着久违的肉香，大家兴高采烈，准备饱餐一顿。不承想，闻肉香而来的治保主任出现了，黑着脸说村民走私猪肉，是吃“资本主义的肉”。他唾沫横飞，训斥大家一顿后，将肉和锅子都端走了。村民们个个灰头土脸，但心里都在骂娘。有了偷渡的机会，他们肯定奋不顾身了。
李富林心想，群众偷渡逃港，纵然有多种原因，但我们的边境政策太“左”，肯定是重要的一条。
然而，他的看法没被接受。三万人集体逃港后，国内舆论界一齐发声，将这场风潮定性为“美蒋特务策反边民大逃亡”。广东省公安厅负责人和宝安县委第一书记李富林都挨了批评。他们违心检讨后，特意邀请了《人民日报》军事记者连云山来宝安调研，了解真实情况。
这年秋天，连云山沿大鹏湾到蛇口一带走访。沿途一百多个村庄，几乎村村都跑光了，留下来的全是村干部和跑不动的老人。为了调查逃港者的真实状况，连云山还带上宝安县颁发的“耕作证”，从耕作口进入香港，在九龙半岛和新界寻寻觅觅，考察了几天。
回到宝安后，他心情格外沉重，顾不上连日奔波的疲乏，就着暗淡灯光一口气写了4篇内参报告。第一篇是谈香港富裕的情况。第二篇说大逃港的深层原因。在第三篇中，他冒着天大的干系，谈了自己的一个大胆设想：要从根本上杜绝再次发生边境逃亡，可以从沙头角到蛇口，包括深圳纵深100里的地带，设立与内地完全不同的特殊政策区，或叫边境特区。让这里退回初级社和互助组的水平，甚至单干也行，同时允许自由贸易，免税，废除一切票证，不搞统购统销。第四篇紧跟第三篇而出，他说，如果不按设想去做，这一带局面可能如何发展，文中列出了充分的理由及根据。
连云山带着这厚实的内参告别宝安，回到北京。内参很快被郑重呈送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手中，邓小平又送转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参阅。碍于当时的形势，再没了下文。
连云山的预测没有错。从1963年开始，到1976年“文革”结束，宝安上万人规模的偷渡暂时中止，但成百上千的偷渡一直没有停歇过，逃过去人数最少的1966年，也有187人。偷渡问题似乎成了摆脱不了的顽疾。
1973年，梧桐山边曾是“反偷渡的红旗村”的西坑村，多数青壮年包括反外逃的积极分子、民兵和干部，竟也一夜之间都消失了，逃去了香港。村里一个8岁的男孩，成为留下来的“男人”里年纪最大的。年底统计，宝安一年有4311人出逃，成功跑到对岸者为2702人。非常时刻，广东省委任命惠阳地委副书记方苞兼任宝安县委书记，要求尽快到任。
这天，方苞被惠阳地委书记叫到办公室。进门前，他以为书记会说些祝贺的话，没想到进了门，书记的脸色一直很严肃，递过一杯热茶，说，宝安非法越境外流问题长期解决不了，近几年还逐年上升。你长期搞公安工作，又在宝安搞过“四清”，还代理过县委书记，比较熟悉边境情况，省委才决定让你去宝安兼任县委书记。顿了顿，他又语重心长地说，你去了宝安后，要把生产搞上去，把偷渡降下来。
方苞感觉肩上的压力又添加了几分，但畏难不是他的个性，身子不自觉一挺，郑重地说，争取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他上任后，一边开展“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一边埋头发展农业生产。第一年，全县粮食平均每亩增产50多公斤，集体分配从上年120多元上升到145元。群众的生活有一定改善，偷渡人数缓缓降了下来。
方苞还没来得及松口气，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后，偷渡又渐渐开始升温。1979年，更像搭坐了直升机，达到了新的高潮。
1979年元旦前后，几千名基层干部和农民借政策的松动，喜气洋洋开船到香港探亲，结果“黄鹤一去不复返”，留在了那边。一时间，许多人羡慕不已，暗暗等待自己行动的时机。5月6日，一个“开放深圳边防禁区，允许老百姓自由进出香港”的谣言，像疾风卷落叶，忽然传了开来。田间地头、房前屋后，人人面有喜色，奔走相告。边境线很快便聚集了两万多人，随时都会像汹涌的洪水一样穿堤而去。
已是深圳市委副书记的方苞闻报，心急如焚，和其他负责人紧急碰头后，出动全市的党政军警，赶到边境线宣传、劝阻、拦截、清查。忙了一整天，总算挡住了绝大多数人，仅有几百人逃出。但被挡住的群众不死心，一二十人一股，长年不断，千方百计向对岸逃奔而去。年底一统计，宝安县参与外逃行动者84965人，成功者达31969人。
想起当年上级当面交代的任务，方苞有些懊恼，一个人闷坐房中，陷入了久久的沉思中。老百姓何以不顾性命危险，想方设法，百折不挠地外逃？方苞让人找来了深圳河两岸农村十年发展变化的资料，做了仔细对比，终于解开了谜团。
他先比较了两个具体的村庄，很是吃惊。罗芳村是宝安境内收入算高的村，别的村平素说起它来，眼里满是羡慕，1966年人均收入100多元，1978年人均收入1276元。但与对岸的新界农民相比，则算是小巫见大巫了。新界农民1966年人均收入约1400港元（约折合人民币448元），相当于罗芳村同期的4倍多；1978年人均收入约13000港元（约折合人民币4300元），相当于罗芳村同期的3倍多。
巧合的是，新界也有一个罗芳村，村民都是从宝安罗芳村陆陆续续逃过去的。他们难忘故土，仍然将自己居住之地叫罗芳村。逃过了一条河，收入便有了天壤之别。
浏览一组组数据，方苞异常痛心。宝安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1950年至1965年，粮食产量平均每年增长5.1%；但1967年至1978年，粮食产量平均每年只增长1.4%，全县有447个生产队吃保护线口粮。全县1966年农民人均收入108元，1978年提高到134元，年均增长2%，但新界农民的人均收入同期年均增长为80%。全县渔蚝民的生活也很困难，渔蚝产品从1963年提价30%以后，便像坚硬的石头，再也没有提升过，生产资料价格却成倍猛涨，许多家庭入不敷出。
方苞和县委一班人找到了偷渡成为顽疾的原因：香港没有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而是心无旁骛，抓住了国际经济升级换代、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经济快速增长。而境内经济则几乎停滞，境内外老百姓的生活差距日益扩大，于是，发出了“人往高处走”的心声。
这已不是他能解决的问题了。方苞望着窗外的蓝天，深深叹了口气。
他的研究，其实只能算是后来者。两年前的1977年11月，刚复出不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听取了广东偷渡问题的汇报，便朗声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生产生活搞好了，就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他掏出一根烟来，连抽了几口，望着一圈圈升腾的烟雾，沉吟起来。或许，邓小平又想起了多年前连云山那份沉甸甸的内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