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时代的原因

当然，把统一王国分裂为南北朝的责任，仅仅归结于所罗门老年时的愚蠢，这既不客观，也不公正。事实上，正如历史学家们所指出的那样，由于所罗门执政后期形成的奢侈之风弥漫，因经济发展而催生的贵族阶层开始主张权力，“丛林法则”在这个表面看似繁荣的社会中悄悄地发挥着威力。一直感到备受冷落的北方部族的长老和祭司们，因为统一王国的三代君主都出自南方，担心北方边缘化的政治情感逐步强烈起来。不仅大卫和所罗门两位国王出自犹大部族，中央政治、宗教和军事领域中的骨干队伍也大部分出自这个部族，更让他们忧虑的是。另外，似乎耶和华上帝也特别关照犹大部族，这个部族的人口增长远远快于其他部族。一种因政治倾斜而反南方的地方主义情绪悄无声息地迅速聚积。所以，当变态而疯狂的罗波安第一次表露违背民意的政治观点时，已经在伟人的阴影中生活得太久的北方首领们，立刻像重力下的弹簧般强力地跳了起来，迅捷而轻易地宣布了叛变和独立。

或许正是这种轻易的叛变种下了祸根，或许是因为临时利益的联盟经不住时间的考验，或许是远离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再也找不到精神的归宿，或许真的是耶和华上帝的安排，独立后的北方部族虽然将以色列的国名扛了过去，虽然因耶罗波安是立国之主维持了一段平静的统治，但在此以后以色列国却始终动荡不安：从其分立的公元前930年开始至其被亚述帝国灭国的公元前722年，历时208年，经历了9个不同家族的9次改朝换代，前后共有19位国王登基和下台。北方以色列国的首都也从示剑迁到了撒玛利亚。

与此同时，南方的犹大国虽然一直是大卫的后代在掌握权柄，但也历经磨难，陷入了权力争斗和宗教纷争的旋涡之中。它虽然因为部族的单纯避免了门派恶斗，似乎因为没有地方主义而更为团结，但也许是分裂大伤了元气，也许是祖宗的光环实在太耀眼，也许是人气和力量还凝聚得不够，再也没有出现过超级英雄式的强力君主，没能恢复祖宗的伟业，没能统一国家。尽管犹大国比北方以色列国的寿命长了136年，但最终还是因其力量的弱小于公元前586年被强大的巴比伦帝国灭国。

实际上，先知的出现也与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有直接的关系。自从大卫建立了统一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制度，宗教事务便成为国家管理体制。这当然强化了犹太教的地位和普及度，但也随之带来了官僚化的副产品。不论是全国的祭司，还是各部族的祭司，甚至地方祭祀所的小祭司，他们一方面成为专业化的神职人员，对维护宗教的正统性和神圣化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又因为职业所需，强调与国家当权者保持观念和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因此对来自大众的要求往往不太重视，对民间的疾苦一般不太关心。这样，如果在英明的国王执政时期，倒也不会出现大的问题和危机。而到了王国分裂、政治腐败和道德沦丧的时期，宗教机构与民众的现实需要的冲突就会强烈地爆发出来。而代表人民呼声的代言人的产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

其实，历史记载和最近的考古成果证明，早从扫罗时期开始，就已经活跃着一些神秘的宗教民间团体。他们在各地的丘坛集会，潜心学习摩西律法，讨论犹太教义与各种社会问题，培养高尚的道德和纯洁的宗教情感，是一群坚定的犹太教信仰者。这种因精神需求而走到一起的志同道合者，是从草根而来又回到草根中去的耶和华上帝的忠实信徒，也成为对社会底层大众普及犹太教义的最活跃的力量。在犹太人南北分裂的苦难时期，从这些民间宗教团体中涌现了一些杰出的代表。由于他们往往都有异乎寻常的神谕启示事件，经常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来预言未来可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都是以上帝的代言人身份自居，无论布道演讲还是写文章，一般开头总会以“我主如是说”作为引语，因此，人们称他们为拉比，希腊语译为“先知”，其含义都是“代表上帝说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