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的大流散

两次犹太战争对犹太人的打击是毁灭性的：第一次犹太战争焚毁了第二圣殿，使犹太人丧失了精神家园；第二次犹太战争将他们赶出了故土，使犹太人丧失了土地家园。这种对精神根源和物质基础的双重摧残，在世界历史上十分罕见，即使是苦难深重的犹太人，也是史无前例地第一次面对。现在，我们已很难想象当时犹太人的悲惨景象：在国破家亡的断壁残垣中，还未来得及掩埋同胞们的遍地尸骨，就必须在罗马军士的刀剑寒光中出走，无助的身影慢慢消失在狼烟野火的背景里……

据后来的历史学家统计，两次犹太战争前，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大约有300余万。经过罗马帝国的这两次以战争名义的残酷屠杀，生存下来的犹太人已不足150万。由此可见，这两次犹太战争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种族灭绝之战。而更加残忍的是，幸存的犹太人又将立刻面对不知前程的流浪。

实际上，这也是犹太人连续700年来的第三次民族大流散。但与公元前586年第一次巴比伦之囚和公元前332年第二次亚历山大强制移民根本不同的是，前两次是部分的客居，身前有明确的目的地，身后有稳定的故土同胞；而这一次则是全民的流浪，身前是迷茫的前程，身后是绝望的空白。前所未有的漂泊感，加上刚刚经历的腥风血雨，对因圣殿被毁而掏空了内心的犹太人更是雪上加霜。由于现实的灾难是如此巨大和紧迫，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次的强制流浪甚至像是一次胜利大逃亡。逃出罗马人的魔爪成为流浪人群的首要目标，因此，不属于罗马帝国的巴比伦和阿拉伯地区成为主要的流散之地。其余的流浪人群有部分投亲靠友到了埃及，还有的继续往西，流散到地中海沿岸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最远的甚至到达了西班牙。就这样，犹太人全民告别了他们已经居住了1300多年的巴勒斯坦，开始了1800年的完全无主权民族的大流散的历史。

不过，学术界对犹太民族大流散的起始时间，从来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而对大流散的结束，都以1948年的以色列国建国的时间为界。如果以第一次的公元前586年起算，的确显得理由不足，毕竟巴比伦之囚的人数远未达到整个民族人口的多数。但对于公元前332年开始的希腊王朝的大移民，这就很有争议了，因为首批移居埃及的犹太人就超过了100万，加上到其他新建的城市的移民数量，特别是安条克四世灭教期间又主动逃难的大批犹太人，其移民总人数超过巴勒斯坦本土人数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这至少能称为社会学意义上的民族大流散。而在罗马帝国时期的第三次大流散，则已经远远超出了“流散”的语义范围，是绝对的全民族的被放逐和被驱除。所以，如果以大流散的本义计算，犹太人大流散的历史至少已经超过了两千年。

当然，即使是第三次被罗马帝国全民驱赶，仍有一部分犹太人坚定地留在了巴勒斯坦。这部分人虽然人数不多，仅占后来移民到巴勒斯坦的外族人的十分之一。但他们是坚定不移的上帝的信徒，由于罗马帝国禁止犹太人进入耶路撒冷，他们中的许多人居住到了偏僻的乡村，冒着违令杀头的危险，隐秘地过着犹太教规范的宗教生活，并在每年圣殿被毁的纪念日期间，通过贿赂守城士兵，偷偷地倚靠在圣殿残余的墙垣上，哀伤地求告上帝和哭诉民族与家庭的悲苦命运。

最令人敬佩的是一批法利赛人，他们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仍把自己的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一心感念着上帝赋予他们的职责，想方设法留在巴勒斯坦。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约哈兰·撒该和迦玛列及他们的一批杰出门生。因为圣殿已不复存在，长期以来实际领导犹太人的犹太教公会也遭解散，这种信仰活动中心的失落与民族团结纽带的断裂，甚至比失去亲人更令这些拉比们痛心和悲哀。当务之急无疑是重建犹太人的宗教信心。公元70年第一次起义失败后，为了避开罗马人严厉的政治管制，约哈兰和迦玛列带领这一批犹太教的珍贵火种定居到了地中海东岸的亚布内小城，将闻名于世的贾布奈学院迁到这里，重新组织成立了犹太教公会，形成了巴勒斯坦犹太人的第一个新的宗教研究活动中心和新的领导联系机构。就这样，在民族特大苦难的催生下，伟大的约哈兰等人也同时开启了拉比犹太教的历史大幕，将犹太教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作为流散民族的第一代犹太教拉比，约哈兰和迦玛列在历史非常时期的贡献是巨大的。首先，为了让流散各地的犹太人拥有坚定不移的信仰中心，在公元90年，他们以犹太教公会的名义召开了专门会议，将犹太人诵读多年的《希伯来圣经》进行了严格审订，将其明确地划分为成文托拉（即《摩西五经》）、历史与先知书和圣作三大部分，将原有的《犹滴传》等7部人工创作明显而神启不足的著作从集典中撤下来，形成了与我们现在看到的《旧约·圣经》39卷合编本的定型版本。不过，当时许多书卷是合集的。《希伯来圣经》由此正式形成了，他们明确指出《希伯来圣经》是上帝之道，是上帝的启示记录，是固定的正典圣经，不容怀疑，更不许修改和增补。其次，为了使流散中的犹太人成为一个整体，必须有统一的纪年制度和日历。为此，他们创建了以犹太教重大节日为中心的犹太历法。他们将上古时期口传的太阴历法和“巴比伦之囚”时期文士学者的研究成果，混编成一套独特的阴阳合历的犹太历法，即月份按月亮计算，年份按太阳计算，每19年加入7个闰年。同时规定了宗教历正月为尼散月（即公历3—4月，以逾越节为宗教历新年），让统一的宗教日程成为民族联结的纽带。最后，亚布内犹太教公会还于公元90年重新颁布了教育律法，不但重申了每个犹太社区公益办学校的规定，更是将全体犹太人后代均纳入义务教育的范围，并降低了入学年龄，规定凡6岁以上以色列儿童必须进入犹太学校学经诵典及接受其他教育。毫无疑问，亚布内拉比团队为流散中的犹太人提供了急需的精神救援，不但及时地保持和促进了民族的团结，同时也将毁灭转化为重生，使犹太教的正规化和现代化具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从此以后，约哈兰领导贾布奈学院所开创的拉比犹太教模式，成为犹太教历史发展的传统。公元135年第二次犹太起义失败后，罗马帝国立即封禁了贾布奈学院和犹太教公会，但随即新一代拉比们又将其迁移到巴勒斯坦北部的加利利地区，由于罗马帝国其后陷入了没完没了的将军政治的混乱之中，各行省首脑成为皇权争夺的主要力量，哈德良的政令已被罗马中央政权遗忘。巴勒斯坦的罗马人管制也松弛了许多，特别是原来犹太人较少的加利利北部地区，这时便成为巴勒斯坦犹太人的聚居地。一批拉比精英们因此在贝奈贝拉和乌沙建立了新的基地和活动中心，被称为巴勒斯坦加利利学派。其组织结构也都基本与约哈兰开创的模式相同，即成立拉比学院，建立犹太教公会，由最富名望的拉比担任这两个组织的首领，以此为中心辐射联络各流散地的犹太人社区，向各犹太人社区培训和派遣犹太教会堂拉比及社区学校的教师，指导和裁判各犹太社区的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就这样，以拉比为中心的犹太教就在犹太人悲苦的流散年代中发展起来，成为最适合流散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宗教形式，这种与苦难生活紧密结合的伟大宗教，很自然地受到了流散中的犹太人的拥戴与欢迎，也为他们艰难的流散生活带来了抚慰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