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情的希腊化

宽容的波斯帝国的突然灭亡和陌生的希腊帝国的不期而至，这种宗主国的改变，起初一定让犹太人惴惴不安。这是他们遭遇的历史上的第三个宗主国，而且来自遥远的爱琴海边，显得格外陌生与神秘。然而，不久以后，他们发现这些高大的西方人，并没有做出什么原本在他们预料之中的罪恶行径。这些陌生人虽然骄傲自大，但也彬彬有礼，显示出迥然不同却有趣的风情与面貌。作为波斯帝国的继任者，他们也同时继承了前朝帝国的宽厚仁和的属地管理政策，让犹太人在重归安全的同时也有了几分新奇的好感。这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历史学家们认为，亚历山大和其后的托勒密王朝之所以厚待犹太人，是因为犹太人没有参与抵抗马其顿帝国的战争，同时为了传播希腊文明而实行民族宽容政策。犹太人的希腊化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也许是亚历山大为了建立他梦想中的理想国，刚一占领广袤的东方大地，他便开始在各地修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型城市。这项伟大的工程充分显露了希腊文明的城市文化特征，他要求这些城市必须按希腊城市设计，整齐地划定各个街区，一律修建带柱廊的市政大厅，每个城市均建有圆形剧场和奥林匹克体育场及图书馆，这些模范城市都应当居住着世界的各个民族。这些民族和希腊族裔都有参政的权利，可以在市政厅的领导下选出自己的民族代表进入人民议会，享受希腊城邦式的民主管理过程。犹太人一成为厚待民族，便被大量地从巴勒斯坦移居到了这些模范城市之中，仅在埃及就有上百万。在最著名的埃及亚历山大城，五个行政区中便有两个大区是犹太人的聚居区，这两个大区的人口占全市人口的一半左右。

崭新的城市风采，全新的政治制度，特别是充满了愉悦色彩的体育和戏剧，以及闪耀智慧之光的思辨哲学，就像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风，首先把移居到这些模范之城的犹太人长期沉闷的心境打开了。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本来就对亚历山大大帝怀有英雄主义的情结，对这个闻所未闻的全新文明更是感到好奇和亲近，很快便将学习希腊的哲学、体育和戏剧作为时尚来追求。有的犹太青年为了能够到希腊式的公共澡堂洗澡，甚至不惜以外科手术来遮掩犹太人特有的割礼标记。更别说赛马场和运动场上的游戏与比赛、剧院里令人目不暇接的奇妙演出这些特别符合年轻人天性的愉快活动。加之犹太人原本使用的官方语言是波斯帝国的“普通话”——阿拉米语（也称为亚兰语），也不是本民族语言，因此学习希腊语和穿希腊服装渐渐流行起来。就这样，在经过了短暂的情感拒绝和理智怀疑后，巴勒斯坦内外的犹太人已经对希腊文化敞开了胸怀。对此，罗伯特·M.赛尔兹指出：如果我们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把希腊化定义为当时复杂的思想水平、社会环境和心理压力的适应性调整，那么，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起，大部分犹太人都希腊化了。

与此同时，犹太人的独特文化也强烈地吸引着希腊人的好奇心。据说希腊当时最著名的学者名流都以到亚历山大城学习和交流为荣，其中，著名的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都到过亚历山大城，并研修过犹太教义和波斯文化。首先是只信奉唯一神的犹太教让希腊人感到新鲜，而这个没有具体人格和具体形象的上帝，到底怎样施展其全能能力，也让希腊人觉得神秘而奇特。但最令他们激动的是犹太教会堂的活动，犹太人的这种与全世界各种宗教祭祀场所都不同的地方，既没有偶像的崇拜仪式，又没有牺牲祭祀，看起来更像是哲学课堂，会众们围坐在文士的周围，听经讲道，热烈讨论。以至于每当有著名文士讲经的日子，希腊人都会排着长队蜂拥而至，就像排队听他们自己著名的哲学家演讲一样，挤满了犹太教会堂。有些希腊人甚至为此不惜遵从犹太律法，专门施行了割礼加入犹太教会之中。

令人吃惊的是，在巴勒斯坦本土的犹太人的希腊化，竟然是从最为保守的祭司集团开始的。很难说是希腊文化的脉脉温情打动了这群侍奉上帝的严肃群体，还是各种游戏和体育的趣味性改变了这群外表冷漠的人的看法，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作为以色列实际统治阶级的政治作秀。由于他们在巴勒斯坦的统治权来源于希腊殖民者，他们是把希腊文化当作了殖民者的主流意识形态，以这种文化接受者的良好姿态，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以求得托勒密王朝更彻底的信任和更长久的支持。为此，耶路撒冷的祭司集团在不违背摩西律法原则的前提下，公开在巴勒斯坦向犹太人推销希腊文化，不但赞同会众学讲希腊语，他们自己和亲属也带头学讲与书写希腊语，并认可体育活动是有益身心的运动。

在这种良性的双向交流之中，犹太教出现了令人关注的发展动向。首先，在被历史学家普遍赞誉的托勒密二世的倡导下，由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底米丢主持，由犹太大祭司以利沙组织，从以色列12支派中各选出6位精通2种文字的译经长老，以当时流行的《希伯来圣经》版本作为蓝本，在亚历山大城的法鲁斯岛进行了专门的翻译工作，第一次将《希伯来圣经》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这部《旧约·圣经》的译本就是著名的“七十子译本”。它成为全世界了解犹太教的第一个最直接的窗口，由此传递的犹太文明对西方文明的贡献无法评估。其次，犹太教正经中的最后四卷著作得以写作与编订完成，《次经》的大部分篇目进入创作与编订的高峰时期。虽然，《箴言》《传道书》《雅歌》和《但以理书》在波斯时期就已有部分写作和编订，但直到希腊殖民时代的前期，才得以重写和完成。从在这最后的四篇正典文章的内容与写法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希腊哲学思想的影响，尽管它们的作者企图强调智慧的真正来源和最高的智慧形式，都只能是上帝的荣光和虔信的结果，并想用以色列的宗教智慧去替代和反驳希腊式的世俗智慧，但那种前所未见的理性的分析态度和对历史事件的哲学式反思，无不闪耀着希腊文化的智慧之光。而《次经》中的《多比传》《耶利米书信》《三童歌》《苏撒拿传》和《彼勒与大龙》等七卷重要文献，据不少犹太教学者考证，也是在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编著修订的。这些努力传播以色列传统智慧的著作，也记载着当时不少真实的历史状况和人们的精神面貌，它们和此后完成的具有更明显反希腊化的代表性著作《马加比传上下》《所罗门智训》《便西拉智训》以及其他四部著作构成了完整的《次经》，成为犹太教和犹太人民重要的精神武器和经典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