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派和理性主义

由于拥有了《希伯来圣经》和《塔木德》，虽然被迫流散生活，但有这两部书的指引，无论是宗教生活还是世俗的时光，犹太人都能在精神之光的照耀下，将受伤的心灵安定下来，逐步融入慢慢开化的欧洲。

中世纪前期的欧洲，处于政治、文化剧烈变动的时代。由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原有的被称为蛮族的各个民族纷纷走出山林和乡村，各式各样的部族小公国分化合并，组成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相似的封建王国。与此相伴，文化的重组成为历史潮流，各个号称继承了罗马帝国风范的国家，因为原有文化的落后，也都不约而同地承袭了以希腊文明为核心的罗马文化。而因基督教被罗马帝国钦定为国教，加之合并重组的连绵战争不断摧残着普通大众的生活与精神秩序，充满仁爱和平等精神的基督教很快在欧洲大地上普及开来，逐渐成为分裂的欧洲的唯一的统一力量。就这样，大约到公元8世纪，欧洲基本上形成了社会政治制度、国家意识形态和宗教的三大统一：统一的封建制度、统一的希腊罗马文化和统一的宗教——基督教。

相对于急剧变化的生存环境，流散中的犹太人虽然不断地遭受战争的屠杀和政治的歧视，但这个特立独行的民族，由于有拉比犹太教公会的统一领导，在精神层面上倒显得十分平静和安宁。《塔木德》是这段历史中的犹太人的生活主宰。流散中的犹太人几乎都能从中找到生活中需要的一切。按《希伯来圣经》的视角去看世界，按《塔木德》的指导过日子，成为这一时期犹太民族的最大特征。拉比犹太教由此进入到发展的黄金时代。由拉比精英集团控制的犹太教公会，其实承担了犹太人的国家政权的功能，不但主持着犹太人的宗教世界，也主持着犹太人的世俗生活，不但在组织上派遣犹太社区的会堂、学校的高级管理人员，成为各个犹太社区的实际政府；而且通过不同层级的犹太教会堂设立的犹太法庭，对各个犹太社区的民事纠纷实行权威的调解和裁判。

然而，事物的发展往往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也许是这种圣书指导的生活过于枯燥和刻板，使流散中的犹太人的精神世界少了许多激情和乐趣；也许是拉比犹太教承担的责任过大，特别是一部分掌握了世俗权力的拉比们被物欲支配而堕落，成为自己教区的民意的敌人；也许是十分封闭的犹太社区对犹太人融入当地社会的局限过多，拉比犹太教的过细条款的管理加深了这条鸿沟，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也许仅仅是因为生活的道理太过明确，当知识和创新成为常识后，精神世界反倒会感到空白与缺失。从公元8世纪起，在世界的各个犹太社区里，开始弥漫着一股对拉比犹太教的深度质疑。这种质疑与反思，逐步发展为方向完全不同的两股宗教思潮：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

以反对拉比释法著称的卡拉派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卡拉原意为“诵读”或“呼喊”。这个运动起源于波斯，来自巴格达的犹太学者阿南·本·大卫被认为是卡拉派运动的发起人。卡拉在公元10世纪时成为欧洲犹太社团的主要潮流。其参加者主要以下层犹太人为主，是一个反对拉比犹太教的宗教运动。他们否定拉比口传托拉的权威性，主张只尊崇《希伯来圣经》，拒绝接受《塔木德》。他们认为最好的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习俗都只能以《摩西五经》来制定。因此，诵读成文托拉才是正统的宗教要求，按《摩西五经》的律法过清淡的修行生活才是真正道德的生活。卡拉派运动作为一种怀疑主义思潮，正如诺斯兄弟指出的那样，它唤醒了正统的犹太人，使之从对那些根据神圣律法严格演绎出来的逻辑法理的自鸣得意的心态中惊醒过来，并刺激他们对《塔木德》是否适应时代的变化重新进行审视。

巴比伦苏拉学院院长萨迪亚·本·约瑟夫无愧于其中世纪犹太哲学之父的称号，敏锐地看到了卡拉派运动的合理性。虽然他并不赞成卡拉派的结论，但他认为这种回归摩西的思想倾向值得尊敬和重视。他开始沿着这条道路摸索前进。在他看来，拉比犹太教的一部分烦琐的释法，的确有为释法而释法的倾向，是理解与接受犹太教义的障碍。而启示与理性并不矛盾，《圣经》如果有哲学的释义，正如斐洛曾经的成功尝试那样，理性是可以促进信仰的。对《塔木德》也是如此。为此，他不仅历史性地将《希伯来圣经》翻译成了阿拉伯文本，更是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强调《希伯来圣经》与希腊哲学和阿拉伯科学的相容性与互补性，试图以理性主义重新将犹太教思想系统化，并使之与世界思想精华和谐统一。

萨迪亚宣扬的理性主义思潮在阿拉伯人统治的西班牙达到了高峰。由于对犹太人相对宽厚的阿拉伯人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许多巴比伦的犹太学者开始聚集到了西班牙。科尔多瓦的犹太学院也兴盛繁荣起来。在这个东西方文化激情碰撞又和谐相处的奇异之地，古老的犹太教被注入一股特别的生命活力。不但萨迪亚的思想在这个新的犹太教学术与文化中心得到发扬，更催生了许多鲜活而动人的理性启蒙主义的新思想。在这里，许多被后世称为杰出学者的犹太作家表达了他们的新思想。伊本·加布奥尔、犹大·哈列维和两位伊本·以斯拉，都以清新而感人的笔调，写出了许多千古流传的诗篇和颇有洞见的学术论文，使犹太教理性主义散发出了别样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