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加比独立时期：反思与创造
安条克四世的灭教暴政和马加比起义事件，留给犹太人现实与历史的思考空间是巨大的。以前给犹太人留下好印象的希腊人，原来温情的面容何以会突变成狰狞的鬼脸，着实让他们迷惑。原先犹太人看好的希腊理性精神，为什么能在瞬间蜕变为毁灭世界的罪恶力量，这真的让人无法理解。难道希腊文明只能造就和鼓励人类的物质欲望而纵容罪孽吗？难道哲学智慧只是希腊人掠夺与杀戮的工具和帮凶吗？难道私欲推动繁荣、繁荣又膨胀私欲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难道以暴力反对暴力真能给社会带来和平与希望吗？所有这些问题，都促使一直寻求民族生存的犹太人不得不再次思考，人类的出路何在，犹太人前进的方向到底是什么呢？
生长在埃及亚历山大港的斐洛，可能是最痛苦的哲学家之一。这个生性活泼开朗又多才多艺的犹太人，原本是希腊哲学和希腊文明的追随者。作为从小在希腊生活方式中长大的贵族后代，他已经完全接受了希腊式的思维结构和生活习惯。但这场巨大的民族宗教事变，让同时又是虔诚犹太教徒的斐洛震惊不已。在多少次痛苦、痛彻又痛快的旷野思索后，这位哲学家终于看到了自己前行的方向：犹太式的宗教神学与希腊式的理性哲学的结合。不过，这种结合并不是二者平等的嫁接，更不是二者机械的相加。虽然是首次将希伯来文明与希腊文明这两种文明作结合的尝试，但作为虔诚的犹太教徒，无论是依据情感的选择，还是理性的推论，斐洛都敏锐地看到了二者的本质特性和明显的缺失：希腊文明拥有健壮的身体，但缺少灵魂；而希伯来文明则恰巧相反，拥有强健的心灵，但却身体虚弱。如果将希伯来的心灵安放到希腊的强壮身体里，或者让以色列拥有强健心灵的身体，补充进希腊强身健体的营养素，人类就一定能成长为身心平衡的健康的巨人。
正是怀着这样美好的理想，斐洛开始了他流芳百世的艰苦工作。无论是他那发挥到极致的寓意式解经的哲学方法，还是那闻名于世的逻各斯理论，斐洛都是在做着同一项工程——把上帝引向文明的最高处，让摩西拥有最大的理性力量。通过这一条思想的通道，透过他那些表面并不连贯的著作，能感受到斐洛的良苦用心：上帝是一种超验的存在，人类的理性想要直接感受是绝不可能的；但也正因为上帝的这种超验性，才证明了上帝的至高无上的神圣性。上帝的伟大还在于他能通过逻各斯让人类感受到他的荣光，正如上帝曾通过摩西向人类传授律法一样，逻各斯就是人类与上帝之间的中介和桥梁。而逻各斯并不神秘，它就被上帝安放在每个人的心中。人类通过理性的训练，就能拥有逻各斯，并通过它获得上帝的荣光。就这样，斐洛将犹太宗教与希腊哲学结合了起来，建立了他独特的神学哲学体系。这种做法虽然带有一点后来中国人的中学为本、西学为体的独特“本体论”意味，但这种将两种文明融为一体的伟大尝试，的确是人类文明的开创之举，不仅为以后基督教的传播打通了西方的思想障碍，而且为奠定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基础做出了开创性的巨大贡献。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斐洛学说的成果，不仅属于以色列，更是属于全世界，是犹太教希腊化的一株奇葩。
与此同时，另一批犹太人也在深刻地反思着这场民族宗教危机。他们的组成比较复杂，既有法利赛人，也有撒都该人，甚至可能还有奋锐党的成员，主要以巴勒斯坦为中心，少量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这批人做了两件足以载入史册的事：其一是《次经》的编写完成。前面已经说过，在《次经》的14卷著作中，《彼勒与大龙》《苏撒拿传》《三童歌》《玛拿西祷言》《以斯帖记补篇》和《耶利米书信》与《多比传》等9部著作大约是在公元前3世纪即希腊化的温情时期完成的，因而带有明显的崇尚理性智慧的色彩。但《次经》中的3部主要代表作品《马加比传上下》《所罗门智训》《便西拉智训》，以及《犹滴传》和《巴录书》等著作却是在反对灭教的起义期间和马加比独立时期写作完成的。这些作品已经具有了鲜明的时代历史特征，有的直接成为独立斗争中的精神武器，号召犹太人坚守民族宗教的原则；有的对希腊文化做了批判与反思，将希腊式智慧与犹太教的传统智慧做了对比与思索，最终都得出了上帝是一切智慧的根源，智慧仅仅是上帝荣光的一部分的结论，坚信虔诚的信仰是最高的智慧并且能依赖它战胜一切苦难和困境。在这种历史反思的氛围之中，犹太教的重要文献《次经》编写完成。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次经》的主要著作虽然已经创作完成，但尚未编辑成为一部合著，也当然没有《次经》这个命名。它们中的一些著作，比如《玛拿西祷言》《三童歌》《苏撒拿传》和《彼勒与大龙》被编辑进了《希伯来圣经》，《以斯帖补篇》则分散在《但以理书》和《以斯帖记》之中。这些情况都被《旧约·圣经》希腊文译本的七十子译本的古稿本记录了下来。这无疑是犹太教历史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同时，它对以色列民族的发展，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第二件事应当归功于很难获得大家好感的撒都该人。尽管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因为犹太人普遍放弃了希伯来语，改说阿拉米语（也叫亚兰语，其实就是波斯帝国的官方语言）和希腊语，为了更好地学习《希伯来圣经》，大约从公元前3世纪起，各地的犹太教会堂开始招收一些儿童，办班讲学，既学习希伯来语，更学习圣书和律法讲解。但这些举措仅仅是属于法利赛人的文士拉比们的自发而零散的行动。也许是反思了安条克四世灭教事件的危害性，希望尽快地复兴遭受重创的犹太教；也许是法利赛人的这种无心之举受到了广大犹太人的热烈欢迎：为了扩大撒都该人在广大犹太教众中的影响和亲和力，公元前75年，耶路撒冷犹太教公会会长西姆昂·本·舍塔赫颁布了以色列的第一个教育法令，规定所有的犹太人社区必须通过什一税设立相关专门费用，用于资助本社区的公共教育。每个犹太人社区都必须开设学校，让犹太青年接受正式教育。教师由犹太教公会任命。这种名副其实的“教”育，虽然其初衷仅是满足宗教需求，但却逐渐成为犹太人保持和提高民族素质的最佳方式之一。
在马加比王朝独立时期，还发生过一件宗教史上必须记载的大事：此事发生在马加比王朝的约翰·胡肯努执政时期，这位马加比王朝最强悍的国王一生征战，用武力将以东、撒玛利亚和帕里亚等许多地区并入了以色列的版图，使其王国的地域接近了鼎盛的大卫王时代。但这个崇尚武力的国王却犯下了一个臭名昭著的错误，这便是犹太教历史上著名的“剑锋改宗”事件：他以武力逼迫已被征服的以东人，让这个民族的所有男人接受了剑锋下的割礼，然后逼迫全体以东人改信犹太教，开辟了武力干预宗教信仰的恶劣先例。当然，这种以播撒仇恨暴力来替代爱心慈情的反宗教行径，必将受到历史的加倍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