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欧洲

越来越多的历史资料证明，从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毁后，犹太人便开始了两条逃亡路线的大流散历史。一部分葆有巴比伦历史记忆的人群向东南方向逃遁，他们越过罗马人在叙利亚的数道危险的军事防线，分别在帕提亚人统辖的巴比伦地区和东南边的阿拉伯沙漠定居下来。帕提亚人作为罗马帝国的敌人，又时常处于与罗马人交战的状态，被强迫流散的犹太人，如果在逃亡途中被屯重兵于此的罗马军士抓获，将作为双重罪恶之人被残酷杀害。因此这是一条特别危险的逃亡之路。所以，有更多的犹太人，无奈之下只好选择了西进路线，沿着地中海向欧洲流散。

这时的欧洲还是罗马人一统天下，除了令人尊重的希腊人，那些未来的欧洲社会的主流民族，当时还处在氏族部落向奴隶社会的快速过渡时期，被罗马人贬称为蛮族。也许是惧怕犹太人通过大流散将他们的特别宗教四处传播，这对尚无文明积淀的罗马帝国的统治只会带来危害；也许根本只是需要对敢于造反的犹太人加大惩罚的力度，以此作为各个属地人民的反面教材；也许的确是经济资源严重短缺，大量流散的犹太人已经成为罗马帝国当局视为辖区内危害当地经济秩序的重要力量；当然，最大的可能是上述三个方面的综合因素，总之，从犹太人流散到欧洲开始，罗马帝国当局就对犹太人实施了严厉的歧视政策：禁止犹太人拥有耕地和庄园等不动产，禁止犹太人从事令人尊重的农事活动和其他重要职业，更不允许犹太人从政和参军，也不能拥有奴隶。这些政策最初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颁布，但从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以后，这些政策便逐渐强化为帝国的最高法律。公元337年，君士坦提乌斯首颁禁婚令，明令禁止犹太男子与女基督教徒成婚，违反者处以死刑。由此开始了罗马帝国法律歧视犹太人的历史。公元357年，罗马皇帝又颁布了双禁令，明令皈依犹太教者和从事犹太教皈依活动者均处以死刑，并没收财产。公元425年，罗马当局宣布从此废除犹太族长制和犹太教公会。公元429年，罗马帝国颁行了第一个针对全体犹太人的歧视法令，禁止任何犹太人担任公职，禁止任何犹太人参加帝国军队。而从公元438年著名的《狄奥多西法典》中通过补充条款颁发对犹太人的各种歧视禁令开始，对犹太人的政治权利和各项民权的剥夺达到了新的高峰。公元529年查士丁尼一世镇压了巴勒斯坦信奉犹太教的撒玛利亚人起义后，于公元534年专门颁布了限制犹太教徒的法令。

历史似乎有意和罗马人开了一个玩笑：我们将会看到，罗马当局规定的每一条歧视政策，几乎都成为犹太民族崛起的最大助推器；而留给他们自己的每一条政策所显示的好处，最后都成为绞杀罗马帝国的粗壮枷锁。

罗马帝国这些种族歧视与迫害政策，首先直接决定了流散中的犹太人的定居方式。他们不得不聚居在各个城市的边缘地区，这些城乡接合部的土地相对便宜，集中居住不但使逃亡的成本最低，还能在人数大大超过自己的各地区主体民族的歧视下，相互慰藉和帮助，无论是物质上还是心理上，都能显示出民族团结所体现的集体力量，并使本已特别凄楚的流亡生活不再受孤独和孤立的伤害，多少能够增加一些令人温暖的色彩。当然，这种定居方式的最大好处是宗教生活的方便，由于集中居住，自然地形成了犹太人社区，修建犹太教会堂和社区学校也更方便了。这不但让社区居民容易举办集体活动，也自然形成了民族间的区域隔离，使流散中的犹太人能够在外部干扰最小的条件下，在精神世界里过一种表面上与在原来家乡相似的宗教生活。通过集中居住而产生的这些功能性作用，对于流散中的犹太人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令人意外的是，这种定居方式也受到了各流散地执政当局和主体民族的同意与默许。也许他们都一致看到了这种定居方式的利他性：外族集中居住，不但易于管理和制裁，使行政当局降低管理成本，还能降低制裁风险，是野蛮政治的最佳管理方式；同时，这种定居方式，对主体民族传统生活方式的影响也最小，这种社区性的隔离，在当地居民与犹太人之间形成了一道自然的隔离墙，在多数人眼中的犹太人的古怪宗教和古怪生活的“病毒”，也就自然被挡在了当地人的生活之外。

罗马帝国的种族歧视政策产生的第二个直接后果是，它无意中对社会产业和社会分工做出了一次新的划分。让罗马人没有想到的是，任何限制都是新的给予。那些将犹太人排除在传统职业和产业之外的法规，反倒将流散中的犹太人驱赶到新兴行业的未来曙光之中。虽然他们不能参与土地兼并的封建化进程，不能成为城堡的主人和傲慢的骑士，也因为不能占有奴隶的劳动而无法过上懒散奢华的生活，但这些因素却使犹太人被动地进入了要求高智商的贸易与金融产业。这个时期的贸易活动因为林立的城邦经济，显得异常复杂和诡异，由于没有统一的货币和统一的度量体系，币值的核算和货物的价值交换都十分烦琐和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以地中海地区为中心的国际贸易的规模和数量，在当时已是名列前茅。复杂的币值已有5％～15％的手续费用，加之异地货物交换价值的差额巨大，给了被迫从事这个新兴行业的犹太人很大的致富机会。而由于没有奴隶劳动替代的限制，又使犹太人养成了勤勉努力和身体力行的习惯，防止了富裕起来的犹太人养尊处优的腐化风险。特别是持续的对犹太人的从未中断的政治歧视，更使流散中的犹太人充满了危机感，时刻保持居安思危的心理状态。无法拥有不动产的禁令也逼迫犹太人成为以现金资产为主的民族，这种资产形态倒是符合他们可能随时迁徙的动荡处境。就这样，各种对犹太人的歧视法令，都成为磨砺犹太民族特性的磨刀石，使欧洲中世纪成为犹太民族性格成长与定型的最快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上帝通过苦难赠送给犹太人的最好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