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西德教派的兴起
似乎是故意显示历史的严酷性，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前期，躁动而澎湃的欧洲，带给犹太民族的感受和斯宾诺莎的个人感受几乎完全一样。在世俗生活中，随着新一轮反犹主义的兴起，恐惧与逃亡成为欧洲犹太人特别是波兰犹太人长达数十年的生活常态。而在宗教生活中，以犹太教会堂为中心的拉比犹太教，则显得异常沉闷和压抑。
这种生存现实对精神世界的挤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648年的波兰大屠杀事件，不仅直接造成了10万犹太人的殉难，更让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处在流离失所的逃亡之中，这是比西葡犹太人被逐出西班牙更大的可怕打击，使整个犹太民族生活在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之中。而1666年的沙巴蒂弥赛亚事件的发生，更是在淌血的犹太人的心头刺下了狠狠的一刀，让处于极度苦难中的犹太人更加凄凉和绝望。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哈西德主义像一股清新的山林之风，吹醒了犹太人昏迷的神智，让他们濒临死亡的精神生命苏醒过来。哈西德主义的创始人以色列·本·以利撒（Israel ben Eliezer）是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与妻子生活在波兰南部的喀尔巴阡山区。据说他没有什么文化，早期靠烧卖石灰为生，后来开过小旅店，生活穷困。大约在37岁时，他突然在山林之中遇到了神迹，从此彻底走入另一种人生。他不但拥有了与众不同的神灵头脑，而且突然获得了一身治病救人的高超绝技。他开始一边宣传上帝给他的新信息，一边为底层的劳苦犹太大众治病，被波兰犹太人尊称为圣名治病大师贝希特。
贝希特虽然对犹太人的现实极为不满，但作为一个勇敢而聪明的斗士，他将严酷的现实做了完全主观但十分有益的包装。他宣称，世界并非大家看到的那样，充满了恐惧和悲伤。恰恰相反，是我们的恐惧和悲伤阻隔了我们与真实世界的真实关系。从上帝的创世开始，上帝就将它的荣光洒向了整个世界。特别是上帝在西奈山的现世，更是光芒四射，不但摩西感受到了神在每株荆棘中燃烧闪耀，荆棘之光显示了神的存在，就连与神接近的摩西本人也红光闪耀，并使山下的全体犹太人都感染了上帝赋予的伟大荣光。以后，上帝的每一次在人的世界的显现，并不是随着黑暗降沉，而是将更多的拯救之光洒向人与万物，人与万物也因此生机勃然、神采奕奕。贝希特就这样走出了卡巴拉神秘主义的思想领地。他要犹太人以轻松和快乐的心情看待残酷的现实。因为上帝这些神圣的火花不但没有减少和削弱，永恒之光还像上帝派往人世的使者，安驻在了上帝创世的每一样事物中。同时，这种永恒之光还随着上帝的不断降临而日益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世界都充满了神的存在。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完全可以在生活最细微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吃饭、喝水或走路之时，还是在与妻子做爱之时——体验到神，因为神的火花无处不在。上帝赐给人类最大的幸运和幸福就在这里，他们并非被魔鬼缠绕，而是被存在于每一阵清风和每一片草叶中的神的光华所围绕。
也许是来自草根面向大众的方向性决定了贝希特将哈西德主义的操作系统尽量设计成简单可行的实践，具有方便性。他废弃了卢里亚为卡巴拉主义制订的庞大救世计划，认为每个人应对自己负责。正如他的弟子泽特林（Hillel Zeitlin）所说：“每个人都是他自己世界的救赎者。”因为，每个人——不论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有何差异——都只能看到和体会到自己应该看到和特别愿意看到和体会到的事物，所以，只有每个人自己才能对其特别的环境承担独特的责任。贝希特从个人的体验与个人的责任出发，为每一个个体寻求现实而便易的接近上帝的方法。为此，他聪明地把卡巴拉主义的神秘修身方法移植到自己的内心体验系统之中，同时免除了那种神秘和复杂的程序。他认为，每个犹太人都可以通过类似祈祷时的内心专注的办法，去与他周围事物中的上帝之光接近，使自己从自身独特的周围事物中感受到无所不在的神。这不但是完全可行的，而且也是每个犹太人的信仰责任。
贝希特可能出于自己曾经是卡巴拉主义信徒的孤独修炼的痛苦经验，虽然主张个人责任，但却反对个人式独身修炼的方式。他认为，由相邻和愿意群集的信众聚会一处，不论是在犹太教会堂还是在山林之中，在有经验的指导者主持下，大家在促进内心想象的哈西德音乐声中，集体体验与神的接近是一件更为快乐的事情。而且，由于集体活动的氛围更能强化每个人的内心专注和情感想象，也就更容易促进对神的荣光的发现和体察。
贝希特尤为机智的是，他并不想改变犹太教义，因此，他不要他的弟子们扬弃犹太法典，反而为犹太律法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他说，戒律的本意其实是联结。一个哈西德教徒在与神的专注接近之中，如果同时又遵守着犹太律法，那么，律法就成为他的专注道路中与神的荣光联结的桥梁。遵从某一条戒律给他带来的心灵安宁，能够更好地将他个人的独特经验和由此进入他经验之内的某个具体事物中的神圣火花与神性重新加以结合，使他与神的接近更加紧密和快乐。就这样，被卡巴拉神秘主义忽略的犹太律法，又重新通过哈西德主义恢复了权威，并成为犹太人寻求上帝之道的最好路标。从这个角度看，哈西德教徒成为犹太人中最虔诚的犹太教信徒。所以，贝希特把他所提倡的这种运动看作是对公元前1世纪的哈西德主义传统的恢复，因此，也用这个寓意“虔敬者”的名称来命名他和弟子们所发起的这项运动。这种命名并不完全代表一种谦虚的风格，其中应包含了贝希特对传统的倚重和寻找历史根基的苦心。
毫无疑问，哈西德主义企图在残酷而冰冷的现实中寻找温暖。既然外在的世界总是给人带来伤害和侵扰，那么，这个外在世界就一定应当被改造。如果不能实现政治的和物化的改造，那就通过主观努力，对可怕的外在现实重新进行意识包装，使它的心理形象更加符合犹太人的需要，从而寻求外部世界的有益的内在价值。这种通过精神专注的主观化过程，其实是运用想象力和禅宗倡导的内视直觉法造成一种心理形象，再用这个新的心理形象去替代原有的但不值得犹太人信赖的现实形象，从而发现内在世界的光辉和外部世界的意义。这种充满人道主义关怀而显得异常温馨的内在化宗教，果然受到了犹太人的广泛欢迎，不仅大量的沙巴蒂信徒和原来卡巴拉教派中的下层信众立刻成为哈西德教徒，它还从东欧出发，继而蔓延到南欧、北非、中欧和西欧，甚至通过最初的美洲移民，传播到了大洋彼岸的新大陆，成为18世纪犹太人的主要教派之一。
哈西德教派还有两个人物值得一记。第一个是被誉为义人的扎迪克（Tzaddik），据说他原本是个犹太拉比，对贝希特学说的诠释与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使他享有盛誉的却是他具有先知的很多传奇经历，他在许多次奇特的心象中与神相遇，使他成为那个时代与神最为接近的人。哈西德教徒们在他的主持和指导下，总是能达到最佳的出神入化的状态，几乎都能获得上帝伟大荣光的温暖照耀。正是由他开辟了哈西德教派的主持人制度的传统。以后，每一个哈西德教徒群体，都会推举出一位出众的“扎迪克”，作为这个群体的领袖和组织者。这也是哈西德教派的下属团体特别多的原因。
在贝希特之后的第二个哈西德教派的重要人物是扎尔曼（Shneur Zalman），他甚至被认为是新哈西德主义的创始人。不过，我更愿意把他的思想看成是对贝希特的继承与发展。在扎尔曼看来，形而上学的冥想其实是对宗教祈祷的有效补充，既然神是唯一的真实，那么，从无限的角度而言，上帝就是唯一神圣的，所有的世界与之相比仿佛是完全的虚无。正是上帝的存在给予了万物生命力，使万物通过上帝赋予的生命力变成了实有的存在。这种存在不仅显示着神的光辉，同时也是我们能够感知万物并通过感知万物进而感知上帝的根本原因。实际上，一般的人，甚至于没有宗教精神的人，之所以通过哈西德专注意识的简单训练就能达到观想神的境界，正是人类理性的超验结构所包含的能力决定的。就这样，扎尔曼恢复了犹太人对人类理性有助于接近神的信心，并将启蒙主义的人类理性精神与传统的犹太宗教结合起来。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扎尔曼认为他已成功改造了哈西德主义。他很有野心地将这种新的理论及其运动命名为哈巴德（Habad）主义，并企图以此重新解释哈西德主义的含义。扎尔曼认为哈巴德应当是智慧（Hokhmah）、理智（Binah）和知识（Da’at）这三个概念的首字母的组合，具有明显的理性化和现代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