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教会堂的起源和成文托拉初级版本的诞生

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就在于人无论何时何地总要寻求肉体与精神的平衡；而人生之所以艰难，就在于肉体与精神的平衡总是难以实现。当巴比伦的犹太人在物质上逐渐摆脱了贫困时，他们在精神上的困窘却越发强烈起来。解脱是困难的：锡安山已远在千里之外，圣殿甚至被彻底焚毁。作为民族祭奠和集体崇拜的宏大有形仪式，已经丧失了根本的依托。民族整体共同缅怀耶和华的精神盛宴，那种令人震撼的圣洁和无与伦比的崇高感，现在仅仅成了一种历史记忆。然而，人类对苦难的抗拒力量是无法估量的，当巴比伦的犹太人在安息日里自然相聚时，他们会有意无意地带上一卷经卷的手抄本，或者是摩西的律法，或者是先知的书卷。开始的时候，他们一般会在某人的家里集会，轮换“坐庄”，以主人招待客人的走亲访友的串门为主要形式。但慢慢地，他们发现，走亲访友的聚餐会，远不及同胞们在一起共同学习和讨论摩西律法经典给人的享受更高级。于是，专门聚集起来学习和讨论宗教问题的集会形式，开始在巴比伦的犹太人聚居区里流传开来。在这种集会中，人们一般会将一卷经卷放到讨论者的中央，以后就用供奉经卷替代对神的崇拜。集会的场所也不太限制，只要在一个能相对封闭的空间就可以。集会的人数是随机的，不分亲朋好友，只要是13岁以上的犹太人都可以参加。

这种看似不经意的因民族危机而造成的苦难形式，使世界宗教史上的两件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发生了：首先，这种集会形式直接成为犹太教会堂最初的模板。从宗教学的意义上看，这是一场深刻的宗教革命。它所倡导的绝不仅仅是把犹太教便携化了，不是简单地改变了宗教崇拜的形式，而是从宗教的根本思想和主要内容上做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既然可以随时随地祭祀耶和华上帝，那么那种耶路撒冷中心制的思想就不攻自破了；既然不需要专门的祭司以专门的牺牲来祭祀上帝，那就说明上帝和个人之间并不需要一个中介和转运站，人人都能直接通过上帝的经典与上帝沟通；既然人们通过静思默想就能贴近上帝的恩惠，通过学习和讨论就能更深刻地理解耶和华的教谕，那么个人的崇敬与圣洁就成为重要的品质，自我修行就是必须而关键的功课了。其次，正是由于地处外邦和远离锡安山，抄诵与吟读摩西律法与先知书卷，成为在巴比伦的犹太人的重要生活内容。因为要在频繁的集会中学习和讨论经典，人们自然地掀起了抄录摩西律法与先知书卷的热潮。在不断的讨论和学习之中，一批在教义上理解深透的学问高深的人，经常会被大家推举为集会中引导讨论的主持人，他们不但能更多地讲解经文，也能在研读与讲解中修订各类手抄版本的错漏之处。在这种反复讨论与修订中，新的成文“托拉”（意为律法书）不知不觉进入了编写与修订的实际工作之中，不断有人贡献新的手稿和文本，不论是“原来”的历史书，还是新出的先知书，流放中的人们都争相传阅，并组织热烈的学习和讨论。就这样，《摩西五经》的初版形态在巴比伦的犹太社区里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版本也已经通过反复的讨论被人们广泛传抄。希伯来《圣经》的核心经典《摩西五经》的初版就这样诞生了。这部被犹太人称为成文“托拉”而最终成为希伯来《圣经》的伟大著作，不仅是犹太教最重要的经典，也是基督教最重要的基石，甚至可以说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它的重大作用和历史意义，被许多宗教学家认为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在这里，我们不禁为苦难与文明的血肉关系驻足感叹。也许正是苦难让心灵备受煎熬，平时不可能产生的各种极端情感才会喷薄而出，让承载感觉的肉体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以至于精神必须从它躯壳的强烈束缚中挣扎而逃，成为一种纯粹的内心战场，让针锋相对的两极情感直接面对面交锋：远离产生迫近，焦灼出离追寻；愤怒企望归于慈爱，悲伤渴求融于慰藉；漂泊和流散让根基与本源凸显重要性，疏离和隔绝使联结与皈依更显急迫。就是在这种情感的激烈冲突与精神的巨大渴望之中，伟大的文明之光照亮了创造的天空。

这一切，让犹太人不禁更深刻地思考耶和华上帝安排犹太人遭受巴比伦之囚的真实含义和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