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独立的祭司王国：犹太教的大发展
纵观以色列的历史和宗教史，你一定会惊奇地发现，从波斯帝国灭绝新巴比伦帝国的公元前538年，到马其顿帝国打败波斯帝国的公元前330年，可以非常鲜明地分成两段：前一百年轰轰烈烈，惊心动魄；后一百年无声无息，空白沉寂。犹太人像一条横空出世的神秘巨龙，在一番震惊世界的翻江倒海之后，突然遁入一片云海，无影无踪了。
这当然不是历史的真相。虽然历史从来都是大人物的舞台，但创造历史的责任并非完全由杰出个人承担。在以斯拉等人宣告先知时代结束的同时，跪着的凡人们站了起来。仿佛是响应历史号角的召唤，一大批曾经笼罩在伟人光环中的小人物，就这样被新的时代浪潮推到了前台，他们通过一代又一代的集体努力和奋斗，改变着犹太人的民族性格，也改变着犹太教的发展趋势和方向。历史，由此进入了一个凡人时代。
认真考察起来，在以斯拉和尼希米的宗教改革运动以后，犹太人迎来了一个最好的发展时期。波斯王朝不但以特别的宽容支持犹太教的重建和发展，而且，通过以斯帖和尼希米的努力，在政治上也给予了犹太人最大的自由：他们赋予了巴比伦的犹太教祭司和文士集团极大的权力，让他们选择和任免犹大省的最高宗教管理人员，决策和管理犹太人的宗教事务。（也许这是以后希腊罗马统治时期建立的犹太教公会的雏形？）另外，也许是长期集中于征讨与对付希腊帝国和其后的马其顿帝国，波斯国王放松了对庞大帝国的属地管制，特别是对已经获得信任也从无叛乱行为的犹太人，更是网开一面，在政治上采取了主权名誉性管理，甚至减免了犹大省的征税和征兵，让犹太人实际上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祭司王国。当然，特别重要的是，在以斯拉推广普及《摩西五经》以后，尤其是规定每周一和每周四为犹太人的公共读经日的制度，犹太人的宗教和世俗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犹太人史无前例地进入了一个热心学习和研读圣书的全民“教育”时代。为了实现人生最根本的目标，无论是贵族还是农人，都以抄写和习读《摩西五经》为家庭和个人最重要的任务。这样一来，宗教的热潮又推动了文化扫盲运动的开展。即便是教文识字也呼唤着大量的专业人才，更别说对圣书的讲道释义所产生的巨量需求，有文化而又对圣书有专门研究的文士，一时间成为犹太社会最热门和最受尊敬的职业。许多人开始将文士作为人生最好的职业选择，文士运动因此蓬勃发展起来。与此同时，犹太教会堂也像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成为城镇和乡村的各个犹太社区集中研读圣书和进行日常祭祀的专门场所。
在这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大批的文士和祭司无形中创造了犹太教最伟大的历史成果：成文托拉的极大丰富与口传托拉的大量传播。为了提高本身的职业素养和水平，也为了适应讲经传道工作的实际需要，他们必须对同胞们提出的许多现实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促使他们在研讨《摩西五经》的同时，将更多的精力放到研读和探讨与现实生活联系更加紧密的各种版本的先知书上。其中一定有一些研修团体，对于已有的先知书还不太满意，于是，他们开始大胆地按现实需要对部分先知书进行改写和续写，或以某些先知的名义进行创作或重写，并以当下的需求和资料对其他的历史书进行补充和改写。然而，对于摩西律法的许多讲解与释义中出现的许多不具体或不容易操作实施的问题，即便是假托知名的先知找到一些解决的办法，也无法让其具有权威性。因此只能把这部分内容假托到伟大的摩西名下。就这样，许多具体细致的祭祀规定、宗教节日、刑法与民法的各种条款的司法解释也应运而生，甚至包括文士、祭司们在讲道解经过程中的箴言妙语也保存流传，口传托拉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并成为犹太人宗教生活中的实际律法与范式。据一些宗教学者考证，《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记上下》在此间补充了一批新资料而得到了修订和扩充；《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是在此间编写的；同时，人们还补充编写了《诗篇》和《雅歌》。也就是说，如果把《摩西五经》包括在内，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希伯来圣经》的近三分之二的部分，是在这个历史时期里完成的。可以说这是成文托拉创作的时代。《希伯来圣经》的流传版本正是在此时编订而成，也是同期犹太人最珍贵的财产。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所说的以斯拉时期的22卷本《希伯来圣经》，一定就是这个时期的流行版本，他说的22卷其实与现今的39卷并无太大差别。因在他的分卷中，十二小先知书是合为一卷的；另外，《撒母耳记》《列王记》和《历代志》均无上下卷之分；而《士师记》中则包含《路得记》，《耶利米哀歌》也并在其书中，同时，《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是合为一卷的。实际上，约瑟夫所说的22卷本就是现今的39卷本的母版。后来在亚历山大城诞生的七十子《旧约·圣经》希腊文译本，无疑就是以这个流行版本为母本的。而对于口传托拉的内容与数量的时代划分，其评估则很难进行，这个任务也许交给《塔木德》的编辑团队更为合适。
与此同时，由于《希伯来圣经》的流传版本的面世，以及大量口传托拉的创作与流行，犹太教进入了一个宗教大普及的历史时期。正是在这种全民对圣书的虔诚诵读之中，在大量充满智慧的文士与祭司们的口传托拉的辅助讲解之中，在社区犹太教会堂和第二圣殿的集体祭祀经验的不断重复下，在按时定期的根据摩西律法制定的犹太节日庆典的反复庆贺中，特别是通过各地犹太教会堂地方祭司与耶路撒冷圣殿大祭司们，对民法与刑法中的许多典型案例的判决与讲解的律法演示之中，犹太教作为唯一的宗教，真正在犹太人民的心中扎下根来，成为以色列民族和每个犹太人的坚定信仰。也许，在波斯帝国属下的最后100年，正是犹太教发展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也是以色列宗教的民族化和民族的宗教化的黄金铸造期。这也是从此以后犹太人再也没出现过偶像崇拜现象的原因。
在波斯王朝属下的最后100年，也是犹太人口繁衍的高峰时期。这对以色列民族发展绝不是一件小事。由于树立了宗教新风，政治自治，社会稳定，经济也在休养生息中逐渐发展起来，犹太人似乎更加认识到作为上帝特选子民的历史责任，在平静的生活中掀起了一个人口繁衍的热潮。历史学家把这一时期的犹太人称作“在宗教和民族方面都是最严格和最纯洁的人群”，但这一时期其人口增长也是历史最快的。尽管没有准确的人口统计数据，但从这个时代过去的数年以后，从巴勒斯坦移居到亚历山大城和埃及各地高达100万犹太人的庞大数字就可见一斑。
总结犹太人在波斯帝国统治下的200年历史，在今天看来似乎格外有趣：无论是宗教的宽容，还是政治的大度，作为丧失主权的以色列民族，在此之前和从此以后，都再没有享受过更大的自由。他们不仅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结束了集体流亡，实现了故土的回归；而且还在信奉异教的外邦统治者的帮助下，重建了耶路撒冷圣殿，实现了宗教改革，让犹太教得以复兴光大。所有这些，为以色列民族性格的特别锻造和犹太教的发展前行，都奠定了坚实而牢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