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派运动的公开化

历史似乎反复证明，取得政权的初始动因，总会成为新生王朝的主要酵母，影响和决定着这个王朝的发展变化。马加比王朝的历史也不自觉地成为这个观点的例证。既然是因教起义，独立后对宗教的推崇，就成为不但符合正义逻辑，而且也是顺应民心的必然举措。因此，作为马加比王朝的第一代建国之君的西门，唯一自封的名号即王国首席大祭司。他按照摩西律法，建立了一个由70人组成的犹太教公会，自任主席，以此作为王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不但全权管理宗教事务，也是全国行政、经济、军事和司法与立法的最高权威。在此之下设元帅和司令，但只主管军事。而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70人犹太教公会，由于其宗教性质，只能由宗教人士出任，而这些人大多为祭司，因此形成了名副其实的祭司王国政治体制。这不仅为犹太教的分化和宗派建立埋下了种子，也成为马加比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

由于宗教的政治化，权力形成了一道令人敬畏的篱笆，将宗教的上层人员与普通大众分割开来（关于这一点，中世纪的欧洲做出了几乎完美的证明）。与此同时，对权力的争夺，又必然导致宗教团体的内部分化，造成宗教上层集团与宗教下层阶级的分野和斗争。就是在这种宗教与政治联合的波涛拍打下，原本只在具体教义教规有分歧的人群，逐渐形成了公开的宗派，并将这种矛盾完全社会化了。这是犹太教开天辟地的大事，以前那种因为伟大的先知们大大地超越时代，而与普通大众在认识上的鸿沟所造成的矛盾，其实仅仅是暂时性的思想差距。而现在则完全不一样了，认识的矛盾因为权力的侵入，已经转化成为社会矛盾。当然，这种矛盾因为宗教的性质所限，在没有外力强化的条件下，还是会保持着它们作为思想对立阵营的特征。

犹太教的首批教派中带有官方色彩的是撒都该人，它的名称来源于大卫时代的大祭司名字，由此可知这是以祭司阶层为主的宗教团体。也许是先知以西结最早使用这个词代指祭司，因此这个教派也欣然接受了此名称。作为权力的受惠者，这个教派的成员大都是出身高贵的大祭司和与他们政治结盟的大富豪。因此，他们是自然的保守主义教派。撒都该人在宗教教义上尊崇成文托拉，特别将《摩西五经》视为最高和唯一的律法，也是最高和唯一的经典。他们不允许离开经典字义去解释摩西律法，认为经典的意义必须从经典本身的字面去理解。由于掌握最高的宗教裁判权与祭祀权力，撒都该人不承认口传托拉的权威性和律法意义；他们对复活、天堂和弥赛亚等各种新观念也不予承认。但与此相对应的是，作为声名狼藉的保守主义者，无论是对希腊殖民者，还是后来的罗马统治者，他们却乐于接受这些外邦强国的文化，成为欧洲新生活方式的倡导者。不过，为这个教派依附于国家政权的性质所限，撒都该人从公元70年后便销声匿迹，从此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犹太教中的教派法利赛人也在此时正式面世。法利赛人的希伯来语原意为“分离者”，可能隐含部分法利赛人是从撒都该人中分离出来的意思，后泛指这个教派与撒都该人追求世俗的权力和物欲相对立，是一些“为保持圣洁生活而与世俗分离”的人。据相关历史记载，法利赛人的先驱从巴比伦流放期就已开始活动，以斯拉被认为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后来，这些以文士为主的宗教团体，在希腊殖民统治的初期，一部分人成为追求“纯洁生活”的哈西德派，也称为“虔信者”。当安条克四世灭教事件发生后，这些被描述成“国中寂静者”的人，立即加入到马加比义军之中，成为坚定的护教战士。在马加比王朝建立后，他们又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热情，完全投入到犹太教的复兴事业中。法利赛人以这种“纯洁的宗教”形象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是一个人数众多的教派，大多数犹太教文士、拉比和下层祭司都属于这个派别。法利赛人还被认为是拉比犹太教的开创者和促进者，也被誉为现代犹太教所有教派之根本。

法利赛人不但是成文托拉的虔信者，认为《希伯来圣经》是所有犹太人必须遵从的第一律法经典，还认为口传托拉也是摩西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更加重要的部分。犹太人必须在双重托拉的指引下，才能正确地沿着耶和华为他们安排的道路前进。由于贴近大众，随时倾听草根民众的呼声，因而他们特别注重犹太教的教义教规与现实生活的紧密结合。所以，法利赛人也是宗教的开放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他们一方面极为尊重流传下来的文士拉比们对摩西律法的各类说明、解释与评论，还对其不断补充、扩展与修订，以适应犹太历史变化和生活更加复杂多样等各种新要求。另一方面，他们在政治上坚决反对外来文化的入侵，坚持走纯粹的犹太教道路。但同时，他们在宗教实践上又以灵活的态度对待外来的观念和理论，特别是对琐罗亚斯德教的部分教义，在批判的基础上引进，用以丰富和补充犹太教的某些缺失与空白，使犹太教更具时代的特性和更宽广的发展前景。正因为如此，他们坚定地相信现在的世界注定会毁灭，上帝在毁灭旧世界和创造新世界时，一定会派来弥赛亚作为上帝的代表以拯救人类。末日审判是谁也躲避不了的，死者的复活也必将因此而成。复活之日，义人必因义而得嘉奖，恶人必因恶而受惩罚。唯其如此，人类更应虔信上帝，过一种更为圣洁的生活，而这种生活也会因为更加符合上帝的意志而是自由和愉悦的。也许就是由于拥有这种虔信精神，法利赛人在宗教道德修养方面十分严格，过着一种简朴、勤奋和有规律的生活。

现在来回望历史是十分有趣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作为两个对立的教派，在马加比王朝时期都极大地影响了国家和宗教的发展。正如某些宗教学者指出的那样，撒都该人用心在祭司职位上攀登，而法利赛人则倾智在犹太教义上发展；撒都该人利用权力往下改变着国家，而法利赛人则利用人民往上左右着政权。这两个在人数上极不对等的宗派团体（也许法利赛人是撒都该人的100倍），都在运用不同方向的力量而最终形成的新的合力，推动着这个祭司王国和犹太教的变化与发展。

与此同时，另外的两个教派也涌现出来：一是艾赛尼人，其名称来源不详，希腊文为“虔诚者”。这个教派的成员来自下层群众，主要由农牧民组成。他们地位低下却信仰虔诚，是马加比起义军的主要力量。但起义成功后，他们的经济与政治地位并无改善，反受到新当权者的压迫，因而悲观绝望。为此，他们成群结社，建立了宗教小团体，隐居于死海沿岸和偏僻山村，过着清贫淡泊的苦行生活，虔心等待弥赛亚的来临。他们这种脱离社会、与世隔绝的生活态度和严格的修身观念，颇像印度的耆那教徒和佛教里的苦行僧。这个教派由于明显缺乏发展基因和活力，也于罗马统治时期消失。不过，他们这种隐秘的生活却为历史保存了某种线索，20世纪中期著名的考古发现“死海古卷”，据考证就是艾赛尼人留下来的。二是奋锐党人，也叫狂热派，拉丁文含义为“持匕首的人”，故又称短刀党。据说他们是从法利赛人中分离而出的左翼激进分子，主要由城市无产者、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组成。奋锐党人的宗教观虽然与法利赛人一致，对救世主弥赛亚的盼望却更为迫切，并对此进行狂热宣传。他们在政治上和斗争策略上也与法利赛人根本不同，主张进行武装斗争和暗杀行动，以极端的方式惩罚反对上帝的外邦异教。他们这种狂热的武装行动的观点和实践，成为以后罗马统治时期犹太起义的重要力量。据传，巴·柯克巴起义的领袖就是奋锐党的后代；耶稣著名的十二门徒中的西门，也是一个奋锐党人。

严格说来，犹太教历史上出现的这四个教派，与其说是不同的思想阵营，还不如说是差异鲜明的政治团体。正是因为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同，导致了它们思想情感方向上的分野。从这个意义上说，犹太教的政治化得到了最明确的彰显，思想的社会现实性得到了最直接的表现。不过，这并非坏事。正是对现实生活的贴近，使宗教与人民的呼吸协调一致，在这种以民族灾难和宗教危机血肉相连的特别铸造中，民族与宗教同时从中获取了力量，变得更加坚强和挺拔。一方面，宗教灾难与民族灾难完全重合这种特别的联结，将犹太人的民族情感和宗教情感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宗教的民族化倾向更为强烈和迫切；另一方面，也极大地促进了犹太人民族的宗教化，民族的宗教化更为自觉和自然，最终使犹太人成为世界上最具宗教性的民族。当然，这是一柄双刃剑，剑身两面都闪耀着寒光，在此后以色列民族与宗教的历史中，都将留下深深的剑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