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南城市生活中的游赏、奇观与社会关系
明代中后期之后兴起的大众化游赏活动是从公共景观开始的，作为私人产业的园林虽然也会偶尔向游人开放，但毕竟无法满足拥有庞大数量的市民阶层的审美需要。私人园林和市民阶层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它一方面是市民阶层艳羡、模仿和渴望进入的理想场所，另一方面是文人阶层用以将自身和民众隔离开来的特殊空间。相比于有诸多条件限制的私人园林，市民更青睐于前往城内外的公共的名胜景观活动。在明代中后期，到风景名胜游憩赏怀已不是少数文人或者富人的特权，大众化的旅游和休闲活动成为一时风气。相较于农村人口，城市居民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有更快捷的资讯、更便利的交通和更复杂的社交活动，这些都使大众化的游赏活动成为可能。明代中后期之后的大众游赏活动与其说受制于身份和阶层，倒不如说受限于城市生活的节奏。市民的生活不再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节律，而是大多以商业化的作息规律为原则。文人士大夫的游赏时机具有不确定的特点，游山玩水“乘兴而至，兴尽而返”才是所谓的高人韵士所为；而市民受制于忙碌的生活，一般会选在某些特定的时令出游，特别在一些重要的节日，城中士女往往争相出游，形成规模庞大的游赏队伍。
在前面我们摘引了张岱所描写的扬州清明日的出游盛况，他说此等奇观唯西湖、秦淮和虎丘差足比拟。张岱在虎丘也曾见过类似的景观，在《虎邱中秋夜》中他写道：
虎邱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自生公台、千人石、鹤涧、剑池、申文定祠，下至试剑石、一二山门，皆铺毡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天暝月上，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十番铙钹，渔阳掺挝，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更定，鼓铙渐歇，丝管繁兴，杂以歌唱，皆“锦帆开澄湖万顷”同场大曲，蹲踏和锣丝竹肉声，不辨拍煞。更深，人渐散去，士夫眷属皆下船水嬉，席席征歌，人人献技，南北杂之，管弦迭奏，听者方辨句字，藻鉴随之。二鼓人静，悉屏管弦，洞箫一缕，哀涩清绵与肉相引，尚存三四，迭更为之。三鼓，月孤气肃，人皆寂阒，不杂蚊虻，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一刻，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然此时雁比而坐者，犹存百十人焉。使非苏州，焉讨识者。 (25)
在张岱的记述中，中秋夜的虎丘聚集了上至“士夫眷属”下至“傒僮走空”的各色人等，虎丘在中秋日这个特定节庆中成为暂时抛却等级差别的休闲场所，此时此刻士夫官宦的游观特权已经消泯于众庶的集体狂欢中了。张岱对扬州清明的记述着重于其无处不在的商业气氛，因此虽是路旁亦有货郎摆设古董古玩并小儿器具，更有博徒呼朋引类相邀聚赌。他关于虎丘中秋夜的描述却凸显苏州人文化实践的品位，从初时的鼓铙吹擂、动地翻天，到鼓铙渐歇、丝管繁兴，再到夜深人静之时的人人献技、管弦迭奏和二鼓人静的悉屏管弦、洞箫一缕，再到三鼓过后一夫登场、声出如丝、裂石穿云，声乐表演的品位格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精雅，但最后聆听表演者“犹存百十人焉”，使作者不由发出“使非苏州，焉讨识者”的感慨。张岱对虎丘中秋和扬州清明的描述，凸显了晚明两座江南城市的不同性格：对于依赖运河和盐业而复兴以至繁华的扬州而言，商业气息对于塑造这座城市的性格有着无可比拟的影响力；而苏州商业的繁荣却并没掩盖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江南诸多城市中，或许也只有苏州能在如此商业化的游赏中透出这种雅致的味道来。
明代苏州的集体出游常出现在各种节庆当中，彼时达官仕宦、富商巨贾、文人士女乃至浪子闲客，无不倾城而出，盛况空前。正德《姑苏志》卷十三还记载了苏州市民二月游山的风俗：“二月始和，楼船载箫管游山，其虎丘、天平、观音、上方诸山最盛，山下竹舆轻窄，上下如飞。” (26) 苏州其他节庆也多有集体出游的现象。如元日饮屠苏酒，城中士女集佛宫道观烧香答愿；上元节作灯市，游人以看灯为名，逐队往来，达旦不绝；清明市民咸出，骈集山塘，游山看会；端午看龙舟；重阳亦登高游虎丘诸山。还有些特殊的节日，也是苏州市民出游的良机，如六月二十四为荷花生日，苏州人有到葑门荷花宕观荷的习俗。张岱对此也有记载：“天启壬戌六月二十四日，偶至苏州，见士女倾城而出，毕集于葑门外之荷花宕。楼船画舫至鱼艖小艇，雇觅一空。远方游客，有持数万钱无所得舟，蚁旋岸上者。余移舟往观，一无所见。宕中以大船为经，小船为纬，游冶子弟，轻舟鼓吹，往来如梭。舟中丽人皆倩妆淡服，摩肩簇舄，汗透重纱。舟楫之胜以挤，鼓吹之胜以集，男女之胜以溷，歊暑燂烁，靡沸终日而已。荷花宕经岁无人迹，是日士女以鞋靸不至为耻。袁石公曰：‘其男女之杂，灿烂之景，不可名状。大约露帏则千花竞笑，举袂则乱云出峡，挥扇则星流月映，闻歌则雷辊涛趋。’盖恨虎邱中秋夜之模糊躲闪，特至是日而明白昭著之也。” (27) 张岱对苏人游冶之盛略带嘲讽之意，士女倾城而出、云集葑门观荷，而实际上却一无所见。市民阶层的审美素养参差不齐，游观行为又带有集体性和盲目性，旅游人数的激增带来了景观质量的下降，以至于拥挤、混乱、污浊、“靡沸终日”成为葑门观荷的标志。张岱的记载暴露了晚明市民旅游的一些严重问题，商业化和城市化成功地催生了市民阶层的旅游热潮，大众化的旅游和休闲活动使审美鉴赏不再是官僚士大夫的特权，但市民阶层在鉴赏品位上和官僚士大夫存在差距，城市商业的发展和旅游热潮的兴起虽然极大地激发了大众出游的愿望，但也导致景观质量的下降以及景区环境的破坏。
明代中后期的杭州也有类似的游观景象，其盛状和苏州相比不遑多让。明吴江人史鉴说：“钱塘为东南佳丽，而西湖为之最。重山环之，名藩枕之。凡峰峦之连络，城郭之逶迤，台殿亭榭之参错，举凌虚乘空以临其上，天光水色颠倒上下。烟云起灭，其状万殊。而酒棹游舻，往来交互，歌吹之声相闻，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无日而息也，其盛矣哉。” (28) 春夏秋冬无日而息，正是杭人游赏之盛的写照。“无日而息”只是就西湖的整体游览状况而言，杭人游观和苏人相同，喜欢择特定时日出行，又特别青睐于节庆。生活在16世纪上半叶的陆楫说：“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羞良酝，歌舞而行，可谓奢矣。” (29) 这里说的“按时而游”是比较符合日益商业化和城市化的苏、杭二城市民出游情况的。
如苏州、扬州市民一样，杭人喜欢在春秋展墓期间出城，借扫墓的机会游山玩水。张瀚《松窗梦语》云：“杭俗春秋展墓，以两山逼近城中，且有西湖之胜，故清明、霜降二候必拜奠墓下。此亦《礼》云‘雨露既濡，履之怵惕；霜露既降，履之凄怆’遗意也。然暮春桃柳芳菲，苏堤六桥之间一望如锦，深秋芙蓉夹岸，湖光掩映，秀丽争妍。且二时和煦清肃，独可人意，阖城士女尽出西郊，逐队寻芳，纵苇荡桨，歌声满道，箫鼓声闻。游人笑傲于春风秋月中乐而忘返。四顾青山，徘徊烟水，真如移入画图，信极乐世界也。” (30) 西湖对于市民的吸引力无疑是巨大的，景观之胜改变了传统礼俗的意义，春秋展墓在杭俗中徒留形式，其怵惕凄怆的意义已被纵情湖山的快乐冲淡了。杭州清明时的游观盛况在小说中也有反映，如明末小说集《西湖二集》中有段描述：“那时正值清明节序，西湖之盛，莫盛于清明。清明前两日名为‘寒食’，杭州风俗，清明日人家屋檐都插柳枝，青茜可爱，男女尽将柳枝戴在头上。又有两句俗语道得好：‘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小孩子差读了道：‘清明不戴柳，死去变黄狗。’甚为可笑。杭州此日，家家上坟祭扫，南北两山，车马如云，酒樽食箩，山家村店，无处不是饮酒之人。有湖船的在船畅饮，没湖船的藉地而坐，笙箫鼓乐，揭地喧天。苏堤一带，桃红柳绿，莺啼燕舞，花草争妍，无一处不是赏心乐事。还有那跑马走索，飞钱抛钹，踢木撒沙，吞刀吐火，货郎贩卖希奇古怪时新玩弄之物，无所不有，香车宝马，妇人女子，挨挨挤挤，好生热闹。” (31)
杭州西湖与佛教文化有很密切的关系，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杭州郡守王钦若曾奏请西湖为放生池，故每年四月八日佛诞，善男信女云集湖上放生。高濂《遵生八笺》记载：“四月八日为佛诞辰，诸寺院各有浴佛会，僧尼竞以小盆贮铜像，浸以糖果之水，覆以花棚，铙鼓交迎，遍往邸第富室，以小杓浇灌佛身，以求施利。是日西湖作放生会，舟楫之盛，略如春时，小舟竞卖龟鱼螺蚌，售以放生。” (32) 明代中后期杭城的商业氛围已非常浓厚，即使是城外西湖的放生会，也有商家借机竞卖龟鱼螺蚌。善男信女进香拜佛，商家趁机兜售商品，便形成著名的“西湖香市”。张岱对“西湖香市”有较详尽的描述：
西湖香市，起于花朝，尽于端午。山东进香普陀者日至，嘉湖进香天竺者日至，至则与湖之人市焉，故曰香市。然进香之人市于三天竺，市于岳王坟，市于湖心亭，市于陆宣公祠，无不市，而独凑集于昭庆寺，昭庆两廊故无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骨董、蛮夷闽貊之珍异，皆集焉。至香市，则殿中边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门内外，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棚，棚外又摊，节节寸寸。凡胭脂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经典木鱼，伢儿嬉具之类，无不集。此时春暖，桃柳明媚，鼓吹清和，岸无留船，寓无留客，肆无留酿。袁石公所谓“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波纹如绫，温风如酒”，已画出西湖三月。而此以香客杂来，光景又别。士女闲都，不胜其村妆野妇之乔画；芳兰芗泽，不胜其合香芫荽之薰蒸；丝竹管弦，不胜其摇鼓欱笙之聒帐；鼎彝光怪，不胜其泥人竹马之行情；宋元名画，不胜其湖景佛图之纸贵。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扑不开，牵挽不住。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恐大江以东，断无此二地矣。 (33)
西湖香市从二月十二花朝开始直到端午，足足有四个月热闹繁华的景象；袁宏道的文字已经描画出西湖三月旖旎的春光，香客和经商者形成的香市却是另一番景象。张岱直言士女闲都不胜村妆野妇、芳兰芗泽不胜合香芫荽、丝竹管弦不胜摇鼓欱笙、鼎彝光怪不胜泥人竹马、宋元名画不胜湖景佛图，西湖香市表现出来的更多是宗教和市井的风味，热闹、嘈杂、拥堵，追赶奔忙，拉也拉不开，牵也牵不住，足足闹它四个月方休。张岱的记载为我们展示了西湖景观的多样性，在文人骚客的笔下，西湖有如少女的颜面，但在主要以消费为导向的香市中，西湖又呈现为热闹繁华的商业场所。
上元节的灯市，在苏州是极为繁华的胜景，杭州亦然。《西湖二集》中有段描写，说的虽是前朝宋理宗时候的事情，实际上也是明代中后期西湖的写照：“那时西湖之上，无景不妙，若到灯市，更觉繁华，天街酒肆，罗列非常，三桥等处，客邸最盛，灯火箫鼓，日盛一日。妇女罗绮如云，都带珠翠、闹娥、玉梅、雪柳、菩提叶、灯球、销金合、蝉貂袖项，帕、衣都尚白，盖灯月所宜也。又有邸第好事者，如清河张府、蒋御药家，开设雅戏、烟火，花边水际，灯烛灿然。游人士女纵观，则相迎酌酒而去。贵家都以珍馐、金盘、钿合、簇饤相遗，名为‘市食合儿’。夜阑灯罢，有小灯照路拾遗者，谓之‘扫街’，往往拾得遗弃簪珥，可谓奢之极矣，亦东都遗风也。” (34) 除了灯市，端午也是游观的好时机，端午竞渡的习俗在明代也流传到了西湖，张瀚《松窗梦语》说：“《续齐谐》曰：屈原以五日投汨罗，楚人哀之，以五彩系菰叶裹粘米，谓之角黍，投江以祀。当时以舟楫拯之，今竞渡是其遗迹。角黍之风处处有之，竞渡惟留都为盛，闽中次之。一舟可容十人，大者可二十人，鼓枻而前，顷刻数里，往来如飞，以先后为胜负。近年西湖亦效为之，然行不能疾，以彼皆长江大溪，故能纵横竞逐乃尔。然西湖夏月，荷蕖亭亭水上，如翠盖红妆，艳丽无比，香芬袭人。即盛夏之候，泛舟湖畔，停泊垂阴，清风徐来，顿忘炎燠。余尝经齐秦之境，亦多芙蕖，安得画舫摇曳，游人欣赏也！” (35) 端午竞渡在西湖又是别一番景象，受制于湖水面积和挺水植物，龙舟在西湖无法纵横竞逐，少了一些竞赛的气氛，却多了一份欣赏的安然。
根据以上材料，我们可以说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出现了以市民阶层为主体的旅游热潮，这种热潮大约在南宋偏安江南时期就开始萌芽，到明代中后期则发展为相当繁兴的活动。以往的旅游通常是由文人阶层主导，以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出行和记述为主，而在明代中后期的旅游热潮中，集体化、大规模、定时定点的游观明显增多。在文献记载中，这种游观的主体常以“城中士女”这个模糊的概念作为代称，与文人的个体出游已然不同。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的商业化和城市化是诱发这种以市民为主体的旅游热潮的主导因素，并逐渐形成了适应高度商业化社会的城市审美文化。如上所述，杭州西湖、苏州虎丘、扬州蜀冈等景观的地位在明代以后日趋强化，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不在于这些景观有摄人心魄的美，而在于它们靠近城市且交通便利，能够适应市民出行的节奏以及各种商业活动的需求。一种城市审美文化是由特定时期主导这个城市的各种政治、经济和风俗习惯等因素综合形成的，而已形成且稳定的城市审美文化随之会对这个城市居民的感知、意识和观念产生影响。即便是文人仕宦，不管对这种市民旅游热潮持何种态度，其实自身也已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随着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城市化和商业化的深入，像杭州西湖、苏州虎丘和扬州蜀冈这种介于城市和山林之间的“中间景观”得到极大的发展，它们不像原始山林那样地处偏远之境，但也不像城市景观那样缺乏自然气息。对“中间景观”的强调，同样是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作品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比如，明初吴中地区的画家王履、叶澄曾远赴华山、泰山、雁荡山等地观摩写生，创作出气势雄伟刚健的画作；但这样的远行在明代中后期兴起的吴门画派中已为数甚稀。像沈周、文徵明这样的吴门画家，大多生活在城市或者城市周边，享受着城市生活的便利，触目所及也多是城市或者乡村景色，他们已不愿像王履、叶澄那样远赴荒野外师造化，而更多的是留意周围的城内、城郊的环境。沈周有首《怡野》诗云：“心远自成幽僻地，移家不必入千峰。路通绿野城三里，屋绕青山树几重。别圃暖烟分芍药，小亭秋水看芙蓉。田园生事年年足，莫怪樊迟爱老农。” (36) 对于沈周而言，城市生活并不让人讨厌，如果嫌城内太过喧嚣，可以移家往城郊居住，但若是超出了城郊的范围则是太过于僻远了。对于像沈周这样生活在城市或城市附近的江南文人来说，他们对“自然”的理解已经远离了荒野的意味，他们所渴望的自然生活其实只是得享城市便利却又暂时脱离城市喧嚣的田园生活。和城市居民一样，城外的中间景观是他们最常踏及的场所，他们的作品也以真实刻画吴中地区城郊风景为共同特点。我们很难说从明初到明中这样一种变化是好是坏，日益变化的生活环境和世情风俗塑造了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也决定了人们对自然、乡村、城市等外在世界的偏好和取舍。
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对城市生活的依恋直接孕育出一种“市隐”的文化心态，也让传统的隐逸观念面临更加多样化的选择。沈周有《市隐》诗曰：“莫言嘉遁独终南，即此城中住亦甘。浩荡开门心自静，滑稽玩世估仍堪。壶公溷世无人识，周令移文好自惭。” (37) 沈周认为，只要内心达到清静超脱的境界，其实已不必隐遁在山林薮泽，城市生活亦能满足这种心灵的需求。明初江南文人的“隐”常常和政治上的穷通联系在一起，如高启《野潜稿序》说：“夫鱼潜于渊，兽潜于薮，常也；士而潜于野，岂常也哉？盖潜非君子之所欲也，不得已焉尔。当时泰，则行其道以膏泽于人民，端冕委佩，立于朝庙之上，光宠煊赫，为众之所具仰，而潜云乎哉！时否，故全其道以自乐，耦耒耜之夫，谢干旄之使，匿耀伏迹于畎亩之间，唯恐世之知己也，而显云乎哉？故君子之潜于野者，时也，非常也。” (38) 高启将“隐”或“显”与“时”联系在一起，以“潜于野”为非常，以“显而达”为常，主要取决于“潜、显之时”，即世道的治乱。显然，这里的“隐”主要是“不仕”之意，而不是隐遁山林的意思，因此这种不仕之隐在江南文人那里并不意味着非得逃离城市。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记载沈周的祖父沈澄：“永乐初，以人才征，引疾归。好自标置，恒著道衣，逍遥池馆，海内名士，莫不造门。居相城之西庄，日治具待宾客，饮酒赋诗，或令人于溪上望客舟，惟恐不至，人以顾玉山拟之。” (39) 吴宽为沈周写的《石田稿序》中说：“若相城有沈氏，顾独好隐，盖自茧庵征士已有诗名于江南，二子贞吉、恒吉继之。至吾友启南，资更秀颖，虽得乎父祖之教，自能接乎宋元之派，以上溯乎鲁望。且其宅居江湖间，不减甫里之胜。宾客满坐，尊俎常设。谈笑之际，落笔成篇。” (40) 在沈氏一族那里，“隐”基本上是不仕之意，因此他们家族基本上都是隐于市；从沈澄到沈周，均尊俎常设、广交名士，如果宅居过于远离城市，是无法维系此种社交网络的。
明代中叶以后，江南城市的发展和繁荣、生活的便利和交通的快捷，让多数文人对城市生活更加难以拒绝，“市隐”观念的兴起只不过是这种对城市生活依恋的写照。特别对于那些没有或尚未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文人来说，“不仕”并非意味着显达之路的断绝，通过社交网络广邀声誉、积累文化资本就变得非常重要，而这基本上只能在城市或者城市周边才能实现。明代中后期在城市与山林之间取舍的江南文人在心态上已不排斥城市生活，他们更青睐于在城市和山林之间寻找一方幽地，去城不远而能享城市生活的便利，但又不至于受城市喧嚣的影响；即使找不到这样的幽地，他们也更倾向于在城内生活，只要能闹中取静，也能大致不受影响了；更豁达者甚至可以抛开环境的差异性而寻求心灵的安静，只要心灵能够超脱，“虽居市廛，如处岩壑”，便无往而不可隐了。文徵明在《顾春潜先生传》中对“市隐”作了辩护：“或谓昔之隐者，必林栖野处，灭迹城市。而春潜既仕有官，且尝宣力于时，而随缘里井，未始异于人人，而以为潜，得微有戾乎？虽然，此其迹也。苟以其迹，则渊明固常为建始参军，为彭泽令矣。而千载之下，不废为处士，其志有在也。渊明在晋名元亮，在宋名潜。朱子于《纲目》书曰：‘晋处士陶潜’，与其志也。余于春潜亦云。” (41) 文徵明区分了“志”与“迹”，只要适志而行，迹可不拘，也就无须“灭迹城市”了；这种对于“隐”的宽松心态，也就为隐于市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明初高启以“时”论“隐”，仍以“显”为常而“隐”为非常，但在明中期的沈周和文徵明那里，“时”或“不时”都已不再重要，外在环境的变化已屈从于心灵自身的解脱。相较于明初画家王履的“师造化”，沈周和文徵明的画风已向“师心”转变。他们对于城市生活的感知更加敏锐，审美品位也更加精致，但相应的，他们的眼界也更加狭小，画风也更加孱弱了。
尽管有沈周、文徵明这样的大才子为“市隐”呐喊，但传统隐逸的观念在明代中叶以后仍持续发展，并在新的语境中获得了新的意义。明中叶以后江南文人对风景名胜的记述往往伴随着对“城中士女”大众化的审美趣味的厌恶，高雅且富于学识的文人常会在比较中强调自身品位的独特性。如明末李流芳《游虎邱小记》云：
虎邱，中秋游者尤盛。士女倾城而往，笙歌笑语，填山沸林，终夜不绝。遂使邱壑化为酒场，秽杂可恨。予初十日到郡，连夜游虎邱，月色甚美，游人尚稀，风亭月榭间，以红粉笙歌一两队点缀，亦复不恶。然终不若山空人静，独往会心。尝秋夜与弱生坐钓月矶，昏黑无往来，时闻风铎及佛灯隐现林杪而已。又今年春中，与无际、舍侄偕访仲和于此。夜半月出无人，相与趺坐石台，不复饮酒，亦不复谈，以静意对之，觉悠然欲与清景俱往也。生平过虎邱才两度，见虎邱本色耳。友人徐声远诗云：“独有岁寒好，偏宜夜半游。”真知言哉！ (42)
品位高雅的文人认为喧嚣的人群对于美景是种破坏。李流芳叙述了自己几次游虎丘的经历，都是夜深人静、游人稀少的时候出行，同行友人也是品位高雅、志同道合之士，而李流芳仍然觉得最理想的出行乃是山空人静、独往会心；夜半月出无人之时，趺坐石台，不复饮酒与交谈，静对悠然清景，李流芳认为这样才能见着虎丘的本色。在一篇题跋中，李流芳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虎丘，宜月、宜雪、宜雨、宜烟、宜春晓、宜夏、宜秋爽、宜落木、宜夕阳，无所不宜，而独不宜于游人杂沓之时。盖不幸与城市密迩，游者皆以附羶逐臭而来，非知登览之趣者也。” (43) 出于对游人杂沓喧闹的厌恶，李流芳将这种情感移植到了城市上，认为虎丘之不幸在于离城市过近，距城越远则湖山愈发可亲，“去胥门九里，有村曰横塘。山夷水旷，溪桥映带，村落间颇不乏致。予每过此，觉城市渐远，湖山可亲，意思豁然，风日亦为清朗” (44) 。至于杭州西湖，李流芳的感受也与苏州虎丘类似，在题紫阳庵画的跋语中他说：“南山自南高峰逦迤而至城中之吴山，石皆奇秀一色，如龙井、烟霞、南屏、万松、慈云、胜果、紫阳，一岩一壁，皆可作累日盘桓，而紫阳精巧，俯仰位置，一一如人意中，尤奇也。余己亥岁与淑士同游，后数至湖上，以畏入城市，多放浪两山间，独与紫阳隔阔。” (45) 对于游人喧嚣的厌恶最终导致他对城市和城市生活的评价不高，也就无法得出沈周那种“即此城中住亦甘”的态度了。
李流芳对于市民游观和城市生活的批评在当时同样是带有普遍性的。特别是在中晚明，市民阶层的兴起和社会身份的日渐模糊，都使文人士大夫迫切希望和其他阶层有所区别，而鉴赏品位又是他们特别倚重的一种文化资源。张岱也曾对西湖游人如织的景象感到烦心，“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是晚西湖人声鼎沸、呼叫嘈杂，“杭人游湖，巳出酉归，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队争出，多犒门军酒钱，轿夫擎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断桥，赶入胜会。以故二鼓以前，人声鼓吹，如沸如撼，如魇如呓，如聋如哑，大船小船一齐凑岸，一无所见，止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少刻兴尽，官府席散，皂隶喝道去；轿夫叫，船上人怖以关门，灯笼火把如列星，一一簇拥而去。岸上人亦逐队赶门，渐稀渐薄，顷刻散尽矣。吾辈始舣舟近岸。断桥石磴始凉，席其上，呼客纵饮。此时月如镜新磨，山复整妆，湖复颒面，向之浅斟低唱者出，匿影树下者亦出，吾辈往通声气，拉与同坐。韵友来，名妓至，杯箸安，竹肉发。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 (46) 在此段文字中，张岱多次强调“吾辈”和“城中士女”迥异的趣味区别，只有在深夜待到后者簇拥而去之后，“吾辈”雅人韵士才开始尽兴于湖山之间。与李流芳喜欢独往稍有不同的是，张岱更强调文人士大夫之间往通声气、相与唱和，似乎后者更关心作为一个整体的文人阶层的身份认同和维护。
如上所述，对市民游观趣味的批评和对文人身份的认同容易使传统的山林和城市之间的区分继续维持下去，因此在雅人韵士中形成了一种“不入城”的风气。李流芳说他“畏入城市”，张岱及其同好也是“纵舟酣睡十里荷花之中”。袁宏道在《紫阳宫小记》中也说：“余最怕入城，吴山在城内，以是不得遍观，仅匆匆一过紫阳宫耳。紫阳宫石，玲珑窈窕，变态横出，湖石不足方比，梅花道人一幅活水墨也。奈何辱之郡郭之内，使山林懒僻之人亲近不得，可叹哉。” (47) 袁宏道说他最怕入城，虽自嘲为“山林懒僻之人”，但他说紫阳宫石“辱之郡郭之内”，实际上是对自己不入城的习性颇为自诩的。张岱在其《西湖梦寻·紫阳庵》中收入了李流芳题紫阳庵画的跋语和袁宏道的这篇《紫阳宫小记》，可见其对李流芳和袁宏道“不入城”的雅事是相当认可的，这种“不入城”的集体行为体现了明代中后期文人之间以审美品位相互认同和砥砺的风气。
如袁宏道、张岱和李流芳这样的名士，虽然以城市喧嚣而畏入，但毕竟受红尘羁绊而无法不出入城市，而像另一些真正有隐逸之志的文人，则倾向于在远离城市的幽僻之地隐居。在《西湖梦寻》中，张岱记录了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只有少数人隐士居住在那里。如“九溪十八涧”，张岱说：“九溪在烟霞岭西，龙井山南。其水屈曲洄环，九折而出，故称九溪。其地径路崎区，草木蔚秀，人烟旷绝，幽阒静悄，别有天地，自非人间。溪下为十八涧，地故深邃，即缁流非遗世绝俗者，不能久居。按志，涧内有李岩寺、宋阳和王梅园、梅花径等迹，今都湮没无存。而地复辽远，僻处江干，老于西湖者，各各胜地，寻讨无遗，问及九溪十八涧，皆茫然不能置对。” (48) 西湖景观在此凸显了城市山林的效应，周边的山林景观根据与杭州城的距离依次形成中心与边缘的格局，像九溪十八涧这样远离城市的景观无法满足市民游赏的需要，它过于野性的自然也就无法获得时人的欣赏。
杭州的西溪被张岱称为“西湖外景”，是明清时期隐士聚居的地方。张岱记述道：“粟山高六十二丈，周回十八里二百步。山下有石人岭，峭拔凝立，形如人状，双髻耸然。过岭为西溪，居民数百家，聚为村市。相传宋南渡时，高宗初至武林，以其地丰厚，欲都之。后得凤凰山，乃云：‘西溪且留下。’后人遂以名。地甚幽僻，多古梅，梅格短小，屈曲槎枒，大似黄山松。好事者至其地，买得极小者，列之盆池，以作小景。其地有秋雪庵，一片芦花，明月映之，白如积雪，大是奇景。余谓西湖真江南锦绣之地，入其中者，目厌绮丽，耳厌笙歌，欲寻深溪盘谷，可以避世如桃源菊水者，当以西溪为最。余友江道闇有精舍在西溪，招余同隐，余以鹿鹿风尘，未能赴之，至今犹有遗恨。” (49) 张岱的记载有趣者在后段，西溪因其地甚幽僻，被视为像桃花源那样避世的地方，张岱的好友江道闇有精舍在西溪，邀其一同避世归隐，张岱却自惭贪恋风尘而未能赴之；晚明之时杭州城繁华风流，西湖秀丽怡人，要完全摆脱城市的诱惑而归隐，实非易事。在晚明文人看来，相较于西湖的浮华绮丽，西溪的景色别有一番真和雅之味，原因也是西溪远离城市。如晚明王在晋《西溪探梅记》说：“迹余榷武林，行尽溪山之胜，而西溪独为流览所不到，盖永兴去城稍远，而武林人铺陈湖山佳丽，未有不说山前而说山后者，游人之所舍，为山灵之所秘，以此较孤山，当为和靖先生所误识，野鹤归来可与青螺并归点化矣。” (50)
我们看到，城市与山林之间的关系在明代中后期变得多样化了，一些文人根据心灵超越的理由而不再把城市和山林视为异途，另一些文人则延续了将两者区别对待的传统观念，还有另外一些文人试图将城市和山林的优势结合起来。后者如明末的藏书家江元祚，他在杭州城内已有居室，且结境幽奥，俨然城中丘壑，但他仍不满足，在离城五十里的西溪另建“横山草堂”，以作读书幽居之所，“盖欲以可进可退之身，寄之山林、城市者也，故两营焉” (51) 。“横山草堂”不仅是园林别墅，也是藏书楼，号“拥书楼”，多古本未见之书；“横山草堂”以其清幽和藏书之富，吸引了当时不少名士如黄宗羲、钱谦益等前往拜访。明末清初，来西溪隐居或者造访的文士渐多，除了上述江道闇、江元祚、黄宗羲、钱谦益，还有虞淳熙、冯梦祯、王稚登、王思任、李流芳、吴本泰、邹孝直等都在西溪留下足迹。由聂心汤、虞淳熙纂修的万历《钱塘县志》记载云“二月梅始华，香雪菲菲，四面来袭人。有柏家园，园居百许家，隐隐深林，但见炊烟出林杪” (52) ，可知彼时西溪已有不少人家居住。虞淳熙在此有别墅“宜园”，冯梦祯则建有“西溪草堂”。王稚登、王思任和李流芳都对西溪景色流连不已，王稚登《西溪寄彭钦之书》说“留武林十日许，未尝一至湖上，然邃穷西溪之胜，舟车程并十八里，皆行山云竹霭中，衣袂尽绿”，王思任则有《西溪诗》云“一岭透天目，千溪叫雨头。石云开绣壁，山骨洗寒流。鸟道苔衣滑，人家竹语幽。此行不作路，半武百年游”，李流芳则于“壬子正月晦日，同仲锡、子与自云栖翻白沙岭至西溪”，见西溪一带“梅花绵亘，村落弥望如雪”，并画有西溪图并题跋。 (53) 吴本泰和邹孝直为明末清初时人，均遁入西溪河渚隐居，前者晚年还有《西溪梵隐志》一书。
从晚明到清代，卜居西溪的隐士渐多，来西溪造访的文士也络绎不绝，使原本以避世为主的隐逸也有了不同的社会功能。明代中期以后文人标榜隐逸的风气盛行，山人、清客在文人社交网络中颇具声望，不排除有部分文人以隐逸为名而获致美名。对于这部分人来说，通过寄居远离城市的西溪，反而能够更容易实现社交网络对其高雅脱俗趣味的认可。到西溪造访的士人越多，则表明社交网络相互标榜风气的效应越大，也表明西溪和杭州城之间的联系越发紧密。事实上，从明代中叶到清代，西溪一直沿着名胜之地的轨迹而发展，晚明王在晋西溪探梅之时，西溪仍为“游人之所舍，为山灵之所秘”，而到了清代，“西溪探梅”已是西湖十八景之一了。在此过程中，文人寻梅、探梅、赏梅的文化实践无疑带有很强的示范作用，不仅文人社交网络内部之间互通生气、互为标榜，市民也热衷于效仿文人这种高雅脱俗的行为，最终使“西溪探梅”被纳入了西湖景观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溪以其与城市较远的距离，发挥着不同的社会功能：对于那些真正想逃离城市的人来说，西溪为他们提供了远离城市的隐修之地；而对于那些希望通过闲隐的行为而获致声望的人来说，西溪又为他们提供了标榜清名并获得认可的社交场所。作为一个和城市若即若离的场所，西溪与城市持续发生作用并缔结新的关系，西溪就在与城市的这种多重互动中塑造着自己的形象。
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隐于市还是隐于野，强调文人的身份意识和品位的独特性都是最重要的。明代中后期隐逸思想最大的变化是渗入了雅俗之辨的意涵，在富庶繁华的江南大城市尤为显著。 (54) 明初高启以“时”来论“隐”，是儒家传统济世观念的体现，我们说过这种隐逸观念更多是“隐”和“仕”之间矛盾的产物，城市和山林之间的关系仍是次要的；而在明中期以后，“隐”和城市生活之间的矛盾就被凸显出来了。特别是明代中后期城市商业的繁荣使市民阶层兴起，其中的富商巨贾能够以其巨大的财力购置古玩雅具、兴建园亭别墅，甚至斥巨资发展文教事业并培养子弟进入文人阶层，而普通的市民又以着力模仿文人的高雅行为为风尚，旅游、读书、品茗、看戏等都已不是文人士大夫的专利。可以想见，明中后期生活在江南大城市的文人，时时面临着身份模糊的危机，他们不得不刻意标榜个性化的生活体验，更精雅细微的独特品位、更标新立异的玩赏癖好、更精心经营的生活世界，无一不是为了将自己和日渐趋同的富商与普通民众区别开来。因此，无论是隐于市还是隐于野，都带有士大夫之间声气相通、儒雅相尚的意味。隐于市无疑更有利于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也更有利于进入和维持文人士大夫的社交圈；隐于野也不再是传统逃离城市的意味，恪守隐逸山林的传统这时变成了一种凸显文人身份的观念工具，使山林隐逸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避世，反而是通过有意的趋避来实现对现实生活的介入。因此，虽有隐于市廛和隐于郊野之分，但士大夫们的文化实践和生活美学是相同的，无论在哪里他们都刻意和市民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选择特殊的出游时间以避开人群，他们到一般市民很少去的地方游赏，他们常常通过诗歌、游记来记录游观的心得体会，他们在言谈举止、着装和游具上都刻意标新。他们大多不愿意和一般民众同乐，却非常喜欢并且离不开同气相求的文人社交网络。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将雅和俗区分开来，并确定自身作为审美裁决者的地位，以维持和巩固文人士大夫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