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陵寝建筑中的环境意识与风水美学
中国古代的陵寝建筑是“天人合一”这一哲学观念的产物，特别对于贵为天子的帝皇来说，其陵寝的选址和营造更要凸显天、地、人的合一，因此取法天地便成为历代帝陵的重要指导原则。明代帝陵也不例外，无论是选址还是建筑的形制布局，都有浓厚的象天法地的意味。
明孝陵的象天法地的意味是最为显著的。从空中可以明显看到孝陵陵宫和神道呈现北斗七星的形状，这种设计不仅有顺应地形地势方面的考虑，也是为了和天上的星体相配，使整个帝陵“体象乎天”，在凸显墓主人贵为天子的同时，也能更好地使天人之间相互贯通，使生气在天人之间保持流动和平衡。明孝陵的宝顶为圆形土丘，也有取象于天的意味，与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相合。明长陵背靠天寿山主峰和东西二峰，中峰最高，象征北辰星的位置，符合紫微垣星局，也是帝王才能享用的风水格局。
在帝陵的选址和建造中，效法于地可能更加重要。明代帝陵是以形势派风水学说作为指导原则的。形势派风水学注重观察天下山川河流的走势，在山脉最适宜藏风聚气的结点定穴。这种学说本身就是以效法于地作为根本原则，它将天下视为犹如人身一样的活的有机体，只有在大地血脉流通之处才有旺盛的生气，而只有生气旺盛才能利于下葬并荫庇后人。这里隐含着两种重要的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一是并非所有的地点都适宜下葬，只有那些生气氤氲并且能够聚集的地点才适合作为穴位，而不适宜作为穴位的往往是生气流动而无法界止之处，这些地方的生气无所驻留，自然也就无法凝聚到墓穴的主人身上，最终也无法经由墓主而流传到他的后代身上，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陵寝选址的首要原则是选择藏风纳气的地点，而这个原则是建立在天、地、人三者能够交通感应的观念上的；二是山川河流的走势并不由人的意志来安排，因此对于陵寝的选址一般而言经过了“寻”龙、“点”穴、“察”砂等操作，人在其中发挥的往往是发现和因循自然的作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布置人造的风水林、风水塔、风水道等来改变某个环境的风水形势，但基本的风水形势是很难改变的，特别对于帝陵的选址而言，其规模和标准都决定了不可能大范围地对帝陵周围的环境进行改造，帝陵的选址和营造因此凸显为一种环境选择而非环境改造的艺术。
明白以上两点很重要，作为一种环境选择的艺术，帝陵在其选址和营建过程中充分体现出了对生态和环境的尊重，不是通过大规模的自然环境的改造来为陵园腾出空间，也不是通过大量人工设置的景观来配合陵寝建筑的规划，而是在自然环境中发现并选取最适合的场所来安置人工建筑。中国古代帝陵有“因山为陵”的传统，陵寝依山而建，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因”不仅是以山为背靠、为依托，也是遵循山脉的形态与走势，使人工建筑成为自然景观的延续，使两者之间发生血脉流通的有机联系。从风水学的观点来看，中国古代帝陵的选址也强调帝陵要隐于山水之间，以四神砂为主要的屏蔽将穴位层层拱卫于中心，形成一种围合型的半封闭的场所。我们看到，在这样的风水格局中，理想的人工建筑形态是要消泯于自然山水的重重围护之中的，隐藏于山水之间无论对于帝陵的安全还是对自然环境的保护都有重要的意义。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隐”的观念培育了“因山为陵”的传统，使环境选择的意识深入帝陵的选址和营建中，从而也避免了大规模人工开发对周围环境的破坏。虽然历代帝陵的营建莫不伴随着大量人力物力的损耗，但这些损耗主要在于人工建筑的建造，而对周围环境并未造成根本性的影响，其根源也就在于这种以发现、因循、尊重自然环境为主导原则的营造观念。明孝陵和十三陵都有这种隐于山水间的布局特点。孝陵背靠钟山，前有梅花山为案，左右有龙虎二山辅弼；神道充分利用梅花山的特点布置出曲折的北斗七星状，使陵宫隐于梅花山之后。十三陵所在天寿山地区更加开阔，但其基本的地形也是东、西、北三面环山，形成南面开口的半包围围合，十三陵则隐藏于围合之中。
如上所述，在明孝陵和十三陵的选址与营建中，我们能发现一种效法、因循和尊重自然的原则，这种原则从客观上起了维护和改善帝陵周围生态环境的作用。除了强调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强调发现适宜的陵址而非对环境进行大规模的改造，明代帝陵在营建过程中还注重维持和保护陵园内外动植物的生存。明帝陵建成后一般都广植山林并设专人巡护，禁人采樵、烧山、取石、盗杀园内动物等。在维护帝陵周围环境方面，明代有非常严厉的法规，《明会典·刑律条》云：“凡凤阳皇陵，泗州祖陵，南京孝陵，天寿山列圣陵寝，承天府显陵，山前、山后各有禁限。若有盗砍树株者，验实真正桩楂，比照盗大祀神御物斩罪奏请定夺。为从者，发边卫充军。取土、取石、开窑烧造、放火烧山者，俱照前拟断。其孝陵神烈山铺舍以外、去墙二十里，敢有开山取石、安插坟墓、筑凿池台者，枷号一个月，发边卫充军。……天寿山仍照旧例，锦衣卫轮差的当官校，往来巡视。若差去官校卖放作弊，及托此妄拿平人骗害者，一体治罪。” (25) 明代定下严刑峻法，对破坏陵园周围环境的行为施以重罪，虽然这主要是出于维护帝陵的风水和安全的考虑，但在客观上也保护了帝陵周围的生态环境不遭破坏。明清易代之际，对帝陵的巡护松懈，随之而来的是周围环境遭到破坏。清初屈大均《孝陵恭谒记》说：“旧有松树数十万株，苍翠荫森，与岩石、云林相蔽亏，皆六朝古物。今弥望无一存矣。”同时期的魏世傚也说：“环陵而望，山高阔而无树。二游人云：‘昔者山多紫气，佳木数百万，天晴明时，日光照耀如金色，故呼为紫金山。今树之为金陵人薪者有年矣。’” (26)
明代帝陵的选址和营造强调天、地、人之间的交通感应，根据这种原则营建的帝陵景观具有一种整体性。《明孝陵志·形胜》云：“孝陵周围四十五里。凡山川城郭，宫殿刹宇，诙诡之观，名胜之迹，列峙而交映者，一若为陵之有。虽存毁近远不一，而涉其地者，知其有是，亦可发思古之幽情焉。” (27) 孝陵周围45里的山川城郭、宫殿刹宇等不同要素相互列峙而交映，共同围绕孝陵而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使孝陵在保持不同要素独特性的同时又内外结合而成统一的景观空间；在这个景观空间内，帝陵因遵循依山建陵的原则，本身并没有成为压倒周围环境的主导要素，而是和其他景观要素相互配合而形成一个整体；但是这个空间又不是没有中心的，各种景观要素层层拱卫，将帝王的寝穴围绕在中心，又突出了帝王作为天子的无上权威，满足了陵寝作为礼制建筑的基本要求。天寿山诸陵也有这样的景观特色，天寿山整体规模宏大，风水吉地非常多，从微观层面上看每个帝陵都按照寻龙点穴的要求进行选址和营建，而从宏观层面上看所有帝陵又都以北面的天寿山以及左右虎山和蟒山为屏障，形成各具特色而又相互结合的一个整体。明十三陵同样一体于天寿山的整体景观中，在天寿山的围合中形成诸多小的中心，形成多中心向四周辐射的秩序，达到自然景观和礼制建筑的完美融合。
我们可以看到，明代帝陵的营建和维护过程中有种尊重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存在，这种意识同样和作为建陵指导原则的风水学说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形势派的风水观念，因其十分注重观察自然形貌和因循自然法则，而在生态方面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形势派风水和理气派风水对于生态的意义是不同的：“当形式派（the Form School， 即形势派——引者注）在所选地形中寻找龙脉时，理气派（the Compass School）则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分析气流运行时的影响力。五行与《易经》中的八卦有密切关系，人的出生年月对应于某一卦。把某个人出生的卦相、五行与方位的卦相、五行联系起来，就能决定哪个方向对这个人有利，哪个方向有害，也就能将房屋或房间确定在有利的方向，以避免有害气场的影响。从理论上讲，这种形式的看地无须考虑周围的地形。因此，很明显理气派对生态的讨论难以提供帮助。从生态的观点出发，正是形式派为这个长期具有生命力的传统提供了最深刻的洞见。” (28) 相较于注重五行配对的理气派，形势派更加注重考察特定环境中的地形、地貌以及不同景观要素之间的配合，因此培育出了一种非常重视自然形貌的生态意识。
明代帝陵的选址、布局形制和生态意识已适足于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水美学，这种风水美学将气、阴阳、四灵、五行、八卦等传统观念投射到自然形貌和人工建筑相结合的形式特征中，创造出具有丰富的美学成分和深刻的环境意识的宏伟景观。李约瑟曾说：“在许多方面，风水对中国人民是有益的，如它提出植树木和竹林以防风，强调流水近于房屋的价值。虽在其它方面十分迷信，但它总是包含着一种美学成分，遍中国农田、居室、乡村之美，不可胜收，都可藉此得以说明。” (29) 中国古代对于整个宇宙持一种有机联系的观念，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是存在联系的。所以，帝陵的营建虽然出于慎终追远、养生送死的实用观念和树立皇家权威、延续天子命脉的实际目的，但是追求一种优美的、和谐的自然景观和人造环境的思想也始终包含在这种目的中。
风水是一种极为强调生气流动的学说，风水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了解生气流动的规律，并且在适当的地点或者时机将这些生气聚集起来。风水美学因此可以视为一种“生”的美学，讲求的是生命的美、生气的美、生机的美和生动的美。这种“生”的美学在明代帝陵的选址和营建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明代帝陵在选址上要选取位于龙脉、生气最为旺盛磅礴之地，穴位周围的特殊地形能够“藏风纳气”，也就是能够使生气根据地形而流动并聚集在穴位附近。具有旺盛的生气也是帝陵选址的重要标准，比如能够作为帝陵“四灵”的山峦往往都是体态丰匀、林木郁葱的土山，而那些峻峭嶙峋的童山秃岭是不能作为帝陵的靠山或者护山的。帝陵虽然是埋葬皇帝的地方，但是在周围景观的处理上则要突出“生”的作用。比如帝陵营建往往要广植树木并大范围蓄养梅花鹿、鹤、龟等山野动物，以增加这个地区的生机和生气；同时颁布严格的禁令，防止帝陵周围的环境和动植物遭到破坏。
气是需要流动才具有生命力的。“藏风聚气”的要求是气不能被风吹散，但毫无流动的气也就变成了死气，因此气必须是能够流动而又界止的，即生气顺着龙脉而行，在穴场这里因特殊的地形而聚集，这是“藏风聚气”的基本原则。气的流动在于交感，有阴阳二气的交感才会引起生气的流动。因此，阴阳相济、动静结合是风水美学的基本的动力学原理。明帝陵一般都是落在背山面水之处，这样就能够形成负阴抱阳的格局，形成阴阳相交、生气氤氲的效应。明代双湖居士谢廷柱《堪舆管见·论水补》云：“山与水是大配合。水为阳，山为阴。山得水，水得山，是夫妻配合；水逆山，山逆水，是夫妻交感。若山水俱顺，则虽有配合，而无交感，非成龙之地矣！” (30) 谢廷柱在这里相当形象地说明了阴阳交感在风水学中的重要性。风水中所谓吉地强调山和水的配合，水一般发源于山脉之间，从溪谷蜿蜒而下，在流经穴位附近的时候如果势头直下，没有在穴前形成横贯或者斜倚的姿态，则被视为和山没有交感，没有交感则生气无法聚集，不是理想的穴位。
风水学强调整个穴场内各种要素之间的交感相济，有利于形成多样化和多层次相互结合的景观效果。从穴位所背靠山脉来说，主山、父母山、少祖山、太祖山依次垂头，形成山外有山、重峦叠嶂的立体空间，增加了整个景观的视觉深度和纵深感；穴位前面是明堂，明堂一般要求视野开阔平整，与四周围合的山脉相得益彰，在维系整个陵寝安全的同时又能获得视觉上的开阔性，凸显天子陵墓的恢宏气势；两边的龙山和虎山要求姿态丰润蜿蜒，虎山要比龙山低伏一些，形成保护穴位的左右护翼，和前后山脉一起配合，增加了景观的空间层次感和多样性；案山和朝山在穴前形成屏障，使视线有所隔绝，其作用类似于中国古代建筑中的照壁，避免视野上的一览无遗，也有阻挡生气流逸的功能，而从景观的欣赏角度来看，则又与中国古代园林建筑中的借景手法相似，能够通过借入远处的山峦增加景观效果；从整个空间的主体结构来看，陵寝建筑遵循南北左右对称的格局，从北向南靠山、穴位、案山和朝山形成纵轴线，从左到右则形成龙山、穴位和虎山的横轴线，这种对称的格局非常符合帝陵这种礼制建筑的要求，有利于形成谨严有度的规整空间，塑造出严肃而恢宏的视觉效果；陵寝内的流水则是最富动态和韵律的景观要素，风水学对水的要求就是屈曲有情、流畅有致，空间内的一条或几条流水的蜿蜒动态，有利于打破对称格局的过度规整，为整个景观增添灵动和柔媚的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明代帝陵的美学特征几乎都是通过对自然环境的选择而实现的，主要是自然景观之间的相互配合和阴阳交济形成了明代帝陵那种谨严有度而又灵动活泼的整体气势和韵律。明代帝陵那些精美的建筑、石雕、碑刻等被融入了这种整体性的美学氛围中。这种特点符合明代帝陵“因山为陵”、隐于自然风景中的要求。因此我们可以说，明代帝陵的选址和营建基本上遵循的是尊重自然形貌、根据自然地形进行施工和改造的原则。陵址的选择要以自然景观而非人工景观作为基本，帝陵的营建则不对自然形貌做大规模的改造，诸如山脉的形态、河流的方向、植被的原貌等等，尽量不会做出很大的改动。这样一种尊重环境的意识无疑和帝陵营建所遵循的风水美学有密切关系，正是风水美学中的气、阴阳、四灵、五行、八卦等观念塑造了明代帝陵的基本形貌，且培育了明代人通过寻龙点穴这样的环境选择而非环境改造的行为来修建陵墓的基本观念。
清道光二年（1822）秋七月丙戌，清宣宗下谕：“国家定制，登极后选建万年吉地，总以地臻全美为重，不在宫殿壮丽以侈观瞻。” (31) 清代帝陵从选址到规划建制均仿照明朝，因此清宣宗这里所说的帝陵营建“总以地臻全美为重，不在宫殿壮丽以侈观瞻”也可以看成对明代帝陵营建的风水美学的恰当概括。山川形势务求完美，而人工建筑则不求壮丽，只需遵照国家典制。从这种帝陵风水美学中我们能够发现一种尊重自然环境的意识，一种强调将人工建筑融入自然景观中的观念，正是这种意识和观念持续性地发挥着维护帝陵生态环境的作用，并继而作为自然与人工完美结合的一个典范而不断培育着中国人心中理想的生态和环境意识。
(1) 〔晋〕郭璞著，〔清〕吴元音注：《葬经笺注》，上海陈氏藏版泽古斋重钞本，第2页。
(2) 〔明〕徐善继、徐善述：《重刊人子须知资孝地理心学统宗·附杂说二疑·论风水名义》，明万历刻本。
(3) 〔明〕王祎：《王忠文集》卷二十，四库全书本。
(4) 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27—1028页。
(5) 同上，第1035页。
(6)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20—2721页。
(7) 〔明〕张岱撰，马兴荣点校：《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页。
(8)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777页。
(9) 黄彰健校勘：《明太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1202页。
(10) 同上，第27—28页。
(11) 同上，第3915—3916页。
(12) 同上，第3924页。
(13) 同上，第3929页。
(14)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75页。
(15) 〔明〕徐善继、徐善述：《重刊人子须知资孝地理心学统宗》卷三上，明万历刻本。
(16) 〔晋〕郭璞著，〔清〕吴元音注：《葬经笺注》，上海陈氏藏版泽古斋重钞本，第6—7页。
(17) 〔清〕赵玉材著，陈明、李非注译：《绘图地理五诀》，北京：华龄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页。
(18) 〔明〕蒋德璟：《察勘皇陵纪》，见中山陵园管理局、南京孝陵博物馆编《明孝陵志新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19) 中山陵园管理局、南京孝陵博物馆编：《明孝陵志新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20) 〔明〕蒋德璟：《察勘皇陵纪》，见中山陵园管理局，南京孝陵博物馆编《明孝陵志新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21) 孟凡人：《明代宫廷建筑史》，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466页。
(22) 〔清〕梁份：《帝陵图说》卷二，见《帝陵图说》四卷抄本，汪鱼亭藏书。
(23) 同上。
(24) 孟凡人：《明代宫廷建筑史》，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510页。
(25) 参见王焕镳：《明孝陵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26) 参见王焕镳：《明孝陵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89—90页。
(27) 同上，第1页。
(28) ［美］斯蒂芬·L.菲尔德：《找寻龙脉：风水与民间生态》，见［美］安乐哲等主编《道教与生态——宇宙景观的内在之道》，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58页。
(29) 见王其亨主编：《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页。
(30) 〔明〕谢廷柱：《堪舆管见》，金陵甘福德基校订版。
(31)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三十八，见《清实录》第三十三册《宣宗实录（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版，第6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