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林的功能：“计必先园而后居第”

在王世贞眼中，园林之所以如此重要，除了园居生活能给人带来游赏之乐，它还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文人身份认同和社会区分的功能，对于作为士林领袖的王世贞来说，这种认同和区分的功能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他的一举一动、他的审美趣味和裁断，其实都代表着当时千千万万士林学子。

在《弇山园记》中，王世贞描述了生活在弇山园中的苦与乐：“吾自纳郧节，即栖托于此。晨起，承初阳，听醒鸟。晚宿，弄夕照，听倦鸟。或蹑短屐，或呼小舠，相知过从，不迓不送。清醒时，进钓溪腴以佐之；黄粱欲熟，摘野鲜以导之。平头小奴，枕簟后随，我醉欲眠，客可且去。此居园之乐也。守相达官，干旄过从，势不可却，摄衣冠而从之，呵殿之声，风景为杀。性畏烹宰，盘筵饾饤，竟夕不休。此吾居园之苦也。” (143) 在上面这段话中，王世贞将一种类似于有魏晋士人风度的园居生活视为“乐”，同时将不得不应付的应酬视为园居生活之苦。实际上，以王世贞的巨大声望、家世及其个性，他建弇山园之初就未必真把该园视为隐居清修之所，因此社交生活在弇山园中是无法规避的。他也说：“自余园之以巨丽闻，诸与园者，游以日数，他友生以旬数，而今计余迹，岁不能五、六过，则余且去而为客。” (144) 弇山园或许本就不是像其弟王世懋的澹圃那样主要是为隐居生活而建，而是要成为“以巨丽闻”的社交游观之所。王世贞在《题弇园八记后》还表述他的这种愿望：“余以山水花木之胜，人人乐之，业已成，则当与人人共之。故尽发前后扃，不复拒游者。幅巾杖屦，与客屐时相错，间遇一红粉，则谨趋避之而已。客既客目我，余亦不自知其非客，与相忘游者日益狎，弇山园之名日益著。于是群讪渐起，谓不当有兹乐。” (145) 王世贞这里说与游者日益狎，甚至到了招致非议的地步，把这段话中的“共乐”与上面那段模仿魏晋风度的“独乐”相比，其中的意味颇耐人寻味。作为当时士坛文化象征的符号，不管王世贞是否愿意，园外的世界都会介入他的园居生活，或许他根本就没有把他的园林视为隐居之所，因此他其实是十分享受把园林视为文化资本向陌生人炫耀的。

那为何王世贞有时又以很不客气的语气描述外在世界的介入所带来的“居园之苦”呢？在明代中后期，江南私家园林已经成为奢侈消费和文化展示的场所，随着富商和其他阶层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们的触角已经伸向了向来作为文人文化展示场所的园林。自唐宋以来，私家园林逐渐成为据以界定文人身份的特定场所，这种倾向在明代中后期发展到了极致。文人的身份其实是相对模糊的，因为文人可以出入于各种场合，或为官僚，或为商人，或为平民，因此单从政治、经济或者世俗场域难以界定文人的身份。但是，当江南私家园林逐渐成为文化展示的场所，它也就成为文人界定自身最理想的空间。在此空间文人相与过从、吟咏诗意，因此王世贞在《弇山园记》中描写的类似魏晋士人的园居生活并非只是他个性生活的体现，而是当时文人共同的生活理想，这种生活是属于文人阶层的。因此，王世贞描写的“居园之乐”是“相知过从”的生活而非个人隐居的生活；而他描写的“居园之苦”也不是他个人居园生活之苦，而是作为文人阶层的他所感受到的身份危机之苦，其实作为个人他是喜欢“共乐”的，王世贞真正介意的并非“守相达官”对其弇山园的介入，而是官僚阶层介入其所代表的文化身份。因此，“相知过从”和“干旄过从”在他的描述中就成了文化品位的不同，与前者的交往完全是文人高雅情趣的体现，而后者却是官僚政治场域中的应酬。但实际上，王世贞所谓的“相知”并不乏官府中的高官显要，去弇山园的“守相达官”中也不乏具有高雅品位的文人。王世贞做出如此的区分，显然是为了突出园林这个空间和官场的不同，前者是属于文人自己的吟咏情性的诗意空间，而后者则是遵循官场逻辑的制度空间。文人的身份是可变的，在不同的空间他可能化身为不同的身份，因此空间成了判定文人身份的重要因素。

文人与特定阶层的区分往往通过多种不同的手段，视阶层与阶层之间的不同关系而改变。对于“守相达官”这样具有权力的官僚，王世贞通过“势不可却”的感叹和居园之“苦”来从文化层面发起反驳，意谓官僚阶层政治上的威权并不能保证其在文化上具有优先性。而对于富商阶层，王世贞则同样嘲讽备至，他说：“今世贵富家往往藏镪至巨万，而匿其名不肯问居第。有居第者，不复能问园，而间有一问园者，亦多以润屋之久溢而及之。独余癖迂，计必先园而后居第，以为居第足以适吾体，而不能适吾耳目。” (146) 明代中后期商业的发达使商人阶层迅速兴起，其累计的财富往往是一般文人所不能相比的，面对商业阶层在物质上更多的投入，如更巨丽的园林、更堂皇的居第、更奢华的生活、更好的教育等等，文人阶层明显感觉到了这方面的压力。王世贞同样通过强调商人阶层在文化和品位上的不足来区分两者，与讽刺“守相达官”虚伪的排场大煞风景不同，对于“贵富家”他则直接批评他们教养和审美品位的缺失。文人和贵富家的区别在于能不能有更高的文化和审美追求，也即他说的“适吾体”和“适吾耳目”的区别。

而对于一般的民众，王世贞则通过“与民同乐”的方式间接地暗示两者的区别。表面上看王世贞似乎对一般民众宽容得多，他乐于和他们分享山水花木之胜，甚至将自己也视为游赏之“客”而混于大众之间。但实际上，面对一般大众这个不能对文人阶层造成身份危机的群体，王世贞的处理方式就是以身份的优越为基础显示其宽容，他乐于向大众开放自己的私人空间，乐于看到大众带着艳羡的目光在弇山园中获得平时难得的快乐。在这里面难道没有隐含着王世贞和“与民同乐”这个典故中的周文王那样高居于大众之上的那种文化裁断者的优越感吗？弇山园成了文化展示的场所，在没有展示的场所中阶级之间的区分是不存在的，通过展示弇山园的各种巨丽和品位，王世贞强调了在一般民众眼中他不可替代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