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南城市景观的治理、修缮及其文化意义
田汝成在其《西湖游览志余》说：“西湖巨丽，唐初未闻也。自相里君、韩仆射辈继作五亭，而灵竺之胜始显，白乐天搜奇索隐，江山风月，咸属品题，而佳境弥章。苏子瞻昭旷玄襟，追踪遐躅。南渡已后，英俊丛集，昕夕流连，而西湖底蕴，表襮殆尽。” (55) 东南形胜，在唐以前以鉴湖闻名，而自唐以后，西湖崛起，鉴湖反而不如西湖著名了。田汝成在追溯西湖唐宋旧观的时候，就如历代众多游记所做的那样 (56) ，并未从西湖的物理环境开始，而是从与西湖有关的一些理想化的历史人物开始，这些人物在历史上塑造了西湖的外观和形象，也通过这种行为而将自身铭刻进了西湖永恒的历史中。无论是建造园亭还是大规模的疏浚修复，都是对西湖景观物理构成的改变，但田汝成在他的追溯中并未着力描写这种较为稳固的视觉呈现，而是将笔墨花在了已经消逝在时间中的各种文化实践上；在他看来，西湖作为名胜的美学品质是在白居易、苏轼等理想文人吟赏风月的过程中显现出来的。因此，西湖的历史主要是一出文化事件，其意义由具有相同或相近价值观的文人精英的文化实践赋予；每一次吟咏和追溯都是对西湖景观的重写与丰富，使之成为无数叠加意义及其物质属性相结合的有机体。事实上，在后人不断重复的追溯中，所谓的“唐宋旧观”已经转化为文人相互认同的一种集体记忆和社会观念，并创造出有利于景观在其物理形态上的延续和修缮的文化连续性。
无论从地理上还是文化上，西湖都与杭州城形成了唇齿相依的关系。田汝成说西湖“形胜关乎郡城，余波润于下邑” (57) ，若西湖占塞，则杭州整体形胜破损。杭州的景观形态集中体现于西湖，因此西湖的治理实与杭城的兴废息息相关。从物理形态上来看，西湖及其周围环境的改变是缓慢的，这让我们很容易相信作为景观的西湖就像其物理形态那样不易改变。但是，正如上面所说，西湖是文化意义和物质属性的结合体，一个景点除了需要其物质属性作为载体，还通常是文化操作的产物，比如通过赋诗而赋予某个新景点以意义。因此，景观的维护和保存往往涉及非常复杂的社会关系与实践，当人们需要在时间脉络中辨认一个景点的起源及其延续时，通常就需要回到该景点的社会语境中去寻找答案。生活在15世纪上半叶的钱塘人夏时写有《钱唐湖山胜概记》，与其同时的陈贽在此记的序中说：“贽向在京师，偶得《西湖百咏》七言律诗一册，共百首。盖宋季杭人董嗣杲所赋者。天顺己卯秋，贽以太常少卿，蒙赐老东归。于舟中无事，因取而备阅。依韵和之，亦得百首。然其中所可知者，不过南北高峰、三竺、灵隐、净慈、六桥、孤山、保叔、岳祠、龙井、玉泉诸处之显然者。其他不能识其在何处者，甚多也。尝访于杭城之长老，亦多不能详。盖自宋迄元，以至于今二三百年间，荒圮不存者，夥矣。” (58) 陈贽的话表明并非所有的景观都能延续下去，即使景观的物理形态依然存在，但是作为被命名的景观依然有可能湮灭于人的记忆中，或者只留下空洞的概念留存于文字记载。因此景观的延续是带有选择性的，哪些景观能够留存哪些又被遗忘，并非与其物理形态亦步亦趋。有时候其物理形态依然存在，而其文化意义却已消失；有时候其物理形态已经泯灭，但其文化意义依然延续。
西湖的治理具有延续性，归功于唐宋时期的治理，明代西湖周边的人开始享受福利，然而对这种福利的竞争和垄断最终导致新的问题和危机的产生。生活在17世纪后半叶的吴农祥在其《西湖水利续考》中说，唐宋之水利在于“夺湖于江”和“分湖于江”，主旨在于湖强而江弱，湖主而江辅，使江不至于侵湖，明代杭州郡城深受其利。他说：“西湖形胜，为一郡所藉……唐宋以后，斥卤之境渐化为膏腴，葑荇之泥已除其枝蔓，而沿湖之地一岁收数钟之益，于是筑为僧庐、宫观者十之二，揭为邱墓、园林者十之三，堤为池渚、田荡者十之四。胜国自洪永以及于神熹，豪右缙绅之家，各私湖利为传家之产，而湖日瘠且隘。” (59) 唐宋治理西湖后，斥卤之地逐渐化为膏腴，聚集西湖周围的建筑亦随之增多，杭州郡城的繁荣与这种环境的改良密切相关。僧庐宫观、邱墓园林、池渚田荡的出现，增加了西湖景观的美化程度和宜居性，使西湖和杭城结为统一体。然而，问题在于明代政府对于西湖侵占问题缺乏有效的管理，导致豪右缙绅之家竞相瓜分湖利。吴农祥说：“西湖自宋亡后，历元入明，官无厉禁，为官民、寺观侵占，苏堤迤西，直抵西山之麓，尽成桑田……里湖稍僻，皆成私居；外湖则自苏堤北第一桥迤东，沿西泠桥、孤山，沿城而南抵南屏，为池荡。田庐弥望，湖身窄小，昔称外湖南北十里，今五里而近焉。” (60) 由元入明之后，杭人短暂享受了唐宋西湖膏腴之地带来的福利，随着侵占现象越来越严重，在成化之时里湖尽为民业、六桥水流如线，外湖也多为田荡，湖身狭小。
可以说，到了明代成化年间，疏浚西湖已经到了势在必行的地步了，然而明代西湖的侵占并非一个自然问题，其根源在于豪强世族对私利的追逐。16世纪初任杭州知府的杨孟瑛对此有非常准确的判断：“由此观之，则西湖自宋至今，并苦湮废。但宋之湮废，止缘葑田之充塞。今之湮废，则由势家之侵占。葑田之害，易为开除。势家之侵，难为禁治。” (61) 因豪强世族的阻挠，疏浚西湖之事难以实施。根据田汝成的记载，“元惩宋辙，废而不治。兼政无纲纪，任民规窃，尽为桑田。国初籍之，遂起额税。苏堤以西，高者为田，低者为荡，阡陌纵横，鳞次作乂，曾不容刀。苏堤以东，萦流若带。宣德、正统间，治化隆洽，朝野恬熙，长民者稍稍搜剔古迹，粉绘太平。或倡浚湖之议，惮更版籍，竟致阁寝。嗣是都御史刘敷、御史吴文元等，咸有题请，而浮议蜂起，有力者百计阻之。成化十年，郡守胡濬，稍辟外湖。十七年，御史谢秉中、布政使刘璋、按察使杨继宗等，清理续占。弘治十二年，御史吴一贯修筑石闸，渐有端绪矣” (62) 。正德三年（1508），杨孟瑛力排众议，上疏奏请开湖，并于当年二月兴工。其时杨孟瑛查得西湖湖面30余里，被占湖地共3800余亩，捏报税粮930余石。田汝成描述这次大规模疏浚西湖的工程道：“盖为佣一百五十二日，为夫六百七十万，为直银二万三千六百七两，斥毁田荡三千四百八十一亩，除豁额粮九百三十余石，以废寺及新垦田粮补之。自是西湖始复唐、宋之旧。” (63) 疏浚西湖带有包括政治和经济等在内的各种因素的考虑，我们可以看到，美化效应也是被不断强调的其中一个方面。杨孟瑛用疏浚西湖挖出的淤泥补益苏堤，使堤高2丈、阔5丈3尺，并沿堤列插万柳。田汝成在文后强调杨孟瑛的治理使西湖“始复唐、宋之旧”，经杨孟瑛的治理之后，西湖景观是否真的恢复到了唐宋的原貌，实际上对于明代人来说也已无法考证，“唐宋旧观”此时已作为一种集体记忆而不是规范性的概念发挥作用，它代表西湖良好的水文环境所呈现出来的优美外观，激励着人们不断为实现西湖的美化而付诸实践。一旦西湖发生占塞或者衰败的现象，恢复“唐宋旧观”就能成为推动修缮的动力。在杨孟瑛补益苏堤、列插万柳的20多年后，环境再次恶化，“柳败而稀，堤亦就圮。嘉靖十二年，县令王釴令犯人小罪可宥者，得杂植桃柳为赎，自是红翠烂盈，灿如锦带矣” (64) 。我们可以在这种恢复“唐宋旧观”的行为中看到一种文化连续性，它对景观的物理修复和延续起到持续性的作用。
明代西湖治理过程中对“唐宋旧观”的不断追溯，投射出彼时文人在面对危机时的一种共同心态。实际上，明代西湖面临的环境问题和唐宋时并不一样，杨孟瑛清楚地认识到宋代西湖的湮废在于“葑田之充塞”，而明代西湖的湮废则“由势家之侵占”，但他仍需要通过追溯“唐宋旧观”来为明代西湖的治理扫除障碍。在此过程中“唐宋旧观”被理想化了，他们赋予唐宋西湖景观超越其历史真实面目的新意义。“唐宋旧观”首先是建立在白居易和苏轼这两位理想文人基础上的，其理想文人的意义不仅在于他们主政杭城并对治理西湖有实质性的政绩，更在于政事之余留意山水的文化实践，甚至可以说正是他们品题山水、雅集游赏的风流韵事发现了西湖景观的审美品质；而在社会身份日益模糊的明代中后期，这种雅人韵士所独具的审美品位正是文人精英群体所特别倚重的。“唐宋旧观”因此超越了其物理形态上的指涉，实质上是明代文人集体想象中的理想景观，通过对此观念的不断追溯和描绘，某种为文人阶层所共享的价值观被召唤出来并发挥了介入现实的力量。
杨孟瑛在治理西湖的过程中成功地运用了这种力量，在《浚复西湖录引》中他说：“正德纪元秋，杭州西湖成。或问其守杨孟瑛曰：‘西湖何为而开也？’应之曰：‘非开也，复其旧也。’‘何取于旧也？’曰：‘乐天作石函，函湖水以溉上塘。东坡耨葑草，水益深，溉益赡，凡以为民也。兹所谓旧也。孟瑛疏之、辟之，修二公之政，故畛之外，无所与力焉。孟瑛之心，亦二公之心也。故曰复其旧也。’” (65) 杨孟瑛深知明代西湖之弊源于势家争利，他的主要对手已不是恶化了的环境而是恶化环境的实施者，他们不仅有权有势，而且在相互竞争的同时也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光靠个人的力量是难以战胜这样的对手的。杨孟瑛明白如果不向传统资源借助力量，浚复西湖的任务将很难完成，通过引用白居易和苏轼这样具有杰出声誉的文人，杨孟瑛成功地将个人承担的浚复西湖的任务转化为文人群体所共同支持的事业。杨孟瑛似乎在说，维护西湖良好的生态是白、苏遗留下来的优良传统，而作为具有和他们一样的价值观的后继者应该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个任务。杨孟瑛唤醒了文人阶层守护自身传统和价值观的力量，这让他在对手面前不再势单力薄。而在明代中后期，这种文人所共同坚守的价值和理想，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凝聚为对高雅品位的孤芳自赏；因此，无论是白、苏还是杨孟瑛，虽然浚复西湖有利民生的实际考虑是首要的，但恢复“唐宋旧观”这样一个美学口号在这种民生工程中依然成为最引人瞩目的焦点。在此我们能看到，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一处景观的修复如何深陷于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关系网中；每一次修复，都是不同观念和意义之间的博弈，它们相互作用并铭刻于景观的物理形态上，而后者也相应地折射出了特定社会语境下各种观念之间的竞争或者合作。
杨孟瑛是杭州知府，他的对手是豪强世族，他们在浚复西湖这个官方的政治议题上展开斗争，而杨孟瑛有效地借助了文人阶层共享的价值观以实现其目的，我们可以看到在明代中后期文人阶层所共同推崇的价值、理想和审美趣味对于特定的政治意图或目标的影响。在明代西湖景观的修缮和延续上，我们还可以发现另一种模式，该模式在一种非官方的语境下体现了向传统和社交网络借助资源的重要性。在明末清初，歙县人汪汝谦对于西湖景观的修复有重要的影响。汪汝谦，字然明，歙县丛睦坊人，祖辈以经商为业，其祖父汪珣开始在官府担任官职，其父汪可觉则为万历丙子乡进士，至汪汝谦则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读书游历，垂髻之时来到武林，见山水而卜居，与当时众多名流雅士多有交集。汪汝谦早年在杭州时即热心交游，其时冯梦祯、徐茂吴、黄汝亨主持骚坛，四方韵士随之，汪汝谦与他们相与交往。在与名流诗酒酬唱之际，汪汝谦热心于西湖景观的修葺，也为自己博取了极大的名声。但凡西湖景观有所衰败，汪汝谦则与同好以修复西湖为韵事，和名流公卿为湖山诗酒之会，被誉为湖山主人。 (66) 汪汝谦对于明末清初西湖文坛的影响，与其家世、性格和身份息息相关。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消费水平的增加，助长了新兴的富商阶层和传统文人精英之间的竞争，文人精英所感受到的身份模糊的挑战不仅来自富商阶层所拥有的巨大财富，而且还来自富商阶层可以依靠其财力培养用正统儒家课程教育出来的子弟。汪汝谦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诸多身份交集的文人，他的家族通过经商而致富，到他的父辈已经能够通过科举取得成功。亦儒亦商的身份使汪汝谦在明末清初的社交网络中如鱼得水，他不仅具有文人精英所自恃的精致的审美品位，也有巨大的财力进行文化上的投资。汪汝谦还具有风雅任侠的个人魅力，钱谦益《新安汪然明合葬墓志铭》说：“盖其为人，量博而智渊，几沈而才老，其热肠侠骨，囊括一世之志气，如洑流喷泉，触地涌出。所至公卿虚席，胜流歙集，刹江观潮之客，三竺漉囊之僧，西陵油壁之妓，北里雪衣之女，靡不擎箱捧席，倾囊倒箧。人厌其意，留连而不忍去。” (67) 能以其才情主盟风雅，又能以财力妆点湖山，且不遗余力周济同好，这些特点都让汪汝谦从文人精英的社交圈中脱颖出来了。
明代中后期文人显示身份的一种重要文化实践就是建造或者拥有自己的园林，在他们看来在拥有财力的前提下是否造园或会否赏园是文人和其他阶层之间的重要区别。最为典型的例子是王世贞，他认为“今世贵富家往往藏镪至巨万，而匿其名不肯问居第。有居第者，不复能问园，而间有一问园者，亦多以润屋之久溢而及之”，而他“计必先园而后居第，以为居第足以适吾体，而不能适吾耳目。其便私之一身及子孙，而不及人” (68) ，这种先问园还是居第的区别最终被归结为文化品位上的差距。出身富商的汪汝谦并不同意王世贞的话，但他没有从维护富商的立场出发，而是同样从文化品位上对王世贞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说：“固弇州旷识达语，尚落第二义。予谓：‘以买山购园之赀，莫如点缀名山胜迹，以供同好，毋私园亭遗累子孙。’弇州园今安在哉？第举废之事，非吾辈寒素所宜谋，转愧一时孟浪耳。” (69) 明清徽商往往好交游、重然诺、急公好施，且热心公共事业，这种特点在汪汝谦身上也很明显，不同寻常的是他把这种特点转化为一种文化价值上的提升，相比于王世贞的“先园而后居第”，汪汝谦的“点缀名山胜迹”确实境界高明不少。
汪汝谦妆点湖山的雅行与其交游密不可分，而这种文化实践也在其社交网络中发挥着多种功能。当冯梦祯、徐茂吴、黄汝亨等主持骚坛之时，汪汝谦以“黄衫人傲睨其间”，在此期间“若南屏之竹阁，雷峰之云岫堂，岣嵝之山庄，灵鹫之准提阁，西泠之未来室，皆次第建置藻绘” (70) 。在《西湖纪游》中，汪汝谦对这些修葺行为有更详细的描述：“余与冯子云将居多时，黄贞父学宪校雠诗社，杖履相从，孜孜然点缀两山为务。南屏雨花台，怪石凌虚，湖光射竹，余因岩创建竹阁，元津大师卓锡于此，贞父先生题为香岩社云。方伯本如吴公好谈崇旨，亦集社内。谓灵隐回龙桥为北山幽境，属余跨涧架阁以奉准提。阁名虹带，极耸壑昂霄之致。由此径接岣嵝翠雨阁中，万箨环绕，流泉洒几案，真人间阆苑也，宋末甘内相园，即雷峰小蓬莱，理宗常游幸处，玲珑石堑，乔木参天。贞父偶尔购得，余添设曲槛回廊，层轩列榭，数百年后焕然一新。复于西泠绪纤道人净室旁，营生圹。元宰董宗伯题曰：‘此未来室也。’陈眉公喜而记之。” (71) 在与冯梦祯、黄汝亨等雅士交游的过程中，汪汝谦点缀两山的行为本身即是文人雅士相互鼓吹的高雅实践，这种实践和诗酒酬唱一起成为文人间相互认同的标志。汪汝谦修建的“竹阁”“云岫堂”“翠雨阁”“准提阁”“未来室”等，既是他的文化实践的产物，也是他和雅人韵士文化展示的场所，他们在此雅集并展示超凡脱俗的文化品位。此外，汪汝谦的营建修葺的行为也发挥了为同好提供赞助或者庇护的功能，如黄汝亨的云岫堂，汪汝谦为之“添设曲槛回廊、层轩列榭”，他还为当时一些名媛才女提供周济和庇护，如柳如是、王修微、杨云友、林天素等。可见，点缀湖山的行为不仅让汪汝谦进入当时西湖文人社交网络的核心，也为他邀致相当不错的声名。
白、苏的文化遗产是汪汝谦辈在文化实践过程中不断提及的，每当湖山凋零亟待重整的时候，恢复白、苏之时的西湖旧观就成为修缮的内在动力。汪汝谦说：
熙朝越二十年，魏珰以老魅盗国，湖山净土，几化为腥秽不韵之场。虽圣明扫荡余氛，而先辈凋零，名园芳墅垂剥斜阳衰柳间，不可复迹矣。一日，与闽中崔徵仲使君雅集湖上，慷慨兴怀，客有谓方内多虞，催徵檄如风雨，窭儿奔命，富室逃名，为游观何为者？余曰：“不见苏长公救荒岁筑堤乎？”使君唯唯，因解带倡缘，首葺湖心亭。余喜从事，不三月，焕然一新。使君复念孤山梅魂无寄，鹤梦谁通，继起放鹤亭。余补种梅花，以存旧观，陈徵君记其事。时三桥龙王堂倾圮尤甚，即前朝水仙王庙、白苏遗迹在焉，不亟修葺，恐湮没波浪中。崔使君唯唯，辞力竭不复顾。余猛进倡缘，同调者发欢喜心，而素封者作生面孔。余叹息久之。……太邱王尹愚先生为浙驿传，政事之余，留心山水胜情韵事，多见篇章。一日踪迹余于水仙馆波中，欢若平生，谓：“白、苏于湖山，非只风流一时，实功业千载。亟当标榜，以补阙事。”因捐俸助缘，遂得落成。旧有路亭、祠庙，规制如传舍。余因更之，前列亭宇，背引长廊，廊以通轩，轩可布两席。上起小楼，以祀白香山、苏玉局。从小廊度曲桥，三折登台，周遭曲槛，可憩可坐。长堤如带，林木翳然。北连放鹤，庶水仙与处士不孤。东接湖心，宛若金、焦二山移置于两腋下矣。客有复举望湖亭为言者，余亦如崔使君唯唯，不复顾，以俟他日风流好事者。 (72)
在这段颇值得玩味的记述中，白、苏传统成为理解文士重整湖山行为的关键。首句说在明末大宦官魏忠贤的专擅之下，湖山净土化为腥秽不韵之场，名园芳墅已经废为斜阳衰柳间的废墟了，这里暗含着湖山胜迹与朝政兴衰之间的关系，就像北宋李格非在其《洛阳名园记》中所述说的那样，可以从洛阳馆第园林的废兴看到其城市盛衰的征兆，在这里湖山胜迹的凋零也暗示着明末政治上宦官专权带来的破坏。这种景观背后的政治意义为文人精英留意于湖山的风雅之举提供了支持，因此当有人质疑在方内多虞之时仍雅集湖上“为游观何为者”的时候，汪汝谦便以苏轼救荒治湖的典故作为回答，这实际上是表明重整湖山的风雅行为具有微言大义的作用，湖山盛景的重现意味着政治上的重拾圣明。通过征引苏轼治湖的典故，汪汝谦等人雅集湖上的行为获得了正当性，也推动了相关人等解带倡缘、修葺湖山的义举。
每一处景点的历史文化传统都具有在特定语境下介入现实的能力，在修葺孤山园亭的过程中，就像白、苏传统所起的作用那样，北宋著名诗人林逋梅妻鹤子的事迹成为孤山延续的内在动力。文中的“崔徵仲使君”即时任浙江盐运副使的崔世召，他在苏轼治湖事迹的感召下捐资重修湖心亭，又在林逋事迹的感召下重修放鹤亭；汪汝谦亦猛进倡缘，“补种梅花，以存旧观”。恢复旧观实际上并非意味着旧时景观的模拟再现，而是通过景观的修缮恢复其内在的精神内核；在此，景观并不被视为单纯的物理形态，真正的景观是那种在历史进程中曾被赋予了意义的存在。因为有这种意义的存在，景观的修复成为物理延续性和文化延续性的有机结合。时韩敬撰有《重修湖心亭记》，提出修放鹤亭“宜属之逋叟逸翁”而修湖心亭“宜属之游人士女”的观点，而崔世召则以为不然，认为“湖为吾湖，而亭亦吾亭也”，因为“大隐名区，逍遥水滨。后苏前白，净侣为群。又安敢任芜秽不餙，废行縢不纫也？故曰，葺亭，亦吾辈事也” (73) 。从这段话中我们特别能体会到的，是馆亭的修葺成为文化延续性的体现，而这种文化延续性当然只属于文人阶层自我认同所产生的那种价值、理想和实践。崔世召一句“葺亭，亦吾辈事也”，很明确地就在湖山修复这件事上把文人精英与其他阶层区分开来，对于崔世召及其同辈而言，湖山盛景、亭台馆阁很清楚地有种文化上的归属——作为物理形态它们为不同人群所共享，然而只有士人阶层才能真正切入它们的精神内核。
我们还能看到另一种隐秘的区分。人选择景观，景观也选择人。通过景观的修复活动，士人阶层实现了内部的自我区分。能被崔世召视为“吾辈”的，不仅不是游人士女，甚至也不是一般的文人；但不管如何，他都将“吾辈”视为白、苏传统的真正传人。因此，在他看来，“吾辈”并非意味着所有文人，而是那些能够对白、苏传统有切身体会并自觉维护和延续这种传统的文人。在汪汝谦的记述中，客人提出“为游观何为者”，在汪汝谦看来显然还未理解湖山修葺背后隐含的真意；而在韩敬的《重修湖心亭记》中，崔世召以白、苏传统解释葺亭的缘由，让韩敬为之折服。我们看到，对于修葺湖山这个事件的解释的差异决定了文人内部的自我区分，虽然每个人对价值和理想的解释不同，但白、苏传统无疑充当了基本的解释标准。自命不凡的文人总是能通过占据景观的物理形态及其历史文化传统而实现对自身身份的确认。这两种资源总是相互作用的。明代中后期的文人非常注重通过各种文化操作和社会交往提升自身的地位，这其中就包括不断强调自身与历史文化传统的关联性，使其被纳入为多数文人所共同承认的文化脉络中去，而自身地位的提高和文化资本的积累能够实现和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兑换，使其实现对某处景观的相关操作，如拥有地产、建造园亭、修葺湖山等等；而像汪汝谦这样拥有大量财富的儒商，则充分利用其雄厚的经济资本，通过一系列赞助和社交实践，拥有了进入这种历史文化传统脉络的机会。汪汝谦最后的记述“客有复举望湖亭为言者，余亦如崔使君唯唯，不复顾，以俟他日风流好事者”颇有意思，虽然是学“崔使君唯唯”，然而两者情境不大相同，于崔世召是“力竭不复顾”，汪汝谦却无此财力上的困窘，他的“唯唯不复顾”更像是一种故意留下的缺憾，他所说的“以俟他日风流好事者”不仅是对自我风流好事的标榜，也是一个自认已居于文化脉络中的传承人以一种自居的口吻说出的对后续者的期待。其中原因不难想象，通过一系列点缀湖山的文化实践，汪汝谦已经有资格自命风雅，他已无须时时“猛进倡缘”，留下那么一点儿遗憾反而更添雅趣。
在汪汝谦的记述中，我们还发现另一种景观修复的模式，该模式以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展现了个人偏好对地方景观的影响，甚至隐约体现了在景观修复这个层面地方和国家之间的互动。汪汝谦在《重修水仙王庙记》中说：“往神庙遣文书房东瀛老内监董理东南织造，斋心事古先生，而又能捐上赐金钱，妆点湖山名胜处，画船箫鼓，括地沸天。” (74) 此处的东瀛老内监即万历时期的司礼监太监孙隆。孙隆嘉靖年间入宫，据冯梦祯为祝其六十岁寿写的序说，他“藉先帝旧劳，侍今上潜邸，比龙飞，以高资晋司礼，贵在日月之际，旦夕柄用，称第一人” (75) ，其后孙隆又两度被任命为苏杭织造，长期定居于杭州。孙隆在杭期间，热心于湖山胜景的修葺，不惜捐助巨资妆点山水，颇为时人所称道。冯梦祯说他“令足办上供而止，而又以其暇日登眺湖山，斥其余俸点缀佳胜，琳宫佛宇金碧一新，所在僧徒瞻依弥切，盖不减给孤秪夜矣” (76) 。
晚明西湖多处景观都曾在孙隆的赞助下得到修复，其中又以十锦塘最为著名。张岱《西湖梦寻》记载：“十锦塘一名孙堤，在断桥下。司礼太监孙隆，于万历十七年修筑。堤阔二丈，遍植桃柳，一如苏堤。岁月既多，树皆合抱，行其下者，枝叶扶苏，漏下月光，碎如残雪。意向言断桥残雪，或言月影也。苏堤离城远，为清波孔道，行旅甚稀。孙堤直达西泠，车马游人，往来如织。兼以两湖光艳，十里荷香，如入山阴道上，使人应接不暇。湖船小者，可入里湖。大者缘堤倚徙，由锦带桥循至望湖亭，亭在十锦塘之尽。渐近孤山，湖面宽厂，孙东瀛修葺华丽，增筑露台，可风可月，兼可肆筵设席，笙歌剧戏，无日无之。今改作龙王堂，旁缀数楹，咽塞离披，旧景尽失。再去，则孙太监生祠，背山面湖，颇极壮丽。近为卢太监舍以供佛，改名卢舍庵，而以孙东瀛像置之佛龛之后。孙太监以数十万金钱装塑西湖，其功不在苏学士之下，乃使其遗像不得一见湖光山色，幽囚面壁，见之大为鲠闷。” (77) 孙隆修筑十锦塘，使其华丽甚于苏堤，这对于西湖而言是件大功德事，杭人为孙隆建生祠，不过后被改为卢舍庵，把孙隆像置于佛龛之后，引得张岱为之不平。前面说过，西湖胜景被文人视为白、苏传统的体现，因此孙隆修葺湖山之举很得文人之心。袁宏道云：“望湖亭，即断桥一带，堤甚工致，比苏堤尤美。夹道种绯桃、垂杨、芙蓉、山茶之属二十余种，堤边白石砌如玉，布地皆软沙。杭人曰：‘此内使孙公所修饰也。’此公大是西湖功德主。自昭庆、净慈、龙井及山中庵院之属，所施不下百万。余谓白、苏二公，西湖开山古佛，此公异日伽蓝也。” (78) 袁宏道将孙隆与白、苏并列，谓之西湖的“异日伽蓝”，对于一个太监而言，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了。
孙隆还修复了湖心亭，张岱对湖心亭的修复史有段记载，他说：“湖心亭旧为湖心寺，湖中三塔，此其一也。明弘治间，按察司佥事阴子淑，秉宪甚厉，寺僧怙镇守中官，杜门不纳官长，阴廉其奸事毁之，并去其塔。嘉靖三十一年，太守孙孟寻遗迹，建亭其上，露台亩许，周以石栏，湖山胜概，一览无遗。数年寻圮。万历四年，佥事徐廷祼重建。二十八年，司礼监孙东瀛改为清喜阁，金碧辉煌，规模壮丽，游人望之，如海市蜃楼。烟云吞吐，恐滕王阁、岳阳楼，俱无甚伟观也。” (79) 除此之外，经孙隆修复的景观还有昭庆寺、龙井、三茅观、云泉寺、灵隐寺等。 (80) 张岱谓其“以数十万金钱装塑西湖，其功不在苏学士之下”，其言不虚也。
孙隆是一个深受万历皇帝宠信的钦差大臣，他在身份、权势和个人需求上都和杨孟瑛以及汪汝谦不同。孙隆以皇帝近侍的身份总理苏杭织造，他在身份和地位上与杨孟瑛显然有别；在面对豪强世族的阻挠之时，杨孟瑛通过文人精英共享的价值观来为西湖的治理寻找依据，这是文人士大夫在面对危机时的一种很自然的反应；而作为一个宦官，孙隆则显然并无也不需要这样一种价值观。根据史料的记载，孙隆曾想出资为杭城“开渠浚河，为城中永永无穷之利，竟为当道所格” (81) ，孙隆并未采取杨孟瑛那样的做法，此事便不了了之。实际上，孙隆对西湖水利似乎并不热心，他更关注的是西湖的湖光山色，在这方面他和汪汝谦辈更接近，然而孙隆也无须像汪汝谦那样通过点缀湖山而邀致声名并获得文人圈子的认同，孙隆有一定的文学艺术修养，且有诗作流传于世 (82) ，但他始终不是正统的文人，从现存记载中也看不出他和当时的文人社交网络有什么深入的牵连。
因此，孙隆妆点湖山的行为更像是出自个人的喜好以及笼络民心的意图。就前者而言，孙隆长期居住在杭州，对于杭州的风景有种发自内心的欢喜，他有能力且有意愿将自己卜居的湖山妆点得更加秀丽，相较于杨孟瑛和汪汝谦辈吟赏风月背后复杂的政治和社会意义，这种来自个人感性愉悦的需求其实更加单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简单的感性愉悦对于景观塑造所产生的极大作用，孙隆修复湖山的行为所获得的一致赞誉反映了一种单纯的并且是为大多数人所共享的感性需求所能发挥的效用，而他只不过是这些芸芸众生之中有能力且将这种需求付诸实施的那一个。孙隆对西湖景观的修复还与其宗教信仰有关，如西湖十景之一的南屏晚钟指南屏山净慈寺傍晚的钟声，其净慈寺“钟楼”为“万历丁亥内监孙隆重修，下供地藏十王东岳诸像” (83) ；又净慈寺“坊门”“万历壬辰内监孙隆徙建万工池左右，一曰‘湖南佛国’，一曰‘震旦灵山’”；“最胜法门”“万历丙戌内监孙隆建。周缭以垣，内植修竹、古梅，郁成林矣” (84) ；其“法华台”“万历甲午内监孙隆，构亭以识旧迹” (85) 。此外，昭庆寺、三茅观、灵隐寺、烟霞寺等宗教场所，也留下了孙隆修缮的记录。除了满足个人欣赏上的需要，孙隆对西湖景观的妆点未始没有笼络民心的意图，而其效果也是相当显著的，当地人甚至为其修建了一座生祠，《西湖手镜》记载：“孙公祠：士民创建，以祀司礼监东瀛孙公隆。万历间，公以监织驻杭州，先后几二十年。修筑堤桥，增布花柳。城内、城外、南北山间，荒祠废殿，到处鼎新。可谓湖山之功臣，熙朝所仅见者。” (86) 此外，像袁宏道、张岱等名士亦对孙隆的雅举褒扬备至，就更是难得了。
作为卜居地方的钦差大臣，在孙隆修缮湖山的行为中我们还能发现国家和地方之间的细密互动。在时人关于孙隆的各种记述中，我们常常能感受到隐于他身后的皇权的无处不在的在场。汪汝谦《重修水仙王庙记》中说他能“捐上赐金钱，妆点湖山名胜处”，《西湖纪游》中说他“凡上方赐予，悉输为湖山之助”。特别在一些宗教场所中，孙隆常常扮演皇权代言人的身份，为皇帝传递赐予的信物。如《南屏净慈寺志》记载：“万历己丑十七年，司礼监太监孙隆奉旨赍赐圣母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瑞莲观音大士像一轴。……庚子二十八年九月初三日，内监孙隆以净慈为五山首刹，奏请佛大藏经典，奉旨颁赐在寺安供，仍赐护藏敕一道，并御制经首两叙，以加护焉。” (87) 皇帝的赏赐不仅为净慈寺赢得了更高的声誉，而且相当于皇权对于地方宗教景观的保护和认证，这种赏赐性的礼物如无意外将会永久性地被封存于寺庙之内，将皇权和宗教景点之间的互动和联系铭刻于历史长河中。在皇帝不可能真正临幸这种地方宗教景点的情形下，作为皇帝代言人的钦差大臣就起到沟通国家和地方的重要作用；孙隆所起的作用并不是被动的，也并非仅仅只有护送赏赐的职责，他是直接促成这种互动的关键人。实际上，孙隆与净慈寺主持性莲交好，正是通过他的积极奏请，净慈寺获得了皇帝恩赐的礼物。我们可以看到，孙隆改变了西湖景观的历史和意义，他的作用不仅仅只是对西湖景物的物理形态进行修复，他的善举实现了皇权和地方景观之间的互动并使地方景观呈现出新的意义。相较于杨孟瑛和汪汝谦等文人精英，孙隆对于景观意义的创造并非通过文学和社交，而只不过是出于满足自身感性愉悦的需要，关键在于他的皇权代言人的身份为他实现了这种由景观物理形态的修复向景观意义创造的飞越。
我们在上面分析了西湖景观修复的三种模式：第一种修复模式建立在官方政治议题的背景下，通过唤醒文人阶层所共同守护的价值和理想实现浚治西湖的目的；第二种修复模式建立在非官方的文人雅集的背景下，修复西湖成为展示文化品位的实践，实现文人精英相互认同的社交功能；而在第三种修复模式中，西湖景观的修复是个人偏好和身份、地方与国家之间互动的结果。在前两种模式中，传统资源和社会网络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浚治西湖还是妆点湖山，文人精英的文化实践都凸显为十分显著的群体事件，这意味着无论是作为政治目标还是文化展示的手段，文人精英只有融入整个文人阶层所共同拥护的传统和共同构筑的网络，修复西湖的行为才是可行的和有意义的；而第三种模式则凸显了个人偏好、身份和地位的重要作用，揭示出地方性景观在国家权力场域中的位置关系和意义变更。这三种模式都超越了简单的物理形态上的修复，每一次修复都是不同观念之间的博弈和新旧意义的叠加与互动，它们铭刻于景观的物理形态之上并凝结为景观自身的历史和传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景观不仅存在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也深深地陷入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随着景观物理形态在时间绵延和空间扩展中展开的，是其不断积累和更新的历史资源与关系网络。当这些资源和传统积累到一定程度，景观似乎有了“自己的”历史，它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有了选择权。我们分析了“唐宋旧观”这个美学口号在明代西湖修复过程中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不管如何它都对明代修复西湖的各种举措产生了规范性的作用，即使如孙隆这样并非属于文人阶层的宦官，他修复西湖的行为也同样被袁宏道、张岱等人纳入强大的白、苏传统中。
杭州西湖在江南城市景观中具有典型性，这意味着有些模式在江南其他城市的景观修复中也是可以发现的。比如，对“唐宋旧观”的那种不断追溯的文化延续性，在苏州七里山塘的修复中也很明显。七里山塘为白居易所开凿，此后对它的修复也就不断征引这个典故。到明代万历年间，七里山塘“圮而修、修而圮”已不知凡几度，春雨秋潦之际最易崩塌，居者和行者皆受其害，时有比丘木铃衲子发大心愿募化修堤，长洲令韩原善受其感化而捐俸助修。王稚登《重修白公堤记》说：“是堤也，白公筑之，韩公修之，古今虽不相及，其利泽等耳！” (88) 正是这种“白公筑之，韩公修之”的延续性成为七里山塘在其物理形态上绵延至今的内在动力。同时，不同的城市也有其特定的历史和现实，杭州有些模式就无法运用于苏州。孙隆对于杭州是大功德主，但对于苏州人而言，其形象则截然不同。万历二十七年（1599），孙隆以苏杭织造的身份兼任苏、松、常、镇税监，两年后孙隆到苏州核查征收五关之税，其手下税吏仰仗孙隆权力横征暴敛，导致机户杜门罢织而织工饿死，最终酿成两千多人参与的大规模民变，他们将税署团团围住，孙隆越墙走匿民舍才得以幸免。从这起事件我们可以看到，明代江南城市的景观修复模式有许多共通之处，但也有其自身的适用性，不可完全套用。至于明代苏州、扬州等江南城市的景观修复活动，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1) “江南”是一个十分模糊的地理和文化概念，传统上指以环太湖地区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六府为核心的区域，从更宽泛的意义上看也包括应天府、镇江府、扬州府、绍兴府、宁波府等。无论从城市规模、政治意义还是商业化程度来看，南京在泛江南地区都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但我们不准备在这里过多地讨论南京，南京在迁都之后虽然不再作为政治中心，但仍然具有一种强烈的政治性格。在关于明代城市环境美学的讨论中，为了和像北京这样的政治与行政中心做出区别，我们更倾向于在这一章考察如苏州和杭州这样商业化程度更为纯粹一些的城市。扬州，准确地说属于江北，但从城市特质上看又通常被视为具有和苏州、杭州同类气质的一座江南城市，甚至可以说扬州的景观变迁和城市意识更具商业化的色彩，因为从明代中叶开始一直到清代，盐商就为这座城市的复兴带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在明代江南城市的环境美学中，扬州具有一种十分独特的地位。
(2) 清人李斗《扬州画舫录》记刘大观之语：“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可轩轾。”参见〔清〕李斗撰，汪北平、涂雨公点校：《扬州画舫录》卷六，见“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51页。
(3) 〔明〕王锜撰，张德信点校：《寓圃杂记》卷五，见“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2页。
(4) 〔明〕陈善等修：《万历杭州府志》，据明万历七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1页。
(5) 〔明〕莫旦：《苏州赋》，见〔清〕李铭皖等纂修《同治苏州府志》卷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页。
(6) 转引自［美］梅尔清：《清初扬州文化》，朱修春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7) 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3—214页。
(8) 〔明〕曹自守：《吴县城图说》，见〔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六》，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本。
(9) 〔明〕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57页。
(10) 〔明〕皇甫汸等编：《万历长洲县志》卷十，见刘兆祐主编“中国史学从书三编”第四辑，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影印版，第282—283页。
(11) 《红楼梦》第一回写道：“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12) 〔明〕王鏊：《姑苏志》卷八，见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第131页。
(13) 〔清〕古吴墨浪子搜辑：《西湖佳话》序，见《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编《西湖佳话》，据康熙金陵王衙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
(14) 〔清〕艾衲居士编著：《豆棚闲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
(15)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叙》，见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三册《明代史志西湖文献专辑》，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16) 〔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四，见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十三册《历代西湖文选专辑》，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页。
(17) 〔清〕汪应庚：《平山揽胜志》卷一，见“扬州地方文献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版，第1页。
(18) 〔明〕张岱撰，马兴荣点校：《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6页。
(19) ［美］梅尔清：《清初扬州文化》，朱修春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页。
(20) 〔明〕杨循吉：《吴邑志》卷十二，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影印明嘉靖刻本。
(21) 〔明〕曹自守：《吴县城图说》，见〔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六》，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本。
(22) 同上。
(23) 〔清〕顾炎武撰，谭其骧等点校：《肇域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
(24) 童书业：《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校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59页。
(25) 〔明〕张岱撰，马兴荣点校：《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4—65页。
(26) 〔明〕王鏊：《姑苏志》卷十三，见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第194页。
(27) 〔明〕张岱撰，马兴荣点校：《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7页。张岱此文可与袁宏道的《荷花荡》互文相参。袁宏道《荷花荡》：“荷花荡在葑门外，每年六月廿四日，游人最盛。画舫云集，渔刀小艇，雇觅一空。远方游客，至有持数万钱，无所得舟，蚁旋岸上者。舟中丽人，皆时妆淡服，摩肩簇舄，汗透重纱如雨。其男女之杂，灿烂之景，不可名状。大约露帏则千花竞笑，举袂则乱云出峡，挥扇则星流月映，闻歌则雷辊涛趋。苏人游冶之盛，至是日极矣。”见〔明〕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70页。
(28) 〔明〕史鉴：《西村十记·记西湖八》，见〔清〕丁丙编“武林掌故丛编”第六集，清光绪八年钱唐丁氏刻本。
(29) 〔明〕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见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页。
(30) 〔明〕张瀚：《松窗梦语》，见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十三册《历代西湖文选专辑》，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273页。
(31) 〔明〕周楫：《西湖二集》，见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二十八册《西湖小说专辑》，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页。
(32) 〔明〕高濂著，赵立勋等校注：《遵生八笺校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
(33) 〔明〕张岱撰，马兴荣点校：《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2—83页。
(34) 〔明〕周楫：《西湖二集》，见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二十八册《西湖小说专辑》，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200页。
(35) 〔明〕张瀚：《松窗梦语》，见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十三册《历代西湖文选专辑》，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273页。
(36) 〔明〕沈周著，张修龄、韩星婴点校：《沈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04页。
(37) 〔明〕沈周著，张修龄、韩星婴点校：《沈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页。
(38) 〔明〕高启著，〔清〕金檀辑注，徐澄宇、沈北宗校点：《高青丘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80—881页。
(39)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17页。
(40) 〔明〕吴宽：《石田稿序》，见〔明〕沈周著，张修龄、韩星婴点校《沈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
(41) 〔明〕文徵明著，周道振辑校：《文徵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54—655页。
(42) 〔明〕李流芳：《游虎邱小记》，见《檀园集》卷八，四库全书本。
(43) 〔明〕李流芳：《虎丘》，见《檀园集》卷十一，四库全书本。
(44) 〔明〕李流芳：《横塘》，见《檀园集》卷十一，四库全书本。
(45) 〔明〕李流芳：《紫阳洞》，见《檀园集》卷十一，四库全书本。
(46) 〔明〕张岱撰，马兴荣点校：《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4页。
(47) 〔明〕袁宏道：《紫阳宫小记》，见〔明〕张岱撰，马兴荣点校《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33页；又见〔明〕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36页。
(48) 〔明〕张岱撰，马兴荣点校：《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06页。
(49) 〔明〕张岱撰，马兴荣点校：《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08页。
(50) 〔明〕王在晋：《西溪探梅记》，见曹文趣等选注《西湖游记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6页。
(51) 〔明〕江元祚：《横山草堂记》，见陈植、张公弛选注，陈从周校阅《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235页。
(52) 〔明〕聂心汤、虞淳熙纂修：《钱塘县志》，据明万历二十七年修、清光绪十九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5年版，第153页。
(53) 王稚登《西溪寄彭钦之书》、王思任《西溪诗》和李流芳《题西溪画》均为张岱收入《西湖梦寻》，见〔明〕张岱撰，马兴荣点校：《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09页。
(54) 关于明清间士人的旅游、闲隐和雅俗之辨，可参考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第四章第四节“品味的塑造与身分区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王鸿泰：《闲情雅致——明清间文人的生活经营与品赏文化》，《故宫学术季刊》2004年第22卷第1期，第69—97页。巫仁恕认为晚明士大夫的旅游是种“炫耀性消费”，旅游不只是休闲而已，还是士大夫用来区隔自己与他人不同的象征；王鸿泰则认为明中期以后，文人发展出一种“闲”而“雅”的生活模式，且以此自我标榜，对抗世“俗”的世界，进而以此生活美学来参与社会文化的竞争，确认其社会地位和优越性。
(55)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第二十四卷，见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三册《明代史志西湖文献专辑》，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601页。
(56) 白居易在一篇游记《冷泉亭记》中以同样的方式追溯了西湖的历史，他说：“杭自郡城抵四封，丛山复湖，易为形胜。先是，领郡者，有相里君造作虚白亭，有韩仆射皋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观风亭，有卢给事元辅作见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藇最后作此亭。于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谓佳境殚矣，能事毕矣。后来者，虽有敏心巧目，无所加焉。故吾继之，述而不作。”见〔唐〕白居易著，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44—945页。
(57)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第一卷，见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三册《明代史志西湖文献专辑》，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58) 〔明〕陈贽：《钱唐湖山胜概记序》，见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三册《明代史志西湖文献专辑》，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961页。
(59) 〔清〕吴农祥：《西湖水利续考》，见〔清〕丁丙编“武林掌故丛编”第二十三集，清光绪二十四年钱塘丁氏嘉惠堂刊本。
(60) 〔清〕吴农祥：《西湖水利考》，见〔清〕丁丙编“武林掌故丛编”第二十三集，清光绪二十四年钱塘丁氏嘉惠堂刊本。
(61) 〔明〕杨孟瑛：《呈复西湖状》，见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三册《明代史志西湖文献专辑》，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816页。
(62)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第一卷，见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三册《明代史志西湖文献专辑》，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3页。
(63)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第一卷，见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三册《明代史志西湖文献专辑》，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4页。
(64)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第二卷，见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三册《明代史志西湖文献专辑》，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6页。
(65) 〔明〕杨孟瑛：《浚复西湖录引》，见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三册《明代史志西湖文献专辑》，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806页。
(66) 据《丛睦汪氏遗书》卷一所载，汪汝谦“号松溪道人，太学生，生于明季，慕西湖之胜，自歙县丛睦迁杭州，遂家钱塘，居缸儿巷，延纳名流，文采照映，董尚书其昌以陈大邛推之。制画舫于西湖，曰不系园，曰随喜龛，其小者曰团瓢，曰观叶，曰雨丝风片。又建白苏阁，葺湖心、放鹤二亭及甘园、水仙、王庙，四方名流至此，必选伎征歌，连宵达旦，即席分韵，墨汁淋漓。或缓急相投，立为排解，故有湖山主人之目”。见〔清〕汪簠辑：《丛睦汪氏遗书》，清光绪十二年钱唐汪氏长沙刻本。
(67) 〔清〕钱谦益：《新安汪然明合葬墓志铭》，见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三册《明代史志西湖文献专辑》，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8页。
(68) 〔明〕王世贞：《太仓诸园小记》，见赵厚均、杨鉴生编注《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第三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页。
(69) 〔明〕汪汝谦：《重修水仙王庙记》，见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三册《明代史志西湖文献专辑》，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0页。
(70) 同上，第1049页。
(71) 〔明〕汪汝谦：《西湖纪游》，见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三册《明代史志西湖文献专辑》，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6页。
(72) 〔明〕汪汝谦：《重修水仙王庙记》，见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三册《明代史志西湖文献专辑》，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9—1050页。
(73) 〔明〕韩敬：《重修湖心亭记》，见〔清〕吴秋士选编《天下名山游记·浙江》，上海：中央书店总店1936年版，第16—17页。
(74) 〔明〕汪汝谦：《重修水仙王庙记》，见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三册《明代史志西湖文献专辑》，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9页。在《西湖纪游》中，汪汝谦对孙隆妆点湖山的活动有更详细的记述，他说：“余垂髻来武林，见山水而卜居。时内监东瀛孙公总理织造，凡上方赐予，悉输为湖山之助，袁中郎称为护法伽蓝。初筑新堤，遍栽垂柳，以名卉错杂其间，俗呼十锦塘者是也。孤山胜处，张望湖宪副之梅花屿在焉。公复起望湖亭于南台厂，临水旁植西府海棠数十株，拂霞笼烟，争妍朝夕。过苏堤循六桥十余里，桃花夹岸，香车宝马，络绎缤纷，游人藉草施步障，卧花茵，不啻武陵道上行矣。”见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三册《明代史志西湖文献专辑》，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5—1056页。
(75) 〔明〕冯梦祯：《寿大司礼三河东瀛孙公六十序》，见《快雪堂集》卷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一六四》，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29页。
(76) 〔明〕冯梦祯：《寿敕使东瀛孙公荣寿七帙序》，见《快雪堂集》卷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一六四》，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30页。
(77) 〔明〕张岱撰，马兴荣点校：《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1—162页。
(78) 〔明〕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24—425页。
(79) 〔明〕张岱撰，马兴荣点校：《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79页。
(80) 《西湖梦寻》卷一“昭庆寺”：“万历十七年，司礼监太监孙隆以织造助建，悬幢列鼎，绝盛一时，而两庑栉比，皆市廛精肆，奇货可居。”《西湖梦寻》卷四“龙井”：“万历二十三年，司礼孙公重修，构亭轩，筑桥，锹浴龙池，创霖雨阁，焕然一新，游人骈集。”《西湖梦寻》卷五“三茅观”：“万历二十一年，司礼孙隆重修，并建钟翠亭、三义阁。”《西湖梦寻》卷二“云泉寺”：“万历二十八年，司礼孙东瀛于池畔改建大士楼居。”《西湖梦寻》卷二“灵隐寺”：“万历十二年僧如通重建；二十八年，司礼监孙隆重修。”以上各条分别见〔明〕张岱撰，马兴荣点校：《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7、204、231、141、146页。
(81) 〔明〕张大复：《梅花草堂集》，见《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十二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第214页。
(82) 朱彝尊《明诗综》录其诗一首《题慧因寺》：“笙歌日日娱西子，为爱幽闲到玉岑。旧有高人井西宅，沿流且向寺门寻。”见〔清〕朱彝尊：《明诗综》卷八十六，四库全书本。
(83) 〔明〕释大壑：《南屏净慈寺志》，杭州：杭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84) 同上，第59页。
(85) 同上，第26页。
(86) 〔明〕季婴：《西湖手镜》，见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三册《明代史志西湖文献专辑》，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2页。
(87) 〔明〕释大壑：《南屏净慈寺志》，杭州：杭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页。
(88) 〔明〕王稚登：《重修白公堤记》，见平龙根主编《名人佳作与金阊》，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