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下半叶后明代造园活动的兴盛与变革
16世纪后半叶之后属于史上所说的“晚明”时期，包括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和崇祯五朝。晚明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达和社会奢侈风气的形成，明代造园活动也进入极盛时期，不仅出现了大量设计精美、声誉卓著的名园，而且出现了众多专门叠山理水的造园能手，在理论总结方面也出现了计成的《园冶》和文震亨的《长物志》这样不朽的著作。晚明不仅是明代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造园活动的极盛期，也是造园风格转变的关键时期，以计成和张南垣为代表的造园能手锐意变革，广泛吸收画意画理并纳入园林的兴造和欣赏中，对中国文人园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晚明江南奢侈风气之体现莫过于造园了，为了营造一处精美的园林，缙绅之家往往倾其所有而不惜。明代戏曲家何良俊描述道：“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欲营治一园，若士大夫之家，其力稍赢，尤以此相胜。” (28) 在这种奢侈之风影响下，晚明造园数量之多冠绝整个明代，而且所造园林之精美也是明代最突出的。
在晚明园林中，苏州地区最突出的有王世贞家族在太仓的园林。其中，王世贞的“弇山园”又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座。王世贞为其作《弇山园记》共8篇，详细介绍了这座名园。根据王世贞的描述，该园“亩七十而赢，土石得十之四，水三之，室庐二之，竹树一之，此吾园之概也” (29) ，可见“弇山园”是以假山和水景为主。“弇山园”的假山是最有特色的，该园西部为“西弇”，有“突星濑”“蜿蜒涧”“小龙湫”“小雪岭”“石公弄”“误游磴”“金粟岭”“潜虬洞”等，主要建筑是假山顶上的“飘缈楼”，可收一园之景；中部为“中弇”，是大型的假山区岛屿，有“率然洞”“西归津”“漱珠涧”“罄玉峡”“小云门”“紫阳壁”等；东部为“东弇”，也以假山奇石为主，有“流杯处”“飞练峡”“娱晖滩”“嘉树亭”“九龙岭”等。根据王世贞的介绍，“中弇”和“西弇”由“张生”即当时著名的叠山师张南阳所造，而“东弇”则由另一位山师“吴生”所造，两者都以假山为主，但“大抵‘中弇’以石胜，而‘东弇’以目境胜。‘东弇’之石，不能当‘中弇’十二，而目境乃蓰之。‘中弇’尽人巧，而‘东弇’时见天趣” (30) 。除了“弇山园”，王世贞还在大量园记中记载了太仓其他一些园林，如在《太仓诸园小记》中记载太仓还有“田氏园”“安氏园”“王氏园”“杨氏日涉园”“吴氏园”“季氏园”和“曹氏杜家桥园”。
根据袁宏道《园亭纪略》记载，苏州城内能与“弇山园”媲美的是“徐参议园”，即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徐廷祼的私园。该园是根据吴宽的“东庄”改建而来，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介绍了吴宽的“东庄”仍有较浓厚的耕读色彩，从其园林的命名也可看到这一点，但经过徐廷祼的改建，该园已和“东庄”相去较远，精致华丽的人工设计是其特点，袁宏道甚至认为该园过于巧丽了，“近日城中，唯对门内徐参议园最盛，画壁攒青，飞流界练，水行石中，人穿洞底，巧逾生成，幻若鬼工，千溪万壑，游者几迷出入，殆与王元美‘小祗园’争胜。‘祗园’轩豁爽垲，一花一石，俱有林下风味，‘徐园’微伤巧丽耳” (31) 。“徐园”大量的人工巧饰，相比于15世纪下半叶的“东庄”，颇能体现16世纪下半叶江南地区对物质享受的追求。除了“徐参议园”，袁宏道还在这篇园记中记载了徐泰时的“东园”。徐泰时“东园”的特点，袁宏道称“宏丽轩举，前楼后厅，皆可醉客”，尤其提到了“东园”的两个特异的地方：一是园中“石屏为周生时臣所堆，高三丈，阔可二十丈，玲珑峭削，如一幅山水横披画，了无断续痕迹，真妙手也” (32) ，这里的“周生时臣”即晚明著名的造园能手周丹泉，从袁宏道的描述我们能了解周丹泉以画意叠石的特点，这个特点在晚明造园风格的转变中相当突出。二是对园中假山“瑞云峰”传奇经历的描述，“瑞云峰”为花石纲遗物，“相传为朱勔所凿，才移舟中，石盘忽沉湖底，觅之不得，遂未果行。后为乌程董氏购去，载至中流，船亦覆没，董氏乃破资募善没者取之，须臾忽得其盘，石亦浮水而出，今遂为徐氏有” (33) 。而在其他一些记载中，我们知道关于瑞云峰的运载和打捞是不惜万金的，当它沉入湖底时，为了这座假山曾“役作千人”筑堤抽水，购买当地葱万余斤捣烂于地以便于装载运输，又所坏桥梁不知凡几运往苏州，这种不惜余力的做法也体现了晚明造园的极度奢侈之风和对物质享乐的公开追求。
晚明上海地区最著名的园林是潘允端的“豫园”。潘允端在其《豫园记》中说“豫园”于嘉靖己未年（1559）始建于住舍之西偏，稍稍聚石、凿池、构亭、艺竹垂二十年，而万历丁丑年（1577）潘允端解职归家之后才“一意充拓，地加辟者十五，池加凿者十七，每岁耕获，尽为营治之资，时奉老亲觞咏其间，而园渐称胜区矣” (34) 。潘允端建造“豫园”的初衷是养亲，这是明代造园传统的延续，但潘允端在“豫园”上的投入是巨大的，在这篇园记最后他说：“大抵是园，不敢自谓‘辋川’、‘平泉’之比，而卉石之适观、堂室之便体、舟楫之沿泛，亦足以送流景而乐余年矣。第经营数稔，家业为虚，余虽嗜好成癖，无所于悔，实可为士夫殷鉴者。若余子孙惟永戒前车之辙，无培一土、植一木，则善矣。” (35) 从园主人所讲“第经营数稔，家业为虚”来看，“豫园”建造所花费的金额非常巨大，园主人虽然在后面告诫子孙切勿再增添一土一木，但他自己嗜好成癖、无所于悔，从这里也可以看见晚明园林营造的兴盛和不计成本的奢靡。
晚明无锡地区最著名的园林是“愚公谷”和“寄畅园”。“愚公谷”主人为邹迪光，万历二年（1574）进士，授工部主事，官湖广提学副使，万历十七年（1589）罢归，在惠山之麓建“愚公谷”。“愚公谷”的特点是山水之胜，邹迪光在其园记《愚公谷乘》中说：“评吾园者曰：亭榭最佳，树次之，山次之，水又次之。噫！此不善窥园者也。园林之胜，惟是山与水二物。无论二者俱无、与有山无水、有水无山不足称胜，即山旷率而不能收水之情、水径直而不能受山之趣，要无当于奇；虽有奇葩绣树、雕甍峻宇，何以称焉。” (36) 从这来看，邹迪光最满意的还是这座园林有山水之胜。山水之胜一半出于自然资源的优异，另一半来自造园者的才智，因此，邹迪光在这篇园记中还强调了自然资源与人工设计相结合的造园思想，“夫山水、成于天者也，屋宇、成于人者也，树、成于人而亦木于天者也；故穷极土木，富有力者能之，贫者不能也。余有天幸，得地于山水之间，而又得此乔柯而成其胜，必以土木为奇，则束手矣。虽然，构造之事不独以财，亦以智，余虽无财，而稍具班倕之智，故能取佳山水剪裁而组织之，以窃附其智，不然者，亦束手矣，是吾园本于天而亦成于人者也” (37) 。在“愚公谷”不远，即另一名园“寄畅园”，明代著名山人王稚登有《寄畅园记》，表达了和邹迪光相似但又不同的造园思想，他说：“大要兹园之胜，在背山临流，如仲长公理所云。故其最在泉，其次石，次竹木花药果蔬，又次堂榭楼台池籞；而淙而涧，而水而汇，则得泉之多而工于为泉者耶？匪山、泉曷出乎？山乃兼之矣。” (38) 王稚登同样强调园林要以山水为胜，但和“愚公谷”不同，他非常重视水景中的泉景，认为如果能以“泉胜”则能出类拔萃，他认为“寄畅园”就是如此，不仅得泉之多而取泉又工，故能取胜于诸园之上。无锡这两座名园各有特色，它们的命运却大不相同，“愚公谷”在邹迪光在世时名盛一时，邹迪光交游广泛，名士清客多就之，相与往来赋诗，但在邹迪光死后其子又被刺死于园内，该园不久之后就荒废了；而“寄畅园”后世名声则更隆，尤其是康熙和乾隆多次南巡都到过“寄畅园”，使该园身价倍增。
园林以山水为胜，这是中国古代园林美学的核心宗旨。在中国古代文人看来，园林选址最好能在城市之外、山水之中。晚明杭州著名藏书家江元祚关于其“横山草堂”的看法就体现了这一传统。根据江元祚的《横山草堂记》，有客问江元祚，他在杭州城内已有一园林叫“澹圃”，竹树池台布置华丽，而且结境幽奥，城市之中，俨然丘壑，为何他又要在离城五十里处营造“横山草堂”，又为何且“过‘澹圃’如寄，入‘草堂’如归”。江元祚的回答是：“乃知‘草堂’之构，既屏以崇山峻岭，复绕以茂林修竹，前则江湖梅松为径，后则岩石泉瀑为邻，诚为造物所钟，必厚以天福而后乐此，予薄福人，愿依栖焉，敢自期耶？子言归‘澹圃’如寄，子真知我者矣！” (39) 可见在江元祚心中，虽其城市园林结境幽奥、设计精美，但仍比不上在山林中构园、得山水之胜来得直接，也体现了晚明虽已步入城市经济极为富裕的阶段，但“自然山水”仍是造园的基本目的和理想。
关于晚明南京的诸多园林，王世贞在其《游金陵诸园记》中有简单的介绍。根据王世贞的记载，晚明南京的园林在数量和质量上都相当可观，“既而获染指名园，若中山王诸邸，所见大小十余，若最大而雄爽者，有六锦衣之‘东园’；清远者，有四锦衣之‘西园’；次大而奇瑰者，则四锦衣之丽宅‘东园’；华整者，魏公之丽宅‘西园’；次小而靓美者，魏公之‘南园’、与三锦衣之‘北园’，度必远胜洛中” (40) 。自宋代李格非有《洛阳名园记》之后，洛阳园林名闻天下，王世贞说：金陵乃明代定鼎之地，“江山之雄秀，与人物之研雅”又岂是弱宋所能比的，但为何独独园林知名度不高呢？王世贞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士大夫重去其乡，于是金陵无寓公”，而且金陵附近“皆有天造之奇，宝刹琳宫，在在而足，即有余力，不必致之园池以相高胜故耶”。 (41) 由于官员多暂居，且金陵附近自然景观丰富，因此不必非要致力于园林。但即便如此，王世贞通过亲身游历，认为金陵诸园仍比洛阳园林更胜一筹，“盖洛中有水、有竹、有花、有桧柏，而无石，文叔《记》中，不称有垒石为峰岭者，可推也” (42) 。
晚明扬州园林的代表是郑元勋的“影园”。“影园”建成于崇祯七年（1634），造园者是晚明著名的造园家计成，因此“影园”是体现计成造园思想的重要例证。“影园”是晚明根据画意画理造园观念的重要体现，郑元勋在其《影园自记》开头就说建造此园“为养母读书终焉之计，间以余闲，临古人名迹当卧游可乎” (43) 。这里郑元勋说造园除养亲读书之外，还可像南朝宗炳那样将游历所见山川临摹出来，因此“影园”的建造与绘画有很大的关系。茅元仪在《影园记》中也说：“故画者，物之权也；园者，画之见诸行事也。我于郑子之影园，而益信其说。” (44) 郑元勋请计成为之造园，乃在于两人在这方面观念相同，“又以吴友计无否善解人意，意之所向，指挥匠石，百不失一，故无毁画之恨” (45) 。而该园的整体风格，可以用“以小见大、变化无穷”来形容，也就是郑元勋自己所说的“大抵地方广不过数亩，而无易尽之患” (46) 。茅元仪的评价则是：“于尺幅之间，变化错综，出人意外，疑鬼疑神，如幻如蜃。” (47) 可见该园的设计已达到巧夺天工的精美程度，其特点就是要在尺幅之间变化错综，让游者产生惊骇莫名的效果。这就要求在“影园”的设计上要处处尽显巧思、不落窠臼，比如“窗”的设计，是“阁后窗对草堂，人在草堂中，彼此望望，可呼与语，第不知径从何达” (48) 。
晚明造园的兴盛还体现在以计成为代表的大批造园能手的出现，这些造园能手的出现也带来了晚明造园风格的变革。晚明之前已经有关于造园能手的记录，但是并不多见，而在明代后期造园风潮中涌现出大批优秀的造园家，其中又以四大造园家张南阳、周丹泉、计成和张南垣为代表。张南阳即前述为王世贞造“弇山园”的“中弇”和“西弇”的山师，其叠山风格比较接近传统，通过峰峦岩洞、岑峨溪谷、陂坂梯磴营造出顿挫起伏的假山形态，为园林提供既可观赏又可登临穿越的双重体验。周丹泉，名秉忠，字时臣，参与所造之园包括苏州归湛初的“归氏园”以及徐泰时的“东园”，他为徐泰时“东园”所累的石屏，袁宏道《园亭纪略》中说是“如一幅山水横披画，了无断续痕迹”，又他为“归氏园”所累的假山，据记载可以“嵌空架楼，吟眺自适” (49) ，从中可见周丹泉叠山的风格可能是多样的，既能模拟画理造出如山水横披画一般强调观赏的石屏，又能营造能够登临穿越、强调游赏体验的假山。计成所造之园包括常州吴玄的“东第园”、仪征汪士衡的“寤园”、扬州郑元勋的“影园”等，与张南阳和周丹泉不同，计成对传统造园“取石巧者置竹木间为假山”的风格提出了批评，他自觉根据画理来造园，特别崇尚关仝、荆浩的笔意，因此他所造之园特别强调画意的效果，以“掇石而高、搜土而下”的手法营造境界开阔、宛若画意的园林格局。张涟，字南垣，是晚明最著名的造园家之一，他的作品包括松江李逢甲的“横云山庄”、太仓王时敏的“乐郊园”、常熟钱谦益的“拂水山庄”、嘉兴吴昌时的“竹亭别墅”等，张南垣的造园风格与计成的造园风格有所类似，同样反对传统造园那种堆叠假山雪洞、罗致奇峰异石的做法，而是强调营造画意，特别是倪瓒、黄公望等元代画家的笔意，因此计成造园师法关、荆，以境界开阔为特点，而张南垣师法倪、黄，以元代文人画笔意简远为特色，他的造园手法也就以“平冈小坂、陵阜陂陁”为主。从这四位杰出的造园家的作品和造园观念来看，晚明造园风格有一重要的变革，即从传统罗致奇峰异石、营造洞壑溪谷、模拟自然的缩微“假山”向仿造部分真山水、营造文人画画意风格和境界的转变，这种转变在计成和张南垣那里体现得最为明显。
晚明造园活动兴盛的另一体现就是造园著述的出现。陈植先生总结道：“我国古代有关造园的文献，片段地散见于诸家著述之中，非常丰富，言之较详的如：明末王象晋的《群芳谱》（花部、木部、卉部），高濂的《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瓶花》及《四时花纪》、《起居安乐笺》——《序古名论》、《居处建置》、《高子花榭诠评》、《草花三品说》、《盆景说》），计成的《园冶》，林有麟的《素园石谱》，陆绍珩的《剑扫》（共分十二部，以景韵两部与造园关系较深），孙知伯（绍吴散人）的《培花奥诀录》（别墅、园花），王世懋的《学圃杂疏》（花、果、竹三疏）及清初陈淏子的《花镜》，李渔的《一家言》（居室、器玩两部），高士奇的《北墅抱瓮录》，钱泳的《履园丛话》（园林部分），皆为一代名著。其中就造园问题作综合及系统的叙述的，尤以《园冶》、《长物志》、《花镜》等三种为著。” (50) 在晚明的园林著述中，计成的《园冶》和文震亨的《长物志》最为知名，两者论述风格不同，但都能体现晚明时期造园风格的特点。计成的《园冶》是其多年从事造园实践的总结，因此偏重从造园的技术和手法方面总结多年造园的经验；《长物志》是文震亨作为文人追求高雅生活的体现，面对晚明物质消费的日渐奢华和贵富阶层的兴起，文震亨有很强的为文人阶层确定审美裁决者的身份的诉求以及为社会制定审美标准的愿望，因此其《长物志》处处以文人自居的高雅风尚为追求，事无巨细地为园林内的各种事物确定雅和俗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