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实学与环境美学
明代中后期是我国科技史上的一个高峰，出现了李时珍、宋应星、徐光启、徐霞客等杰出的科学家。明代中后期这股科技思潮的出现和当时社会追求经世实学的吁求有关，正是这种实体达用之学促使一部分知识分子从僵化的科举中走出来，走进广阔的大自然和社会现实中，通过力行践履探索自然和社会的奥秘。明代中后期这股科技思潮的出现既是中国古典科学的延续，也和当时西方近代科学的输入有关，当然还涉及科学家的个人选择和兴趣，但最重要的还是当时的思想状况和社会现实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思想界的现实是作为主流的宋明理学越来越僵化守旧，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派和以陆王为代表的心学派虽然也包含格物游艺和经世致用的思想，但它们的治学宗旨主要是内省治心的心性涵养，这种倾向到了宋明理学末流那里就衍变成了一种无关现实的空虚之学，士大夫只知终日在心体性体上做修养功夫，却不知有田制、漕运、赋税、荒政、边防、吏制，不仅于世无补，而且还为明朝的覆灭埋下一大祸根。顾炎武曾将明朝的覆灭和魏晋空谈联系起来，他说：“五胡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67) 明代中后期科技思潮的兴起正是对这种清谈之祸的一种反拨，试图以经世致用之学来拯救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
明初开国便以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不仅以程朱理学作为科考的标准，更汇辑编撰《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使之获得独尊的地位。程朱理学在天人关系上以治心为主，强调以心存理，达到与物同体。如程颢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若心懈则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须穷索。存久自明，安待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 (68) 程颢认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仁”即义、礼、知、信而言，不须刻意防检和求索，心存诚敬即可致仁，达到与物同体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天地自然是道德意味十分浓厚的有机整体，“天地安有内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识天地也。人之在天地，如鱼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动不得” (69) 。又说：“医书言手足痿痺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己不贯，皆不属己。” (70) 人处天地之间，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但这是仁学意义上的天人一体，即万物被视为人的道德属性的扩展。
程颢以“诚”作为治心的首要，同时又通过引入《易传》“生生之谓易”以及“天地之大德曰生”来解释万物为何能与人具有共同的道德属性。他说：“‘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个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长’，万物皆有春意，便是‘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却待佗万物自成其性须得。” (71) 又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生之谓性’，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人与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72) 天地之生物便是其仁德所在，生长养育万物即天地之大仁。借助“生生之谓易”以及“天地之大德曰生”，本为无知无觉的自然万物在他这里便有了道德属性。
朱熹同样是通过以“仁”释“生”来将天和人联系在一起。他说：“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曰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论人心之妙者，则曰仁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举而赅。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 (73) 天地有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是以天地之德主生，而人伦之德有仁、义、礼、智，其中仁无所不包，是以人伦之德主仁。因此天地生物之心和仁人爱人之心实无二致，“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块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 (74) 。朱熹所强调的天人一体也是从儒家人伦道德出发的，是将人的道德属性扩展到天地万事万物，而不是从人与自然的物质共性去看待两者的统一。因此，在朱熹这里，虽强调天地之心和人心并无二致，但人心那种抽象的道德属性具有优先性。关于理与气孰先孰后之论，最能体现朱熹的这种思路。朱熹说：“所谓理与气，此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 (75) 从物上看理与气浑不可分开，但朱熹毕竟又认为从理上看则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这就把理放在了更优先的位置上。盖因朱熹所讲的心与物同、天人一理，是从仁人之心这点出发去推己及物，因此不能不把理放在第一位上。正如他说：“盖须理明心正，则吾之所欲、所不欲，莫不皆得其正，然后推以及物，则其处物亦莫不皆得其正，而无物我之间。” (76)
宋儒仍想为人心寻找一种宇宙论的依据，以此来应对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因此强调仁心源自某种抽象客观的理或者来自天地生物之心；但到了明代的心学则甚至连这样一种宇宙论的依据也抛弃了，因为人心已成为自身以及万物的依据，在明代心学这里已是“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了。如王阳明说：“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 (77) 王阳明也谈宇宙万物共同作为气的存在，是以人与万物能够相互滋养，五谷禽兽可以养人，药石之类可以疗疾，万物作为气能够相通相感，因此人与天地鬼神皆为一体，“你只在感应之几上看，岂但禽兽草木，虽天地也与我同体的，鬼神也与我同体的” (78) 。然而王阳明又说人的良知就是天地的良知，这是儒家伦理学的主体性最为强烈的表现。他以人的良知统摄天地万物，从逻辑上看已无须像宋儒那样为人心寻找宇宙论的依据，因为人心在王阳明这里已经扩展到宇宙的方方面面。王阳明说“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仍在其思想中为宇宙的气化观留下了一点位置，但这样反而使儒家的伦理学和宇宙论之间的矛盾放大了。实际上，在王阳明这个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人心良知这里，“气”的概念已经可有可无了，因为“良知”的概念也具备这样的功能。
在周敦颐、二程、朱熹和王阳明等儒学大师那里，尽管天理和仁心已变得无比重要，但他们仍强调人与天地的统一、内省与践履的统一。因此他们并未完全沉浸在内心的省悟之中，而是多从自然万物上见出某种深刻的道德属性。如周敦颐平生雅好山水，“襟怀飘洒，雅有高趣。尤乐佳山水，遇适意处，或徜徉终日” (79) 。程颢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 (80) 又说：“某自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 (81) 在吟风弄月中感悟开怀、动触天真，这种自然欣赏已不完全是兴趣所至，也是悟道的内在要求。是以宋儒论道德境界，喜欢和自然生意联系起来。如程颢说：“‘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吃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地。会得时，活泼泼地；不会得时，只是弄精神。” (82) 王阳明极为认同此种活泼泼的生意，“天地间活泼泼地，无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 (83) 。能于自然的欣赏中领悟此种活泼泼的生意，便能获得极大的愉悦，“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 (84) 。这种活泼泼的生意，这种手舞足蹈的快乐，既是道德的境界，也是真实的境界和自然美的境界。
然而到了宋明理学末流，这种人与天地、内省与践履的统一被淡忘了，治心被提升到了无以复加的高位，出现顾炎武所说“清谈孔孟”“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的倾向。明中叶兴起的实学思潮是作为这种清谈孔孟的宋明理学的反拨而出现的，在理论基础上实学家接受的主要是和程朱理学以及陆王心学不一样的元气实体论。明代实学家既反对程朱的理本体论，也不同意陆王的心本体论，他们更多的是继承了张载的气本体论，将宇宙万物的本质视为物质性的元气的运动过程。如明代元气论的集大成者王廷相所言：“天内外皆气，地中亦气，物虚实皆气，通极上下造化之实体也。是故虚受乎气，非能生气也；理载于气，非能始气也。世儒谓‘理能生气’，即老氏道生天地矣；谓理可离气而论，是形性不相待而立，即佛氏以山河大地为病，而别有所谓真性矣，可乎？不可乎？由是，‘本然之性超乎形气之外’，‘太极为理，而生动静阴阳’，谬幽诬怪之论作矣。” (85) 王廷相把气看为物质性的实体，它取代了程朱的理和陆王的心，成为宇宙万物的根源和本质。因为抛弃了宋明理学中的内省修身的倾向，元气论的主张者大多批评理学末流的主静空悟之谈，强调亲身践履的实体达用之学。如王廷相说：“近世好高迂腐之儒，不知国家养贤育才，将以辅治，乃倡为讲求良知，体认天理之说，使后生小子澄心白坐，聚首虚谈，终岁嚣嚣于心性之玄幽，求之兴道致治之术，达权应变之机，则闇然而不知。” (86) 宋明理学中唯理和唯心的倾向，在王廷相所批评的好高迂腐之儒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导致后生小子只是澄心白坐而不知兴道致治之术。由张载到王廷相的元气实体论无疑为明代实学的兴起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明中叶后科学思潮的兴起是明代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代实学的广泛影响下，一些士人开始抛弃理学末流重内省而轻实践的倾向，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对自然和社会奥秘的探索上，逐渐形成了重实测、重考证、重实效、重成果的科学风气，在地理、水利、农业、药物、数学等多个学科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明代实学关于宇宙本质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是明中叶后科学思潮兴起的思想基础。元气实体论是明代科学家对于宇宙本质的基本看法。比如李时珍认为自然万物是气的不同形态，虽形态各异而又能够相互交通，人与万物交通也是因为禀性皆气，因此无论用药还是饮食都要注意药物和人所禀之气的配合；宋应星有专著《论气》，他认为整个天地是根据气—水火—形的模式演化而来的，万物遵循由气而化形又由形而返气的基本过程。
明代科学家由元气实体论而形成了有机自然的思想，将包括人在内的万事万物视为互相依存的有机体。这种有机自然观把人和自然的整体的和谐发展视为首要的目标，不仅在生态保护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也带有浓厚的美学意味。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带有重内省的倾向，虽然程朱和陆王均把人与自然的统一视为他们学术的最终目的，但是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对自然的关注终究还是要让位于心体的内悟。正是这一点细微的偏差导致理学末流空谈心性而未曾留意于外在的自然，对于心性的省悟而言自然的生境是不重要的，自然的生意也无从打动那些追求向内省悟的心灵。我们可以看到，在宋明理学以“仁”释“生”的学问中暗含着一种忽视和取消“生”的倾向。明代科学家对自然的关注，对自然生态问题的留意，以及对自然美的发现，恰恰蕴含在批判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内省功夫中。正是由内省转向实践，让他们发现了身边的自然，发现了人和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发现了天地间气化流行的大美。
明代实学的兴起代表了明中叶以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变化，一种务实的、实践的、科学的眼光将对自然的关注放在了首位，并实现了以元气论为基础的有机自然观的广泛影响。徐霞客、李时珍、宋应星以及其他明代科学家的环境美学思想只有放在这个背景下才是可以理解的。也只有如此才可以解释为何他们关于自然生态和自然欣赏的看法带有如此多的共性。徐霞客将山精怪兽视为友朋，对自然保持一种虔诚的敬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自然休戚与共的生态平衡的思想，并在“以身许之山水”的饱游饫看中实现了与物一体的境界；李时珍发现人的气息与自然界形成有机的联系，养生和治病须遵循顺天时以养和的原则，即通过顺应四时季节和升降浮沉的变化来实现机体内部的阴阳协调，在此基础上他将人的美恶寿夭和四方水土以及山川之气等环境状况联系起来，身体健康、气质优美的人总是和优异的居住环境分不开的；宋应星则认为应该将尊重自然和利用自然结合起来，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利用自然，他反对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因为自然物之间存在类似食物链的生态平衡关系，过度的捕猎和开采必将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失衡，他关于自然美的看法也贯彻了“天工开物”原则，即自然和人工的结合，自然美的资质需要人的欣赏才成其为美。在他们的思想中，我们看到自然生态成为真正的关注点，不是因为自然作为人类道德的象征，而是因为自然和人类有着相互依存的有机联系；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对自然欣赏的真正投入，不是为了实现个人内心的证悟，而是为了追求将小我投身于天地无穷运化的更加宏伟的境界。
(1) ［英］崔瑞德、［美］牟复礼编：《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2) 〔明〕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见〔明〕徐弘祖著，褚绍唐、吴应寿整理《徐霞客游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1页。
(3) 同上。
(4) 〔明〕吴国华：《徐霞客圹志铭》，见〔明〕徐弘祖著，褚绍唐、吴应寿整理《徐霞客游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9页。
(5) 〔明〕徐弘祖著，褚绍唐、吴应寿整理：《徐霞客游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6) 同上，第55页。
(7) 〔清〕杨名时：《徐霞客游记序二》，见〔明〕徐弘祖著，褚绍唐、吴应寿整理《徐霞客游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273页。
(8) 〔明〕徐弘祖著，褚绍唐、吴应寿整理：《徐霞客游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104页。
(9) 〔明〕吴国华：《徐霞客圹志铭》，见〔明〕徐弘祖著，褚绍唐、吴应寿整理《徐霞客游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8页。
(10) 〔明〕徐弘祖著，褚绍唐、吴应寿整理：《徐霞客游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96—697页。
(11) 〔明〕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见〔明〕徐弘祖著，褚绍唐、吴应寿整理《徐霞客游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4页。
(12) 〔明〕徐弘祖著，褚绍唐、吴应寿整理：《徐霞客游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827页。
(13) 同上，第829—830页。
(14) 同上，第138页。
(15) 〔明〕徐弘祖著，褚绍唐、吴应寿整理：《徐霞客游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页。
(16) 同上，第157页。
(17) 同上，第788页。
(18) 同上，第54—55页。
(19) 〔明〕徐弘祖著，褚绍唐、吴应寿整理：《徐霞客游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20) 同上，第369页。
(21) 〔明〕徐弘祖著，褚绍唐、吴应寿整理：《徐霞客游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页。
(22) 同上，第320—321页。
(23) 同上，第849页。
(24) 〔明〕徐弘祖著，褚绍唐、吴应寿整理：《徐霞客游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992页。
(25) 同上，第32—33页。
(26) 同上，第1045页。
(27) 〔明〕王世贞：《〈本草纲目〉序》，见〔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校点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年第2版，第1页。
(28)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校点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年第2版，第1064页。
(29) 同上，第1894页。
(30) 同上，第1612页。
(31) 同上，第1630页。
(32) 同上，第1871页。
(33)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校点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年第2版，第73页。
(34)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校点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年第2版，第73—74页。
(35)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54—455页。
(36)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校点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年第2版，第455页。
(37) 同上，第1433页。
(38) 同上，第2968页。
(39)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校点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年第2版，第687页。
(40) 同上，第415页。
(41) 同上，第423页。
(42)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校点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年第2版，第387页。
(43) 同上，第399页。
(44) 同上。
(45) 〔明〕宋应星著，潘吉星译注：《天工开物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页。
(46) 〔明〕宋应星著，潘吉星译注：《天工开物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页。
(47) 同上，第229页。
(48) 同上，第248页。
(49) 〔明〕宋应星著，潘吉星译注：《天工开物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页。
(50) 同上，第312页。
(51) 〔明〕宋应星：《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9页。
(52) 〔明〕宋应星：《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2页。
(53) 同上，第88页。
(54) 同上，第52页。
(55) 〔明〕宋应星：《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2—53页。
(56) 同上，第61—62页。
(57) 〔明〕宋应星著，潘吉星译注：《天工开物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30页。
(58) 同上，第231页。
(59) 同上，第234页。
(60) 〔明〕宋应星著，潘吉星译注：《天工开物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44页。
(61) 同上，第237页。
(62) 同上，第261页。
(63) 〔明〕宋应星著，潘吉星译注：《天工开物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51页。
(64) 同上。
(65) 〔明〕宋应星著，潘吉星译注：《天工开物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页。
(66) 同上，第311页。
(67) 〔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点校：《日知录集释点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02页。
(68) 〔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17页。
(69) 同上，第43页。
(70) 同上，第15页。
(71) 同上，第29页。
(72) 同上，第120页。
(73) 〔宋〕朱熹：《朱子文集》卷十三，见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66页。
(74) 同上，第466—467页。
(75) 〔宋〕朱熹著，刘永翔、徐德明点校：《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三）》卷四十六，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6页。
(76) 同上，第2125页。
(77)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
(78) 同上，第124页。
(79) 〔宋〕朱熹：《周敦颐事状》，见〔宋〕周敦颐著，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1页。
(80) 〔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页。
(81) 〔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9页。
(82) 同上。
(83)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页。
(84) 同上，第104页。
(85) 〔明〕王廷相著，王孝鱼点校：《王廷相集（三）》，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53页。
(86) 同上，第8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