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客游记》中的环境美学思想
徐弘祖，字振之，号霞客，江苏江阴人，生于万历十四年（1587），卒于崇祯十四年（1641），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徐霞客游记》是其详细记录旅行期间所见所得的日记，对我国许多地方的地理、水文、植被、气候等作了较全面的考察和记录，是我国地理学和文学上的鸿篇巨制。徐霞客年少时就好读奇书，特别是史籍、舆地志、山海图经之类。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说：“童时出就师塾，矢口即成诵，搦管即成章，而膝下孺幕依依，其天性也。又特好奇书，侈博览古今史籍及舆地志、山海图经以及一切冲举高蹈之迹，每私覆经书下潜玩，神栩栩动。特恐违两尊人意，俯就铅椠，应帖括藻芹之业，雅非其所好。” (2) 在应试失败之后，徐霞客“欲问奇于名山大川” (3) ，在得到母亲的同意和赞许之后，徐霞客便开始了他一心向往的旅行考察生涯。他自22岁开始出游，直至55岁那年因重病被云南丽江太守派人送回家乡而止，历时30余年，足迹踏遍大江南北14个省，留下60余万字的辉煌巨著，详细记录了明代末期的各种地理环境和人文生态，极具科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徐霞客博览古今史籍与舆地志、山海图经，却并不盲目相信史籍和舆地图经之说，“霞客尝谓山川面目，多为图经志籍所蒙，故穷九州内外，探奇测幽，至废寝食，穷下上，高而为鸟，险而为猿，下而为鱼，不惮以身命殉” (4) 。徐霞客的旅行因此带有一种科学考察的意味。旅行至某地，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详细记录下所见所闻，力求客观详实地描述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的自然和人文生态，因此他笔下的山川源流、地形地貌、气候变化、动物和植物生态、矿产资源、民情风俗等都是了解明代后期历史地理状况的可贵资料。具体到旅行过程中见到的景观变化，徐霞客往往也用科学的观点进行解释。比如在《游天台山日记》中，他描述道：“复上至太白，循路登绝顶，荒草靡靡，山高风冽，草上结霜高寸许，而四山回映，琪花玉树，玲珑弥望。岭角山花盛开，顶上反不吐色，盖为高寒所勒耳。” (5) 这里所描写的“岭角山花盛开，顶上反不吐色”的现象，徐霞客认为是海拔高度的不同而引起的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徐霞客还对因纬度的变化而导致的气候以及景观的差异有科学的理解，如《游太和山日记》说：“山谷川原，候同气异，余出嵩、少，始见麦畦青；至陕州，杏始花，柳色依依向人；入潼关，则驿路既平，垂杨夹道，梨李参差矣；及转入泓峪，而层冰积雪，犹满涧谷，真春风所不度也。” (6) 纬度高低有别，气候便有差异，景观也自不同。徐霞客认为“山谷川原，候同气异”，即相同气候之下的天气物象都会因地理条件的不同而产生变化，这也是十分符合科学原理的认识。
徐霞客带着科学考察的眼光去旅行，但自然美景对他来说并非完全隔离的对象，他追求的是科学和审美的结合，既格物而致知，又与山川河流相融相乐。徐霞客有种朴素的有机自然的观念，认为人和自然都是构成整个宇宙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因此人与自然能够休戚与共、相依互存。他视自然为友为朋，相亲相连。杨名时在《徐霞客游记序》中说：“大抵霞客之记，皆据景直书，不惮委悉烦密，非有意于描摹点缀，托兴抒怀，与古人游记争文章之工也。然其中所言名山巨浸弘博富丽者，皆高卑定位，动静变化之常；下至一涧一阿，禽鱼草木，亦贤人君子，偃仰栖迟，寤言写心之境；正昔人所云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者也。” (7) 对于徐霞客而言，下至一涧一阿、禽鱼草木，都不是无生命之物，而是与观赏者地位相同的“贤人君子”。在《浙游日记》中，徐霞客说：“夕阳已坠，皓魄继辉，万籁尽收，一碧如洗，真是濯骨玉壶，觉我两人形影俱异，回念下界碌碌，谁复知此清光？即有登楼舒啸，酾酒临江，其视余辈独蹑万山之颠，径穷路绝，迥然尘界之表，不啻霄壤矣。虽山精怪兽群而狎我，亦不足为惧，而况寂然不动，与太虚同游也耶！” (8) 登临万山之巅，视下界碌碌，徐霞客有超尘脱俗、与太虚同游的感觉；正是因为把自然视为友朋，他对于山精怪兽的狎戏并不以为意，因为此时人与自然已是一体，同为整个宇宙有生命的相互关联的共同体。这种与自然同体的欣赏，他也形容为以身许之山水：“霞客之言曰：‘向之天游，此身乃山川之身也，可了藏舟委蜕之缘。’” (9) 支撑徐霞客整个旅行实践和自然观的基础，就是这种人与自然相融而不可分的哲学，虽然他时时以科学考察的视角去穷尽自然之理，但在根本上又不是将自然视为可以分离的对象，而是在自然的美景中体会那种万物一体的境界。
徐霞客视自然为友朋和游侣，这种有机自然观使他对自然保持了一种莫名的敬畏。《滇游日记》记载了一件事，徐霞客游览至一处石泉之下，“余时右足为污泥所染，以足向舌下，就下坠水濯之。行未几，右足忽痛不止。余思其故而不得，曰：‘此灵泉而以濯足，山灵罪我矣；请以佛氏忏法解之。如果神之所为，祈十步内痛止。’及十步而痛忽止。余行山中，不喜语怪。此事余所亲验而识之者，不敢自讳以没山灵也” (10) 。旅游期间右足忽痛，徐霞客将之归因于以灵泉濯污足而导致山灵怪罪，并以佛教忏法解之。实际上徐霞客并非真正的佛教徒，虽然他和佛教徒交往甚密，对佛法也有相当的了解，但这里谈到的山灵怪罪之说更像是一种自然崇拜。徐霞客将自然视为有生命有灵魂之物，它能为侣为朋，能够狎戏游者，自然也能以罪降人，以“佛氏忏法”解之只不过是暂时借用了宗教上的一种安慰。徐霞客也不太相信风水术数之说，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说“霞客不喜谶纬术数家言” (11) 。徐霞客曾听说云南沐府移中和山铜殿之事，有人说“鸡山为丽府之脉，丽江公亦姓木，忌金克”，他认为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丽北鸡南，闻鸡之脉自丽来，不闻丽自鸡来；姓与地各不相涉，何克之有！” (12) 徐霞客对于山川水流的理解，尽可能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因此不太相信这种风水相克之说。从中我们也可得知，徐霞客对于山灵怪罪的理解，出发点是一种比较朴素的自然有灵论，这是将整个大自然视为生命机体所得出的结论，其中蕴含着对自然生物的初民般的敬畏和赞赏。
因为对自然抱有这种敬畏之感，徐霞客提倡保护自然的本真，特别反对那些破坏自然的行为。比如在《滇游日记》中，他写道：“天台王十岳（士性）宪副诗偈镌壁间，而倪按院大书‘石状奇绝’四字，横镌而朱丹之。其效颦耶？黥面耶？在束身书‘石状大奇’，在袈裟书‘石状又奇’，在兜率峡口书‘石状始奇’。凡四处，各换一字。山灵何罪而受此耶？” (13) 古人喜在壁上镌字，妥帖恰切、有隽永意味的题字确能增添自然风物的人文内涵，但是简单粗疏、毫无美感的题字则只会起到破坏自然美的负作用，徐霞客用“黥面”来比喻山灵所受的这种罪。在《江右游日记》中，徐霞客还记录了人类盲目的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如“歪排以上多坠峡奔崖之流，但为居民造粗纸，濯水如滓，失飞练悬殊之胜” (14) ，这是居民造纸而造成的水污染；又如“山麓有龙姓者居之。东向者三洞，北向者一洞，惟东北一角，山石完好，而东南洞尽处，与西北诸面，俱为烧灰者。铁削火淬，玲珑之质，十去其七矣” (15) ，这是居民烧灰造成的环境污染；还有如“从此东折，渐昏黑，两旁壁亦渐狭，而其上甚高，亦以无火故，不能烛其上层，而下则狭者复渐低，不能容身而出。自是而南，凌空飞云之石，俱受大斧烈焰之剥肤矣” (16) ，这同样是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徐霞客还记录了某些习俗也有可能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比如《滇游日记》记载：“过土主庙，入其中，观菩提树。树在正殿陛庭间甬道之西，其大四五抱，干上耸而枝盘覆，叶长二三寸，似枇杷而光。土人言其花亦白而带淡黄色，瓣如莲，长亦二三寸，每朵十二瓣，遇闰岁则添一瓣。以一花之微，而按天行之数，不但泉之能应刻（州勾漏泉，刻百沸），而物之能测象如此，亦奇矣。土人每以社日群至树下，灼艾代灸，言灸树即同灸身，病应灸而解。此固诞妄，而树肤为之瘢靥无余焉。” (17) 土人相信“灸树即同灸身，病应灸而解”，徐霞客认为这是诞妄之举，在他心目中自然生命的健康完整要比这些乡俗重要得多。
而对于那些有利于维护自然生命的举措，徐霞客则是抱以赞赏的态度。比如《游太和山日记》中说：“华山四面皆石壁，故峰麓无乔枝异干；直至峰顶，则松柏多合三人围者；松悉五鬣，实大如莲，间有未堕者，采食之，鲜香殊绝。太和则四山环抱，百里内密树森罗，蔽日参天；至近山数十里内，则异杉老柏合三人抱者，连络山坞，盖国禁也。嵩、少之间，平麓上至绝顶，樵伐无遗，独三将军树巍然杰出耳。” (18) 华山、太和山和嵩山少室山的植被情况各不相同。华山因自然条件所限，四面皆石壁而峰麓无乔木，但峰顶多松柏；太和山则植被繁密，密树森罗、蔽日参天，这是明朝在这里有禁令不许砍伐的缘故；而崇、少之间则因为砍伐树木已所剩无几了。徐霞客这里特别将华山、太和山和嵩山以及少室山作比较，关注它们因自然条件和人为因素而导致的植被差异，其中太和山因国禁而得以森林密布，嵩山少室山则因缺少这样的保护措施而樵伐无遗，一句“独三将军树巍然杰出耳”透露了徐霞客对此无奈而又可气的态度。
从以上材料可知，徐霞客的自然审美欣赏中带有比较明显的敬畏自然和维护自然的环境意识。在他看来，自然美应该是自然健康完整生命的体现，残缺病态的自然则相应是丑陋的。《游天台山日记》云：“闻堂左下有黄经洞，乃从小径，二里，俯见一突石，颇觉秀蔚。至则一发僧结庵于前，恐风自洞来，以石甃塞其门，大为叹惋。” (19) 《粤西游日记》中也记载：
询“罗池所在？”曰：“从祠右大街北行，从委巷东入即是。然已在人家环堵中，未易觅也。”余从之。北向大街行半里，不得，东入巷再询之，土人初俱云不知。最后有悟者，曰：“岂谓‘罗池夜月’耶？此景已久湮灭，不可见矣。”余问：“何故？”曰：“大江东南有灯台山，魄悬台上，而影浸池中，为此中绝景。土人苦官府游宴之烦，抛石聚垢，池为半塞，影遂不耀，觅之无可观也。”余求一见，其人引余穿屋角垣隙进一侧门，则有池一湾，水甚污浊，其南有废址两重，尚余峻垣半角，想即昔时亭馆所托也。 (20)
人类的不当行为不仅对自然造成了破坏，而且大大降低了自然景观的欣赏质量。结庵发僧以石甃塞门，土人抛石聚垢，都是基于实用的考虑，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自然环境，特别是土人抛石聚垢导致池水污浊。徐霞客虽是从游客的角度，为景观的衰败感到叹惋，但这种欣赏中也包含着一种维护生态的环境意识，因为景观质量的好坏是和自然生态状况的好坏息息相关的。
在自然审美欣赏中，自然与人工是一对永恒的矛盾。总的来说，徐霞客是比较倾向于维系自然原貌的，对于自然环境中的人工设计持有比较谨慎的态度，终归之要以适宜得体为基本的原则。
对于那些破坏环境又毫无美感的人工建筑，徐霞客始终抱以批评排斥的态度。比如《江右游日记》中记载：“马祖岩在左崖之半，〔即新岩背。〕其横裂一窍，亦大约如新岩，而僧分两房，其狗窦猪栏，牛宫马栈，填塞更满。余由峡底登岩南上，时雨未已，由岩下行，玉溜交舞于外，玉帘环映于前，仰视重岩叠窦之上，栏栅连空，以为妙极。及登之，则秽臭不可向迩，皆其畜埘之所，而容身之地，面墙环堵，黑暗如狱矣。” (21) 《粤西游日记》也载：“出洞而东有庵两重，庵后又有洞甚爽，僧置牛栏猪苙于中，此中之点缀名胜者如此。” (22) 在风景优美的人居之处豢养家畜要注意卫生，如果像上引材料那样置牛宫马栈、牛栏猪苙，则不仅于居民的健康有害，而且破坏了当地的环境，并造成景观质量的下降。
对于景观中那些必要的建筑物，徐霞客的观点是需要“点缀得宜”，既不妨碍景观的欣赏，又能满足实用所需。如《滇游日记》记载一寺“其内为前楼，楼之前，有巨石峙于左，高丈五而大如之，上擎下削，构亭于上，蒋宾川题曰：‘四壁无然’。其北面正可仰瞻华首，而独为楼脊所障，四壁之中，独翳此绝胜一面，不为无憾” (23) 。这是个建筑设计不当的例子，没有考虑到建筑天际线和周围景观的关系，导致建筑物遮挡住了风景绝胜的一面。同样是寺庙建筑，《滇游日记》还记载了另外一个例子：“洞内架庐三层，皆五楹，额其上曰‘云岩寺’。始从其下层折而北，升中层，折而南，升上层。其中神像杂出，然其前甚敞。石乳自洞檐下垂于外，长条短缕，缤纷飘扬，或中透而空明，或交垂而反卷，其状甚异。复极其北，顶更穹盘而起，乃因其势上架一台；而台之上，又有龛西迸，复因其势，上架一阁。又从台北循崖置坡，盘空而升，洞顶氤氲之状，洞前飘洒之形，收览殆尽。台之北，复迸一小龛南向，更因其势而架梯通之；前列一小坊，题曰‘水月’，中供白衣大士。余从来嫌洞中置阁，每掩洞胜，惟此点缀得宜，不惟无碍，而更觉灵通，不意殊方反得此神构也。” (24) 按照徐霞客的自然观，是尽量要依照自然原貌的，因此他对于洞中置阁从来嫌弃，但如果人工建筑能够和自然风景相得益彰，则不仅不会破坏自然景致，而且更添神韵。
徐霞客希望能在自然和人工之间维持一种适宜的尺度，使景观的功能性和审美性得到比较好的结合。在《游黄山日记后》中他说：“下至坑中，逾涧以上，共四里，登仙灯洞。洞南向，正对天都之阴。僧架阁连板于外，而内犹穹然，天趣未尽刊也。” (25) 《滇游日记》记载游保山水帘洞：“有水散流于外，垂檐而下；自崖下望之，若溜之分悬；自洞中观之，若帘之外幕；水帘之名，最为宛肖。洞石皆棂柱绸缪，缨幡垂扬，虽浅而得玲珑之致，但旁无侧路可上，必由垂檐叠覆之级，冒溜冲波，以施攀跻，颇为不便。若从其侧架梯连栈，穿腋入洞，以睇帘之外垂，只中观其飞洒，而不外受其淋漓，胜更十倍也。” (26) 险要之地的风景，要考虑游客观赏的便利性和自然天趣的结合，使两者相得益彰。从这来看，徐霞客虽然大体主张要尽量维持自然原貌，但是从自身欣赏者的角度出发，也强调为了欣赏的便利而搭设必要的基础设施；即便如此，徐霞客也认为人工的设施应该尽量减少，以免遮掩甚至破坏自然本身的灵质。
作为中国最为著名的旅行家，徐霞客的环境美学思想是值得关注的。徐霞客的环境美学思想是求真、向善、尚美的有机结合。他的游记带有科学考察的性质，为我们记录了大量明代后期环境和生态方面的珍贵材料，他也用科学的观点来解释地质气候的变化，不盲信风水学说和其他迷信思想；他坚持把科学的考察和审美欣赏结合起来，把人和自然视为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不仅把自然看作有机的生命整体，看作值得人类尊重的友朋和伴侣，而且始终对自然保有一种朴素的敬畏之感；徐霞客的科学考察和审美欣赏又和人类向善的环境伦理相结合，他厌恶并批评那些为了人类实际利益的满足而破坏自然的行为，认为自然至美就在于其天性未遭人类活动的戕害，同时也提出要在人工与自然之间维持适宜得体的尺度，实现自然景观功能性和审美性的结合。总的来说，和那些常年囿于书斋、城市或者乡村的文人不同，徐霞客具有极为丰富的野外考察和自然审美经验，他的游记也近乎实录而较少哲理性的发挥，因此他的环境美学思想极具实践的价值和现实的意义，是留给后人的一份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