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流派与明代陵寝建筑
风水这个概念一般认为出自晋人郭璞的《葬经》，其说：“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1) 明代徐善继、徐善述在《地理人子须知》中说：“地理家以风水二字喝其名者，即郭氏所谓‘葬者乘生气也’。而生气何以察之？曰：气之来，有水以导之；气之止，有水以界之；气之聚，无风以散之。故曰要得水，要藏风。又曰：气乃水之母，有气斯有水；又曰：噫气惟能散生气；又曰：外气横形，内气止生；又曰：得水为上，藏风次之；皆言风与水，所以察生气之来与止聚云尔。总而言之，无风则气聚，得水则气融，此所以有风水之名。” (2) 由上可知，作为一种环境选择的学问，风水的总原则是以聚气为主，阴宅之法则是把先人遗骸葬在藏风聚气之所，气可以通过先人骸骨而流传至子孙身上，从而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而聚气最主要的方式，便是通过山川形势的选择，使气凝聚在某个场所而不外泄，这样的场所既可以是自然形成的，也可以是人工建造的景观。“风”和“水”无疑是这种环境选择中最重要的两个要素，气承地脉而来，遇风则散，界水则止，因此无论是阴宅还是阳宅，都要选择有山有水、气行而止的场所。
风水学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主要分成形势派和理气派这两个派别，前者根据山形山势等地理条件做出选址规划，而后者则根据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来判断方位吉凶和营造的时辰。至少在汉唐之际，风水学中重形法和重理法的区别就已经形成了。《汉书·艺文志》中提到《宫宅地形》和《堪舆金匮》这两部早期的风水著作，前者注重形势相胜之法，而后者则以阴阳五行原理占宅，已经体现出形法和理法分野的趋势。唐宋以后，形势派和理气派之间的分野已经相当明显，并且出现了不同流派的传承谱系。明初王祎对此有简明的介绍：“后世之为其术者分为二宗。一曰宗庙之法，始于闽中，其源甚远，及宋王伋乃大行。其为说，主于星卦，阳山阳向，阴山阴向，不相乖错，纯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克之理。其学浙间传之，而今用之者甚鲜。一曰江西之法，肇于赣人杨筠松、曾文遄，及赖大有、谢世南辈，尤精其学。其为说，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位向，专指龙、穴、砂、水之相配，而他拘忌，在所不论。其学盛行于今，大江以南，无不遵之。” (3)
如王祎所说，理气派传自宋代堪舆家王伋，其说主于星卦、以定生克之理，其学盛行于浙间；而形势派则源自赣人杨筠松，以形势定位向。理气派通过引入阴阳、五行、八卦、天干、地支、姓氏、生肖等一系列复杂的分析，通过不同方位之间的生克变化来推断得失吉凶，导致推法繁奥、诸多拘忌；而形势派专注所谓龙、穴、砂、水、向的“地理五诀”，而其他拘忌在所不论，因此较为简明便利。风水学虽分成理气和形势二派，但从历史上的情况来看，无疑是形势派占据主流的位置。从王祎的描述来看，元明之际理气派已“用之者甚鲜”，而形势派“盛行于今，大江以南，无不遵之”。
明代皇陵的选址和营造也体现了对形势派风水观念的选择。明代开国统治者在考虑建造陵寝的时候，因元朝采用的是蒙古的丧葬习俗，故其最直接面对的便是唐宋时期的陵寝制度。宋代帝陵在中国陵寝营造史上是比较独特的存在，因为其采用的是堪舆术中的五音姓利说。堪舆术中的五音姓利说归属理气派，即将墓主的姓氏纳入阴阳五行体系中，用以决定陵墓的方位和走向。五音姓利说在汉唐之际就已流行，但此法繁复拘忌而多招批判。如东汉王充《论衡·诘术篇》说“图宅术曰：宅有八术，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之，第定名立，宫商殊别。宅有五音，姓有五声。宅不宜其姓，姓与宅相贼，则疾病死亡，犯罪遇祸” (4) ，并对此提出质疑：“其立姓则以本所生，置名则以信、义、像、假、类，字则展名取同义，不用口张歙、声外内。调宫商之义为五音术，何据见而用？” (5) 《旧唐书·吕才传》载，唐太宗以阴阳书渐致讹伪，命吕才等人加以刊正，才多以典故质正其理，颇合经义，如其叙《宅经》云：“至于近代师巫，更加五姓之说。言五姓者，谓宫、商、角、徵、羽等，天下万物，悉配属之，行事吉凶，依此为法。至如张、王等为商，武、庾等为羽，欲似同韵相求；及其以柳姓为宫，以赵姓为角，又非四声相管。其间亦有同是一姓，分属宫商，后有复姓数字，徵羽不别。验于经典，本无斯说，诸阴阳书，亦无此语，直是野俗口传，竟无所出之处。” (6)
尽管五音姓利说多招致批判，但笃信这套学说的人依然不少。宋代统治者便采用五音姓利说营建陵寝。按照这套学说，赵姓为角音，必须“东南地穹，西北地垂”，也就是陵墓须东南地高而西北地低。故而宋帝陵一反历代皇陵坐北朝南、靠山面水的格局，面嵩山而背洛水，诸帝陵的中轴线皆北向而偏西，正面朝向嵩山少室主峰；宋帝陵地面皆东南高而西北低，从入口到陵台地势逐渐下降，陵台位于全陵的最低处。宋帝陵的选址和营建虽然符合五音姓利说，但实际上并不适合我国的环境条件。我国是北半球季风性气候国家，冬天有来自北方的寒流南下侵袭，夏天则有太平洋的凉风渐进，我国古代很早就知道坐北朝南、靠山面水不仅能防止寒流入侵，而且利于采光、吸收暖风。宋帝陵面山而背水，和古代早已认可的环境观并不相符。同时，宋帝陵陵台位于全陵最低洼处，也有雨水倒灌之弊，不利于陵墓的保存和修葺。
如王祎所说，元明之际形势派风水学说已大行于世，明帝陵的选址和营建基本上都是以形势派理念为指导原则的。王朝统治者莫不希望寻得风水绝佳的万年吉壤，因此对于陵寝营建之事极为重视，不仅有十分严密的运作程序，而且会选派通晓堪舆的朝廷重臣主导其事，同时也会从民间聘请风水术士参与其间。陵址卜选一般由卜选官和堪舆术士实地勘察，选出一处或几处风水宝地，然后奏请皇帝定夺，有时皇帝还会亲赴选地审视，最后才确定最终的陵址。明代帝陵一共坐落在四个地方，分别是安徽滁州凤阳、南京、北京和湖北钟祥。其中安徽滁州是朱元璋登基后为其父母兄嫂营建的，湖北钟祥则是明世宗嘉靖皇帝为其父亲恭睿献皇帝和母亲慈孝献皇后所修建。明代帝陵最重要的当属朱元璋在南京的孝陵和明成祖朱棣之后明朝历代皇帝的埋葬地北京十三陵。
关于孝陵的选址，张岱《陶庵梦忆》记载了一个故事：“钟山上有云气，浮浮冉冉，红紫间之，人言王气，龙蜕藏焉。高皇帝与刘诚意、徐中山、汤东瓯定寝穴，各志其处，藏袖中。三人合，穴遂定。门左有孙权墓，请徙。太祖曰：‘孙权亦是好汉子，留他守门。’及开藏，下为梁志公和尚塔，真身不坏，指爪绕身数匝。军士辇之不起。太祖亲礼之，许以金棺银椁，庄田三百六十奉香火，舁灵谷寺塔之。今寺僧数千人，日食一庄田焉。陵寝定，闭外羡，人不及知。所见者门三、飨殿一、寝殿一，后山苍莽而已。” (7) 张岱的故事掺杂了传奇色彩，然而朱元璋和刘基、徐达、汤和等开国功臣共同选定南京钟山为陵址则应当是符合史实的。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刘基。刘基（1311—1375），字伯温，青田（今温州文成县）人，明初赫赫有名的开国功臣，洪武三年（1370）封诚意伯，故又称刘诚意。《明史》本传称其“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 (8) ，至今民间仍流传甚多关于他的神奇故事。《明史·艺文志》堪舆类著作提到刘基有《金弹子》三卷、《披肝露胆》一卷、《一粒粟》一卷、《地理漫兴》三卷。其中《地理漫兴》又名《堪舆漫兴》，收录于《古今图书集成》。从这本《地理漫兴》来看，刘基在里面谈寻龙，谈祖山、少祖山、父母山，谈案山、朝山，谈下关砂、水口砂，谈明堂，等等，基本是形法而无卦理，因此刘基的堪舆术应属于形势派。从孝陵所选的钟山独龙阜来看，也完全符合风水形势派的要求，此处自古便是有名的龙蟠虎踞之地。
明十三陵的营建也以形势派为主要的指导原则，在明十三陵陵址的卜选中多有主形势的江西术士参与其间。《明太宗实录》卷九十二记载：永乐七年（1409）五月“己卯，营山陵于昌平县，时仁孝皇后未葬，上命礼部尚书赵羾以明地理者廖均卿等择地，得吉于昌平县东黄土山，车驾临视，遂封其山为天寿山。” (9) 协助赵羾选址的风水术士廖均卿来历不凡，他是江西兴国县人，其先祖廖三传是唐代著名风水大家杨筠松的弟子，是形势派风水的正宗传人。廖均卿察遍北京地理之后，认为昌平黄土山风水绝妙，明成祖随后与相关大臣和风水师亲临昌平，命廖均卿点穴，并下令将黄土山改为天寿山。此后，天寿山成为明代皇家陵园，在这里先后共修建了13座帝陵、7座妃子墓、1座太监墓，共埋葬了13位皇帝、23位皇后、2位太子、30余名嫔妃、1名太监。
明成祖长陵之后其他诸帝陵的选址和营建也多有风水术士的参与。如《明武宗实录》卷一载，礼部左侍郎李杰、钦天监监副倪谦同司礼监太监戴义奏曰：“于茂陵西施家台得吉地，堪以奉安大行皇帝陵寝。然山陵事重，乞别命官覆视。而工科右给事中许天锡亦言，宜于廷臣中推取谙晓地理者按视前地，如有疑，亟移文江西等处，广求术士，博访名山。务得主势之强，风气之聚，水土之深，穴法之正，力量之全，如宋儒朱熹所云者，庶可安奉神灵，为国家祈天永命之助。礼部议从其言。上是之，命访求精通地理人员。” (10) 又《明世宗实录》卷一八五云：“山陵重事，必须精择，请先命文武大臣带领钦天监官及深晓地理风水之人，外观山形，内察地脉，务求吉兆，以为万万世之寿藏。” (11) 又云：“上密谕大学士张孚敬，令致仕官骆用卿择地于十八道岭及据子岭，两具图说以进。至是亲阅，明日复阅橡子岭，命钦天监官及从臣审视，皆以十八道岭地为胜。” (12) 又《明世宗实录》卷一八六载：“行取江西曾、杨、廖氏子孙精通地理者，卜山陵吉地。” (13) 从以上记载可知，明代帝陵的选址和营建主要采用的是形势派风水学说，参与帝陵选址和营建的也多是江西术士，而直承形势派始祖杨筠松的正宗后学又特别受到青睐。
形势派风水最主要的原则是观察山水的形势和地脉的走向，从而判断最佳的穴位用以安置阴宅或者阳宅。在风水学中，对山水形势的观察至少在汉代就已形成了，据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汉时已有“形法家”，其学为“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 (14) ，即观察山川之形态与走势。在风水要籍中有“远为势，近为形”“势可远观，形须近察”“千尺为势，百尺为形”等说法，要之“势”指的是风水勘察中总体性的、宏观的、体量巨大的空间构型及其视觉感受，而“形”则指风水勘察中局部性的、微观的、体量稍小的空间构型及其视觉感受。也就是说，在形势派风水学说中，一处适合安置阴宅或阳宅的环境是需要在远与近、宏观与微观、大与小、总体与局部等的仔细比较中推断出来的。
形势派的风水原则可以集中概括为所谓的“地理五诀”，即龙、穴、砂、水、向，也就是通过龙、穴、砂、水、向五个要素来勘察山水形势和地脉走向。在形势派风水家看来，一处绝佳的风水宝地，应该是这五个要素的完美结合，即龙真、穴的、砂环、水抱、向吉，将阴宅建于这样的风水宝地就能生气聚集而不散，荫庇后人而福祉无穷。
风水学中的“龙”指的是山脉，寻龙即探寻山脉的走向和形态变化。气承土而行，因此龙脉也是气脉，找到了龙脉也就找到了生气流动的走向。对于帝陵的选址和营建来说，寻龙也就是首要的原则，天子的陵寝能否建在龙脉之上是至关重要的。按照古代风水学的说法，昆仑山是龙脉之源，龙脉由昆仑山发出，向东南延伸出数条支脉，陵址便要选择在这数条支脉的生气聚集之地。因此，对于陵址的选择来说，能否和作为龙脉之源的昆仑山连上关系，是判断该陵址是否坐落在龙脉上的依据。风水学上习惯用家族亲属的关系来为龙脉的不同地段命名，根据穴位附近山脉和昆仑山的远近分别有父母山、少祖山、太祖山等称呼。穴位所背靠的山称为父母山，穴位于父母山下，犹如禀受父母之血脉而怀胎；少祖山是父母山后较高的山，父母山和少祖山之间或有其他较小的山峰，但必须要有明显耸起的高山，而且少祖山要高于父母山，这样生气才会节节相传，反之则会受阻；少祖山之后更高的山则是太祖山，天下龙脉的太祖山是昆仑山，由昆仑山发出的异常高大巍峨的山也可称作太祖山，太祖山必须要比少祖山更加高大壮丽，且直承昆仑山而来，才叫作真正的千里来龙。无论是太祖山，还是少祖山和父母山，都要端正挺拔、山体丰润、草木繁盛才有生气，切忌欹斜不正、山体嶙峋、童山秃岭。
风水学中的“穴”是指死者的葬地或生者的住地。在风水学中，点穴至为重要，也最为困难，有“三年求地，十年定穴”的说法。点穴至难，《地理人子须知》说：“子朱子《山陵议状》所谓‘定穴之法，譬如针灸，自有一定之穴，而不可有毫厘之差’，诚确论也。……何也？良由一穴之间，数尺之内，眞气融聚，不可过高，不可过低，不可偏左，不可偏右，不可太深，不可太浅。如方诸取水，阳燧取火，不爽毫发，始得无中生有之妙。” (15) 龙脉有时绵延数百里甚至数千里，要在其中找到一个生气聚集的穴位，而且位置在数尺之内，不可有高低左右深浅的偏差，可见点穴难度之大。根据形势派的地理五诀，穴位应该在龙、穴、砂、水的围合型环抱中，背山面水、负阴抱阳，前后左右有山脉拱卫，靠山由北向南依次低垂，穴前近山如几案、远山如朝揖，左右有山，穴前有水。从环境选择的角度来看，这种围合型的环抱容易形成封闭性的稳定环境，无论是阴宅还是阳宅都能保证该围合内的生者或死者的安宁，阴阳和合、山水相接、各种要素多样统一的格局不仅易于形成良好的生境，也构成了丰富而有序的优美景观。
风水学中的“砂”指的是穴前后左右的山。在风水学中，穴不仅要坐落在龙脉的生气聚集之地，前后左右还要有山峦层层叠叠加以拱卫屏护。穴前后左右的“砂”涉及所谓的“四神”概念，即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关于“四神”，东晋郭璞《葬经》有经典的界定：“夫葬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元武。元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俯。形势反此，法当破死。故虎蹲谓之衔尸，龙踞谓之嫉主，元武不垂头者拒尸，朱雀不翔舞者腾去。” (16) 玄（元）武垂头，即穴后之山脉呈降势依次低垂；朱雀翔舞，言穴前之山两翼拱向而如衣服上所绣之团鹤，山须有情来向、端整秀丽；青龙蜿蜒，指穴左侧之山要盘旋回环，拥护整个明堂；白虎驯俯，言穴右侧之山要比左侧之山更有低头驯服之象。如果山形山势与上述相反则为大凶之地，如青龙白虎踞蹲而昂头、玄武昂首而不垂俯、朱雀不朝揖而翔舞，都是不祥的表现。
地理五诀中的“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素有“风水之法，得水为上”的说法。原因在于气界水则止，无水之地往往难以凝聚生气，也就无法达到风水学说的藏风聚气的根本目的。观水之法也以是否能聚气为主，穴前的流水只有蜿蜒曲折、盘桓有情，才可将穴围住而不使地气有所发泄，如果水流一往直前而无回头环绕之象，则生气无所界止而一泻千里。除了要蜿蜒盘桓，风水学还对水有各种要求。比如水源要深厚悠长，水质要清洁甘甜，水色要清澈明净，等等。这些方面的要求大多符合人类生存的环境需要，已经遭到污染的水流附近被认为是不适合用来安置穴位的。
地理五诀中的“向”也是风水堪舆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清代赵玉材的《地理五诀》说：“向如何可为把握？以其以龙、穴、砂、水之大都会也。何以为龙、穴、砂、水之大都会？以龙本一也，而向能使其生、旺、死、绝。穴本一也，而向能使其有气、无气。砂本一也，而向能使得位不得位。水本一也，而向能使杀人救贫。是四者有形而无名，必向定而后有名，四者顽钝而无用，必向定而后有用。故曰：向者，龙、穴、砂、水之大都会也。” (17) “向”也就是立向，即确定穴位的方向。在风水学中，阴宅或者阳宅的坐向和方位被视为和人的吉凶休咎息息相关。在古代堪舆学中，坐向和方位往往和五行、八卦以及天干地支等结合起来，越到后世其研究则越是烦琐玄奥，已不是一般人能够窥其堂奥的了。但是就大体而言，穴位的坐向和方位总归不违背背山面水、负阴抱阳的原则，在此大原则下根据具体的风水形势而加以灵活运用。
形势派风水学的主旨就是通过寻龙、察砂、观水、立向、点穴等的功夫确立最佳的风水穴位。对于通过这套法则确立的风水穴位，古代人赋予其至善至美的环境性格，不仅能够藏风聚气、福荫后人，而且往往占据山川形胜，具有卓异的审美素质，同时在气候、土壤、水文、植被、地质等方面也有着优良的品质。至于皇帝的陵寝，其陵园风水之佳、规模之宏大、设计规格之高、景观条件之优渥、环境之优美，自是一般的风水穴位所不能比拟的。在明人看来，明代陵寝的位置正处在几条龙脉的结穴之处。明末重臣蒋德璟《察勘皇陵纪》说：“中国有三大干龙，中干旺气在中都，结为凤、泗祖陵；南干旺气在南京，结为钟山孝陵；北干旺气在北京，结为天寿山诸陵。这三大干本朝独会其全。真是帝王万世灵长之福。” (18) 中都、南京和北京是明代定陵之处，明人认为明祖陵、钟山孝陵和万寿山诸陵都处于中国三大龙脉生气最旺之处。可以说，这三处陵址集中体现了明代人关于理想环境的想象，通过分析这几处帝陵的风水格局，能够了解明代人关于环境的一整套想法。下面我们以钟山孝陵和天寿山诸陵为例试分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