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南私家园林的环境意识
这里的环境意识指的是人们对人与环境关系的看法与态度。园林作为自然与艺术的结合，其中体现出来的环境意识也就相对复杂，自然与艺术、自然与设计、自然与目的等关系是园林环境意识中的主要关系。效仿自然山水一直是中国古典园林的追求，也就是力求在人工设计中呈现自然化的环境。因此，中国古典园林的环境意识，总的来说是以尊重自然为主的。在中国古典园林史中，这种尊重自然的环境意识发展出了一些独特的范畴，我们下面主要以明代江南私家园林为例进行论述。
（一） 宜
明代江南私家园林中最基本的环境意识就是“宜”。“宜”包括主客观两方面的界定：就主观方面来说，是在园林这个环境中的居住之宜，包括身体耳目的快适愉悦；就客观方面来说，“宜”表现为对自然环境条件的追随和尊重。
对于“宜”的强调，在明代园林文献中是很常见的。如计成认为营造贵在“随曲合方，是在主者，能妙于得体合宜，未可拘率”，特别是园林的兴造“随基势之高下，体形之端正，碍木删桠，泉流石注，互相借资；宜亭斯亭，宜榭斯榭，不妨偏径，顿置婉转，斯谓‘精而合宜’者也” (117) 。这里的“得体合宜”，是从客观方面来说的，指的是园林的建造要根据自然条件来安排，地势的高下、体形的端正、各种要素的布置，都须不拘成法，根据自然条件该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文震亨也说：“园林水石，最不可无。要须回环峭拔，安插得宜……乃为名区胜地。” (118) 即是说园林水景和山石的布置得宜、相得益彰，形成多样性的欣赏环境，乃是成为名胜之地的重要前提。
根据对自然条件的尊重来建造和布置园林，可以得到相当惬意的审美效果。如弇山园，王世贞说：“宜花：花高下点缀如错绣，游者过焉，芬色殢眼鼻而不忍去。宜月：可泛可陟，月所被，石若益而古，水若益而秀，恍然若憩广寒清虚府。宜雪：登高而望，万堞千甍，与园之峰树，高下凹凸皆瑶玉，目境为醒。宜雨：蒙蒙霏霏，浓淡深浅，各极其致，縠波自文，鯈鱼飞跃。宜风：碧篁白杨，琮琤成韵，使人忘倦。宜暑：灌木崇轩，不见畏日，轻凉四袭，逗勿肯去。此吾园之胜也。” (119) 在这里，弇山园作为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存在，要做到宜花、宜月、宜雪、宜雨、宜风、宜暑，必然要在园林设计方面强调对自然条件的尊重，包括对植物习性的尊重，对四时规律的尊重，对自然现象的尊重，等等。对这些自然条件的尊重并按照自然条件来建造园林，带来的必然是欣赏者自身的审美愉悦。王世贞说其弇山园之胜在于宜花、宜月、宜雪、宜雨、宜风、宜暑，其实也表明了在弇山园游览居住能够带来合宜舒适的体验，能够过花而不忍去，听风而使人忘倦，畏日而轻凉四袭。“宜”是造园最基本的前提，虽然“宜”能够获得相当不错的审美效果，但“宜”和“美”也是存在矛盾的。如郑元勋在其《影园自记》中说：“大抵地方广不过数亩，而无易尽之患，山径不上下穿，而可坦步，然皆自然幽折，不见人工，一花、一竹、一石，皆适其宜，审度再三，不宜，虽美必弃。” (120) 可见，在两者发生矛盾时，“宜”是首先需要考虑的，这表明在明代江南园林中，对自然环境的尊重要先于审美的考虑。
有些园记，虽然没有使用“宜”这个字眼，但其意和上面所讲的“宜”是一样的。如王心一的《归田园居记》说其造园“地可池，则池之；取土于池，积而成高，可山，则山之；池之上，山之间，可屋，则屋之” (121) 。王心一这里说的“可”，其意也就是“宜”，是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并按自然条件来设计造园。
（二） 适
比“宜”更进一步的是“适”。“宜”意味着通过对环境的尊重而达到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和谐，这样的关系是基本的但也是初步的；“适”则是在“宜”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人与环境之间的审美关系，已经带有很强的美学意味了。和“宜”相比，“适”更偏向于强调园居主人或者欣赏者主观上的舒适感，表明园居生活中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为人带来的愉悦情性的修养。如王世贞《安氏西林记》中说：“凡山居者，恒恨于水；水居者，恒恨于山；山水居者，或狭且瘠，而不可以园。适于目者，不得志于足；适于足者，不得志于四体；适于四体者，不得志于口。是四者具矣，而多不得志于人与文。懋卿之‘西林’，佹得之哉！” (122) 根据王世贞的看法，园居生活须适目适足，便于游赏，又须适于四体和口腹，使四体舒适、食材丰美；四者具足而又有才人佳客时相过从。“西林”于此种种皆无遗憾。可见，“适”这个美学范畴与人的感官身体的愉悦关系特别密切。
在明代江南园林中，王鏊家族的园林是以“适”闻名的。王鏊在京师为官之时就有自己的园林，名为“小适”，告归后又于家乡造一园，名“真适”，其弟有园林名叫“且适”，其侄有园名为“从适”。王鏊家族喜欢为园林取名为“适”，不仅强调园林能够满足人的“观山水园林，花木鱼鸟，予乐也”的邱山之性，而且“适”也是一种非常高雅的哲学观念，王鏊说他与其弟显晦不同，但其弟“不怼、不变、不沮，曰：‘天其果遂穷予乎？予且适于斯以竢之，无戚戚者天其或有时而达予乎？予且适于斯以竢之，无汲汲者。’穷达、进退、迟速，一委诸天，而不以概于中，是其所以为适者也” (123) 。在这里，“适”代表着“适于天”，即人与天之间的“适”，将人生之穷达、进退和迟速一委诸天，是将小我融于宇宙之大我的极为精微的哲学态度，而这种精微的哲学态度是通过园居生活中人与环境之“适”表现出来的，它已超越了简单的观游之乐，故王鏊说其弟“岂真适乎是哉？其亦暂寓乎此者也” (124) 。可见，“适”在这里一方面是人在环境审美欣赏之时获得的身心之适，另一方面也暗示着超越现实世界小我而融入宇宙大化中的终极目的。
“适”这个范畴有比较深远的思想渊源，因此有些文人通过把园居生活和这种古代资源联系起来抒发一己之见。明代戏曲家顾大典在《谐赏园记》中说：“主人去家园二十年，官两都，历四方，足迹几半天下，尝登泰山，谒阙里，入会稽，探禹穴，陟雁荡，访天台，睇匡庐，泛彭蠡，穷武夷之幽胜，吊鲤湖之仙踪，江山之胜，颇领其概，意有不合，退而耕于五湖，得以佚吾老于兹园也。入则扶持板舆，出则与昆弟友生觞咏为乐，江山昔游，敛之邱园之内，而浮沉宦迹，放之何有之乡，庄生所谓自适其适，而非适人之适，徐徐于于，养其天倪，以此言赏，可谓和矣。夫‘谐’者，和也，庶几无戾余命园之意欤？” (125) 这里顾大典引用庄子“自适其适”与“适人之适”的区别，来描述其园居生活摆脱官宦生涯、追求适性顺意的理想。“谐赏园”的命名是与其这种人生哲学相符合的，“谐”与“赏”在此都有和谐之意，谓和谐的园居生活足以自适其性而无须适人之性，最终养其天倪、与道适往。
（三） 因
前述合“宜”是造园的基本原则，而从具体的造园手法来看，合“宜”的效果是通过“因”而获得的。计成对此有过精当的论述，他说：“‘因’者：随基势之高下，体形之端正，碍木删桠，泉流石注，互相借资；宜亭斯亭，宜榭斯榭，不妨偏径，顿置婉转，斯谓‘精而合宜’者也。” (126) 在这里，计成论述了“因”的具体手法，那就是遵循自然的原理，随着地形的高低端正来进行建造，有树枝妨碍就除去，有泉水流出就引注石上，能建亭的地方就建亭子，能建榭就建榭，才能达到“精而合宜”的效果，这就是因循自然的造园手法。因此，“因”是最能体现中国古代造园自然主义特色的范畴之一。
“因”这种造园手法贯彻在选址、建筑、空间布置等各个方面。“因”的主要意思是因随，即遵循自然环境的基本条件来安排设计；但“因”并不是强调人工越少越好，因为做出“因”这种行为的始终是人，所以“因”既是对客观条件的遵守，也是主观目标的实现。以选址为例，明代江南园林在选址上多强调依山傍水，在山水之间选择造园场所便是对自然优异条件的因借。又如楼阁等建筑，也以因山傍水为好，如文徵明《玉女潭山居记》说：“自‘升阳’北出，地渐高且广，盖山之麓也。因山为台，澄爽层出，陟级而上，延阁若干楹，前轩施槛，可以肆目，曰：‘大观廊’。” (127) 文徵明《王氏拙政园记》又说拙政园“凡诸亭槛台榭，皆因水为面势” (128) 。有时一些园记中没有用“因”这个概念，但其实说的也是“因”的造园手法，如文徵明《王氏拙政园记》说：“槐雨先生王君敬止所居在郡城东北，界齐、娄门之间，居多隙地，有积水亘其中，稍加浚治，环以林木。” (129) 这里的“稍加浚治”其实也就是“因”的造园手法，以人工因循自然为主。又如朱察卿《露香园记》说：“不五武，有‘青莲座’，斜榱曲构，依岸成宇，正在阿堵中。” (130) 即谓“青莲座”在水岸弯折处而建，屋椽结构皆依岸势屈曲。这里的“依岸成宇”也正是采用了“因”的手法。
在明代园记文献中，王鏊的《天趣园记》对“因”的论述是最集中的。“天趣园”为萧九成之园，据王鏊的记载，萧九成对该园有独特的看法，他说：“凡观游胜概，以人力为之，则费且劳，因其故焉，则省且佚。吾之有是园也，吾无作焉。其景有十，皆因其故为之。园东抵髙山，山之麓青壁数仞，苍翠巉绝，有岩岩之气象，是为‘石壁’。石壁之下，巨石坡陀平衍，可坐数人，曰‘盘石’。泉出山下，自南流入，旱涝不见盈涸，曰‘源泉’。源泉
，西北诘屈流，导为流觞，曰‘曲水’。曲水流数十步，潴以大池，广可数亩，曰‘方池’。水自池下流，日夜不息，作碓其傍，其机自动，不烦人力，曰‘水碓’。水抵北复南折，为大溪，有石临之，曰‘钓矶’。石壁之左有窟如屋，相传昔人炼丹于此，曰‘丹穴’。曲水分支西流，有轩瞰其上，曰‘漱清’。缘溪作亭，溪外诸山隐隐可见，曰‘仰髙’。山之松竹杉桂，四时苍翠郁然，名花汇列，怪石骈峙，皆可以供游观者。他日吾将老焉。” (131) 在这里，萧九成建天趣园的总原则便是“因其故”，这样不仅“且省且佚”，而且隐含以自然为上的传统思想，因此他造园“无作焉”，园中景观俱以不多事人工为主，能池则池，能山则山。王鏊以萧九成的“因其故”思想批评时人造园“绝涧壑，隳丘垄，披灌莽，疲极人力”的做法，认为这样做“亦劳且费”，更无法求得兹园之“天趣”。这里所谓“天趣”，便是因循自然的意思，是“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 (132) 。
（四） 借
如果说“因”这个范畴主要体现了中国古典园林因循自然、尊重自然的思想，那么“借”这个范畴则体现了中国古典园林从整体来理解环境的意识。对于“借”，计成《园冶》有过较详细的论述，在他看来：“‘借’者：园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晴峦耸秀，绀宇凌空，极目所至，俗则屏之，嘉则收之，不分町疃，尽为烟景，斯所谓‘巧而得体’者也。” (133) 计成《园冶》最后专门有一节论述“借景”，可见他对于园林“借”的手法的运用是相当重视的。在他看来，园林虽有内外之别，但是从景观欣赏的角度来看不能拘束于远近，为了取得良好的园林景观效果，对于有碍观瞻的，可以通过设计来屏障，而对于能够进入欣赏视野并形成优良景观的，则应该尽量收取过来。在计成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园林虽然是一个特殊的空间，即他这里讲的“园虽别内外”，但是对园林景观的审美欣赏不能拘束在园林之内，园林观赏效果是内和外相结合而获得的，那种将园林游赏龟缩于园林高墙之内的做法只会切断环境原本的连续性，使园林成为一种失去了自然与艺术动态结合的活力的空间。
这种借景的手法在明代江南园林中十分常见。如王稚登《寄畅园记》说该园：“右通小楼，楼下池一泓，即惠山寺门阿耨水，其前古木森沈，登之可数寺中游人，曰：‘邻梵’。” (134) 寄畅园以惠山寺为邻，登园之楼阁可数寺中游人，用的即借景的手法。与寄畅园左右夹峙惠山寺的愚公谷也充分使用了借景的手法，邹迪光《愚公谷乘》描述道：“大都园林之间，山太远则无近情，太近则无远韵，惟夫不远不近、若即若离，而后其景易收，其胜可构而就，兹亭居两山之中，前后翠微，不远而离，不近而即，不依依而匿，不落落而傲。”又说在该园楼阁中“凭栏四顾，则远之为茅峰，近之为僧庐宝刹者、二泉亭者，又近而为吾园之粉堞雕甍石栏花屿者，历历在目” (135) 。我们可以看到，愚公谷无论是山中小亭还是园中楼阁的设计，都十分强调对远景和近景的借用，并且提出借景须不远不近、若即若离的原则，这是对借景手法的非常精妙的概括。对于借景的重要性，明代文人是相当了解的，有时借来的远景甚至成为园林最重要的景观。如陈所蕴《日涉园记》中说：“阁南望，则浦中帆樯，北望则民间井邑，一一呈眉睫间，盖园中一大观也。” (136) 可见借景手法运用得好，能够使园外之景成为园内的重要元素。
“借”的手法的使用，表明明代人把园林内外的空间视为有机的整体，园林空间并不是和整体环境相分隔的封闭的空间，而是与外部空间和整体环境处于一种微妙的有机联系中。园林优秀的景观和观游效果的形成，在于正确地处理这种内外要素之间的关系。园林外部的景观通过借的手法成为园林内部不可或缺的观赏资源，同样作为园林内部的景观要素也可以成为外部其他空间的外借要素。这种内外有机的联系使整个环境形成互相因借、移步即景的多元空间。由此可见，明代江南园林的建造十分重视整体环境质量的维系与提升，园林的建造虽然大部分人事集中于园林内部空间要素的安排与设计，但是如果园外环境变得糟糕，同样会影响园林景观最终的欣赏效果。对这种借景手法的重视，能够促进明代人形成一种有机的、整体的环境意识，即要在维系环境整体的质量上去开展造园活动，而不是把园林视为隔绝的空间而忽视了周围的环境或者甚至对周围环境起到破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