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以前的江南生境与景观变迁
江南生态农业和景观是该地人与环境长期互动而形成的。从上古到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水文和生态条件塑造了这个地方独特的生活方式，而这个地区的居民在适应了这种环境之后积极治水营田，兴造了许多具有重要影响的水利设施，逐渐使太湖区域成为河网密布、土地肥沃、阡陌相连的鱼米之乡。太湖地区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既有成功的经验，也留下不少引人深思的教训。不合理的水利治理和过度的经济开发导致各种环境问题，如洪涝灾害、农业减产、景观单一等等。因此，我们要了解江南地区农业生产和景观变迁的历史，就不能不了解这个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和治理的历史。
太湖地区自唐宋以来就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水文条件优渥，素为东南赋税之重镇；但在汉唐以前，这里还是地势卑湿、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的地区。史鉴《吴江运河志》说：“太湖西上承宣、歙、常、苏、湖数州之水，汪洋浩瀚，不可涯涘，故昔人有三万六千顷之称，而吴江当其下流，茫然泽国，古无陆路，非舟不通。” (1) 从古籍记载来看，上古时期吴江中下游地区是为泽国，故《吴越春秋》有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的说法。此时该地区地广人稀，存在大片的原始水域，陆路较少，出行工具主要是舟船；当地农业也主要处于饭稻羹鱼、火耕水耨的原始农业阶段。
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吴江和嘉湖地区的逐渐淤化，太湖南岸地区形成了原始的塘浦溇港系统。南迁移民的增加加速了江南地区环境的变迁和经济的发展，人们在此围湖垦田、筑塘建坝，初步形成太湖地区防洪蓄水、促进生产的水利设施。农业生产相较于原始阶段已有了很大发展，当地执政官鼓励民众植桑种麦，这为后来唐代通过屯田而形成的塘浦大圩奠定了基础。尽管如此，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地区的农业并不发达，生态环境中野生自然所占的比例很高。特别是天目山一带以山水清幽闻名，当时特有的门阀制度促进了庄园经济的发展。世家大族往往侵占山水优美之地，在那里建造园林别墅。这些庄园往往体量较大，环境丰富度很高，因此自然色彩也比较浓厚，和明清时代江南园林的狭小精致形成对照。当时的庄园经济农业化程度并不高，农业景观虽有发展但并未对大面积的自然景观造成压倒性的优势；相反，园林别墅的建立将优美的自然景观集中在特定的区域，激发了当时人们对自然审美的极大兴趣。像谢灵运这样的文人对江南自然风光的审美发现，直接促成了中国山水诗的出现。谢灵运《山居赋》描写了绍兴一带的幽居生活，“其居也，左湖右江，往渚还汀。面山背阜，东阻西倾”“近东则上田、下湖，西溪、南谷，石堟、石滂，闵硎、黄竹。决飞泉于百仞，森高薄于千麓”“近南则会以双流，萦以三洲。表里回游，离合山川”“近西则杨、宾接峰，唐皇连纵。室、壁带溪，曾、孤临江。竹缘浦以被绿，石照涧而映红。月隐山而成阴，木鸣柯以起风”“近北则二巫结湖” (2) 等等，从中可以看出此时江南环境多样性程度很高，上田下湖、西溪南谷、山林川泽等构成一幅幽深清丽的自然画面。《宋书·谢灵运传》称：“灵运父祖并葬始宁县，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 (3) 此时江南自然景观深茂幽僻，足以成为隐士幽居之所，与明清时期发达的农业景观和市镇经济迥然有别。
现代江南地区的基本形态实际上是从唐代开始形成的，唐代人在此进行大面积的围湖垦田，促进了以太湖为核心的塘浦圩田系统的形成。太湖地区经此浚治，在唐代后期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
唐代江南地区的开发建立在湖堤和海塘系统的发展上。《新唐书·地理志》说杭州余杭郡“有捍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开元元年重筑” (4) 。太湖地区东面临海，时常遭受海潮的侵袭，捍海塘堤的修筑使太湖平原大面积地垦田有了保障。在修建海塘的同时，唐代人也积极参与太湖东南沿岸湖堤的修筑。如唐开元十一年（723）和广德年间（763—764）乌程县令严谋达和湖州刺史卢幼平先后培修荻塘；贞元八年（792）湖州刺史于頔重筑荻塘，规模甚巨，民感其德，易名为頔塘；贞元十三年（797）又主持疏浚淤废已久的长兴西湖，命修复堤岸；元和十三至十五年间（818—820），苏州刺史王仲舒在太湖东修筑塘路；湖州刺史崔元亮宝历中（825—826）在湖州东南42里开菱湖，后又相继开吴兴塘、洪城塘、保稼塘、连云塘；湖州刺史杨汉公开成中（836—840）开蒲帆塘，自城北2里西接长兴大溪，开成三年（838）又在湖州城南白苹州开芙蓉池。经过多次较大规模的整治，太湖南岸和东岸的湖堤连成一线，有效地改变了湖水漫溢的状况，和沿海的海塘系统一起，为太湖平原地区的围垦和塘浦大圩系统的形成提供了水利保障。
唐代海塘湖堤的修筑促进了太湖地区圩田系统的形成。在唐代，太湖地区的圩田系统主要是通过屯田的形式进行的。唐广德年间（763—764），苏州刺史李栖筠委派大理评事朱自勉在嘉兴组织大规模屯田，时人李翰曾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并序》，对嘉兴屯田的情况作了记述和评议，该文说：“浙西有三屯，嘉禾为大，乃以大理评事朱自勉主之。且扬州在九州之地最广，全吴在扬州之域最大，嘉禾在全吴之壤最腴。故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嘉禾土田二十七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公画为封疆属于海，浚其畎浍达于川，求遂氏治野之法，修稻人稼穑之政。芟以殄草，剔以除木，风以布种，雨以附根，颁其法也；冬耕春种，夏耘秋获，朝巡夕课，日考旬会，趋其时也；勤者劳之，惰者勖之，合耦助之，移田救之，宣其力也；下稽功事，达之于上，上制禄食，复之于下，叙其劳也。” (5) 据文中所载，当时浙西设有三屯，以嘉兴屯规模最大，“广轮曲折，千有余里”；故嘉兴在吴农业地位最为重要，“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经过大规模的屯田垦植，“自赞皇为郡，无凶年。自朱公为屯，无下岁。元年冬，收入若干斛，数与浙西六州租税埒” (6) 。
因为屯田能够大范围调动军民进行统筹规划，唐代太湖地区的圩田系统规模往往很大。范仲淹在其《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说：“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涝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 (7) 根据今人的统计，按北宋郏亶“或五里七里而为一纵浦，又七里或十里而为一横塘”的规格，则每一圩的面积约在1.3万至2.6万亩之间，可见唐代圩田的巨大。在郏亶看来，太湖地区地势独特，江湖相连而水面平阔，因此水势散漫而三江不能疾趋于海，其沿海之地皆高仰，反在江水之上，是以环湖之地常有水患，而沿海之地常有旱灾，“古人遂因其地势之高下，井之而为田。环湖卑下之地，则于江之南北为纵浦，以通于江；又于浦之东西为横塘，以分其势，而棋布之，有圩田之象焉”；又塘浦纵深尺度很大，因为“古人为塘浦阔深若此，盖欲畎引江海之水，周流于岗阜之地，虽大旱之岁，亦可车畎以溉田；而大水之岁，积水或从此而流泄耳，非专为阔深其塘浦以决低田之积水也。至于地势西流之处，又设岗门、斗门以潴蓄之，是虽大旱之岁，岗阜之地皆可耕以为田。此古人治高田、蓄雨泽之法也。故低田常无水患，高田常无旱灾，而数百里之内，常获丰熟。此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也” (8) 。唐代塘浦圩田系统能够在屯田制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其尺度和深度都是后来宋元明清时期的圩田所不及的，在郏亶看来，正是这种塘浦大圩体系保证了江湖之水势常流，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岗阜之地也得以畎引以灌溉。
唐代塘浦圩田系统的开发促进了江南地区农业的发展，使江南在唐代后期逐渐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圩田系统的形成为江南地区的耕作栽培奠定了基础，当地农民利用圩田种植稻麦，圩岸栽桑种柘，在此基础上发展渔业和养殖业。唐代塘浦圩田系统为宋以后江南地区生态农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唐代的塘浦圩田系统是大规模的屯田围垦，太湖地区的农业经济还未进入到对环境的过度开发中；因此，此时江南地区的景观形成了自然与农业相协调的状态。我们既可在李翰的《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并序》中读到“我屯之稼，如云漠漠，夫伍棋布，沟封绮错” (9) 这样壮观的农业景观，也可以读到唐代诗人张籍《江村行》“南塘水深芦笋齐，下田种稻不作畦。耕场磷磷在水底，短衣半染芦中泥。田头刈莎结为屋，归来系牛还独宿” (10) 这样较典型的江南水乡劳作的场景。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能看到，在唐时江南种稻栽桑已是很普遍的事情。唐代江南地区的自然景观仍然保持了较好的完整性和丰富度，大面积的水景和野生动植物仍然比较多见。如唐代诗人皮日休有诗《吴中苦雨因书一百韵寄鲁望》云“全吴临巨溟，百里到沪渎。海物竞骈罗，水怪争渗漉” (11) ，虽描写的是渔业景观，但也体现了唐代上海地区物产丰饶、海景壮丽的景象。
唐代江南地区塘浦深阔、水势常流，淤化现象仍处在可控的状态，因此吴淞江中下游有不少地区是江河湖海与沼泽地带。乾隆年间的《震泽县志》云：“今日之桑麻廛市，皆当日之巨浪洪波也。嘉靖至今，仅二百余年，而变迁若此，则宋元以前，更不知如何浩瀚矣，何况三代以上耶。……又接今之长桥河，只此一线之细流，而古人皆指此以为吴淞之正口，甚属可疑。然从吴家港外、南湖之中，徘徊四望，西南一带，水势连天，建瓴东注，惟此是趋。遥想宋元以前，并无所谓吴家港及东西草路等名支分派别，惟有千丈江身，环城东泻，而长桥横贯于其交，汪洋冲激，始信太湖入海之干流，实在于此。” (12) 吴江长桥一带自宋以后逐年淤积，在明清时期人们所见早已不是湖水连天的景象，如长桥之南在宋元以前是湖，宋元之后已然淤落为田，然而仍可遥想宋元之前汪洋冲激的壮观场面。吴江一带未陷入过度开发状态，故而风景优美，自然资源丰富。唐代诗人对此多有描述，如张贲《旅泊吴门》说：“一舸吴江晚，堪忧病广文。鲈鱼谁与伴，鸥鸟自成群。 (13) ”章碣《变体诗》云：“东南路尽吴江畔，正是穷愁暮雨天。鸥鹭不嫌斜两岸，波涛欺得逆风船。” (14) 崔颢七绝《维扬送友还苏州》云：“长安南下几程途，得到邗沟吊绿芜。渚畔鲈鱼舟上钓，羡君归老向东吴。” (15) 白居易《偶吟》：“犹有鲈鱼莼菜兴，来春或拟往江东。” (16) 皮日休《西塞山泊渔家》：“雨来莼菜流船滑，春后鲈鱼坠钓肥。” (17) 元稹《酬友封话旧叙怀十二韵》：“莼菜银丝嫩，鲈鱼雪片肥。” (18) 在唐代诗人的笔下，鸥鹭成群、莼鲈绿肥几乎成了吴江一带的集体意象，而鸥鸟、鲈鱼、莼菜对于生长环境有比较严格的要求，这也表明唐代江南的生态环境十分优良，未遭受大范围和大规模的环境破坏。
五代以后，水利政策的改变给江南地区的生态环境和景观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唐代形成的塘浦大圩系统逐渐解体，而代之以民修小圩为主，太湖地区开始进入河网细化、淤积并最终成为圩田的景观变迁过程，农业景观在太湖地区所占比重逐渐增加，并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环境意识和审美观。
北宋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以后，在水利方针上一改唐代屯田制度，把水利转为以漕运为主。端拱年间（988—989）两浙转运使乔维岳将凡是有碍舟楫转漕的堤岸堰闸一概毁去，使唐代建成的塘浦大圩失去了控制。为了漕运的便利，庆历年间（1041—1048），朝廷筑长堤于吴淞、太湖之间，横截数十里以益漕运；又在吴淞江进水口植千柱于水中，建吴江长桥（又名垂虹桥、利往桥）。吴江长堤和长桥的修建，为漕粮运输和军需供给提供了保障，却阻塞了太湖水的下泄，湖水既对淤落沙沉冲刷无力，吴江中下游地区便逐渐淤塞，唐代形成的溇港体系零碎分化成密布的河网，塘浦大圩也渐渐被分割为分散零碎的民修小圩。
北宋上述水利政策给江南地区的生态环境带来了重要影响，自宋以后江南地区的水旱灾害比前代增加了很多，成为宋元明清历朝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也引发了诸多学者对治理太湖地区的措施展开讨论。苏轼曾简明扼要地概括建造吴江长桥对下游河港地区的影响：
三吴之水潴为太湖，太湖之水溢为松江以入海。海水日两潮，潮浊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驶，随辄涤去。海口常通，故吴中少水患。昔苏州以东，官私舩舫皆以篙行，无陆挽者。古人非不知为挽路，以松江入海，太湖之咽喉不敢鲠塞故也。自庆历以来，松江始大筑挽路，建长桥，植千柱水中，宜不甚碍。而夏秋涨水之时，桥上水常高尺余，况数十里积石壅土筑为挽路乎？自长桥挽路之成，公私漕运便之，日葺不已，而松江始艰噎不快。江水不快，软缓而无力，则海之泥沙随潮而上，日积不已。故海口湮灭，而吴中多水患。近日议者但欲发民浚治海口，而不知江水艰噎，虽暂通快，不过岁余，泥沙复积，水患如故。今欲治其本，长桥挽路固不可去，惟有凿挽路于旧桥外，别为千桥。桥谼各二丈，千桥之积为二千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驶。然后官私出力，以浚海口。海口既浚，而江水有力，则泥沙不复积，水患可以少衰。 (19)
此文为苏轼举荐单锷吴中水利书状，单锷为宋嘉祐五年（1016）进士，留心于太湖水利，著《吴中水利书》，经苏轼代奏于朝。单锷对太湖水患的思考直指吴江长桥和长堤的修筑，“自庆历二年，欲便粮运，遂筑此堤。横截江流五、六十里，逐致震泽之水，常溢而不泄，浸灌三州之田” (20) 。湖水下泄不畅、冲刷无力，导致出海口泥沙淤积，水文生态亦随之改变，单锷曾“睹岸东江尾与海相接处，污淀茭芦丛生，沙泥涨塞；而又江岸之东，自筑岸以来，沙涨成一村。昔为湍流奔涌之地，今为民居民田桑枣场圃……夫江尾昔无茭芦壅障流水，今何致此？盖未筑岸之前，源流东下峻急，筑岸之后，水势迟缓，无以涤荡泥沙，以至增积而茭芦生，茭芦生则水道狭，水道狭则流泄不快，虽欲震泽之水不积，其可得耶？今欲泄震泽之水，莫若先开江尾茭芦之地，迁沙村之民，运其所涨之泥。然后以吴江岸凿其土，为木桥千所，以通粮运……随桥谼开茭芦为港走水，仍于下流开白蚬、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华亭、青龙入海，则二州水患衰减。” (21) 出海口淤塞使茭芦等水生植物滋生，又进一步导致该地区水道变狭、流泻不快；淤塞面积的增加加速了居民的迁移，形成不少新建的沙洲村落，村民在此居住、栽桑和种稻，看似能够增加不少赋税，这种生态环境的改变却增加了水旱灾害的概率，实际上是弊大于利的。单锷的办法是开通江尾茭芦之地，迁沙村之民，在吴江岸边新建千桥以浚海口。
北宋慢于农政，制度废弛，也是江南塘浦大圩系统解体的重要原因。范仲淹云：“臣询访高年，则云曩时两浙未归朝廷，苏州有营田军四都，共七八千人，专为田事，导河筑堤，以减水患。于时民间钱五十文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统，江南不稔则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则取之淮南，故慢于农政，不复修举。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废，失东南之大利。” (22) 朝廷于农政怠慢，没有统一之规划，各种破坏环境的现象便接踵而来。郏亶说：“或因田户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或因人户请射下脚而废其堤，或因官中开淘而减少丈尺，或因田主但收租课而不修堤岸，或因租户利于易田而故致淹没，或因决破古堤张捕鱼虾而渐致破损，或因边圩之人不肯出田与众筑岸，或因一圩虽完傍圩无力而连延隳坏，或因贫富同圩而出力不齐，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 (23) 由于缺乏水利知识和环境保护的意识，民不相率以治港浦，有的因利于行舟之便而坏其圩，有的侵占坡脚而使堤身毁坏，有的则开浚尺度不足，有的因田主只管收租而不修堤岸，或因租户利于易田而导致堤身淹没，有的则是因开挖古堤、张捕鱼虾而导致堤身受损，还有的因出力不齐或公私相吝等而导致圩田损毁。
宋室南渡之后，随着大量人口的南迁，江南地区水利大兴。军事豪强和强宗世族多有侵占土地进行围湖垦田的，追求利益而来的盲目围垦缺乏长远的统筹规划，导致太湖地区进一步淤塞，太湖水体萎缩，防洪蓄水的能力进一步下降。豪强世族的盲目围垦还引发了诸多水利纠纷，“浙西民田最广，而平时无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濒湖之地多为军下侵据，累土增高，长堤弥望，名曰坝田。旱则据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水利远近泛滥，不得入湖，而民田尽没” (24) ，被豪强所占的湖田在旱时独擅灌溉之利，而民田得不到灌溉，水涝之时决水放入民田又使民田尽没。大量围湖垦田使水利纠纷增多，水旱灾害增加，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南宋朝廷曾多次下令禁止围垦，但围垦者多是豪右之家，所以成效并不显著。
由于各种人为和自然因素的影响，宋代江南地区的景观呈现复杂和不稳定的状态。宋以前江南地区的自然景观和农业景观大体上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小农经济的发展不至于影响整个生态环境的格局，大规模的屯田围垦也因为水利措施的得当而没有出现大范围的水涝灾害，自然景观优美，农业景观宜人，生态环境富于多样性并且能够保持稳定的发展。宋以后，水利政策的改变使太湖地区淤积现象变得严重，朝廷慢于农政、制度废弛，农民为生活和利益所逼，在生态保护上也没有长远的眼光。宋代以后，江南地区的水旱灾害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一直困扰着元明清的当局和地方统治者，这也说明从宋代开始江南地区的景观形态趋于不稳定。
宋代江南地区景观形态的变化可以说和太湖淤积有紧密联系，正是严重的淤塞为明清时期典型的江南农业景观奠定了基础。吴江长桥的修建导致太湖沿岸排水不畅而产生淤积，泥沙淤积又使江水更加无力冲刷海口而导致进一步的淤塞。太湖沿岸景观的变化往往与淤塞的程度相关。太湖地区的淤积导致水涝灾害增加，水涝灾害的频繁发生必然导致吴江中下游地区出现大量沼泽和洼地，而大量沼泽和洼地的出现也带来了芦苇、菰蒲等水生植物的繁茂。单锷曾在江尾与海相接处看见茭芦丛生的现象，并指出是水势迟缓而导致泥沙增积而茭芦丛生；茭芦丛生又进一步导致江水壅滞而无法下泄。茭芦菰蒲大量滋生，容易在水面形成葑田，苏轼曾在西湖见到大面积的葑田：“臣闻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不可废也。唐长庆中白居易为刺史，方是时，湖溉田千余顷；及钱氏有国，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开浚。自国初以来，稍废不治，水涸草生，渐成葑田。熙宁中，臣通判本州，则湖之葑合盖十二三耳。至今才十六七年之间，遂湮塞其半。更二十年，无西湖矣。” (25) 同时，茭芦等水生植物水下根茎犬牙交错，可以实现护堤防塌的作用，因此不少人家沿岸种植茭芦以护堤，甚至有豪强之家通过种植茭芦来实现侵占湖荡的目的。
随着茭芦菰蒲等水生植物的大量滋生，太湖沿岸的沼泽和洼地进一步淤积为低地，河网进一步细化和破碎化，江南人遂开发成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圩田。以圩田为主的农业活动的增加，造成了原本大面积增生的野生芦苇、菰蒲等水生植物的削减，以稻作为基础的农业景观开始代替自然景观成为太湖地区的主要景观形态。南宋时期，太湖地区已经发展出了大规模的桑基农田和桑基鱼塘。河网破碎导致圩岸增加，人们在圩岸种植桑柘，不仅可以护堤防塌，而且可以增加经济收入。江南地区桑蚕业出现很早，但在宋以前还主要集中在山区高地，那边有大面积优质土地种植桑树；随着太湖沿岸的不断淤积和小圩田系统的逐渐形成，桑蚕业也开始在低地平原地区发展。特别是南宋以后，随着小圩田系统的成熟，以桑基稻田和桑基鱼塘为主的生态农业已经颇具规模。人们将湖荡和洼地围垦成稻田或者鱼塘，圩田或者鱼塘种植稻麦或者养鱼，圩岸种植桑柘，塘泥培桑，桑叶养蚕，蚕粪饲鱼，形成一种世界闻名的高效的生态农业体系。
宋代江南大部分地区处于风景优美的状态，自然景观和农业景观相得益彰；相较于唐代，宋代江南的农业景观发展很快，大面积的自然野景有所缩减，但还不至于像明清时期那样变得稀少而珍贵。汉唐以来关于江南的一些典型的审美意象在宋代继续发展并得到强化，如鲈鱼和莼菜，但自然环境的改变使这些动植物开始减少并变得珍贵。宋代也出现一些值得关注的审美现象，如著名景点的转移、减少和集中化，这些现象在明清时期随着自然环境的逐渐恶化而变得更加明显。
关于宋代江南的自然野景，我们在宋代诗人那里仍然能够看到关于大面积水景和野生植物的描写，但是这种描写已经大多和农业景观掺杂在一起，构成了壮丽优美的田园风光。如梅尧臣的《华亭谷》云：“断岸三百里，萦带松江流。深非桃花源，自有渔者舟。闲意见水鸟，日共泛觥筹。何当骑鲸鱼，一去几千秋。” (26) “断岸三百里，萦带松江流”和“何当骑鲸鱼，一去几千秋”的壮丽景观已经和桃花源般的渔家农景结合在一起。梅尧臣的《忆吴松江晚泊》“念昔西归时，晚泊吴江口。回堤溯清风，澹月生古柳。夕鸟独远来，渔舟犹在后。当时谁与同，涕忆泉下妇” (27) 则充满一种清幽伤感的特色，但也能从中见到自然景观和农业景观相结合的特点。自然美景与农业景观的结合在宋代描写江南的诗歌中很有代表性，如王安石的《柘湖》云：“柘林著湖山，菱叶蔓湖滨。秦女亦何事，能为此湖神？年年赛鸡豚，渔子自知津。幽妖窟险阻，祸福易欺人。” (28) 王安石见到的柘湖不仅种植有大面积的菱类植物，且当地还有蓄养禽畜等的农家场景。司马光《松江（其二）》“秋风索索连江起，暮过烟波十余里。长芦瘦竹映渔家，灯火渺茫寒照水” (29) 则描写的是优美的渔家生活。林景熙《过淀山》“泖口乘寒浪，湖心散积愁。菰蒲疑海接，凫雁与天浮。泽国无三伏，风帆又一洲。平生漫为客，奇绝在兹游” (30) 则突出了“菰蒲”和“凫雁”这两个意象，从他的描述可见当时淀山湖拥有大面积的水生植物景观，为野生动物提供了适宜的栖居之地。宋代太湖沿岸淤塞之初或者发生水涝灾害的时候，大面积的芦苇菰蒲景观往往就会出现，但随着后来圩田系统的进一步开发，芦苇菰蒲景观也被稻麦桑柘景观代替而开始减少，但在一些地方芦苇菰蒲景观仍被保留了下来。如苏轼在西湖就看见大面积的菰蒲景观，其《夜泛西湖五绝（其四）》云：“菰蒲无边水茫茫，荷花夜开风露香。渐见灯明出远寺，更待月黑看湖光。” (31)
鲈鱼和莼菜这样的传统江南意象在宋代诗文中持续发展。如范仲淹《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2) 陈尧佐《吴江》诗云：“平波渺渺烟苍苍，菰蒲才熟杨柳黄。扁舟系岸不忍去，秋风斜日鲈鱼乡。” (33) 张先《吴江》诗云：“春后银鱼霜下鲈，远人曾到合思吴。欲图江色不上笔，静觅鸟声深在芦。” (34) 梅尧臣《送裴如晦宰吴江》云：“吴江田有粳，粳香舂作雪。吴江下有鲈，鲈肥脍堪切。” (35) 苏轼《戏书吴江三贤画像三首（其二）》云：“浮世功劳食与眠，季鹰真得水中仙。不须更说知机早，直为鲈鱼也自贤。” (36) 朱敦儒《好事近》云：“失却故山云，索手指空为客。莼菜鲈鱼留我，住鸳鸯湖侧。偶然添酒旧葫芦，小醉度朝夕。吹笛月波楼下，有何人相识。” (37) 辛弃疾《水龙吟》云：“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 (38) 陆游《秋晚杂兴（其四）》云：“冷落秋风把酒杯，半酣直欲挽春回。今年菰菜尝新晚，正与鲈鱼一并来。” (39) 从以上诗作来看，莼菜和鲈鱼已成为宋代江南的代名词，这些意象和菰蒲、杨柳、芦苇、江景、海景等一起构成了宋人眼中的典型江南。
宋代江南景观的变迁还集中体现在新景点的出现上，比如宋代建造吴江大桥（也叫垂虹桥）之后，该桥周围一带景色优美，历代文人雅士便留下了很多关于此桥的诗作。如梅尧臣《送裴如晦宰吴江》云：“月从洞庭来，光映寒湖凸。长桥坐虹背，衣湿霜未结。四顾无纤云，鱼跳明镜裂。谁能与子同，去若秋鹰掣？” (40) 米芾《垂虹亭》诗云：“断云一叶洞庭帆，玉破鲈鱼霜破柑。好作新诗寄桑苎，垂虹秋色满东南。” (41) 这些诗作也证明了宋代江南地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处于一个较为和谐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