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雅精洁”

“宜”的思想除了表现对环境的因循尊重，其实也暗示了文人精英对审美鉴赏的垄断，因为“宜”或“不宜”实际上也是某种主观的审美判断。作为晚明文人精英的代表，这种垄断鉴赏的要求最集中地体现在文震亨对园林生活须“雅”的思想上，相关的要求包括自然、朴拙、高古、简洁、去奢等等，而又以“雅”为统摄，以“俗”为大敌。

在《长物志》中，文震亨对“雅”的推崇是随处可见的。如对于街径庭除文震亨强调“以石子砌成，或以碎瓦片斜砌者，雨久生苔，自然古色” (170) ；对于园中瀑布，认为人工蓄水所制造的瀑布“终不如雨中承溜为雅，盖总属人为，此尚近自然耳” (171) ；对于园中假山，认为尧峰石“苔藓丛生，古朴可爱” (172) ；对于卧具，认为“凳亦用狭边镶者为雅；以川柏为心，以乌木镶之，最古” (173) ；于衣饰，要求“衣冠制度，必与时宜，吾侪既不能披鹑带索，又不当缀玉垂珠，要须夏葛、冬裘，被服娴雅，居城市有儒者之风，入山林有隐逸之象” (174) ；对于饮食的用具，“又如酒鎗皿合，皆须古雅精洁，不可毫涉市贩屠沽气” (175) 。提倡“雅”的同时，是对“俗”的批判，如认为池边“若桃柳相间，便俗” (176) ；言几榻，认为“今人制作，徒取雕绘文饰，以悦俗眼，而古制荡然，令人慨叹实深” (177) ；对于琴台的制作，批评“于台中置水蓄鱼藻，实俗制也” (178) 。《长物志》卷一“海论”有“随方制象，各有所宜，宁古无时，宁朴无巧，宁俭无俗；至于萧疏雅洁，又本性生，非强作解事者所得轻议矣” (179) 之语，这“宁古无时，宁朴无巧，宁俭无俗”和“萧疏雅洁”正是文震亨尚雅思想的概括。

一直以来，园林都是文人雅集活动的主要场所，因此文人造园尚雅本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明代中期以后，这种尚雅的品位则愈发和“俗”对立起来，成为文人精英自身身份认同并与其他阶层相区隔的重要手段。作为修身、隐逸和社交的空间，园林一直以来是文人精英持以标榜自身的重要场所，但是随着明中期以后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和新兴豪富阶层的出现，文人精英在这种场所的竞争中明显感受到了自身身份的弱化和边界的消融。王世贞在其《太仓诸园小记》说：“今世贵富家往往藏镪至巨万，而匿其名不肯问居第。有居第者，不复能问园，而间有一问园者，亦多以润屋之久溢而及之。独余癖迂，计必先园而后居第，以为居第足以适吾体，而不能适吾耳目。” (180) 根据上述记载，可知在王世贞生活年代，豪富阶层对园林的投资似乎还未形成热潮，以致王世贞批评他们是家藏巨万而不知问园；但更关键的是，王世贞认为豪富之家未肯将资金投入到园林之中更多的还是一种文化品位上的缺失。当经济上的投入和炫耀性的消费不能将文人精英和豪富阶层分别开来的时候，文化品位上的选择往往便成为文人阶层维护自身身份的利器。

比王世贞稍后的文震亨显然也深刻地感受到了这种身份上的危机，沈春泽在其为《长物志》所写的序中说：“夫标榜林壑，品题酒茗，收藏位置图史、杯铛之属，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而品人者，于此观韵焉，才与情焉，何也？挹古今清华美妙之气于耳、目之前，供我呼吸，罗天地琐杂碎细之物于几席之上，听我指挥，挟日用寒不可衣、饥不可食之器，尊踰拱璧，享轻千金，以寄我之慷慨不平，非有真韵、真才与真情以胜之，其调弗同也。近来富贵家儿与一二庸奴、钝汉，沾沾以好事自命，每经赏鉴，出口便俗，入手便粗，纵极其摩娑护持之情状，其污辱弥盛，遂使真韵、真才、真情之士，相戒不谈风雅。” (181) 正是有鉴于上述情形，《长物志》一出，沈春泽便誉为“诚宇内一快书，而吾党一快事矣” (182) ，这里的“吾党”一词相当明显地表露了要通过鉴赏判断来区隔文人阶层和其他阶层的动机。文震亨也意味深长地回应道：“吾正惧吴人心手日变，如子所云，小小闲事长物，将来有滥觞而不可知者，聊以是编隄防之。” (183) 文人能够据以自恃和自矜的，便是在审美鉴赏上有着独到的品位和素养，当园林巨大的资金投入已经不能将文人和其他阶层区分开来的时候，文震亨便转而以“闲事长物”上的精雅品鉴宣告豪富者的庸俗，以雅对俗、以古对时、以朴对巧、以检对奢，无不透露出维护文人自身身份的深长意味，但也间接表明晚明文人阶层已受到其他新兴阶层的严峻挑战。

在此过程中，园林环境成为某种文化的象征，它是文人借此展示自身审美品位和鉴赏力的象征之物；作为一种空间，它不仅能够展示园林主人的个性才情，而且能够通过园林主人的文化实践团结和维系具有共同身份的同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