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南的生态环境与农业景观
现代江南的基本地貌是从唐宋开始形成的，特别是宋代的环境政策和地理变化给明清的江南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河网分化、圩田增多、市镇发展以及相应的生态环境恶化是宋以后江南地区人与环境互动的突出现象。明代是近代江南地貌形成的重要时期，宋代以来形成的生态农业系统持续发展并在明代实现极大的繁荣，使江南地区成为举世瞩目的富庶之地；但是经济的发达同样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溇港圩田的过度开发和生态系统稳定性的下降是紧密联系的，明代江南地区因此水患特别严重，治水专著也在这个时期大量出现。河网的进一步分化和圩田的持续增加使明代江南地区的农业景观得到显著的发展，大约从明代中期开始农业景观已经成为江南地区的主导性景观类型，江南地区的人文生态和环境意识也受此影响，大量描写农业景观的作品出现，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江南水乡”的审美意象，但是这种单一化的农业景观也造成了环境多样性的消失，导致在明代中后期的江南文人当中，与自然的疏离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于是他们形成了或是在复古的诗文中或是在想象性的虚构中再造自然的一种渴望，这种渴望是促成明代江南宅园兴造热潮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动因。总的来说，明代是江南地区生态环境和农业景观重要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既为江南带来了举世瞩目的经济繁荣，也形成了近代江南以农业为主的景观类型和审美意象，但同时江南地区的过度开发也带来了比较严重的环境问题，给这个地区的人文和社会生态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明代江南地区面临着和宋代一样的环境问题，而且更加严重，特别是水涝灾害。明代屠隆在其《东南水利论》中说：“盖自有宋以来，三吴水灾，志不绝书，淹没田禾，漂荡庐舍，泽国千里，民化鱼鳖。虽朝廷下令遣官，累有修浚，时通时塞，得失相参，利害相半。迄未闻有为三吴遗千百年之永利者。” (42) 自宋代以来，江南地区的水患变得严重，虽然朝廷不时有修浚之举，但是很难真正一劳永逸，其原因既与江南地区的整体环境有关，也与人为的水利政策有关。从江南地区的环境来看，屠隆说太湖三面受水而一面分流的地理条件是导致其容易遭受水患的关键，“三吴巨浸，厥有太湖，汪洋浩淼，绵亘三万六千顷。三吴诸水咸入太湖，而分注三江以入大海，是吞吐元气、翕荡东南之一大关键也。南则杭湖、天目诸山，发源苕、霅等溪，由湖州七十二溇而入；西则金陵、溧水、溧阳、九阳江、洮湖、荆溪诸水，由常州百渎而入；北有运河，受京口大江及练湖诸水，北由江阴一十四渎入于大江；东由常熟、昆山之三十六浦入于大海，而入江海不及者，亦由武进、无锡诸港以入太湖。太湖三面受水，独湖东一面泻之三江以入大海。然三江水道仅有吴江一十八港入江，是太湖三面受水一面分流，吞多吐少，易蓄难泄。水口一有梗塞，则停缓无力；天时一遇淫雨，则泛溢为灾。是水口之宜通而不宜塞，彰彰明甚也” (43) 。而从人为的方面来说，屠隆也提到宋代吴江长桥的修筑为太湖地区带来了严重的淤塞现象，“自吴江将泄泻太湖一带故道建长桥、筑挽路，以便漕舟，水道始梗，泥沙淀积，而太湖之水往往漫衍矣” (44) 。吴江长桥的修筑在后世备受争议，被认为是造成太湖沿岸淤积的首要原因，而三吴地形本自低洼，大面积的淤积改变了这个地区的微地形，往往在太湖涨溢、海水倒灌的时候便发生水患。
在宋代造成吴江地区淤塞的因素在明代并没有得到纠正，比如种植茭芦。太湖沿岸低洼之地会生长茭芦，而茭芦的大量生长进一步促成淤塞的发生。人们发现茭芦可以使湖水变清，又能巩固堤岸，于是大量种植茭芦，留淤成田，史鉴在其《吴江水利说》中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又湖水之浑滓，易为停积，沿湖之人多种茭蒲，岁久成田，咸登粮额，遂致水道日微。又瓜泾港长桥正当太湖东流入江要道，至为深阔，而瓜泾港居民虑贼所侵，辄夤缘巡捕官为之筑堰。长桥又为豪家淹塞，规为田宅，为患极大。” (45) 茭芦生长可以拦截淤泥，使湖水变清，茭芦增长进一步造成水势低缓，岁久而成田，可以种植粮食而获利。在利益的驱使之下，茭芦在吴江地区大面积生长，虽然增加了粮食赋税，但也造成该地区的淤塞现象越发严重。如果说小民为利益驱使而造成的淤塞可以控制，豪强之家的类似行为则很难受到官方的约束。史鉴这里也说“长桥又为豪家淹塞，规为田宅，为患极大”。生活在明代后期的陆彦章在《上海县疏河记》中也谈到这个问题：“上海泽国也，百余年来，县不得水之益。地中市民庞杂，苴砾杂投，而豪家大族渔闾并小利，岸日益拓，河日益狭。久则屋其上，无故迹可寻。不久则更相传，更相售，以为固然。子大夫有议疏者，顾盼不敢动，辄议辄止。故市民旱则捐滴无所求，潦则沟浍无所泄，秽则蒸厉，火则延烬。此城中肠胃之大害也。” (46) 豪家势族为利益驱使而围湖成田，官府则顾盼而不敢动，故而对该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了极大的患害。
太湖沿岸地区从湖滩湿地向桑基稻田的发展过程其实也就是围湖造田的过程。太湖沿岸的淤塞导致茭芦丛生，茭芦的生长造成沙土淤积而成为田，人们造田而享稼穑之利。这个过程自唐宋以后持续发展，自然景观逐渐让位于农业景观，湖泊面积变小而农田面积增加。生活在明代中期的江南人见证了这种景观类型的易位，如方豪说：“豪初至湖上，遍询故老，咸云自鲇鱼口以西皆湖故址，湖去鲇鱼口不远，自不可信。因思郡县二志皆云湖纵横各十八里，乃用二小舟以百步绳互牵之，自南至北，得步五千四百有奇。古称三百步为里，五千四百步为里十八，所谓纵十八者是已。然后自西至东，如其法，尽其数，树木以表识之。东有黄泾，去所表木不及二百六十步，阅其东岸甚老而古，意湖之故址在是也。登岸瞻视，见一父老，问之曰：‘岸之西即田耶？’曰：‘侬生来第见此岸，岸西皆茭荡，非田也。’鄙见遂决。盖人之利于湖也，始则植茭芦以引沙土而享茭芦之利，久而沙土渐积，乃以之为田，而享稼穑之利。故湖之东为田者，旧涨也；田之外为荡者，新涨也。先度其新涨之荡，得五千亩有奇；后度其旧涨之田，得九千亩有奇。” (47) 根据方豪的调查，昆承湖面积相比于旧时县志所记已经有所缩小，农田面积相应增加，不过几十年围湖垦田就造成了此地景观的极大改变。
吴江长桥在宋代修建，但在宋代所引起的淤塞还不至于太过严重，宋人在该桥仍能观赏优美的景致。而到了明代，淹塞引起景观质量下降。如明中期的伍余福说：“吾尝登垂虹亭而望之，其浩淼无涯，牛马莫辨。长桥河西南以上，皆纳数郡之水以备旱潦。而今淤塞有如此河者，已过其半。大则瀼为圩田，小则散为草梗。居民比屋，沃墅连畴。此治农者之所当患也。” (48)
太湖沿岸持续淤塞的一个结果就是水面的不断破碎化。淤塞使水流变缓并形成水面分割，河道变细变窄并形成网络状形态，部分形成死水并最终成为平陆，被开发成桑基稻田或者住宅，而另一部分则被开发成桑基鱼塘。唐代太湖地区实行的是塘浦圩田系统，宋代以后这种圩田系统逐渐解体，让位于小圩田体制，河网开始分化。明代是太湖地区河网细化的重要阶段，是江南市镇发展的重要基础。相较于前代，明代江南的市镇经济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引起产业结构的重要变化。樊树志先生说：“进入明代以后，商品经济不断向纵深发展，日益深入农村，促使农家经营的商品化程度不断提升，集中体现在传统的蚕桑丝织经济与新兴的棉纺织经济，带动了农民家庭手工业的专业化与市场化，经济收益明显增加，导致农业结构发生变化——蚕桑压倒稻作、棉作压倒稻作，从而改变了先前以粮食作物为主体的农业模式，代之以与市场密切相关的经济作物的栽培，以及对蚕茧、棉花的深加工带动的手工业的飞速繁荣，于是出现了‘早期工业化’。” (49) 这种农业结构的变革和太湖流域地理形态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在淤塞没有发生、河网没有细化或者细化不够充分的时期人们无法获得足够的田地和桑地，自然也无法带动市镇经济的发展。江南地区种植桑柘的历史比较早，但唐宋时主要分布在山区高地，在太湖沿岸淤积发生水面缩小之后，桑柘的种植才从山地逐渐扩展到平原。水面的破碎和消失为桑基农田和桑基鱼塘的增加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而发达的桑基农田和桑基鱼塘的生态农业也就促成了明代这种市镇经济的繁荣。桑作需要有肥沃的土壤进行培植，人们在利益驱使之下不断开河挖泥用以培养桑基，形成凹凸不平的碟形洼地。生活在明代后期的朱国祯说：“余家湖边，看来洪荒时，一派都是芦苇之滩。却天地气机节宣，有深有浅，有断有续，中间条理，原自井井。明农者因势利道，大者堤，小者塘，界以埂，分为塍，久之皆成沃壤。今吴江人往往有此法，力耕以致富厚。余目所经见，二十里内，有起白手至万金者两家。此水利筑堤所以当讲也。” (50) 太湖流域水患之后往往形成大面积的芦苇滩地，农民趁机筑堤修塘、开河围垦，使水面细化为小面积的桑基农田或者鱼塘，用心培植使之成为致富的沃壤。
桑基稻田和桑基鱼塘生态农业体系的发达使明代农业景观已经相当成熟，特别是在明代中后期，以桑柘棉麻为基础的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开发已经取代了粮食作物，使整个江南地区形成了以桑柘为核心，以鱼、猪、羊等的饲养为周边的农业景观类型。王建革先生指出：“嘉湖地区桑基生态农业不是短期内形成的，是人与生态环境长期互动的结果。稻作与植桑使嘉湖从一片沼泽中生成碟形洼地系统，形成桑基圩田和桑基鱼塘。随着圩田与水塘的增多，植桑也在低地圩岸上形成规模。南宋时期，人口增长，开发加强，小农经济与市场亦发达，桑基农业得到大发展。明代的地貌与景观趋于定型。港溇区的水环境在天目山一带开发压力下开始淤塞，推动了桑基稻田和桑基鱼塘的大量出现。桑基农业的发展使田野动植物向特定的生物群落发展，原有的一些野生动植物渐渐消失，水面的植物与鱼类的多样性也逐步消失。水面破碎化使养殖业受到限制，鱼类资源也渐渐集中于鱼塘，庭院养猪、养羊开始增多。小农经济使小圩田与小水面形成巧妙的耦合。小农既经营稻田，也经营蚕桑，在桑叶价格上升时期，人们宁愿以稻田中的泥土培桑基，出现了桑争稻田的现象……总体上看，这一过程向多样性减少和零散化方向发展，但与其他地区的生态破坏不同，嘉湖地区通过堆叠土壤，利用蚕、桑树、猪、羊等物种，形成了一种世界著名的高产高效农业形态，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优美的田野风光。” (51) 这段话非常精辟地概括了江南地区桑基农业的形成过程以及江南农业景观的基本特点。相较于唐宋时期江南地区的景观而言，明代江南的农业景观发展得更加成熟，景观定型化的现象也更加明显。特别是从明代中期开始，江南地区形成了典型的江南水乡景观，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优美的形态。但是，江南农业景观的形成又是以景观多样性的消失为代价的，原有的野生动植物逐渐消失，而特定的农业生物群落渐渐占据优势。当这个过程发展到极端，就造成原生自然的消失，给江南社会的人文生态带来深刻的影响。
从宋代到明代，江南地区农业景观的发展，经历了从湖到田、从茭芦到稻麦的过程。到了明代，农业景观已经发展成熟，经济作物兴起，极大地改变了农业产业结构，从而也改变了江南农业生物群落的构成。在明代的农业景观中，稻桑景观无疑占有优势地位。在明代以前，江南地区一向是粮食的高产区，唐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并序》说：“故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 (52) 这说明嘉兴地区的粮食生产和输出覆盖到整个江淮地区。陆游《常州奔牛闸记》中说：“予谓方朝廷在故都时，实仰东南财赋，而吴中又为东南根柢。语曰：‘苏常熟，天下足’。” (53) 这也说明江南地区的粮食生产在南宋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全国闻名的大粮仓。因此，从唐宋开始，稻田景观便是吴中特色之一。如苏轼《赠孙莘老七绝（其六）》：“乌程霜稻袭人香，酿作春风霅水光。” (54) 陆游《秋思（其五）》：“风林脱叶山容瘦，霜稻登场野色宽。” (55) 明代之前江南地区粮食作物的生产具有如此的重要性，说明当时经济作物的生产虽有发展，但限于经济发展的条件，尚未能大规模地铺开，江南居民的生计主要依赖的仍是稻麦的种植和输出。
明代江南地区农业产业结构的重要变化是经济作物的兴起，其中又以桑树的栽植和利用为核心。特别是到了明末清初，蚕桑业和丝织业甚至取代了传统的粮食生产，成为江南地区经济的支柱产业。明末清初桐乡人张履祥所著《补农书》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补农书》为上下两卷，上卷为明末湖州沈氏撰，下卷为张履祥为补沈氏农书不足而撰。上卷沈氏以水稻生产为主而兼及蚕桑，而张履祥的下卷则更重视蚕桑而兼及水稻生产。这种重心的转移表明了明末清初江南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革。陈恒力先生在《〈补农书研究〉初版序》中说：“沈氏（《补农书》上卷）以水稻生产为主而兼及种桑，是反映了一个经济阶段的末尾；张氏（《补农书》下卷）则重桑而兼及水稻生产，又反映了另一个经济阶段的开端。” (56) 这种农业生产上的变革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和明代江南地区的地貌、水利和赋税等的整体环境有关。明代太湖沿岸淤塞愈发严重，河网细化、淤积乃至成为平陆，上至豪强下至百姓受利益的驱使莫不围湖垦田，造成湖水面积收缩而陆地面积增加，水稻和桑柘的种植面积也随着这种趋势而不断加大。人们在长期的农业实践过程中发展出桑基稻田和桑基鱼塘这样高效的生态农业，蚕桑和丝织业也在这种生态农业中占据越来越重的比例。而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对丝织品的需求增加，当地政府也采取了重蚕桑轻粮食的政策。如在赋税方面粮食和蚕桑就有轻重之分，张履祥说：“湖州，税额不均之府也，归安为甚；为归安田者卑下，岁患水，十年之耕不得五年之获，而税最重。其地，桑蚕之息既倍于田，又岁登，而税次轻。其荡，上者种鱼，次者菱、芰之属，利犹愈于田，而税益轻。” (57) 湖州水患严重，十年之耕不得五年之获，且赋税重于桑蚕，桑蚕之息倍于田而税又轻之，这就难怪百姓要轻稻作而重桑蚕了。在明末清初，植桑养蚕所获之利要高于种稻，张履祥说：“地得叶，盛者一亩可养蚕十数筐，少亦四、五筐，最下二、三筐。米贱丝贵时，则蚕一筐，即可当一亩之息矣。虽久荒之地，收梅豆一石，晚豆一石，近来豆贵，亦抵田息，而工费之省，不啻倍之，况又稍稍有叶乎。但田荒一年熟，地荒三年熟，人情欲速，治地多不尽力；其或地远者，力有所不及耳。俗云：‘种桑三年，采叶一世’，未尝不一劳永逸也，弗思耳。” (58) 治地虽然既远而又不易，但获利要大于种田，因此张履祥主张多种田不如多治地。
综合以上因素，蚕桑业在明代生态农业中占据相当重的比例，桑柘景观也在明代成为十分突出的农业景观之一。生活在明代中期的顾应祥描述从东林山俯瞰湖州地区的景色道：“俯视平原，沃野万顷，高者皆桑，低者为菑畲，清溪萦回，横直相间，若界画然。” (59) 顾应祥所见平原地区已遍布桑林，与田地、清溪、落舍、菰蒲交相辉映，构成优美和谐的乡村田园风光。唐宋时江南地区仍能看见较多的原生自然风光，但在明代，这种风光已被更加人工化、更加成熟的村落景观所代替，明代典型的江南景观也逐渐发展成为人居环境的景观。
随着江南地区桑基生态农业的成熟，这个地区的动植物群落逐渐由多样化向单一化发展，与桑基生态农业息息相关的动植物物种得到突出发展，而无法纳入这种农业体系中的动植物则被淘汰。江南地区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使生物群落时时面临着筛选。明代江南地区得到突出发展的动植物，依然是那些能够满足人们经济利益需求的物种。
明代江南商品经济的发达离不开桑蚕业，养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张履祥说：“余里蚕桑之利，厚于稼穑，公私赖焉。蚕不稔，则公私俱困，为苦百倍。” (60) 除蚕务之外，池塘养鱼在明代桑基鱼塘生态农业中亦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湖水面积的收缩和河网的细化，野生鱼类大量减少，已经难以满足人们的经济需求，鱼类的人工养殖便变得重要。人们在河道和湖荡内筑堤挖泥，开发成鱼塘，塘基植桑，以桑养蚕，蚕粪饲鱼，形成了高效的生态农业。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明末，养鱼所获之利甚至大于种稻。张履祥说：“自水利不讲，湖州低乡，稔不胜淹。数十年来，于田不甚尽力，虽至害稼，情不迫切者，利在蓄鱼也。故水发之日，男妇昼夜守池口；若池塘崩溃，则众口号呼吁天矣。” (61) 明代水利不修甚至甚于宋元各代，张履祥曾说过“水利不讲，农政废弛，未有如近代之甚者” (62) 的话，湖州属于低洼地带，水灾年份要比丰收的年份多，因此此地养鱼获利要远大于种庄稼，故民众种田并不尽力，水患之年唯担心池塘崩溃。
野生动物的数量减少，而人工养殖的动物则增多，如猪、羊、鸡、鸭、鹅等。张履祥曾详细记述猪和羊养殖的成本和利润。据陈恒力先生的调查，湖羊养殖是太湖地区一些县的重要农家副业，冬季以枯桑叶作饲料，使太湖流域蚕桑区大量的枯桑叶得到充分合理的运用；太湖地区的湖羊羔皮质地优良，柔软有光泽，花纹美观，是羔皮中的珍品，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 (63) 张履祥又记述了鸡、鸭、鹅养殖的成本和利润，他认为鸡和鸭的养殖利极微，但鸡可以供祭祀、待宾客，鸭以取蛋，故田家不可无。考虑到家乡桐乡地区的地理条件，张履祥认为多养鸡鸭不如多养鹅：“吾地无山，不能畜牛，亦不能多畜羊。又无大水泽，不能多畜鸭，少养也须人看管。惟鹅、鸡可畜。然多畜鸡，不如多畜鹅；鸡多防攘窃；鹅不忧攘窃；鸡食腥则长，鹅食草谷而已；鸡畜一年，不及五斤，鹅三月即有六斤；若非留种及家用，则六、七斤即宜卖。” (64)
从《补农书》来看，明代人对于农业之地区性有深刻的认识，张履祥说：“一方有一方之物产，天地生此以养人，在人为财货。如山之竹木，海之鱼盐，泽国菱芡，斥卤木棉，莽乡羊豕之类；吾乡则蚕、桑、米、麦是也。但能反求诸己，竭力从事，不闭塞其利源，养生送死，可以无憾。” (65) 张氏所说蚕、桑、米、麦概括了杭嘉湖平原地区主要的农业生产，男耕女织是此地农家本务，农业经济的发达也说明野生动植物群落相对收缩和减少，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农业的多样性逐渐走向单一化。其最直接的视觉表现即农业景观比重的增加，这种趋势从宋代开始加剧，在宋代以前江南地区的自然景观比重要大于农业景观，自宋代开始农业景观的比重不断增加，而在明代江南地区典型的景观形态已经变成农业景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