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孝陵和十三陵的规划理念与形制布局
明孝陵是明太祖朱元璋及马皇后的陵寝，位于今南京市钟山之阳玩珠峰独龙阜下。明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携刘基等人巡幸钟山，将独龙阜定为陵址；洪武九年（1376）为在独龙阜建陵寝，将该址的蒋山寺迁走；洪武十四年（1381），命中军都督府佥事李新负责孝陵全部工程；洪武十五年（1382）马皇后薨，葬入孝陵；洪武十六年（1383），孝陵主体建筑孝陵殿建成；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驾崩，死后第七天葬入孝陵；永乐十一年（1413），明成祖朱棣为其父立“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至此孝陵工程竣工。
孝陵坐落的钟山一带风水极佳，三国名相诸葛亮曾称之为龙蟠虎踞的帝王之宅。《康熙江宁府志》对钟山一带的地理形势有过描述：“由钟山而左，则有摄山、临沂、雉亭、衡阳诸山，以达于东。又东为白山、大城、云穴、武冈诸山，以达于东南。又南为土山、张山、青龙、石硊、天印、彭城、雁门、竹堂诸山，以达于南。又南为聚宝山、戚家山、梓桐山、紫阳、夏侯、天阙诸山，以达于西南。又西南，绵亘至三山而止于大江。此诸葛亮所谓龙蟠之势也。由钟山而右，近之为覆舟山，为鸡笼山，皆在六朝宫城之后。又北为直渎山、大壮观山、四望山，以达于西北。又西北为幕府、卢龙、马鞍诸山，以达于西，是为石头城，亦止于江。此亮所谓虎踞之形也。其左、右群山，若散而实聚，若断而实续，世传秦所凿断之处，虽山形不联，而骨脉伏地，隐然相属，犹可见也。” (19)
从孝陵所处的环境和地理条件来看，也完全符合形势派风水的要求。形势派风水要求帝陵建在龙脉之上，明代人认为龙脉中三大干龙里的南龙“旺气在南京，结为钟山孝陵” (20) ，使孝陵背靠干龙这一屏障，远通天下之祖山昆仑。孝陵坐落在钟山玩珠峰下独龙阜，玩珠峰在钟山主峰之下，为玄武象，形成钟山主峰—玩珠峰—独龙阜依次下降的地势，符合形势派风水中所说的“玄武垂头”之貌。孝陵东边的山为龙山，西边的山为虎山，形成青龙、白虎二砂，且龙山略高于虎山，符合形势派风水要求穴右侧之山要比左侧之山更有驯服之象的观点。孝陵陵穴正前方为梅花山，为帝陵的案山，梅花山低于龙砂和虎砂，有朝揖参拜之象；而梅花山以南江宁县内的天印山，是孝陵的朝山。近案远朝也符合形势派风水的要求。穴前偏西有前湖，为朱雀象，符合“朱雀翔舞”的要求。除此之外，穴前明堂处三道御河由东北流向西南，形成环绕有情之势，能将龙脉的生气锁住。从环境和地理条件来看，孝陵完美符合形势派风水的要求，从这也可看出孝陵是以形势派风水作为其规划理念的。独龙阜这种得天独厚的风水宝地也吸引不少寺观和墓葬选址于此，如东吴孙权葬于独龙阜前的梅花山，梁代名僧宝志禅师亦葬于此，梁武帝为之建开善精舍（即蒋山寺）和志公塔。朱元璋为独占这片风水宝地，先后将塔与寺迁至现灵谷寺所在地。孙权墓因在作为案山的梅花山而得以幸免。
孝陵的形制布局也体现了风水的要求。我国风水学是建立在传统的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八卦等学说基础上的，在孝陵的形制布局上我们也能看到很浓厚的讲究天人合一的意味。孝陵采用坐北朝南、依山建陵的古制，但在一些具体的形制上颇多创新，其形制为后来的明清陵寝奠定了基础。孝陵最有特色的是其神道，从下马坊到棂星门，随地形曲折，呈之字形，和传统陵寝那种贯通南北的直线型神道完全不同。孝陵神道依地势和山形设置了数个转折点：从下马坊向西再折北是陵园外郭城正门大金门和朱棣亲撰的“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从神功圣德碑再折向西北则是神道两侧的石像生，在石像生尽处即石望柱处神道开始绕梅花山而向正北延续至棂星门，在此神道两侧设石人四对，从棂星门后神道随山势向东北至内御河桥而结束。从空中俯瞰孝陵，可以发现孝陵神道和其陵宫呈现出北斗七星的形状，预示着天人之间的某种联系，“其与北斗七星的对应关系是明孝陵的大金门（碑亭后立，不计）约位于天枢，望柱约位于天璇，棂星门约在天玑，金水桥约在天权，陵宫门约在玉衡，孝陵殿约在开阳，方城明楼约在摇光。方城明楼之后是圆形的宝城宝顶，为朱元璋灵魂升天之处，圆形象征天，北斗与‘天’相连，以喻天体” (21) 。可见，孝陵独特的形制布局，蕴含着取法于天、天人合一的思想，象征着皇帝受命于天的无上权威。
明永乐七年（1409），明成祖朱棣命礼部尚书赵羾以及风水术士廖均卿等择地，选中昌平县黄土山为陵址，并封其山为天寿山，此后昌平一带就成为明代皇陵的所在，共修建了13座帝陵。根据形势派风水原则，天寿山一带风水绝佳。明十三陵坐落在天寿山南麓，东、西、北三面环山，中部为平原，山中有多条水流迤逦而下，形成向南开口的藏风聚气的吉壤；天寿山为燕山余脉军都山的分支，属昆仑山系，来源浑厚，是北干龙的结穴之处。清初梁份在其《帝陵图说》中说：“（天寿山）山崇高正大，雄伟宽弘，主势强，力量全，风气聚，穴道正，水土深厚，昆仑以来之北干，王气所聚矣。内则蟒山盘其左，虎峪踞其右，凤凰翥其南，黄花城、四海冶拥其后。外西有西山，东有马兰峪，群峰罗列，如几如屏，如拱如抱，如万骑簇拥，如千官侍从。其东、西山口，一水流伏，如带在腰，近若沙河、白水，远若卫漳、河江，若大若小，莫不朝宗。” (22) 从形势派风水来看，无论是龙、穴、砂、水、向各项要求，天寿山都属于风水极佳的“万年寿城”，非常适合作为帝陵的陵址。
明十三陵中最先营建的是成祖朱棣的长陵，长陵的营建奠定了其后诸陵的陵址和格局，其地位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就以长陵为例，简要分析一下长陵的风水形势。梁份《帝陵图说》云：“长陵在黄土山，一名康家庄楼子营，大明成祖文皇帝陵也。地脉接居庸而拔起，三峰中峰正干，蜿蜒奇秀而广厚尊严。土山带石，入脉之势，如骏马驰阪，如游龙翔空，方东倏西，矫腾中下，而趋入于寿宫。其正大端庄，居然垂裳，以临万国。北之主山，环列为障，如御屏，如玉扆，左右翼之。龙砂重叠，盘绕回抱。内明堂之广大，案之玉几，水之朝宗，无一非献灵效顺，无一非三百年之发祥流庆也。” (23) 梁份从龙、穴、砂、水等方面，简单描述了长陵优异的风水资源。长陵的陵址经过廖均卿等风水术士的精心选择，其周围环境可以说是形势派风水观最集中的体现。梁份说长陵“地脉接居庸而拔起”，居庸关属燕山山脉，长陵所靠天寿山为燕山余脉，远通太行山脉和昆仑山，地脉纯正深厚。长陵背靠天寿山主峰和东西二峰，三峰“蜿蜒奇秀而广厚尊严”，符合帝陵所需的风水形势；且中锋最高，与北辰星相应，符合紫微垣星局的格局，其尊贵只有帝王才能享用。天寿山不仅符合帝陵的要求，且巍峨端庄、厚重周正，如高大的御屏、玉扆耸立于陵后，具有俯览群山、君临天下的宏伟气势。从天寿山主峰到穴位地势依次下降，符合“玄武垂头”的格局，而且其落脉之势如骏马游龙、方东倏西，气象万千、迤逦而下，直至寿宫，犹如一条形态万千的长龙，具有无比尊贵之象。长陵左右之砂有重叠回环之妙，左则有蟒山盘绕，右则有虎峪伏踞，蟒山之外又有马兰峪，虎峪之外则有西山，群峰罗列，重重拱卫。长陵的水也很有特点，献度沟流水与老君堂流水构成了长陵的龙虎交合水，在陵前形成弯曲回环的态势，最后汇合其他几条支流，沿着蟒山往陵区东南方向流出，符合风水学中水须自然曲折以聚气的要求。
在形制布局方面，长陵大多依照孝陵惯例，但也有一些地方与孝陵不同。最明显的不同是在神道上，孝陵神道呈北斗七星状，这是孝陵的特色；而长陵的神道则依地形而略有弯曲，不似孝陵那般呈现明显的北斗状。在其他形制方面，因地理条件的不同，两者也有一些差异，如“长陵陵宫入口将孝陵文武方门改称陵门，将孝陵陵宫第一进院内所置具服殿、宰牲亭等移于陵门外之左右，院内增设龙趺无字碑和碑亭（恢复明皇陵无字碑制）”，又“长陵陵宫第二进院落与孝陵配置相同，但将第二进院落后孝陵长凸字形过渡空间加宽与前两院相同，取消孝陵与方城连接的八字墙而与宝城直接相连，形成真正第三进院落。院内取消孝陵方城前的御桥，增置二柱牌楼门和石五供” (24) 等等。
总的说来，明孝陵和十三陵的规划和形制布局，无不体现了风水学说方方面面的影响，特别是形势派的风水学，可以说是明代帝陵营建的指导原则。与理气派注重五行相生相克和方位、时辰的吉凶变化不同，形势派主要根据对山川形势的判断来选择陵址和做出设计规划，因此更加注重人工建筑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契合。帝陵的选址和营建，采用的都是皇家最高标准，因此往往在山川形胜之地建陵，刻意追求最完美的风水条件和环境质量，使帝陵成为人工建筑和自然景观的最佳结合。可以说，帝陵是带有理想性的景观，它是特定的环境意识的集中体现，是根据某种环境观而发现以及创造出来的典型的景观形态。它不仅集各种优异的环境条件于一身，也体现了某种超出现实环境的想象性的内容，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人对于人与环境关系的独特理解。